從大歷史看「一帶一路」（顏擇雅）

　　　　　　　　　　　　　　　　 2015年04月04日

因為亞投行，最近媒體上常出現「一帶一路」的字眼。

「一帶一路」代表中國將不再只是西望太平洋，也要南視印度洋，東顧中亞草原。這是中國恢復世界霸主地位的一次「大轉身」。



　　　　　　　　　 但中國真可藉由「一帶一路」，再次稱霸世界嗎﹖

伊安．摩里士《西方憑什麼》一書對「一帶一路」的歷史著墨甚多。它的第一次開通，就是歷史課本講過的「張騫出使西域」前後。在摩里士筆下，這對中國與歐洲都是大災難。漢帝國與羅馬帝國都從此苦於牧民入侵，疫病傳布，雙雙走上崩潰的路。

13世紀蒙古征服，「一帶一路」又再次大暢通。這次卻只有中國吃虧，歐洲則佔到便宜，因為歐洲從「一帶一路」獲得許多新科技，例如羅盤、印刷術等等，得以發揮後發優勢，超越中國，把今日世界變成西方主宰。

這麼說來，歐洲曾經嘗過「一帶一路」的甜頭，如今英、法、義都表態要加入亞投行，可說非常合理。




　　　　　　　　　　　　　　　　選擇錯誤加速崩潰

至於中國周邊國家，在歷史上本來就是「一帶一路」的受益者。多虧印度洋貿易，印尼在13世紀才有辦法建立輝煌的滿者伯夷王國。多虧中亞商貿，14世紀的蒙古人才能建立帖木兒帝國。

因此，南亞與東協國家都爭相加入亞投行，也不奇怪。

但是中國呢 ﹖歷史上「一帶一路」曾給中國帶來大量邊患，造成唐宋帝國的崩潰。歐洲發現新大陸，透過海路將美洲白銀源源送入明帝國，但也造成海寇肆虐，加速明帝國崩潰。

在乾隆搞「十全武功」的同時，西歐把眼光放更遠，去經營大西洋，才有辦法啟動工業革命。也就是說，清帝國花一大堆心思經營亞洲大陸，把西藏、新疆全吃下來，雖有利於確定區域霸主地位，卻也因此變得更封閉，整個錯失海洋時代。

這就有趣了，中國的「一帶一路」歷史經驗並不愉快。現在發起亞投行是幹嘛 ﹖

《西方憑什麼》所呈現的歷史就是一系列的瓶頸與選擇。選擇正確就突破，選擇錯誤就崩潰。歷史不會停在原點。中國這次想要主動打通「一帶一路」，一大原因是國內發展已遇瓶頸。這瓶頸跟唐、宋、明、清帝國遇過的瓶頸一樣，也是治理上的瓶頸，不是經濟的瓶頸。但前幾次，「一帶一路」都只加速中國崩潰，這次為什麼會不一樣？

文化工作者

http://www.appledaily.com.tw/appledaily/article/forum/20150404/36474975/從大歷史看「一帶一路」（顏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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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文明與美國強盛之基

儘管金融危機對美國造成了重創，美國的實力與國際地位有所下降，但美國尚不會就此衰落，其全球主導地位並沒有發生根本動搖，國內社會穩定程度也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美國還將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

對此，許多人並不懷疑。但在探討究竟什麼是保證美國最終擺脫衰退、煥發活力、保持強盛的原因時，大多數人往往將關注的重點放在了對美國經濟、軍事、外交、科技、教育等機制的分析上;也有不少人分析研究了美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在設計、運作上的特點，指出了制度安排與國家機制對維持美國強盛的重要性。上述這些研究無疑都是涉及美國強盛的重要方面，但這還不足以勾畫一個完整的美國，不足以說明美國強盛的深層次原因。要認識美國、說明美國，還必須深入美國社會內部，挖掘美國強盛的根基。這個根基往往不易為人察覺，尤其不易為中國人察覺，這就是美國的宗教。

這一點對許多中國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有人可能會問，美國是當今世界上經濟最富有，科技、教育最發達，軍事最強大的國家，在這樣一個世界上物質文明最發達的國家，宗教能有什麼樣的地位?美國難道不是世界上最推崇金錢的“金元帝國”嗎?美國難道不是一個拼命鼓勵物質消費、講究物質享樂的國家嗎?美國難道不是一個在世界上依仗自己的實力，到處追逐利益的霸權國家嗎?在美國，宗教究竟是一種真實的信仰，還是一種虛偽的說教與表演?這些問題是許多人在認識美國、瞭解美國時常見的困惑。其實，美國是一個以宗教立國的國家。沒有宗教，就沒有美國。評價美國的昨天、分析美國的今天、預測美國的明天，都離不開宗教。談美國而不談宗教，是不全面的;談美國的強盛而不談宗教，沒有抓住問題的實質。

                   宗教是美國的立國之本

雄厚的群眾基礎、廣泛的社會存在。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美國人的宗教觀是最強烈的，進教堂的比例是最高的。曾經長期居於西方文明中心位置的基督教，在21世紀的歐洲各國普遍處在衰落之中，但在美國社會的影響力不減當年。根據蓋洛普和皮尤研究中心2007年分別所做的調查，美國人口中92%的人相信上帝或某種宇宙神的存在，71%的人確定上帝絕對存在;74%的人相信人死後有來世;63%的人認為聖經是神的話語，其中半數以上的人相信聖經句句都是真理，應當逐字逐句地去理解;56%的人認為宗教在他們的生活中很重要，44%的人每週或幾乎每週都去教堂禮拜;58%的人說他們每日祈禱，31%的人說他們至少每月都會收到上帝對他們禱告的回應;①69%的美國人認為美國總統有很強的宗教信仰。②美國這個世界上的頭號發達國家，宗教色彩竟如此濃厚，這讓絕大多數歐洲人都感到驚訝。

作為美國社會中最重要、最廣泛、最活躍的力量之一，宗教與美國人生活的各個方面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正如美國神學家尼布林所說，美國“是世界上最世俗的國家，也是宗教性最強的國家。”法國著名學者亞曆克西斯·托克維爾(AlexisdeTocqueville)在一百多年前赴美國考察民主制度時，對於美國社會中無處不在的宗教影響有著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在《論美國的民主》一書中寫道：“我一到美國，首先引起我注意的，就是宗教在這個國家發生的作用。我在美國逗留的時間越長，越感到這個使我感到新鮮的現象的政治影響強大。”“世界上沒有任何國家像美國那樣，基督教對人的心靈保持如此巨大的影響，此外，也沒有哪個國家能像美國那樣，能證明基督的效用和符合人性，這個國家是世界上最開明和最自由的國度”。③法國作家繆拉(AchilleMurat)也說：“沒有哪個國家像美國一樣，擁有對宗教如此虔誠的人民，以至他們在外國人眼裏顯得太過分了。在美國，宗教社團的數量多得著實令人驚歎：其中有一些分發《聖經》;散發小冊子;鼓勵發行宗教期刊;勸化、教育未開化的人並使其皈依;使傳道士成家;照顧他們的遺孀和孤兒;宣講、弘揚、淨化、維護、改良這一信仰;建造小教堂、資助會眾、支持神學院;向海員、黑人和蕩婦傳道並勸其皈依。”④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凡有美國人的地方，必有宗教。

如果瞭解了以上事實，就不難理解美國的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基礎上的文明，是十字架的文明。基督教對於美國不是可有可無，而是須臾不可或缺。離開了基督教，美國和美國文明都將不復存在。

獨特的歷史根源、“神聖的”建國理念。基督教對美國的形成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美國對於基督教(主要是基督教新教)而言，也有著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殊意義。美國不是一個由某個主體民族或某些民族基於血緣關係、地理位置、語言文字、生活習性等因素集合一起而形成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基於為了保持某種強烈的宗教信仰理念而建立的國家。對此，美國學者奧爾森曾經說過：“當清教徒在17世紀自動離開英國的時候，他們尋找的是一個新世界，可以不受不虔誠的皇權和不純潔的國家教會的阻擋，在那裏建立這種基督教聯邦。他們認為北美是應許之地，所以為了神與神的國度，他們要佔領北美。”⑤

基於這個目的，17世紀初，一批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清教徒們橫渡大西洋來到北美，滿懷強烈的宗教激情，以“被上帝揀選的子民”(上帝選民)的身份開始在北美殖民地這塊“被上帝揀選的土地上”(揀選之地)實現其宗教理想的實驗。因此，美國的建立和將“美國人”凝聚在一起的不是血緣、不是語言文字、不是家族的歷史，而是宗教信仰，這是美國極為特殊、極為顯著的“國情”。不瞭解這一點，就無法理解宗教在今天美國社會中的作用。在美國建國之前，生活在北美殖民地的主要是滿懷宗教激情的清教徒，清教徒的主要目的是按照聖經的原則，開展“神聖試驗”，建立“山上的城”，向世人彰顯“基督的光明”。

所謂“清教徒”，是對英國國內不信奉國教的基督徒的簡稱。16世紀後期，基督教新教中的安立甘教會(聖公會)被英國王室確立為英國國教。但一些教徒認為，英國國教中存在著天主教的陳規陋習，應該加以清除。持這種觀點的人被稱之為“清教徒”。對此，英國國教和政府認為，任何反對官方信仰的行為都是不可容忍的。不信奉國教，抨擊國教的清教徒是異教徒，必須使用各種手段對其進行懲罰。於是宗教迫害的狂潮在英國大行其道。英國國教與政府使用威脅、監禁、絞刑、驅逐等各種殘暴手段鎮壓清教徒。在高壓政策下，拒不放棄信仰的清教徒被迫大批逃離英國並最終離開歐洲移居北美。

這些來自英國和歐洲大陸的清教徒移民的共同特點是：他們移民到北美不是因為經濟原因、政治原因，也不是因為自然災害原因，而是因為宗教原因。他們是地地道道的“宗教移民”。他們從踏上北美大陸的第一天起，宗教作為他們生命中的DNA就發揮著巨大的作用。作為堅定的加爾文主義者，清教徒強調人類的罪惡，相信“預定論”，認為《聖經》才是信仰的最高權威，任何教會或個人都不能成為傳統權威的解釋者和維護者，主張簡樸的宗教禮拜儀式，提倡“勤儉清潔”的生活，遵守嚴格的道德準則，守安息日，嚴禁星期天勞作或進行娛樂活動。

1698年，麻塞諸塞灣、普利茅斯、康乃狄格和紐黑文等清教徒殖民地的教會召開了第一次宗教會議，通過了《劍橋宣言》，明確了教會自治的管理原則，主張教會可以由信徒參加管理，牧師可以由信徒民主選舉。當時這種具有民主色彩的教會管理模式主要是為了克服英國國教集權體制的影響，但它對後來美國政治制度的結構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到17世紀中期，已有幾萬名清教徒從美國移民到了北美。這些清教徒恪守禁欲主義，富有冒險開拓精神，把嚴格自律的生活、勤勉的工作和對事業成功的不懈追求，視為對自己神聖信仰與職責的檢驗。他們堅信，他們正在進行的努力可以實現上帝的計畫，促進教會的興旺發達。清教徒這種為上帝效勞、努力進取、自我奮鬥的精神與後來美國人性格特徵的形成有著密切的關係，其信仰和實踐中的一些重要的原則——尤其是原罪說、契約論、《聖經》權威說、公理制及選民觀都對日後美國人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產生重要的影響。

由於其神學思想及教義與英國國教聖公會的嚴重對立，必然導致北美殖民地人民與英國政府統治者關係的惡化，離心傾向嚴重。隨著北美殖民地人民與英國政府在具體利益上的衝突，雙方在宗教、政治、經濟、社會等方面的矛盾交織在一起，越積越多，最終引發了獨立戰爭。但早期清教徒為了創立一個能體現上帝意志的“神聖共和國”的理念及其在北美殖民地的實踐，無疑為北美人民贏得獨立戰爭提供了思想上的準備、信仰上的基礎。因此，美國從一開始就是一個是建立在基督教教義之上、為基督教意識形態所驅動、以實現基督教理念為目標的國家。基督教(主要是新教)的價值觀是推動美國建國的原動力，也是美國建國以後主導其政治經濟與社會生活的核心力量。

           宗教是美國的精神支柱與道德基礎

凝聚力的核心、“格式化”的標準。宗教在美國最重要的作用有兩項:一是作為美國人的精神支柱與道德基礎;二是為美國社會提供慈善服務。這兩項功能都具有不可替代性。

美國是個移民國家，美國人來自世界各地，具有各種文化背景，但美國社會並沒有因此而陷於分崩離析、四分五裂的狀態。相反，美國人無論其祖先來自何處，膚色如何，使用何種語言，只要他們來到美國，成為了“美國人”，絕大多數人都會表現出強烈的愛國心。這一點，對一個由血緣、膚色、語言、文化、生活習俗非常不同的移民組成的國家來說，是極其難能可貴的。將形形色色的移民及其後裔凝聚在一起，使其成為具有統一道德標準與價值觀的“美國人”的法寶是什麼?是基督教及其倫理觀。

美國建國以後，統治美國社會的各類精英非常清楚，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美國人來自世界各地。源源不斷的移民不僅帶來了不同的膚色、語言、文化，而且帶來了不同的信仰與價值觀。因此，凝聚力與向心力對社會的穩定與民眾的團結、對美國的存在與發展至關重要。但要在由來自世界各地移民組成的美國人中尋求“原生態”的共同點，又幾乎是不可能的。然而，沒有一套絕大多數人認可的、占主導地位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社會就無法維繫，國家就無法正常遠轉，這是一條任何國家都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於是，在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熔爐裏，美國社會樹立了一條“熔所有外來移民于一爐”的標準，這就是基於基督教傳統與聖經原則的價值觀和道德標準。這個辦法猶如以一台電腦的作業系統為標準，對其他所有聯網的電腦進行“格式化”。被“格式化”的“電腦”，不管原來是什麼樣的系統，都不會發生相互對話時的“不相容”。因為所有的人都知道，如果一個社會的倫理道德觀、是非標準是混亂甚至相互矛盾的，這個社會根本無法維持。而在美國，社會公認的主流價值觀與道德標準的基礎在建國之前就已經被選定為基督教了。凝聚了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精華、體現了以聖經為基礎的基督教倫理原則的價值觀、道德標準，自然而然地成為了美國社會的唯一選擇。因此，一個人是否為標準意義上的“美國人”，並不是看這個人是否持有美國護照，是否能說流利的英語，而是看這個人是否能夠融入美國社會，接受美國的價值觀、認可美國社會的道德標準。

在現實生活中，無論是剛剛進入美國社會的新移民，還是出生在美國的本地人，無論背景如何，信仰什麼，要想正常生活，只能接受源於基督教的價值觀與道德標準。這是由價值觀與道德標準的實用性和不可空缺性決定的。儘管一個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可以在思想上拒絕甚至批判美國的價值觀與道德標準，但在美國的社會實踐中，卻不能不使用這套標準。宗教的道德督導和教化在美國社會現實生活中的指導意義遠遠超出了宗教信仰本身。美國人可以選擇不同的宗教，可以不相信宗教，可以從法律上強調政教分離，但卻無法在現實生活中拒絕基督教的道德規範。受到官方推崇的基督教道德規範在美國事實上具有某種正統意識形態的色彩。無論是基督徒還是其他宗教的信徒，無論是在美國出生的人還是剛剛到來的新移民，無論是青少年還是成人，都無法改變與基督教傳統相關聯的道德規範和倫理觀。作為個人，你可以不相信、不遵守甚至否認或批判基督教的道德倫理，但要在美國社會另搞一套與基督教毫無關係的道德體系，幾乎是不現實的。因此，最終不管你信仰什麼，來自非洲還是拉美，你只能“入鄉隨俗”地加入到使用這套標準、維護這套規範的美國大眾中去，否則，你就無法在美國社會生存。

美國學者喬治·馬斯登說，“美國的文明很大程度是由一系列新教價值觀組成的，孩子自幼就被教義按規則來做遊戲，每個人都知道《十誡》、勞動的價值、及德有所報。”⑥每當周日來臨，虔誠的基督徒總要帶著子女到教堂做禮拜，孩子們要去教堂開辦的主日學校。主日學校是系統地講授宗教知識與培育宗教道德的基地。從學齡前到高中，主日學校根據孩子的年齡，分成不同的班級。哪里有教會，哪里就有主日學校，主日學校是教會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對美國兒童與青少年道德觀的形成影響最大的，除了家庭之外，就是主日學校了。聖經中的《十誡》既是基督教的信仰，又包含了社會道德規範的基本內容，如“要孝敬父母”、“不可殺人”、“不可盜竊”、“不可姦淫”、“不可說謊”等。此外，“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愛護生命”、“愛你的鄰居”等基督教宣導的基本信條，也早已融入了社會道德規範之中。

宗教的道德教化從一個人的童年開始，以各種形式不斷強化這些規範。當一個人成年後，與基督教價值觀相連的道德規範又成為衡量和監督人的品行的終生不可改變的標準。除了青少年道德教育之外，宗教的道德教化還表現為對特殊群體的工作上。在監獄、無家可歸者中心、戒毒所、愛滋病救助醫院，以及遍及全球的美軍基地中，都有牧師和傳教士的身影。儘管宗教的道德教化不是萬能的，教會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美國社會中的各種問題，但如果沒有教會、沒有牧師，美國社會的情況只能更糟，矛盾只能更加尖銳。

從道德督導的效果上看，在向民眾提供社會的道德規範和核心價值方面，宗教組織的作用有其獨特性。教會把一切問題都與宗教信仰掛鈎，然後從宗教立場出發，用傳統的宗教道德標準進行衡量。這樣，“你應當如何”或“你不應當如何”等與道德有關的問題就具有了一層濃厚的宗教色彩。通過這種方式，人們對神的敬畏和對社會道德規範的認可融成了一體，道德問題與宗教說教被自然地聯繫在了一起。關於道德問題的宗教說教不是法律，沒有強制性，但卻具有比法律更加特殊的權威性，可以從內心深處有效地制約人的行為，影響個人對家庭、社會和公共生活的態度。儘管宗教表面上不干預法律和行政，也無法左右社會輿論，但宗教通過對個人道德觀念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支配著家庭和社會的風貌。從這個意義上說，美國的確可以說是一個“上帝治下的國家”(anationunderGod)，基督教長期在美國大行其道，美國則是基督教傳統道德的受益者。有了這樣一種基督教傳統的精神支柱與道德標準、價值觀，由文化背景形形色色的移民組成的美國社會，才能在道德問題上形成共識，有一個為大多數人認可的道德規範。整個社會在極力崇尚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的同時，才有可能宣導合作與自律、宣導平等與正義、宣導愛心與幫助、宣導責任與使命。在貧富懸殊、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社會中，道德規範和“精神文明”才會代代相傳。正如美國當代政治學家肯尼士·沃爾德說的那樣，“從某種意義上說，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

正因為如此，普通美國人對基督教傳統的維護，除了少數人是從神學教義出發要做基督教的“衛道士”，更多的人首先不是出於神學的思考，而是出於對自己生活方式及與其關聯的價值觀的維護。日復一日，生活在“民族大熔爐”中的美國人在各個層面上進行的各種形式的“為自己也為社會”的“化異為同”的努力，最終彙聚在一起，提高了美國社會的凝聚力。一個生活在美國、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體系、價值觀與倫理觀的人，不會覺得自己是美國社會的外來人，而會認為自己是這個社會中的一分子。信仰、責任感、愛國心與道德標準會高度有機地統一，美國社會穩定與繁榮的基礎，正植根於此。

這也是為什麼自從清教徒來到北美大陸後，無論北美大陸的政治與社會發生了什麼變化、無論北美宗教內部各派力量如何興衰消長、無論是獨立戰爭之前還是建國之後，美國人以基督教傳統作為社會公認的價值觀與道德基礎的標準從來不變。對美國人來說，是否信仰基督教，不僅意味著宗教上的選擇，而且意味著道德標準與生活方式的選擇。美國著名社會學家理查·紐豪斯說，“關於美國的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在美國人自己的概念中，他們大多數都是基督徒，他們和許多非基督徒都認為，美國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猶太—基督教道德”。美國的歷史不長，但作為美國社會道德基礎的基督教傳統卻源遠流長，它是西方文明在北美大陸“美國化”的結果，是美國國情的一大特色。

這種帶有美國特色的基督教傳統，是美國人的精神支柱、道德源泉，也是美國人最引以自豪的、最重要的思想資源。歷次經濟危機、兩次世界大戰、“9·11”恐怖襲擊，都沒有動搖美國人的自豪感、自信心與凝聚力。所有這些打擊與挑戰，都未能動搖美國人的精神支柱與信仰體系，美國社會的價值觀、道德標準沒有改變，更沒有崩潰。美國人在信仰上沒有喪失方向，在精神上沒有被打倒，在理念上沒有失去自信心，在國內沒有喪失向心力與凝聚力;美國克服困難，重振雄威的意識形態資源未受損失。有了這個基礎，美國的政治、法律制度可以自行糾錯;經濟、軍事、科技可以得到提高與發展。而這一切的基礎往往不易為外人所察覺。

其實，對於宗教在構建美國精神支柱、價值觀與道德體系中的作用，美國的統治者從美國建國之初就曾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們作為國家的管理者，自覺地把基督教當作國家的立國之本，當作國民道德的基礎。首任總統華盛頓曾經說過：“我們應當告誡自己不要耽於幻想，認為道德沒有宗教也能維持。儘管良好的教育對於特殊結構的意識可能有所影響，但根據理智和經驗，不容我們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則的情況下，國民道德仍能普遍存在。”他還認為，“在導致政治昌盛的各種意向與習慣中，宗教和道德是必不可少的支柱。”第二任總統亞當斯把基督教當作維持美國自由體制的根基，他說：“除非美國公民的道德行為以基督教的信條為引導，否則美國將難於維持自由體制”。第三任總統傑佛遜表示：“我沒見過比基督教更好的道德”。美國後來的總統也都以不同方式肯定過基督教在構建美國道德中的重要作用。離開了基督教，美國的精神支柱與道德基礎將不復存在。

“天定命運”看世界、永踞道德制高點。在將美國人凝聚一起的同時，建立在基督教傳統基礎之上的美國道德體系也有另外的一面，這就是為美國人樹立了“美國是上帝祝福的國度”，“美國人要將世界領向善”的天命思想和使命感，讓美國人力圖在全世界永遠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上。這一點對理解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全球戰略的宗教動因非常重要。這是美國人從殖民地時期清教徒先輩繼承下來的傳統，它來源於基督教的選民意識、救世主義和清教徒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天命意識。美國人從基督教信仰與道德的角度出發，堅定地認為美國是上帝的國家，是上帝選中、受上帝祝福、體現上帝榮耀的國家。美國負有上帝賦予的使命，體現著上帝的意志，要做世上的鹽和光，要將基督教文明推到全世界，做全世界的領導者，要將世界引向光明和善良。經過基督教教會與美國政治領導人的反復強調，“上帝選民”、“美國偉大”、“傳播基督教文明”、“拯救世人”等一整套“天定命運”觀念逐漸成為一種美國人特有的、宗教性的自我感覺和意識，決定了美國建國以後對外政策的主調。儘管世界其他國家對此並不認同，認為這是一種“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思想，但美國人對此從不隱諱，從不改變。長期以來，學界流行的所謂“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是貫穿美國外交政策的兩條主線”的說法中，“理想主義”的宗教根源，蓋出於此。

               宗教是美國社會服務的支柱

市民社會的主力、社會矛盾的消音器。除了作為美國的精神支柱與道德基礎之外，宗教在美國社會中的另一項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社會服務。如果說宗教道德對社會的影響是一種無形的存在的話，那麼，走遍美國城鄉，任何有人群的地方，宗教機構的社會服務都隨處可見。社會服務是一種與民眾的生活密切相關的、實實在在的、有形的資源體現，宗教機構通過其龐大的組織網路可以有效地徵集豐富的人力、財力，將其用於社會的需要。作為社會服務的受益者，首先是弱勢群體，同時包括整個社會。民眾在接受宗教機構服務的同時，也以各種方式積極參加和支援宗教機構的社會服務。美國的強盛，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有一個相對獨立的市民社會，市民社會的活力與動力無需政府操心，而市民社會中最大、最有實力的組織就是宗教團體。宗教組織掌握著美國市民社會的主要資本，在為美國民眾提供慈善服務的同時，極大地緩解了社會的衝突與矛盾，從根本上維護了美國的整體利益。

“宗教是慈善之母”，對宗教機構來說，提供社會服務是實踐宗教教義不可缺少的內容，也是在社會中發揮和擴大宗教影響的必然手段，也是體現宗教價值的最主要、最有效的途徑之一。美國各個教派，不論大小，都把開展社會服務、從事慈善活動作為自己的天職，全力以赴地投入其中。有的教派(如“救世軍”)還將慈善活動定為自己最主要、最基本的工作。提供公益服務也是廣大教徒發自內心的願望。對信仰虔誠的教徒來說，積極參加社會服務、向慈善事業捐贈自己的時間和金錢，是對宗教信仰和道德原則的最好實踐;樂善好施，幫助別人，是愛心的具體體現，因而也是一種極大的精神滿足和享受。教會機構組織的社會服務，為教徒個人體現愛心創造了機會。按照基督教的教義，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不僅要“愛上帝”，而且要“愛鄰人”，愛一切生命，要做一個“好撒瑪利亞人”。19世紀美國長老會的佈道家查理斯·芬尼曾經指出，“上帝恩寵的證據是一個人對他人的樂善好施。”許多篤信上帝的美國人從基督教信仰出發，把助人看作是淨化靈魂、道德昇華的過程，把通過行善宣傳上帝的博愛作為他們畢生的追求。基督教之所以能夠對美國社會產生巨大影響，原因之一就在於它有這樣一個能夠自覺體現愛心的、廣泛而強大的群眾基礎。

宗教機構提供社會服務的具體途徑是興辦慈善機構。幾乎所有的教派都設立了自己的慈善機構。地方宗教團體還有許多針對當地教區或社區的某些專門問題的服務機構。宗教機構在民眾支援下所提供的社會服務幾乎包括了社會需要的各個方面，呈現出全方位、多層次發展的特點。只要有社會需求，針對這項需求的服務就會應運而生。宗教慈善機構在文化與教育發展、醫療與衛生援助、婦女與兒童權益保護、老年人服務、法律援助、家庭服務、發展文化藝術、消除貧困、預防犯罪、社區發展與改造、幫助移民與難民、幫助少數族裔、環保、反對酗酒、毒品與愛滋病、解決無家可歸者、國際救濟援助等方面都發揮著十分重要的作用，是美國各種社會力量中戰鬥在社會問題第一線的主力軍。

宗教機構之所以能提供全方位的社會服務，因為宗教組織是美國社會所有非營利機構中最大的財富擁有者。正是由於有了充足的資金，教會組織才有能力提供廣泛的社會服務，才能雇傭和動員大批的人力，長年累月地廣泛開展慈善活動。1996年，美國約有各種宗教機構35萬個，這個數字僅占美國全國所有非營利機構總數的20%、所有慈善機構總數的30%，但其獲得的捐款占全國慈善捐款總額的60%，義務工作時間(志願者捐獻的時間)占全國總額的40%，相當於240萬個全職雇員的工時。宗教機構當年的收入約為770億美元。宗教組織本身雇傭的工作人員超過了100萬人。這個數位幾乎等於美國所有從事社會服務的非宗教機構就業人員的總和。

宗教機構還有一個重要而巨大的潛在資源，即志願者及其捐獻的義務服務時間。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正在把投身慈善事業、為社會做善事看成是一種人生成長的必要修煉、一種文明與進步的表現。為慈善事業做志願者正在成為一種社會時尚。據1998年統計，大約56%的美國成年人(1.09億人)有過做志願者的經歷。其貢獻相當於900萬個全職雇員，199億個工作小時(平均每個志願者每週義務工作3.5小時)，創造價值2250億美元。對於大學生和研究生來說，做義工比捐款對他們來說更有吸引力，更為現實。各宗教慈善機構為各項社會公益事業、社區服務和海外救助活動徵募到的志願人員越來越多，以至於美國國會正在討論是否應給“以信仰為基礎的組織”提供財政補貼，以把某些現有的政府專案轉交宗教機構負責，使教會組織能通過志願人員以最低的成本完成更多的社會服務專案。

對於宗教機構社會服務的作用，美國社會學家南茜·安默曼認為，教會是“社會資本的源泉”，是“參與更大範圍的社會秩序的重要途徑”。美國全國城市復興委員會的威廉·高爾斯頓對宗教組織在城市發展中的作用的評價更高，他認為宗教組織是“文明社會的支柱”，它的社會服務“涉及的人數超過了美國人口的一半以上”，宗教組織“對那些收入甚微、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特別重要。”

需要說明的是，宗教在美國社會上能夠提供各項慈善服務，是與美國政府的政策扶持分不開的。美國政府根據以往自己在興辦社會福利事業方面的經驗，深刻認識到由政府投資解決社會問題、滿足社會需求的做法遠不如鼓勵民間機構辦慈善的效果好，宗教機構是民間慈善事業的核心，對宗教機構的支持，就是對民間慈善事業的扶持。從更深層的意義上看，宗教慈善開展的越好，美國的社會矛盾越會得到緩解。正是基於這種考慮，美國政府對宗教組織開展慈善的支援就是一種自覺的，符合政府利益的必然結果。多年來，美國政府在對待宗教組織和宗教慈善機構的具體政策上堅持兩點：一是堅持給予宗教團體及其所屬的各類慈善機構免稅的待遇;二是允許納稅人把向宗教團體及慈善機構的捐款列入抵稅部分。這樣，一個人如果不想繳納過高的個人收入所得稅，可以把一部分收入捐獻給慈善機構，在扶持慈善事業的同時，得到抵稅證明。許多有錢人為了避稅，同時也是為了贏得好的社會名聲，往往不惜拿出鉅資成立私人基金會，或捐款給享有盛譽的宗教機構的基金會。宗教組織能夠成為美國人捐款的最大接受者，美國政府的稅收政策起了很大的調節作用。

                     美國的政教關係

兩項原則堅持不變、制度安排實用合理。美國沒有專門的宗教立法，但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有關宗教問題的表述，可以說是美國政教關係最主要、最根本的法律基石。這句話是：“國會不得制訂設立宗教或者限制其自由實踐的法律”。憲法第一修正案之所以如此重要，就在於它確立了處理政教關係問題的基本原則，這就是政教分離原則與宗教自由原則。在美國這樣一個宗教信仰者人數眾多、教派組織複雜、具有不同宗教與文化背景的移民源源不斷地湧入、傳統的基督教影響極其廣泛的國家，政府、教會與社會能處理好政教關係，不能不歸功於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的兩項原則。在兩項原則確立二百多年後的今天，美國社會各種矛盾遠比18世紀複雜的多，但憲法第一修正案確立的兩項原則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宗教領域是美國社會矛盾最少的領域之一，這不是一種偶然的結果。

美國的歷史無法與任何歐洲國家相比，但在政教分離的徹底性方面，卻遠遠超過了歐洲各國。按照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規定，無論是聯邦政府還是州政府，都不能設立官方教會(對聯邦政府來說是“國教”，對州政府來說是“州教”)，這一條深入人心。這就保證了政府對各教派、教會的中立地位，保證了各派宗教團體的平等地位，從根本上消除了曾給歐洲人民帶來巨大痛苦的宗教衝突和宗教迫害，避免了因宗教原因造成的社會分裂。儘管由於歷史的原因，美國的大教派與小教派、新興教派與傳統教派、主流教派與非主流教派、白人教會與少數族裔教會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不平等，在美國建國前和建國初期，還發生過較為嚴重的宗教迫害，某些宗教與教派(如天主教、摩門教等)曾長期處於社會的邊緣，但正是由於政教分離原則的實施，這些歷史上的消極因素才沒有擴大並發展為美國社會中不可消彌的裂痕，沒有成為影響國家穩定的隱患。同時，由於政教分離導致的宗教非政治化,從法律上割斷了宗教與政權的政治交易關係，使以宗教或教派劃線、用宗教標準區分公民社會等級的做法難以為繼。從而為在多種宗教共存的社會中真正實現宗教信仰自由，為處於少數地位、弱勢地位的教派改善自身狀況創造了條件，使不同教派、不同文化背景人民的和睦相處成為可能。

另一方面，政教分離使美國各級政府與在美國社會中佔有了明顯優勢的基督教新教保持了距離，使任何勢力強大的宗教或教派作為政治實體干預政治、參與政府決策的合法性都不存在;使世俗政權的更迭和宗教組織內部的變化不致相互影響，大大減少了社會動盪的可能性。從這一點上說，美國的政教分離原則無疑是美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一項重大成就，是美國政府鞏固政權、維護社會穩定、成功地處理宗教問題的不可缺少的武器。正因為如此，歷屆美國政府和國會雖然有著黨派和時代的差異，但對政教分離的原則從未有過懷疑。儘管絕對的政教分離是不存在的，但由於美國社會在政教分離原則上的共識，政教雙方總的來說是遵守政教分離這個大原則的。

與政教分離原則相輔相成的是宗教自由實踐，這是憲法第一修正案另一項基本原則。在以基督教為傳統的美國，強調宗教的自由實踐，其實質不僅是為了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而且也是為了維護社會公共利益和國家利益，關鍵在於如何把握自由實踐的尺度。

從美國政府的角度看，政府對宗教組織和教徒的宗教實踐(行為和活動)主要採取的是不指導、不壓制、不介入、不裁判的態度。政府唯一要做的是禁止宗教團體和個人損害公眾利益。當雙方發生衝突時，政府有權採取措施維護國家與公眾利益，政府採取的任何干涉宗教自由實踐的措施都是有條件的，都要受到法律的嚴格監督。最高法院和州法院對政府此類行為的法律監督一般是從嚴的。而當公民個人的宗教實踐與國家利益發生衝突時，法律監督則傾向於從寬(例如，向國旗致敬問題、拒服兵役問題等)。這就使掌握了強大國家機器的政府不能藉口維護公共利益而隨意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而當政府需要維護公共利益不得不與宗教團體或教徒發生衝突時，法律首先把宗教團體視為普通的公民來對待，雙方的矛盾是以政府為代表的多數人與損害公共利益的少數人之間的利益調節問題(例如安息日停業法)，這就避免了政府行為的宗教因素。

從宗教團體與教徒個人的角度看，宗教自由實踐原則保障了公民的基本權利，正是有了這種保障，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種族背景的美國人才能確立對國家的認同和忠誠，宗教才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成為個人的私事、個人的自由選擇。

美國社會生活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使宗教自由實踐不可能不與社會公共利益發生矛盾，尤其是當宗教的自由表達已經泛化時，這種矛盾更為突出。但由於法律對政府的嚴格約束與監督，憲法第一修正案對宗教自由實踐的規定總的來說是保護而不是限制了公民的權利，從效果上看，鞏固和促進了社會的穩定。

規範關係依靠法律、政教互動遵守程式。從法律上說，美國實行嚴格的政教分離。根據這一原則，美國政府中沒有宗教組織的代表，國會中不設宗教組織的席位，政府、司法系統與宗教組織毫無關係，國家財政不負擔任何與宗教有關的開支，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美國是一個政教分離的國家。但政教分離的實際含義是指政府與宗教組織的分離，不是政治與宗教的分離。在現實生活中，政治與宗教是無法分離的。正如托克維爾說的那樣，“宗教在美國不直接參與社會政治，但它卻被看成是國家政治機構最主要的部分”。

事實上，宗教在美國社會中的影響無所不在。從美國建國之日起，美國的政治領袖對這一點就有著清醒的認識。華盛頓、傑弗遜、佛蘭克林、林肯等都希望宗教能夠發揮道德基礎和社會凝聚力的作用。美國政治家在競選活動中無一不是使用各種手法，儘量贏得宗教團體的支持。面對90%以上的美國人聲稱相信上帝、參加宗教活動的美國人超過了參加美國社會中其他任何組織活動的人數這一事實，任何人要想在美國政治鬥爭中取勝，都不能無視美國社會中這個強大的社會力量。作為社會資本的最大佔有者和最主要的社會網路中心，宗教擁有影響政治的網路組織體系，教會是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動員群眾的最好形式。教會的網路結構可以使宗教在看似無序的茫茫人海中極為有效地使用社會資本，對包括政治在內的各種社會問題迅速做出反應。所有這些，使宗教對政治的影響成為了一個以何種方式、在何種程度上進行的問題，而不是一個是非或能否的問題，但影響的方式必須合乎法律。

儘管如此，美國二百多年來的政教關係基本上是正常的，這不是因為政教雙方沒有矛盾，而是因為雙方在發生矛盾時，能夠通過法律手段調節關係，處理糾紛。宗教立法的完善與政教雙方對法律和司法程式的尊重，保障了政教關係的問題可以在平等的基礎上以代價最小的方式解決。儘管對處理政教關係有極大影響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變化的，但最高法院的判決結果是受到社會的認可的，最高法院本身對維護政教分離與宗教自由實踐兩項原則的態度是明確的。事實證明，二百多年來，美國堅持運用法律手段而不是行政手段或其他手段尋求解決政教矛盾、處理宗教問題的做法是成功的，為現代法治國家實行政教分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無論在美國國內還是國際上，都是得人心的。

                   美國的精神競爭力

美國的強盛有很多因素，體現美國強盛的外在形式是各種各樣的硬實力。宗教不是美國的硬實力，但卻是美國一切實力的根基，是美國之所以獨立為國家的原始動因。美國自建國以來，以宗教信仰為立國之本，以宗教倫理為道德標準，政府一切政策必須合乎宗教教義的原則。政府與宗教為二元體系，政府負責世俗事務，教會提供精神產品(包括教化民眾、凝聚民心等)。政教之間嚴格分離又配合默契。面對人數眾多、背景複雜的移民，歷屆政府無不千方百計取悅宗教團體與宗教信徒(美國選民)，以期獲得民眾對政府各項政策的支持。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美國民眾的主體均為宗教信徒(基督教)，宗教影響之廣，無處不在;勢力之大，無可匹敵。任何人要在美國掌權，絕不可忽略宗教因素，更不可與宗教為敵。這是美國國情中最重要的特色，但卻往往不為人所重視。

由於宗教信仰是美國人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內容，美國政府在國內大力保護宗教信仰自由，以各種方式支援宗教組織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積極性。美國社會的慈善服務事業，幾乎被教會“承包”。教會一邊忙於宗教教務，一邊忙於社會服務。國家、社會、教會、家庭、個人均為受益者，維持這個模式的資源來自教會及美國人的宗教信仰。這個模式自建立以來，一直處於良性迴圈之中，很少受外界因素的干擾，但卻是美國社會與美國民眾須臾不可缺少之物。美國宗教的這兩大功能(道德基礎與慈善服務)，無可替代。無論國際上發生什麼，美國宗教的這兩大功能都不會發生大的變化。分析美國是否強盛，應由此開始。只要美國宗教的這兩大功能沒有喪失，美國就不可能徹底衰落。

為順應國內宗教選民的需要，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要務是輸出美國的宗教價值觀與理念，在世界上爭奪道德制高點。惟有如此，美國方可最大限度地謀求國家利益，並使美國的一切海外行動具有神聖性、正義性。正如雷根總統所說的，“雖然美國的軍事實力是重要的，但我在這裏要補充一點：我始終確信，當前為世界而進行的抗爭從來不取決於炸彈或火箭，也不取決於軍隊或軍事力量。我們今天所面臨的真正危機是精神上的;從根本上說，它是對道德意志與信仰的檢驗”。

美國在國際上最為重要的目標是爭當世界各國的楷模與領袖，是做國際規則的制定者與維護者。精神競爭力是美國的第一競爭力。

注釋：

1.這裏綜合了皮尤研究中心和蓋洛普兩方的資料，見ThePewForumonReligion&PublicLife,"U.S.ReligiousLandscapeSurvey",http://religions.pewforum.org/reports#;及Gallup,"QuestionsandAnswersAboutAmericans'Religions",Dec.24,2007。

2.ThePewForumonReligion&PublicLife,"ReligioninCampaign'08",Sept.6,2007,http://pewforum.org/surveys/campaign08/#rp.

3.[法]托克維爾：《論美國的民主》，董果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第342頁。

4.[美]艾克敏：《布希總統的信仰歷程》，北京：社科文獻出版社，2006年，第224頁。

5.[美]奧爾森：《基督教神學思想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544頁。

6.[美]喬治·馬斯登：《認識美國基要派與福音派》，宋繼傑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年，第4頁。

 http://liupeng.blog.21ccom.net/?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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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的不對稱，也是導致極端主義產生的重要因素。如沒有導彈，有人就搞人體炸彈，這一類極端主義的產生與社會不公平在某種程度上有基礎性的關係。

　　其次，極端勢力的出現與西方實用主義政策也有關係。應該說，在過去比較正常的阿拉伯秩序之下，阿拉伯國家沒有特別嚴重的極端主義問題。西方對此是負有責任的。所以國際環境對極端主義有很大的刺激因素。

　　最後，伊斯蘭教存在過去遺留下的，適合古代社會，但與現代社會發展不相適應的內容，這類內容中的有些部分也是造成極端主義的因素。打個比方，古代許多民族都主張血親復仇，今天我們主張按照法律解決刑事問題。如果依法就是現代社會，如果提倡血親復仇，就被許多人認為是極端主義。伊斯蘭教中也存在在古代看來可行，但到現代社會看來就是極端主義的東西，所以國際伊斯蘭教界現在也在對一些東西進行調整。

　　每個宗教，在宗教基本教理不變的情況下，在發展中都要適應社會的發展和變化。

　　中國伊斯蘭教界反對歪曲宗教，主張以中道思想，就是走最中間的道路來解決各種問題。所以中國伊斯蘭教協會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宣傳“和平”，宣傳中正之道，批駁極端主義思想和對《古蘭經》、聖訓歪曲的解讀，從正面教育廣大穆斯林，來反對極端主義的東西。

　　我們會有針對性的去解釋經典，批駁歪理邪說。極端主義認為，伊斯蘭教主張用教法來進行統治，所以所有不用教法來統治的政權就不是伊斯蘭教的政權，都應該被推翻，所以和全世界的政權幾乎都為敵了。我們宣傳伊斯蘭教主張服從執政者，無論誰來執政，只要尊重伊斯蘭教，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我們就應該服從執政者，支持他們做好執政。

　　其實自古以來，伊斯蘭教在中國內地，從來沒有全面實行過伊斯蘭教的教法。今天世界上實施伊斯蘭教法的國家非常少。因為伊斯蘭教的教法已經不能滿足與現代社會的需要，所以伊斯蘭教面臨如何在社會不斷發展變化的情況下正確宣傳宗教的問題。國際上不少伊斯蘭教組織也正在積極地與時俱進地來解釋伊斯蘭教。從伊斯蘭教的角度也可以講是打開伊智提哈德（創制）的大門。我們中國伊協主要是學習他們的一些東西來推進我們的工作。

2.有人倡導伊斯蘭教的宗教改革，您怎麼看？

　　郭承真：一直有人提倡伊斯蘭教的宗教改革。大眾對宗教改革的理解往往是指西方基督教在16世紀時的大規模、顛覆性的改革。但伊斯蘭教與基督教不一樣。

　　伊斯蘭教現在不需要顛覆性的改革。現在的伊斯蘭教，已經開始了對自身的調整。《聖訓》中主張，每過一百年，真主都要派遣大學者來更新宗教，這就是“維新”。

　　伊斯蘭教從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至今，已經基本完成三個思想的調整。一是，主張宗教對話。原本伊斯蘭教偏向與不同宗教對立，現在國際伊斯蘭教界普遍主張宗教對話、互相理解、多溝通，國際上也多次舉行過對話會。

　　二是，主張多元文化、宗教寬容和互相尊重。這是伊斯蘭教很重大的轉變，改變了過去“一教獨大”的思想。伊斯蘭教過去更重視要綠化全世界的主張，現在伊斯蘭教通過對話，主張世界的多元文化，宗教寬容，以及大家互相之間和睦相處。麥加大寺的伊瑪目說，當年真主向全世界各個民族都派了聖人，所以各民族文化都是真主創造，要互相學習取長補短。

　　伊斯蘭教過去稱非穆斯林為“卡菲爾”，這個詞帶有一定的輕蔑性，認為對方是低層次的文化。現在國際伊斯蘭教界主張不要講“卡菲爾”這樣具有蔑視意味的詞匯，而要叫對方“非穆斯林”，體現互相尊重的思想。另外，《古蘭經》和聖訓都提到要善待鄰居，鄰居中就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

　　三是，與時俱進。國際伊斯蘭教主流已經完成了很大的轉變。比如古時，伊斯蘭教雖有“中道”的傳統主張，但並沒有對其進行大規模的宣講。現在極端主義比較嚴重，穆斯林國家的政府、宗教組織都開始大規模宣傳中道思想，對很多具體的事情都以中道思想做出解釋。

　　去年埃及的伊斯蘭事務最高理事會第24屆年會上，特別對伊斯蘭教歷史上的一些思想主張進行反思，對一些目前的極端主義思想進行批駁，如他們特別在倡議書中說，伊斯蘭教原本稱穆斯林統治的地方叫“和平地”，非穆斯林統治的地方叫“戰爭地”。現在“戰爭地”的提法已經過時，不應該再使用。

　　關於現在新疆有些極端主義分子要遷徙出國到穆斯林統治的地方，再回來對非穆斯林統治的地方進行“聖戰”，倡議書中還對這種做法進行批駁，根據倡議書的精神，比如中國，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穆斯林就沒有必要遷徙，也不應該進行所謂“聖戰”。過去穆罕默德從麥加遷徙到麥地那，是因為麥加的統治者迫害穆斯林，不允許宗教信仰自由。極端主義分子的“遷徙”論是對伊斯蘭教的歪曲。

　　國際伊斯蘭教界上述的發展變化，都體現出對極端主義的反對。現在國際上，無論是穆斯林國家的元首、宗教組織，還是穆斯林的領袖，主流上都在反對極端主義，反對極端主義已經成為一個潮流。

　　中國伊斯蘭教界也一直在開展解經工作，批駁極端主義，同時介紹國際伊斯蘭教主流的一些新的思想主張，來保證我們國家在反對三股勢力的鬥爭更好地發揮穆斯林的力量。

3.如何理解伊斯蘭教的“中道”？

　　郭承真：聖訓中曾對“中道”做解釋，就是說，穆聖畫了一條線，然後又在這條線的左右兩邊各畫了幾條線，他把手放在中間的線上，說這就是“中道”。

　　伊斯蘭教中“中道”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任何事情都不能偏激，不要走極端，這是伊斯蘭教最重要的主張之一。伊斯蘭教很注重“中道”的主張，有很多實例可以說明。穆斯林日常做禮拜，需要誦讀《古蘭經》的開端章（法提海），其中有一句話，是“求你引導我們上正路”，就是走“中正的路”，這就是說，穆斯林每次的禮拜中都要受到中道思想的教育。

　　伊斯蘭教的“中道”不主張偏向某一方面，而使用兩點論。《古蘭經》中說，“你們應當吃，應當喝，但不要浪費”，以及“你在拜中不要高聲朗誦，也不要低聲默讀”，這表現出中間的思想，表示要走中間的路，沒有偏向。

　　伊斯蘭教主張不僅愛穆斯林，也愛非穆斯林。比如《古蘭經》中說，“我派遣你，只為憐憫全世界的人”。伊斯蘭教中還有一句穆斯林天天要說的話，可以翻譯成“奉普慈特慈的真主之名”，“普”是全世界的人，“普慈”指無論對待穆斯林還非穆斯林真主都是仁慈的，“特慈”是對穆斯林更好一些。

　　伊斯蘭教既主張有前定，也主張人有自由。就是人的生老病死等一切活動都是真主早就安排好的，但我仍有很多選擇的權力。

　　此外，伊斯蘭教對戰爭的主張也包含“中道”。伊斯蘭教主張戰爭中，當對方停止下來，我們也停下來，而不是要把對方消滅乾淨，由是戰爭的主張中也有“中道”。

　　還有大家常講到的聖戰的問題，現在許多人對聖戰的理解是偏狹的、不準確的。“聖戰”在伊斯蘭教叫“吉哈德”。吉哈德的意思是“奮鬥”，分為“大吉哈德”和“小吉哈德”。大吉哈德是指，和自己的私欲做鬥爭；小吉哈德是指，在敵人進攻時，要抵抗別人的進攻。聖戰不是向敵人開戰，而是敵人進攻時要自衛。這也是宗教的一個特點，首先就是和自己做鬥爭，而不是和別人做鬥爭，強調和別人做鬥爭是偏離了伊斯蘭教精神的。

4.中國伊斯蘭教有哪些特點？

　　郭承真：就信仰來說，中國伊斯蘭教與國際上伊斯蘭教的主流的信仰是一樣的。國際上分為什葉派和遜尼派，中國伊斯蘭教主要是遜尼派，什葉派非常少。

　　傳統上中國伊斯蘭教有幾個特點。第一，伊斯蘭教在中國的發展中形成了一個“格底目”教派，是“老派”的意思，老派不僅注重宗教的儀軌，也注重宗教的理念。在古代中國伊斯蘭教中就有人提出，全世界各宗教的內容和精神是相通的，並不認為唯有伊斯蘭教是正確的。還認為伊斯蘭教和中國儒家文化，在道理上是相通的，所以中國古代伊斯蘭教的學者能夠　“以儒詮經”，即使用儒家的語言和思想來解釋伊斯蘭教的精神。

　　第二，中國伊斯蘭教會把宗教的內容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會特別突出的宣傳和中國傳統文化契合的伊斯蘭教主張。如中國自古王權較重，還注重孝道，這與伊斯蘭教的內容相契合，中國伊斯蘭教就主張敬主、尊王、孝親。

　　第三，中國伊斯蘭教主張“愛國愛教”。把“愛國”和“愛教”結合起來也是中國伊斯蘭教很大的特點，所以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愛國的穆斯林英雄人物，比如甲午戰時的，中國的著名穆斯林將領左寶貴，近代中國革命時的回民支隊，巾幗英雄郭隆真等。
 

5.如何讓中國穆斯林和現代社會發展相適應？

　　郭承真：首先，要中國穆斯林和現代社會相適應有多個方面，如中國處於城市化過程中，要穆斯林適應社會發展，當然要走城市化的道路，城市化道路就要加強法制化思想的建設。

　　中國穆斯林現在從農村進入城市的一部分人口還不適應法治社會，往往用非法制化的思想處理和解決問題，爭奪一些經濟利益。包括新疆七五事件，也包含城市化過程中的一些問題，參加打砸搶燒的人多是城市邊緣區的外來的農民，他們生活水準低，因而有怨氣，再加上極端勢力的煽動，才就捲入了非法活動。

　　其次，中國穆斯林要適應現代化社會，宗教思想就要進一步發展，宗教宣傳中要增加現代化因素。我們現在已經開始把國際上許多維新和更新的思想，引入中國穆斯林。宣傳和平和中道的思想，不僅是為了反對極端主義，也是為了伊斯蘭教自身適應法制化和現代化的社會。

　　所以，從加強法制化思想的建設，以及發展具有現代因素的宗教思想兩個方面入手，可以使中國穆斯林更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doc/1041/2/1/7/104121749_6.html?coluid=93&kindid=15470&docid=104121749&mdate=022600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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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亞投行 「一石二鳥」，但什麼鳥？

習近平班子耗時兩年推出的「一帶一路」（恢復北部老絲路連結歐洲、建立南方海上新絲路連結亞洲、），絕對是個高招，但也絕對是個險招。做得好，就是一個帝國型的經濟勢力圈；做得不好，就會肥了他人、瘦了自己。但是不管好壞，這是中國經濟不得不踏出的一步。配合這戰略，習班子也推出了「亞洲投資銀行」（AIIB），作為「一帶一路」的融資週轉中樞。

「一帶一路」的預計總投資額估算為一點六兆美元，「亞投行」的募資額為一千億美元，後者中國出資一半，加總起來，中國未來十年得為這個巨大戰略準備一點六五兆美元（約為台灣三年的GDP）。

中國出得起這錢嗎？短期內，以中國當下將近四兆美元的外匯存底，週轉不成問題；長期下，中國已經擺明要用人民幣逐步替代美元，自己的鈔票自己印，因此看起來也不是問題。

但，是嗎？

向外看，這是一個貨幣戰爭和貿易戰爭的高招，在環中國的地緣範圍內，複製了美國二戰後的美元戰略還有貿易通路戰略。如果順利，整個東亞、南亞、北亞的權勢結構，將由目前的「美中共治」轉向「中美共治」，然後徐圖將美國勢力趕出亞洲。

向內看，中國的經濟引擎在高速運轉二十年之後，早就已經結構失衡了，失衡帶來的產能過剩，固然在國家的資產負債表上還很好看，但實質上已經嚴重威脅到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例如，出身於台灣、前世界銀行副行長林毅夫先生，幾年來堅持說中國經濟還可以保持10%增長速度二十年，最近終於鬆口說，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能夠保持3%－4%增長就不錯了。林毅夫還透露，2008年釋出的四兆人民幣「救市金」，其刺激出來的全國地方債務總額可能已經高達二十兆人民幣。

過剩的產能設備、已經不再年輕的過剩勞動力、多年來的重量級技術投資（如高鐵、核能、電力）、穹頂之下的碳污染、嚇死人的隱性債務，這該怎麼辦？國內再投資，死路一條，高手腦筋急轉彎，那就把整個亞洲當作中國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份來看問題吧。拉丁神燈一搓，蹦出來個大戰略：一帶一路加亞投行。

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如意算盤是：1）讓整個亞洲來作中國GDP的緩衝器；2）用中國過剩產能換算為投資，為亞洲做急需的基礎建設；3）用人民幣取代美元計價，提供人民幣另外一條發行量的出路，以發行總量提高來對沖、緩和國內的人民幣債務壓力。目前人民幣是一種「怪幣」，其國內購買力和國際購買力（匯率）的落差，已經到了高速通膨的臨界點，如果隱性債務都浮現，中國當下的經濟結構未必撐得住。

各國可能高估了一帶一路和亞投行的政治意義，因而未能由其中看出中國經濟的脆弱性。不過，無論結局如何，過程對亞洲的較落後國家還是很有幫助的。成了，就是一石二鳥，不成，就是撒豆子喂鳥。

https://www.facebook.com/2020bluesea/posts/1555912988006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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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習近平的一封公開信

習主席，您好。這封信的用意並不在為您上課。要上課，中國的專家學者、海外歸來的宏觀論述者、您的強大智囊班子，其中人才濟濟，您可以向他們吸收的知識和經驗太多了，輪不到一個外人來說三道四。然而，您那滿天星斗的理論班子，包括了學界、政界、軍界，無論他們打造的理論系統如何的宏大，如何的激勵人心，他們都沒有能力、或者說不敢，對所謂的「台灣經驗」做出一個天衣無縫的嵌接。

過去三十年的經驗證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班子，其對台灣社會的理解，永遠落後於事實一步；不知為什麼，三十年來一群一群智商IQ一四○的人，一旦碰到「台灣問題」，集體IQ就只剩下八十。我們無法判斷真正原因，但是想來總脫不了以下幾個因素：體制的僵化思考作祟；領導人被國內政爭綁架而無法創新；以及可能是最重要的――整體中國上層和菁英界，無能擺脫歷史經驗的牽絆，因而無能用地球的高度來定位中國未來一百年的世界角色，連帶的，，「台灣論述」也賠了進去。

寫這封信給您，有個明確的目的：提醒您不要從「統獨框架」來思考台灣存在這事實；台灣問題其實有統、獨之外的第三種可能性，而中國未來的百年命運和這第三種可能性緊緊相扣；我認為，若不走這第三路線，中國夢無以實現。

在統獨框架下，台灣議題是個死結。當然也必須承認的是，中國共產黨不是造成這種「台灣死結」的唯一責任方，台灣社會自身也必須負起一部分的責任。這同樣也是一個複雜的問題，但總的來說，台灣的政界高層及社會菁英，已經喪失了理解中共領導人內心世界的能力，對領導人內心深處的雄心和恐懼，多半依據西方的解讀方式來論述。這也是很自然的，台灣的面積僅僅是中國大陸的三百分之一，人口僅是六十分之一，雖然國民黨帶來了很多的「大陸經驗」和「中共經驗」，但隨著兩蔣父子的逝去、政治解嚴進入憲政民主的經歷，台灣社會對「帝國尺寸」的中國大陸的理解力退化，也是無法避免的。正如數年前某紀錄片顯示，解嚴後的俄國，普丁總統造訪幼兒園，他開玩笑地問一班孩子「史達林是誰」，孩子們面面相覷，只差沒講出來「是不是我們的那個校工」。

台灣這個小島對於中共的意義，多數台灣人並不完全明白。一般人以為，中共想要「解決台灣問題」，只是一個「主權」或領土之爭，或是「國共內戰」的遺緒；而稍有國際觀的人，以為台灣就是中美日三國的亞洲戰略鬥爭的棋子，也就是所謂的「第一島鏈」之爭。這兩種狹隘的理解方式，導致了台灣，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就用「主權獨立」或「聯美親日」的姿態來對應來自中共的壓力。

其實，台灣人倘若普遍認知到，江澤民主席在任內主動向俄國割讓了相當於一百個台灣大小的爭議領土，就應該理解：所謂的「主權」或「領土」對中共來講，並不是鐵板一塊的天條。另一方面，倘若台灣社會對於「大國政治」的歷史瞭解多一些，也會意識到：自甘作為大國棋子的「聯美親日」策略，也並非長久之計。大國之間相互出賣盟友都已是常事，何況對於台灣這個小國？

台灣人倘若能夠理解中共內心深處對於「台灣問題」的真正爆炸力的恐懼，或許就可開啟統獨之外的「第三種思維」，而這第三種思維，對於未來的台灣、未來的中國都是有利無害的。接下來，就是對這第三種可能性的深論，但論述中難免出現「哪壺不開提哪壺」的論點，請您予以包涵。

台灣之獨立存在，對於當前中共體制的終極威脅，其實在於中共還能夠一黨專政多久。請別誤會了，這兒說的並不是什麼國民黨／共產黨的問題；所謂的「中國」國民黨在實質上老早就已經不存在了，對共產黨不具任何威脅性。這兒說的也不是「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兩個中國」問題；在您從小讀的教科書裡面，「中華民國」已經在一九四九年結束，不是嗎？中共討厭的，其實是台灣對外宣稱的英文名字，Republic of China，因而造成國際上出現「兩個China」的政治後果（其實這是一件很容易辦的事，解決方案請容後述）。

一語道破，台灣之所以能夠威脅到中共的一黨專政，原因其實與台灣無關，而只與中美所共同設下的局有關。在兩蔣及毛鄧時代，人們猶可說海峽兩岸是軍事敵對關係或政治競爭關係，但今天的台灣社會中恐怕沒有一個人認為那還是兩岸關係的本質。如果說今天兩岸之間還有敵對或競爭的氣氛，那完全是因為中美雙方都把台灣當成戰略棋子在使，台灣這一方是被套進局中的。台灣想的不是推倒共產黨，現在、將來都不是；台灣要的只是不參與被中共統治的行列。中共若能理解並善用這真實的一面，不但可以在內部改善中共的執政合理性，並在外部化解與美國的衝突，進一步鞏固中國的世界地位。

解開中國內政死結，必須參考台灣經驗

這裡先要單刀直入地問您一個問題，請您夜深人靜的時候回答自己：您敢想像三十年之後，也就是西元二○四六年，中國大地還能維持「一黨專政」嗎？當前天天在滑手機的二十歲青年，二○四六年五十歲時，還能像今天五十歲的人一樣地認命嗎？現在幼兒園內不清楚「毛澤東」是誰的五歲幼兒，到了三十五歲還能向全國只有一個黨徽的政府效忠嗎？

如果將以上那個問題，對今天中國為數八億的成年人提出，您覺得其中相信「中國還會一黨專政三十年」的比例會有多少？中國共產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勳績，沒有人能夠抹煞，但國名中的「共和」二字，人們也從來沒有忘記過。

如果我的猜測沒錯，全中國目前最擔心這個問題的人是您。事實上，您的職位也使您不得不成為那個最擔心的人。您的角色，其實就像一位職業醫生，沒有權利拒收沉痾多年的病人，哪怕這病人的病況是被他的前幾任醫生醫壞的，您只能概括承受。

您的經濟班子，正在日夜不休地改善中國的經濟結構，您的國際宣傳班子，正在奮力地建構各種說服國際的論述，但這些都不是中國的根本性挑戰。中共比誰都明白，中國老百姓比誰都能夠吃苦，經濟下滑了，麵包改饅頭、牛奶改豆漿，日子還是可以過。一黨專政的可持續性，關鍵還是在於他們打心底同不同意、服不服氣。

中共的體制若不改，中國的政治制度若不改，人民可以繼續同意、繼續服氣嗎？難堪地說，您的前任，不早就公開提出答案了嗎？――若不改，亡黨亡國。我只能假設，您具有同樣的認知，而您也在進行一場世紀大手術。但您也一定認知到，這場手術，只要切錯幾刀，或療程失誤，中國這個國家就難以再翻身。

您與您的班子，正在與時間賽跑，不但如此，比賽中還被迫「邊跑邊換褲子」；您們不可能令時間暫停，時間也不會等人，因此，您們需要營造一種賽場中的氣氛，有時用啦啦隊，有時靠送茶水，使得觀眾暫時不去注意賽手摔了跤，或者將賽手的速度放慢理解為那是為了下一圈跑得更快。

這裡就要提到「台灣」這個要素了。在這場與時間賽跑的世紀賽局中，您的兩屆前任，基本上把台灣當作賽場內一台巨大的空調機來使，觀眾對中共這賽手的反應太冷淡時，用遙控器調高臺灣作為民族主義議題的溫度，當觀眾的民族主義熱度大到了反彈至中共本身的地步，遙控器就對台灣議題降溫。當然在大局上，台灣牌空調機是混合著美國牌、日本牌空調機使用的。或者我們可以用另外一個比喻來說明這情況，在過去，中共就像一家舞廳夜店裡的DJ，時而用台灣、日本、美國這三張唱片混合使用，以調節舞客（廣大人民）的節奏和氣氛。

您上任後，台灣空調機的溫度驟然高升不下。我琢磨著，這應該是三方面的原因所造成的；一方面，您選擇了用台灣作為支點，加溫民族主義氣氛以為接下來的內部大手術打底；其二，您真的擔心在接下來的國內大手術進行到半途，台灣抽冷子跑了，壞了您的大計；其三，台灣空調機內的某些電路板已經換新了，使得原先的遙控器失效了。

不論屬於哪項原因，或者起於外人所想像不到的其他原因，我都認為您把台灣的角色看小了。若從世界的高度、地球的尺度來看，台灣其實是未來中華文明的幹細胞，哪怕在實務政治下，台灣哪天跨過了中共目前對「獨立」所下的狹隘定義，這點依然成立。

後續Page22~Page 66˙˙˙˙˙˙˙˙˙˙˙˙˙˙˙˙˙˙˙˙˙˙˙˙˙˙˙˙˙˙˙˙˙˙˙˙˙˙˙˙˙˙˙˙˙˙˙˙˙˙˙˙˙˙˙˙˙˙˙˙˙˙˙˙˙˙˙˙˙˙˙˙˙˙˙˙˙˙˙˙˙˙˙˙˙˙˙˙˙˙˙˙˙˙˙˙˙˙˙˙˙˙˙˙˙˙˙˙˙˙˙˙˙˙˙˙˙˙˙˙˙˙˙˙˙˙˙˙˙˙˙˙˙˙˙˙˙˙˙˙˙˙˙˙˙˙˙

為什麼應該從「後主權時代」看臺灣與中國？
為何台灣的「永久中性化」對中國、美國、世界都有利？
為何中國需要一個連續執政二十年的班子？

　　◎為什麼應該從「後主權時代」看臺灣與中國？
　　台灣人倘若普遍認知到，江澤民在任內主動向俄國割讓了相當於一百個台灣大小的爭議領土，就應該理解到，所謂的「主權」或「領土」對中共來講，並不是鐵板一塊。

　　中國如果不深切反省其「絕對主權思維」，三十年之後與世界政治文明接軌的能力將越來越薄弱。

　　台灣雖是「西伐利亞秩序」的受害者，但台灣和中國的弔詭關係，竟有可能創造第一個「非西伐利亞」的新型態關係；此舉具有巨大的世界意義。

　　◎為何台灣的「永久中性化」對中國、美國、世界都有利？
　　中國一直想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和台灣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其實找錯了對象，中國應該找美國簽署「台灣永久中性化協議」，將台灣因素排除在中美兩國的戰略競爭之外。

　　「台灣永久中性化」的宏觀意義是：其一，它可協助中國化險為夷，緩和當下的六大引爆點；其二，它可展現中國引領世界下一波政治文明──後主權秩序觀的能力。

　　「台灣永久中性化」的路徑是……

　　◎為何中國需要一個連續執政二十年的班子？
　　「現代土耳其之父」凱莫爾花了十五年才對土國的「政教分離」打下地基；德國首相俾斯麥在位二十年才縫合了德意志帝國，並安排了奧地利的自立；新加坡則花了五十年才做到「一黨主政、他黨制衡」。

　　假設習近平真心想要改革共產黨、真心為中國未來一百年設想（很大的一個假設），則需要比現在任期更長的時間。路徑則是……

　　可是，假設他有二十年的實質執政機會，會把共產黨帶向何方？把中國帶向何方？這又面臨了一個「大哉問」。

　　習近平能夠做到這一切嗎？
　　台灣人可以認識到這一點嗎？

　　一個中國，一中各表，台灣獨立。台灣陷入主權困擾已經長達幾十年。走到今日，台灣內部政治已經陷入困局，國民黨奉為法器的九二共識事實上已經破產，民進黨的維持現狀說則內涵不定，曖昧不明。當台灣總統大選時，一個候選人說維持現狀，一個候選人逼問維持何種現狀。不能言統，也不能言獨，難道台灣只能在統獨的死胡同裡打轉，永遠走出不來嗎？

　　范疇推開政治天窗，提出台灣應該「永久中性化」的思考。

　　中國表面上看似強大，其實也陷入內部政治困局。習近平執政以後，大力推行集權於己身，可他繼承自傳統王朝的「中央／地方」一條鞭體制，是一種違背人類歷史經驗及未來展望的制度。而他捫心自問，也知道一黨專政無法維持下一個三十年。

　　范疇指出，台灣無意和中國為敵，更無意推倒共產黨，台灣的目標僅僅是不被共產黨統治。多數台灣人都以為，中共想要「解決台灣問題」，只是一個「主權」之爭，或是「國共內戰」的遺緒；而稍有國際觀的人，以為台灣就是中美日三國所謂的「第一島鏈」之爭。這兩種狹隘的理解方式，導致了台灣，尤其是年輕的一代，就用「主權獨立」或「聯美親日」的姿態來對應來自中共的壓力。

　　台灣人倘若普遍認知到，江澤民在任內主動向俄國割讓了相當於一百個台灣大小的爭議領土，就應該理解到，所謂的「主權」對中共來講，並不是鐵板一塊。另一方面，倘若台灣社會對於「大國政治」瞭解多一些，也會意識到，自甘作為大國棋子的「聯美親日」策略，也並非長久之計。大國之間相互出賣盟友都已經是常事，何況對於台灣這個小國？

　　那麼，台灣的出路是什麼哦？范疇寫給習近平的公開信裡，指出中國要化解內部政治發展的困境、六大引爆點（新疆、西藏、台灣、香港、南海、東海）和國際社會對中國未來走向的疑慮，台灣的特殊存在和民主政治發展經驗，反而是解藥。

　　中國一直想在「一個中國」原則下和台灣簽署「兩岸和平協議」，其實找錯了對象，中國應該找美國簽署「台灣永久中性化協議」，將台灣因素排除在中美兩國的戰略競爭之外。而「台灣永久中性化」的宏觀意義是：其一，它可協助中國化險為夷，緩和當下的六大引爆點；其二，它可展現中國引領世界下一波政治文明──後主權秩序觀的能力。如果放在從亞洲及世界的高度來看，這對台灣、中國、美國、日本、東南亞乃至歐洲都最有利。

　　而台灣「永久中性化」的路徑是存在的。具體可見書中的詳細論證。

　　與台灣的「永久中性化」相一致，中國轉化的路徑也是存在的。以三十年為單位，對中國最有利的發展就是從絕對的一黨專政，逐步轉化成為一黨主政、多方制衡、依法治國。但如此走向則需要一個連續實質執政的領導人二十年。

　　這個人是習近平嗎？如果是，他有可能做到呢？具體可見書中的詳細解釋。

　　總之，台灣該如何做到獨立存在？（注意：不是維持現狀）本書不是從「小地緣」（兩岸）來看問題，而是從「中地緣」（亞洲）進而到「大地緣」（全球），來分析、評價中國及台灣的未來。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范疇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所碩士、台灣大學哲學學士、新加坡國家初級學院理科；連續創業者——曾從事數位教育、數位遊戲、衛星遠距教學、零售連鎖、人力資源、企業及政府組織戰略等行業於美國、新加坡、台灣、中國達三十年。

　　現專職寫作，為香港《亞洲周刊》、台灣《今周刊》、《經濟日報》、《聯合新聞網》、《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專欄作者；曾出版《與中國無關（第二季）》、《與中國無關》、《台灣會不會死？》、《大拋錨！》、《中國是誰的？》、《台灣是誰的？》等書（以上均為八旗文化出版）。

目錄

序言
 
上部／與習近平聊聊台灣和中國
致習近平的一封公開信
為什麼應該用「後主權時代」觀點看台灣
第三種可能：作為無印良國的台灣和中性化的台灣
 
下部／對台灣人說說中國的今天與台灣的明天
引言
知彼──快速變動的中台關係
知己──如何打破台灣的地緣宿命
從全球觀點看中國經濟與台灣
 
後記
 

http://www.books.com.tw/web/sys_serialtext/?item=0010698311&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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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元觀點論述，重新審視日本的近現代發展進程

　　第二卷《民權與憲法》：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西南戰爭結束後，日本國內要求開設議會的呼聲高漲，自由民權運動席捲全國。在此背景下，一八八九年，大日本帝國憲法發佈，一八九〇年，召開了帝國議會。這一時代可以說是日本現代歷史的起點，日本的國民國家和競爭社會正是在這一時代確立的。

　　本書從政府、民權派、民眾三極對立這一新的視角對這一時代展開描述，係作者在長期專門研究基礎上為一般讀者而作，內容通俗易懂、觀點鮮明具有衝擊力，日文版問世後在日本讀者中反響強烈。

本書特色

　　《日本近現代史》叢書第一卷於2006年出版，於2010年完成整套叢書出版。2006年出版的幾卷，目前已重印第16次，最晚於2010年出版的，亦已重印了第9次；這樣的再版情況甚為罕見，反映這套叢書在日本讀書界所受到的重視及歡迎程度。

　　叢書作者為1945年至1960年間出生的各大學相關學科教授，學術功底深厚，寫來深入淺，態度比較持平公允。

　　出版說明

　　中國讀者對於與我們有著複雜情緣的鄰國日本，一直抱有高度的關注。尤其是進入近代以後，其發展軌跡與中國出現了明顯的差異—經歷了前近代國家向近現代的轉化、發展和崛起，對外的武力擴張並由此導致了戰敗。戰後的日本重新出發，社會政治體制發生了質的改變，在一九七○年代一躍而成為世界上的第二大經濟體，而在近年又出現了長期的經濟低迷，整個社會在沉悶中孕育著躁動與不安。對於這樣的一段近現代歷程，日本人自己是如何來描述的呢？對於自己的近現代史，他們又是如何來認識的呢？這是廣大中文圈讀者所關切並抱有相當興趣的。出於這樣的目的，我們選擇了日本岩波書店近年（二○○六—二○一○年）來以「岩波新書」的形式陸續推出的十卷本「日本近現代史」，聘請了一批在此領域上頗有造詣的學者將其譯成中文，推介給各位讀者。

　　這套叢書的作者，大多是在日本近現代史研究上卓有建樹的學者或教授，他們運用了既有的研究成果和相對完備的史料，力圖對日本近現代史的各個階段作出接近史實的描繪。這套叢書可謂是日本學者在這一領域內最新的系列性的研究成果，史料豐富，敘述脈絡清晰，問世以後在日本國內廣受好評，一版再版，很多都出到了十版以上。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儘管本叢書的作者都試圖秉持學者的立場，但其對許多歷史場景的理解、尤其是涉及與中國的部分，自然是以日本為本體，與我們的立場必然有差異，我們出版這套叢書，並不意味著我們認同原作者的觀點，而是為我們了解和理解一般日本人對於自己近現代史的認識提供一個較為完整的素材。

　　這套叢書在翻譯和編輯的過程中，對正文未做任何刪節。原有的插圖和大事年表，一概保留；原文中專門詞語的表述，一般均予以直譯（必要時譯者也會給予適當的解釋）；對原文中出現的重要的人名、事件等，譯者會以腳註的形式進行適當的註釋；對原著中的參考文獻，中文翻譯後再列出原文，以便有需要的讀者可查閱原文文獻；原著中的索引，考慮到對中文讀者的意義不大，略去不用。

　　《岩波新書‧日本近現代史》叢書：
　　① 《幕末與維新》井上勝生　著
　　② 《民權與憲法》牧原憲夫　著
　　③ 《日清、日俄戰爭》原田敬一　著
　　④ 《大正民主運動》成田龍一　著
　　⑤ 《從滿州事變到日中戰爭》加藤陽子　著
　　⑥ 《亞洲、太平洋戰爭》吉田裕　著
　　⑦ 《佔領與改革》雨宮昭一　著
　　⑧ 《高速增長》武田晴人　著
　　⑨ 《後戰後社會》吉見俊哉　著
　　⑩ 《應該如何認識日本近現代史》岩波新書編輯部　編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牧原憲夫

　　1943年出生於東京，日本知名歷史學家，主要研究方向為日本近代史，尤其是明治時期的民眾史和社會史。1997年東京都立大學人文科學研究科博士課程修讀完畢，入東京經濟大學，歷任經濟學部專任講師、助教授、共同教育中心主任等職，2009年3月退職。

　　專著主要有《明治七年的大論戰：從建議書看近代國家和民眾》《客位和國民之間：近代民眾的政治意識》《朝向文明國家：從幕末到明治前期》等；論文主要有《文明開化論》《萬歲的誕生》。

譯者簡介

臧志軍

　　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長期從事日本政治、外交以及中日關係問題研究。曾任日本愛知大學交換研究員、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日本亞洲經濟研究所客座研究員、日本中央大學客座教授、日本關西大學訪問學者。著有《政府政治》《文化改造與社會變革》等。

目錄

序
第1章  自由民權運動和民眾
一、竹橋事件和立志社建議書
二、從開設縣議會到開設國會
三、國民主義的兩面性

第2章  圍繞「憲法和議會」的鬥爭
一、對立和動盪
二、明治十四年政變
三、自由民權運動的蔓延和衰落

第3章  自由主義經濟和民眾的生活
一、松方正義的財政政策和產業的發展
二、強者的自由與「仁政」要求
三、合理主義的兩面性

第4章  國內殖民地和「脫亞」之路
一、「文明」和「圈地」的邏輯
二、琉球王國的合併
三、朝鮮、中國和日本

第5章  學校教育與家庭
一、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的學校教育
二、森有禮的國民主義教育
三、近代家庭和女性

第6章  近代天皇制的建立
一、近代國家機構的建設
二、民眾和天皇
三、帝國憲法體制的建立

結語
後記
參考文獻
大事年表

序

　　「開設國會之好時機」

　　一八七七年（明治十年）四月十四日，黑田清隆率領的政府軍進入熊本城；五月二日，控制了鹿兒島縣政府所在地。雖然戰鬥還在持續，但是西南戰爭的勝負結果已定。在此背景下，《靜岡新聞》認為，「吾東洋帝國社會面貌斷然一新之大好時機」已經來臨。該報還強調，若要讓人民負擔「內亂之非常費用」，須開設國會徵得人民之同意；英國革命中查理一世「實行苛刻之法令」，未與「人民達成共識」便根據「一己之念」徵收租稅，結果「化為刑場上之朝露」；「無論為政府計還是為人民計」，「今日乃開設國會之好時機」。

　　如同板垣退助等人在一八七四年提出的要求設立民選議會的建議書中所寫的那樣，「負有向政府繳納租稅義務者，即具有與知及贊成或否決該政府事務之權利」，也就是說，政府向國民徵稅時必須得到國民的同意，這種國民擁有共商租稅權的想法是近代議會制的出發點。當時的現實是，明治政府在西南戰爭之後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抵制議會的開設將變得越來越困難，不僅如此，統治集團內部的裂痕也在擴大。

　　但是明治政府首腦只看到西南戰爭終結了反政府士族勢力奪取政權的可能，幾乎沒有認識到在這場「大勝利」背後隱藏著將會動搖其自身權力基礎的新的問題。儘管他們早就意識到制定憲法、開設議會的必要性，但是當時並沒有將其作為緊迫的政治課題，更沒有想到後來會被在野的政治力量逼入困境。

　　「紀尾井町事件」

　　一年之後，一八七八年五月十四日早晨，明治政府參議兼內務卿大久保利通對造訪他家的福島縣權令山吉盛典說，如以十年為單位劃分明治元年後的三十年的話，則第一階段的十年是「創業」時期。這一時期雖「兵馬騷擾」不斷、疲於「東奔西走、出兵海外」，但最終總算還是安定了下來。接下去的十年甚為關鍵，為整頓內治、制民之產，本人雖不肖但仍決心盡職於內務卿。而最後的十年，乃是「守成」時期，我想到那時一切將交付給後來之賢者。

　　其實為了解決當時的社會政治問題，大久保利通正在著手發行興業公債以推行殖產興業和鼓勵士族創業，同時正在謀劃改革地方制度以及教育思想尚未成熟的天皇。但是其理想沒有實現。這天上午八點左右，大久保利通乘坐馬車離開私宅，前往位於赤坂臨時寓所內的太政官邸上班，在從赤坂見附進入紀尾井町的一條僻靜、狹窄的夾道時（這條夾道的左右兩邊分別是北白川宮宅邸和壬生基修宅邸，前者是現在的赤坂王子飯店所在地，後者是現在的新大谷飯店所在地），被石川縣士族島田一良等六人所斬殺。

　　島田等人在《斬奸狀》中申討道：現在的政治「上非出自於天皇陛下之聖旨，下非來自於眾庶人民之公議，而是取決於數名獨居要職之官吏臆斷專決」。其實自明治六年圍繞「征韓論」發生政變以後，大久保利通確實身居政府之要，但他並不是一個獨斷專行的領導者，在做出決斷前他總是認真聽取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部下的意見。然而，他對於那些以暴力與政府作對的敵人毫不寬恕。對待士族叛亂自不待言，即便是對於因地租改革騷亂而起的伊勢暴動（一八七六年）他也下令徹底鎮壓。伊勢片田村原來的村長在日記中憤怒地寫道，在寬政時代，即使當農民起義軍迫近城牆時，藤堂藩政府軍的槍也只是放空槍，但是現在像要報仇一樣地殺戮人民，如此殺下去，「傲然自恣……，何以謂王政哉」。幕府末期以後一直與日本政治有關的阿耐思特．薩濤也在日記中寫道，「民眾非常憎恨大久保，所以看到他死了大家好像都很高興」。

　　「制度的時代」

　　大久保利通死後，大藏卿大隈重信成了首席參議，伊藤博文就任內務卿。大隈重信出身於佐賀藩，雖然他在財政方面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的專家，但是在以薩摩、長州的藩閥佔主導的政府中屬於旁系，長州藩閥伊藤博文實際上成為政權運轉的中心。據說大久保利通沉默寡言、非必要時不說話，因而讓身邊的人惶惶不可終日，但是伊藤博文則完全不同，他待人隨和而不故作威嚴。

　　這不僅是兩者個性的不同，也象徵了時代的特點。在大久保利通執政時期，沒有政治、社會權力基礎的明治政府，必須一邊鎮壓守舊派士族的叛亂和民眾對於新政的反抗，一邊創設各種近代制度。例如其出台的徵兵制，以「四民平等」為前提，解除了士族的武裝，同時平民也可以被徵召入伍，結果招致了來自士族和平民兩方面的強烈反對。如果順從當時的「輿論」的話，這一制度在當時也許根本就無法確立。前述阿耐思特．薩濤的評論反映的與其說是大久保利通個人，不如說是當時的政府在政治和社會上的孤立處境。但是，大久保利通等的執政風格確實像「有司專制」、「臆斷專決」之類的語言所形容的那樣，非常激進。

　　西南戰爭最終斷絕了「封建復辟」的可能性。在建設近代國家這一目標方面，民權運動和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正因為如此，圍繞著誰來掌握主導權，鬥爭變得非常激烈。如果說在大久保利通所說的「創業的十年」，是在和「過去」進行鬥爭的話，那麼其後「建設的十年」就是圍繞著「未來」進行鬥爭；而且在這一鬥爭中，民權運動成了引導「文明」、「進步」的強有力的旗手，而政府方面卻陷入了守勢。

　　與此同時，政府內部矛盾激化。已經過了二十五歲的明治天皇開始批判文明化以及薩摩、長州勢力對權力的壟斷，其親信元田永孚、佐佐木高行等人的影響力增大。右大臣岩倉具視在華族的待遇和參議的權限等問題上和伊藤博文意見對立，連明治十四年發生的流放大隈重信的政變這樣的大事，兩人也沒有進行過「合謀」。山縣有朋雖然大致上和伊藤博文步調一致，但是一直試圖將陸軍變成自己的據點。

　　在這種情況下，要保證決策的堅定和政治運營的穩定，已經不能依靠個人的「決斷」了，唯有依靠一定的「制度」。本書的第一個主題就是，帝國憲法體制是如何在當時錯綜複雜的各種勢力的理念、利益中形成的。

　　「政府、民權、民眾」

　　西南戰爭後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自由民權運動的興起。自由民權運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這是歷史上首次真正由被統治者來集體討論「國家的理想狀態」，並且為實現這一理想狀態而開展行動。自由民權運動在思想和社會層面的影響要比表層的「運動」、「事件」本身廣泛、深刻得多；沒有民權運動，日本就不可能迅速形成和確立國民國家。

　　對於民權派來說，西南戰爭之後才是他們的創業的時代。但是在民權運動興起之前，身份制度、領主割據體制的廢除，私有財產權和經濟自由等的確立，這樣一些近代國家的基本框架已經通過明治政府的努力實現了。尤其是明治政府進行了比西歐市民革命徹底得多的土地改革，通過地租改革，將幾乎所有的耕地變成了農民的私有土地。而在西歐市民革命中，那些擁有大量直接經營土地的封建領主原封不動地轉變成了大地主。民權運動是在這一基礎上興起的，它和政府之間進行的鬥爭是圍繞著政治制度和政治參與展開的。

　　民權派在其提出的要求設立民選議會的建議書中強調，要讓人民「與天下共憂樂」，就必須使人民「參與天下之事」。由此可見，民權運動在要求政府開設議會的同時，也在試圖向民眾灌輸一種將國家的命運和自身的命運結合在一起的「我國」的意識和「國民」意識（National Identity）。沒有對於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關心，就不可能形成政治運動，因此即使就民權運動自身的發展需要來說，民眾的「國民」意識也是不可缺少的。激進的民權思想家植木枝盛斷言，那些將本國之事當作「他國異域之事」持旁觀立場之人，對政府也好外國人也好，極易服從之，他們「實乃國家無用之人」。那些拚命逃避徵兵的民眾，也被主張民權的《自由新聞》等媒體罵為不知道「護國義務」的「懶惰懦弱」之徒。

　　在向民眾灌輸「國家」和「國民意識」的同時，民權派還對民眾的自發運動（如「借錢黨」、「困民黨」）進行了批評。面對通貨膨脹以及囤積居奇等所導致的米價上漲，「借錢黨」、「困民黨」開展了要求降低米價的運動；當出現通貨緊縮時，它們則要求延期歸還借款或者取消債務。民權派指責由「借錢黨」、「困民黨」代表的民眾的這種行為侵害了商業自由和財產權，是一種類似「社會黨」的行為。民權派認為人民擁有共商租稅權，以及建立在思想自由、人身自由等近代權利論基礎上的私有財產權，因而自然反對政府對於自由經濟活動的干預。同時，民權派的文明觀和國民思想也從根本上規定了他們在沖繩、北海道、阿伊努、朝鮮以及中國問題上的言行。

　　由上可見，以往民權運動史研究所描繪的民權派和民眾站在一起對抗明治政府、構成兩大對抗陣營的景象，是缺乏依據的。明治政府和自由民權運動的目的都是要建設近代國家，但是它們之間存在著尖銳的對立，是兩支互相對立的政治力量。但是當時在它們之外，還存在著另一支力量，那就是民眾。民眾一方面強烈反對政府的政策，同時持有和民權派不同的要求，他們是一支獨立的力量。我們應該從上述三大力量之間的對抗這一角度去把握當時的政治格局。因此，本書的第二個主題就是研究三者之間的關係，尤其是民權運動和民眾之間的關係。

　　「兩種自由」

　　西南戰爭後的十多年間，經濟領域的變化也很大。先是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一年間出現了通貨膨脹，接著，一八八二年至一八八五年間又轉為通貨緊縮，在短短的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人們不得不體驗經濟形勢的劇烈變化。主張實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大隈重信下台，松方正義的財政緊縮政策的實施和金融制度的確立……經歷了這些變化，從一八八六年起近代產業才真正開始發展。

　　與此同時，現實中出現了「發財的自由」和「飢餓的自由」這兩種自由。地租改革後，向政府繳納租稅變成了個人的責任，窮人不可能再期望獲得來自村落的相互幫助和來自行政的救助，人們要生活下去只有依靠自己的刻苦和才能。過去的農民一部分變成了小自耕農，但是還有一部分則流浪到了城市的貧民窟。在大阪，乞丐數量增加，一年中餓死的人數超過了三百人。井上毅看到這種「貧民流離失所」的情況非常擔憂，提出了「改良地方政治建議」（一八八六年）。不過此時，隨著土地兼併和經營規模的擴大，富裕地主以及商人、新企業家的人數也在增加。

　　伴隨上述變化，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在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後半期實際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在十九世紀九十年代上半期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一。人們的生活水平總體上在緩慢提高，而且，不僅是士族家庭的子弟，平民家庭中「上京城」讀書的年輕人也開始增加。

　　在此背景下，需要通過設立以帝國大學為頂點的金字塔形的學校制度來實現社會地位的提升，於是就有了「學歷」。換言之，一個被認為只要有了學歷就可以成功和出人頭地的時代到來了。在家庭關係方面，明治民法中確立了有關「家」的制度，另一方面在社會上，伴隨著教員、公司職員等新的中間階層的增加，出現了「家庭」、「賢妻良母」之類的新詞語，人們開始議論建立在「男主外、女主內」這種性別作用分工基礎上的「溫暖的家庭」，似乎將其視為理想的家庭形態。當然即使到了二十世紀初，通過讀書出人頭地也好、過小市民式的家庭生活也好，對大多數老百姓來說是可望不可即的，儘管如此，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其確實開始成為青年男女憧憬的理想。社會的近代化給人們的生活和觀念帶來了甚麼變化，這是本書的第三個主題。

　　「『文明的』和『日本的』」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前後，也是「文明進步的日本」這一對自己國家的認識開始蔓延的時期。左右當時國際關係的是所謂「萬國公法」和西方文明的價值標準，這種「萬國公法」原來只不過是西方國家之間處理彼此關係的慣例。西歐列強以這些東西為依據，將自己對亞洲、非洲等地的殖民行為以及自己與「非文明國家」之間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合法化。明治政府立志要取消與外國列強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其一方面通過文明開化政策推進國內的文明進步和近代化，但是另一方面則兼併蝦夷之地和琉球王國，使之成為國內殖民地，同時還試圖在中國和朝鮮獲取與西歐國家一樣的優越地位。所謂「文明」這一價值標準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包括對北海道和沖繩在內的對外政策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這是本書的第四個主題。

　　「文明」的滲透，同時催生了對歐化主義的反抗和對日本特色的強調。於是政府將天照大神的子孫──天皇家族一以貫之的統治說成是日本之卓越性所在，並且將這一故事作為國家秩序的基礎。儘管如此，在當時，「文明的」和「日本的」兩者與其說是對立的，不如說是相互補充的；或許正是因為近代天皇制和帝國憲法體制具有這種兩面性，才發揮了統合國民的功能。這種結構是怎麼形成的，這是本書的第五個主題。

內容連載

第1章  自由民權運動和民眾

一、竹橋事件和立志社建議書

「苛政之苦」

一八七八年（明治十一年）八月二十三日深夜十一點半左右，近衛炮兵大隊近二百名軍人殺死了大隊長和一名士官後宣佈起義。這就是竹橋事件。

當時的陸軍在東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廣島、熊本設有鎮台（地方司令部），此外，在皇宮北之丸的竹橋門附近駐有負責守衛皇宮的近衛軍。近衛軍由從常備軍中選拔出來的精英組成，近衛炮兵大隊有三百多名官兵。西南戰爭中政府軍之所以能夠獲勝，就是因為擁有近衛炮兵部隊的火力，以及由以巡查名義組織起來的各地士族組成的招募巡查隊的積極支持，就像當時人們所唱的那樣，「要是沒有近衛炮兵加招募隊，敵人就會湧入繁花似錦的江戶」。

但是，戰爭的恩賞僅僅給予了政府和軍隊的上層，普通士兵不僅戰後得不到獎賞，政府甚至以財政困難為由，將他們的津貼乃至於襪子、毛巾等配給都削減了。一名原本是堺縣（今大阪府）農民、後來當兵並參加了此次造反的士兵控訴道：「去年立有戰功者不僅沒有得到獎賞，津貼等亦被減少，且規定損壞器物必須賠償，隊中之人皆曰嚴酷」。（其口供記錄）

那些認為恩賞不公的人並非簡單地著眼於錢，就像當時的輿論對於暗殺大久保利通事件所表現出來的冷漠一樣，在這一認識背後存在的是民眾對於明治政府政治表現的強烈不滿。其實西南戰爭還在進行的時候這種不滿就已經存在。當時在東京的一處女子浴場中，當有人說到「這種混亂的世道到底甚麼時候才會結束？還不如德川大人回來的好」時，大家都說「是啊，是啊」。

更何況那些在殘酷的內戰中為政府出生入死的士兵，他們不可能不關心「政治」。也許正因為如此，參與起義、當兵前曾是埼玉縣秩父郡農民的田島盛介（森助）在給家屬的告別信中寫道：「近來普通百姓苦於苛政，吾願殺暴臣以護天皇、復良政，有能者指揮我等起事等等，不一一贅述」。

起義之初，近衛炮兵大隊的士兵們相信東京鎮台屬下的預備炮兵隊也會起來造反，到時候該預備炮兵隊大隊長岡本柳之助會統一指揮兩支造反的部隊。但是晚上九點過後，岡本卻下令預備炮兵隊緊急集合，然後將隊伍帶往東京北部的飛鳥山一帶，以防止兩支隊伍會合。

與此同時，近衛步兵連隊的士兵也大部分站到了鎮壓者的一邊。儘管如此，還是有一百多名士兵拉著一門山炮跑出了兵營，其中九十多人來到了位於赤坂的臨時皇宮門前。但是，前來鎮壓的部隊已經在此擺開了陣勢，結果起義領導人之一大久保忠八自殺，其他人被俘。

十月十五日黎明前，參加起義的五十三名士兵在深川越中島被槍決。這些士兵大多是二十四歲左右的年輕人，出身於平民或者農民。後來，又有兩名下士被處以死刑。在這一事件中，總共有三百六十多人被判有罪，其中十三人死於獄中。岡本為何在關鍵時候阻止部下起義，理由尚無定論。日清戰爭後曾經發生過日本浪人等闖入朝鮮王宮殺害閔妃（明成皇后）的事件，這一事件的首謀者就是岡本柳之助。

「軍人訓誡」

當時的政府和陸軍直到事件即將發生之前都沒有察覺。只是到了那天下午，內務省官員才聽說「今晚近衛軍和鎮台的士兵將到皇宮放火，並將待諸官員上朝時將其斬盡殺絕」，但是當這一消息傳到軍隊首腦處時已過了晚上八點。如果那天內務省官員沒有得到消息，鎮台所屬的炮兵隊與近衛炮兵大隊會合的話，事態的發展也許會完全不一樣。事後陸軍卿兼近衛都督的山縣有朋陷入「前日之騷亂發生以來吾深受刺激，片眼朦朧雖咫尺﹝近距離﹞不能見」的狀態，絕非不可能。

軍隊的「動盪」並沒有結束。竹橋事件發生一個星期後，八月三十日，出現了一則關於鎮台預備炮兵隊將向天皇請願的流言。即使在參加過鎮壓行動的近衛步兵聯隊中，一八九七年一月好像也有人在策劃，於九月二十四日平定西南戰爭一周年時「起事」，包圍皇宮和炮兵工廠。

十月十二日，山縣有朋發佈《軍人訓誡》，極力鼓吹軍人精神在於遵守「忠實、勇敢、服從之三大紀律」；關於「聖上之事」，列舉了諸如不許批評「聖上容貌之類瑣事」等規定，並宣佈「是非朝政、私議憲法」以及「諷刺﹝批評﹞政府機構佈告等舉動」，「與軍人本分相違背」。在當時，士兵通過閱兵等活動，有較多的機會近距離地見到天皇，因此談論天皇和政治等已是平常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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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度改革開放：建造東方新佛道教文明

作者：高錦源

怎樣的文明才能使新中國帶領世界的人民，走向幸福、和樂的生活？

　　中國自古以來，先後受儒、道、釋三家思想的左右，然而儒家並不是宗教，是思想和教育；道教是由道家思想轉變為宗教；佛教則由印度轉來中國，吸收儒、道兩家的思想，並經漢文字化而形成的，今天漢化的佛教，才是真正的佛教。因此，佛教、道教和儒教的思想，一直是構成中國文化的主體，不管黑白、是非、善惡，是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及內容。

　　中國要發展殊勝的「新佛道教文化」，才能以新中國的立場，來建立東方新佛道教文明，以便新中國將來取代美國之西方基督教文明，帶領全世界走向「大同世界」，過幸福、和樂的生活。

　　但是新佛道教文化是什麼？

作者介紹

作者簡介

高錦源

　　南投縣人，省立中興大學會計統計系畢業。曾任省立南投高級商校夜間部主任、省立南投高中自然組數學教師。此外，更曾是臺中台灣工具（股）公司副總經理、臺北三帆工業（股）公司副總經理，以及南投台鍛工業（股）公司共同創業人、臺中台逢企業（股）公司董事總經理、臺中松喬居實業（股）公司、山東煙台富百代工貿公司的創業人。現為臺北遠東動畫科技（股）公司創業人、總編劇和製作人。

　　著有《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法華婆娑之戀》、《福爾小公主－天堂之路》、《慈濟宗門聖典》

目錄

序
前　言

第一章　世界近代史的宗教文化與國家發展
一、明、清、民國三代的宗教變遷與國家發展   18
二、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的宗教文化變遷與國家發展   21
三、蘇聯共產主義的宗教文化與國家發展   23
四、美國的宗教文化發展與國家發展   26
五、中國、美國和新俄國的宗教發展與國家發展   28

第二章　中國大陸的新宗教發展與國家發展的契機
一、中華人民共和國最大的任務   36
二、日本的宗教文化發展與國家發展   38
三、世界各國的宗教文化與國家發展的關係   42

四、美國西方新基督教文明的形成工程   47
五、中國大陸所要形成的文明   52

第三章　以慈濟宗門聖典發展新佛道教文化
一、慈濟宗門聖典的因緣   58
二、慈濟宗門聖典的理念：否定三界和六道   60
三、慈濟宗門聖典的四惡道和四善道   61
四、慈濟宗門聖典的四生說法   63
五、慈濟宗門聖典的輪迴說   64
六、慈濟宗門聖典的佛教理論   66
七、慈濟宗門聖典的天堂與地獄說   69
八、慈濟宗門聖典的色心不二、依正不二、假中空三諦的理念   71

第四章　東方新佛道教文化的形成
一、民主在中國大陸的境界   76

二、社會主義在中國大陸的境界   78
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中國大陸的境界   85
四、慈濟宗門聖典的新佛教理念   88
五、總書記政治體制的核心價值   88
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理論真諦   91
七、中國大陸的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境界   93

第五章　中國大陸如何創造東方新佛道教文明
一、中國共產黨政權所要走的路   98
二、總書記制的力量才是建國之道   99
三、中國共產黨所發展出來的總書記制是二十一世紀的優勢   101
四、以總書記制的政治力量，建造新佛道教文化   104
五、臺、港、澳及海外華人地區，絕無法建造新佛道教文化   105
六、先以中央政治局的力量，規劃新佛道教文化發展中心   106
七、其次，由中央政治局以慈濟宗門聖典為引，撰寫新佛道教聖典   114
八、接下來中央政治局全力發展新佛道教文化的活動   118
九、以新佛道教文化及其活動，創造大中國大陸的新生活   122

十、以慈濟功德會的慈善志業為借鏡，從事新佛道教文化的活動   125
十一、借鏡創價學會新佛教文化活動，從事中國新佛道教文化活動   128
十二、中央政治局規劃建設東方新佛道教文明   130
十三、中、美各自發展出東西方文明相輔相成給世界帶來幸福、和樂的生活   131

第六章　新佛道教文明將會是全世界最殊勝、豐盛的文明
一、一九一八年至一九四五年，人類文明的發展   136
二、一九五○年至二○一三年，人類文明的發展   138
三、一九七九年至二○一三年，中國大陸發展了人類從未有過的經濟奇蹟   141
四、近代歷史告訴我們，世界各國發展文明的因緣   143
五、新佛道教文化，是解決中國大陸各方面問題，最有力量的文化   161
六、以新加坡為借鏡用新佛道教文化建設偉大的新中國   177

第七章　西方新基督教文明的金融工具對中國文明的衝擊
一、西方新基督教文明所發展起來的四大金融工具   186

二、日本東洋新佛教文明所受到的新基督教文明的金融衝擊   191
三、中國現在就要正視來自美國的新基督教文明的金融衝擊   193
四、中國不會步入日本的後塵，經濟發展陷入凝滯不前   202
五、中國新佛道教文明將帶領世界新文明的發展   204

結論
後記

第一章　世界近代史的宗教文化與國家發展
 
一、明、清、民國三代的宗教變遷與國家發展
 
一六二二年白蓮教作亂起，一六四四年李自成以白蓮教的信仰，舉農民革命的大旗攻陷北京，明思宗自縊身死，明朝實際已告滅亡，其後是群雄爭奪天下，一六八二年，三藩之亂平定，清王朝才告正式底定。清王朝為了對抗已成熟之以釋、道、儒三教合一的「白蓮教」宗教文化，扶持「西藏喇嘛密教」成為帝王統治者的宗教主體文化，中國大陸遂形成了統治者信仰喇嘛教，普羅大眾信仰白蓮教的兩極現象。
 
明清的民間祕密宗教派別眾多，被統治帝王稱為邪教，然而以釋、道、儒三教合一的「白蓮教」最為興盛，其中，「無生老母」是白蓮教創造出來的偶像，無生老母成了創世主、人類的祖先。白蓮教提出了「龍華三會說」：初會為燃燈佛鐵菩提樹開花，代表過去；二會為釋迦佛鐵菩提樹開花，代表現在；三會為彌勒佛鐵菩提樹開花，代表未來。第三會是最高境界，是歷經末劫後的理想世界，故彌勒佛成為中國大陸的主神。
 
就連轉移來臺發展的佛光山會系統的大陸舊中原佛教團體，這是唯一能代表傳統的中原佛教（大陸的傳統中原佛教已被文化大革命消滅），也信奉「龍華三會說」和「彌勒佛」（正統的佛教是彌勒菩薩）。可見中國大陸，自十五世紀中葉的明朝至二十世紀中葉文化大革命發生，五百年來，漢人一直是信仰釋、道、儒三教合一的佛不佛、道不道的信仰，轉移來臺灣的舊中原佛教，不是真正的佛教，所以我們有機會建立新的佛教和道教。
 
明清兩代，中國人民的主體─農民，因被統治帝王所壓迫，以鬼神迷信的方式從事宗教活動，故中國大陸充斥著鬼神仙佛的宗教。神佛是人們編織出來的美夢，夢想發財、當官、長生、得子、求偶等，故產生相應的神明，給人帶來幻想的幸福，於是無數善男信女，可憐巴巴地匍伏於泥胎木像面前。這是中國文明史上的悲劇，這個悲劇繼續在臺、港、澳及海外華人地區演繹下去，甚至在大陸已復活的零星佛、道教的寺、廟，也落入這個迷信，這是多麼危厄之事？！

一八五〇年，洪秀全以基督上帝為主神，自封太平天國天王，以基督教宗教信仰，起兵作亂至一八六四年，曾國荃拔金陵，洪秀全自殺，太平天國亡。如果洪秀全所舉的大旗，不是耶穌基督教而是彌勒白蓮教，並以農民革命之名起義，則清王朝將提早半個世紀滅亡。因為基督教，不是中國的宗教，故不為廣大農民所接受，太平天國才為曾家湘軍所滅。
 
一九〇〇年，清王朝利用白蓮教信仰的義和團，來對抗外來殖民帝國主義者，引起義和團之亂，招至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太后挾帝奔南安，並賠出了清朝最後王朝所能拿出來的資金，此時大清王朝已告滅亡。其後至一九一二年的過渡時期，是在清王朝之名下軍閥鬥爭時代。自一九一二年中華民國成立，至一九四九年毛澤東在天安門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三十七年是中國大陸在日本帝國的皇軍摧殘下，群雄爭奪天下的局面，最大的軍閥勢力─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並沒有取得天下。
 
這四十九年（一九〇〇年至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的宗教活動是一片混亂，佛教、道教（應該是釋、道、儒三教合一的白蓮教為中心）、喇嘛密教、基督教、天主教、穆斯林，各自在無政府的狀態下發展，中國大陸的宗教失去了作用及意義，尤其是代表中國傳統的佛教及道教，幾乎是有名無實。可以說中國大陸的主體宗教（佛教與道教）停止了活動，反而以漢化佛教為中心，加入道家和儒家的思想，所形成的各色各樣的宗教（以白蓮教為代表），在漢人地區廣為流行。
 
毛澤東雖然沒有以白蓮教的信仰起義，卻舉農民革命的大旗起來爭奪天下，以解放軍打倒蔣介石的國民革命大軍，以上明之亡、清之亡、蔣之亡，這三次的改朝換代，都具有白蓮教農民革命的影子。所以，這四百餘年來（十六世紀初葉羅教創立至二十世紀中葉中共建政），整個中國大陸陷入釋、道、儒三教合一的白蓮教的文化元素中，中國大陸的人民以農民為主體，生活在白蓮教文化的意識及內容中。

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卻將釋、道、儒三教合一的「白蓮教」無意中消滅掉，使得中國大陸有一個平坦的地基來建設國家。然而，到了今天，白蓮教的釋、道、儒三教合一的宗教元素，還是臺、港、澳及海外華人，多鬼神信仰的中心思想和生活方式。千萬不要讓這個釋、道、儒三教合一的鬼神之論的宗教在中國大陸復活，中國大陸將落入萬劫不復之地！
 
一八四〇年清英鴉片戰爭起，清朝戰敗。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一個多世紀，中國大陸的文明，一片空白，不但沒有進步而且大退步。中國大陸遇到空前未有的文明大浩劫，變成東亞的病夫、餓鬼，中國人受盡了侮辱、輕視、苦難，尤其是中華民國成立後至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為止，各路軍閥的肆無忌憚的肆虐與肆掠，使得中國大陸的人民，如在地獄中掙紮過日子。
 
文化大革命發生後，經近半個世紀，大陸已成為無神論文化地區，這是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史實。但由於中國大陸建設有成，中國大陸的人民富有了，舊的中原佛教與道教，蠢蠢欲動。如果具有鬼神迷信及賄賂迷妄，惡質宗教文化的舊中原佛教及道教復興（且這個可能性非常的高），中國大陸又回到一九四九年建國前的混亂局面，則中國大陸將萬劫不復，所以發展新佛道教文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二十一世紀最大的使命。
 
二、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的宗教文化變遷與國家發展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毛澤東與周恩來勵精圖治，以三面紅旗、土地改革、土法煉鋼、人民公社等方法，欲將新中國建設起來，但歷經十七年終不可得。究其原因是受舊中國大陸兩大惡質文化：「鬼神迷信和賄賂迷妄」的阻礙。而這兩大惡質文化是來自四百多年來（一五二七年羅教創始者往生至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封建帝王統治者透過宗教意識來控制並壓制被統治者所形成的文化。
 
中共政府並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尤其是為了更新已耕種好幾千年以上的田地，疏忽了翻上來的土壤三年不能結穗，導至嚴重的缺糧，餓死了眾多的人民，中共認為右傾封建的勢力在作祟，所以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發生時，原本是要消滅右傾的勢力，以破四舊的方式，更徹底改革右傾主義，後來卻演變成「毀佛廢釋」的運動。

因為中國大陸的右傾是來自釋、道、儒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元素，所以文化大革命變質為全面性的毀滅中國大陸各級宗教。尤其是佛教、道教，甚至牽連儒教受到波及而被消滅，經十多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國大陸終成為無神論地區。然而，也因此才產生自一九七九年開始，由鄧小平所領導的以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策略，去建設新中國大陸的運動。
 
一九八九年發生六四天安門事變，中國大陸再度處於左右傾的十字路口，也就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矛盾。鄧小平毅然選擇社會主義的路線，可是實際上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名，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實。依照西方普世價值觀去建設中國大陸，亦即「政左經右」，只是強調中國式的社會主義，但也因此中國大陸的經濟建設大為成功。
 
二〇一二年，在中共第十八屆黨代表大會時，發生第三度、較小型的左傾勢力，以唱紅的方式，欲打倒右傾的既得利益勢力，奪取政權。但此時中共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左傾）之名，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右傾）之實，建設中國大陸大成功。第五代領導人集團不願也不能讓極端左傾勢力，破壞既有的成果。從此，中國大陸漸漸往中間靠，中國大陸建設「東方新佛道教文明」的輪廓也漸漸浮出。
 
二〇一三年開始，中國大陸的人民要去思考今後何去何從？中國共產黨已替中國人民打下了走向幸福、和樂生活的基地，至少在經濟、政治和軍事上，建立了雄厚的地基，是不會被任何勢力侵入；還有至少二十年的時間，要在此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最堅固的基地上，建立人類有史以來最殊勝和豐盛的偉大東方文明。

從文化大革命起至今天止，已近半個世紀，中國大陸均在無神論的狀態。在無神論的情況下，中國大陸的經濟發展已有三十多年，可算非常成功。但遇到非常嚴重的問題：「社會秩序的不和諧」、「貧富的大差距」，中共曾以孔子儒家的文化力量，來改善這兩個問題所產生的「貪腐」惡劣文化，然而並沒有明顯的效果，到頭來還是發展新佛教和道教的文化以消滅「貪腐」，才有機會發展出「東方新佛道教文明」。

三、蘇聯共產主義的宗教文化與國家發展
 
一九九一年，同是無神論的蘇聯，由於中共放棄共產主義，改以社會主義甚至資本主義，自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策略，至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變止的十年，中國共產黨建設經濟有所成，蘇聯共產集團眼看中國共產黨由於放棄共產主義，而建設國家有所成就，遂放棄共產主義，蘇聯共產政權遂告解體。反之，中國共產黨雖然放棄共產主義，但並沒有放棄共產意識，且維持共產黨的名稱，並舉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旗，採取「左政右經」的策略，中共政權反而大大的成功。
 
蘇聯學習主要的敵人─美國的資本主義及總統制，並全面性的恢復宗教信仰，宗主國的俄國恢復了舊基督教東正教的信仰，此時如果以俄國為主體，並結合原蘇聯組成分子，加上同為舊基督教（東正教）文化的烏克蘭、白俄羅斯，全力改革舊基督教東正教為新東正教（接近美國的新基督教），則或許有機會發展成為先進已開發的地區。
 
最重要的是，在改革舊東正教為新東正教以前，要學習中共式的總書記政治體制，不要用總統制。因為俄國用總統制，國家並沒有發展起來，反而中共用總書記制，國家快速地發展起來。而人口將近三億人，天然資源世界第一，加上使用統一的俄語文工具，則新俄國（新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或簡稱新俄國）將會發展出不亞於美國和中國的國勢，成為二十一世紀，中國、美國、新俄國三國鼎立的局面。

共產主義集團的政治力量，因為缺乏一個殊勝優美的宗教文化，需以高壓無人權的力量來控制一切，故不到一個世紀就瓦解，蒙古人以鐵騎創造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帝國（政治力量），也不到一個世紀就瓦解，且真正的蒙古人只剩下不到三百萬人居於外蒙古。蒙古大帝國和蘇聯大共產國之所以短命，是因為沒有一個殊勝優美的宗教文化，作為人民的思想中心和生活方式的依據。
 
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以後，舊基督教的東正教立即在白俄羅斯、烏克蘭和俄羅斯三個地區恢復宗教信仰，可見傳統的宗教還是人們的生活中心，然而這個沒有經大力改革的東羅馬基督教（東正教），依舊起不了作用，除了採取美國的總統制，很快地建立新的政體以外，這三個東正教信仰為中心的大型國家，至今已發展了二十年以上，但並沒有什麼成長。

在這裡我們請俄羅斯當局，要好好的再思考這個難得的機緣，將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聯合成一個國家，以同一的俄語文，大力的改革或革命，將舊東羅馬基督教（東正教）改革為新基督教（新東正教）；將神格化的宗教改為人格化的宗教，並採取中共式的總書記制，則新的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有可能有機會發展成如美利堅合眾國一樣的豐盛文明，舊沙皇時代及今天的新時代俄羅斯，因為沒有經改革為人格化的新宗教文化，故即使採用總統制，枉有世界第一流的高科技生產力，國家仍然發展不起來。
 
由這個現象告訴中國大陸中央政治局，共產主義集團曾建造了龐大的勢力，與資本主義集團的勢力對抗了四十六年（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至一九九一年蘇聯解體），將近半個世紀，雖然共產思想深入世界各地，尤其是中南美洲、東歐、中亞、東亞等地區，然而中南美洲是欲反抗美國的殖民帝國主義，遂借共產主義的力量；東歐和中亞是俄羅斯帝國的共產意識，強加上去的；東亞則是反抗美國的殖民帝國主義，遂形成中共政權，並帶領北朝鮮及南越南共產政權對抗美國帝國主義。然而，由於缺乏宗教文化的作用，造成這些地方成為「均貧」地區，所以不得不在中共放棄共產主義，改為中國式的社會主義時，共產主義集團宣告解體。
 
中國大陸政治局應該能體驗到，一個地區的宗教文化，最終還是決定該地區能否發展起來的最重要的因素。今天中國大陸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借由無神論的宗教文化力量而發展起來，如果缺乏新宗教文化的因素，中國終究無法發展成為一個偉大興盛的大國。

四、美國的宗教文化發展與國家發展
 
一六二〇年，一百多名英國清教徒為躲避宗教迫害，搭乘「五月花號」從英格蘭移往新大陸，在普利茅斯港登陸，此後眾多移民去北美新大陸的人民，以大英帝國的人民為主，都以信仰新基督教文化為主，以牧師在家人為主的新基督教信仰者，大量的移民去北美新大陸，這些有別於舊西羅馬基督教（天主教）的信徒，不是靠信仰神來取得財富，而是要靠自己的力量來取得財富。耶穌基督的神，是在生活的過程中，因遇到挫折時，有信仰的安慰與依靠，能勇敢往前前進，神只是給力量和信心。

一七七六年，北美十三州發表獨立宣言，是以新基督教文化的思想為中心，以新基督教的生活方式為主，在北美殖民的人民為追求新的有希望、有期待的生活，遂離鄉背井去新大陸尋求新生活。因此，北美地區的新移民才能萬眾一心，犧牲寶貴的生命，前僕後繼與大英帝國的軍隊奮戰不退，美國因此打敗大英帝國而獨立建國。
 
一八六一年，美國新基督教文化，揭櫫新基督教的人道人權主義，發生南北戰爭，並於一八六三年宣佈釋奴令。經四年的征戰，犧牲了美國有史以來最多的生靈，美國才真正建國。如果沒有新基督教文化的價值觀所堅持，林肯總統無從率領北軍，打敗南軍的李將軍。李將軍的軍事力量優於北軍，幸好法國的人權思想是新基督教思想，故北軍終於打敗南軍。從此，美國經歷近一個世紀多的建設，才在二十世紀建立了人類有史以來，最殊勝、豐盛的新基督教文明，領導全世界。更重要的是，美國建立了被全美國人民認同的文明，甚至建立了除伊斯蘭教文明以外，其他全世界文明都能認同的價值觀。

一九〇〇年美國參與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城，視為美國正式侵略他國。但事後美國所獲得的庚子賠款，卻用在發展中國大陸的高等教育上，這也是美國新基督教文化的價值觀，沒有殖民帝國主義所使然，有別於舊基督教文化，深深的影響英、法、德、義、奧、俄等帝國主義者。
 
一九四五年，美國率領英、法、蘇、中，打敗德、義、日法西斯主義帝國，本有機會領導這個世界走向「民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之路，建設民主自由之社會。然而除了美國之外，無論戰勝或戰敗的英、法、德、義、日，都是殖民帝國主義者。這些國家是以殖民帝國主義的利益而發動戰爭，如果沒有中、蘇共產主義集團與美、英、法、德、義、日資本主義集團的冷戰對抗，美國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價值觀，恐怕會走樣，亦有可能走入殖民帝國主義之路，而變成美、英、法、德、義、日的殖民帝國主義者的聯盟。美國單獨的新基督教文化起不了作用，還是會隨波逐流，依英、法、德、義、日的既成勢力，去統領這個世界。

中、蘇共產主義集團興起，中國大陸遂由共產主義領導建設新中國。反之，若由中國國民黨全面統治，中國國民黨或許會依據中國大陸舊有的釋、道、儒的宗教文化，發展中國大陸的經濟、政治和軍事。中國國民黨並沒有新思潮和新的宗教文化，只有舊的封建意識，結果很自然的還是一片地混亂，如此中國大陸沒有機會發生文化大革命，更沒有機會以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策略，去建設新中國大陸，中國人民的命運應會完全不一樣。
 
美國原本沒有機會發揚「西方新基督教文明」，因為有了虎視眈眈的國際共產集團，美國才不會被英、法、德、義、日誘導，堅持走新基督教文化所揭櫫的真正民主自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以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一年，近半個世紀的冷戰，美國才有機緣，以美國的新基督教文化改變人類的命運，創造西方新基督教文明領導全世界。但此後人類的命運是福是禍仍是未知之天？有待中國大陸發展出東方新佛道教文明，才能明朗。
 
但對中國人民來說，有機會看清楚應該走什麼樣的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毛澤東，混合著馬、列思想與中國傳統漢化思想，尤其是農民革命的意識，中國大陸並沒走美國的總統制及資本主義的路，如俄國一樣二十多年（一九九一至二○一三年）來，雖然放棄了共產主義，走上了資本主義和總統制，但並沒什麼成長。反而，中央政治局走上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總書記制，而有了驚人的成長。

五、中國、美國和新俄國的宗教發展與國家發展
 
二〇一三年的今天，中國大陸的建設大成，在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建設上，都成為全世界第二。經濟建設確實第二；軍事建設，由於經驗不足，目前還不上軌道，但很快的一定會是世界第二；至於政治建設，全世界已形成二個體系，一個是美國式的「民主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產生的政治體制：總統制；一個是中國式的「民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所產生的政治體制：總書記制。這兩個政治體制，誰對誰錯、誰優誰劣，並沒有定論，有待歷史去定論。
 
今天美國的西方新基督教文明，漸漸走入衰退、失去了光環，但在中國大陸尚未建設一個東方新佛道教文明以前，美國的西方新基督教文明，還是全世界人民的思想中心和生活的方式。

美國好萊塢的電影，還是受全世界的觀眾歡迎和認同；而中國北京的電影卻很難打入全世界觀眾的心中，不為全世界的觀眾所歡迎和認同。好萊塢的電影，將美國新基督教文明，普及於除了伊斯蘭教文明及無神論地區的中國大陸以外。共產集團瓦解後全世界各地區，即使是無神論的中國大陸，也能接受好萊塢的文化，可見美國的西方新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已經深入中國大陸人民的心中。

所以，新中國要發展起來領導全世界，必須先發展出能被世人接受之東方新佛道教文明。最近萬達集團企圖以巨大的資金投入山東青島地區，建設能與好萊塢一爭長短的電影市場，在已形成的好萊塢英語電影市場、布魯塞爾法語電影市場、東京日語電影市場外，取北京電影市場而代之，代表中國語文的世界，取得世界第二大的電影市場；能不能得到成果，就要看中國大陸有沒有發展出東方新佛道教文明。
 
大英帝國在十九世紀，以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控制世界，而有「日不落國」之國勢；然而，大英帝國最後可能只剩下英格蘭地區，因為缺乏偉大的文明，正如大蒙古帝國、大蘇聯共產國，到頭來消失於無影無蹤。所以，新中國不要學習這三個大帝國，只能學習美利堅合眾國，除了經濟、政治和軍事以外，最重要是發展一個殊勝、豐盛偉大的新佛道教文明，才能永續長存。

故中國大陸要建設一個「放諸天下皆準的價值觀」，即一個如西方新基督教文明的東方新佛道教文明，是一個永續的文化大工程。企圖取北京電影市場而代之之青島電影市場，才有機會被世人所接受才有機會成功；如果沒有建造新佛道教文化，中文電影市場永遠趕不上好萊塢的英語電影市場，甚至不如布魯塞爾的法語電影市場或東京的日語電影市場，同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才能永續長存下去。
 
文明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即使中國大陸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若沒有建立一個殊勝、豐盛的文明，將如蒙古大帝國、蘇聯大共產國和大不列顛帝國，撐不了一個世紀，甚至更短的時間，終會消失於無影無蹤。反過來看，即使中國大陸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還沒有超過美國，如果能建成殊勝、豐盛的東方新佛道教文明，讓全世界的人民，以新佛道教文明為生活方式，則中國將可以領導全世界。

正如光有龐大的硬體，沒有優美的軟體，是成不了事，也沒有作用的。如今中國大陸已具備優勢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如果不加快新宗教文化的建設，中國終究不能成為一個真正可以永續長存的大國；所以建設一個永續文明工程，將是中國人民唯一的天命。
 
為什麼建設一個東方新佛道教文明是中國人民的永續工程？前面我們已說過，釋、道、儒三家思想的價值觀，一直是中國人民的思想中心，中國人民的生活方式與內容，無法離開這個模式及範圍；中國大陸歷代的封建王朝只是為了統治的需要，以宗教的文化力量來控制人民，因此宗教變成帝王統治者的工具，用宗教的信仰去腐化、麻醉人民的反抗意識，從不用宗教的文化力量來培養對國家認同的意識，故發展不出真正利國利民的宗教信仰。
 
如今中國大陸已脫離封建統治的境界，無論政權怎樣變化，仍以廣大人民的意志、意識為主，所以培養十三、四億人民的新宗教信仰，使中國人民有共同認知與認識國家民族的意識，使中國這個國家如美國樣永垂於世，這個觀念已水到渠成。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是「領導、指導者非統治者」的觀念已漸漸形成。如果中國共產黨失去領導、指導的能力，新的政黨會自然起來領導、指導中國的治權。今後將沒有封建的統治者，會像美國一樣，只有政黨的輪替，而沒有朝代的輪替。過去的中華民主共和國（簡稱中華民國）的政權，被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可簡稱為中華民國）的政權取代。這是中國大陸最後一次朝代輪替，今後中國大陸只有「中國」兩個字，沒有大元帝國、大明帝國或大清帝國等的出現，亦即只有「中華○○共和國」的存在，至於○○是民主或人民只是名稱的差異而已。
 
蒙藏人民的喇嘛密教、回民（穆斯林）的伊斯蘭教有別於佛道教，然而我們可以看到，佔中國大陸九成以上地區的人民（原本是釋、道、儒三教合一的信仰地區），用中文所建設起來的經濟活動，已使中國人民富有起來；如今蒙藏回地區的人民，也漸漸改用中文作為經濟活動的工具。一旦蒙藏回地區的人民，以中文為主體語文，則喇嘛密教和伊斯蘭教的文化會漸漸消弱，甚至連新舊基督教也會在中國大陸消弱；因為新舊基督教、伊斯蘭教和非漢化的佛教，都會被中國語文所漢化，被新佛道教所融化。

將來中國大陸的漢、滿、蒙、回、藏為主體的五十六個民族，將融成為一個熔爐，正像美國一樣，白、黑、墨、黃、紅、綠熔成一爐，創造西方新基督教文明，中國大陸也會創造東方新佛道教文明。
 
美國如果沒有一個「新基督教文化」的大熔爐，並配合統一的英語文化工具，無法將白、黑、墨、黃、紅、綠融合在一起，建設一個殊勝、豐盛的「美利堅合眾國」；同樣中國如果沒有一個「新佛道教文化」的大熔爐，並配合統一的中文文化工具，是無法將漢、滿、蒙、回、藏為主體的五十六個民族融合在一起，建設一個殊勝、豐盛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美國由於白種人的人口漸漸被其他族群超過，有一天西文、中文成為一個有大影響力的語文甚至是主體語文，則美國的國勢一定會衰退下來，國家一定會混亂；同樣的中國大陸也要防止滬語、粵語、河洛語甚至藏語、維吾爾語的使用，否則中國的國勢一定會衰退下來。不要被文化藝術的美名所迷惑，一定要堅持大中國（包括台、港、澳）一定要使用統一的中國語文。
 
除了「美利堅合眾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外，這個世界還有一個地區，可以與美國和中國媲美，即是前述由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組成的新俄羅斯，稱之為新「俄羅斯聯邦共和國」，簡稱新俄國。

它具備廣大的土地、豐富的資源、足夠的人口、統一的語文文化工具，但缺乏一個經過大改革、殊勝的宗教文化，所以新俄國，如果將「東正教」作全面的大改革，使得所組成的各分子，都接受這個新東正教文化，有了同一的思想中心，認同一個生活方式和生活內容，則將有一個「新東正教文化」的大熔爐，並配合統一的俄語文化工具（這些地區曾有過七十年以上俄文教學經驗，或以俄語為母語），將白俄羅斯族、烏克蘭族、俄羅斯族和將近百餘個少數民族融合在一起，建設一個殊勝、豐盛的新「俄羅斯聯邦共和國」。
 
新組成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利堅合眾國、新俄羅斯聯邦共和國，有下列的特點：
 
1.廣大的土地：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中國）、九百四十萬平方公里（美國）、一千七百萬平方公里（新俄國）。
 
2.足夠的人口：十三億多人（中國）、三億多人（美國）、近三億人（新俄國）。
 
3. 豐富的資源：三個地區都有豐富的水、糧、油、礦。

4.統一的語文：中文（中國）、英文（美國）、俄文（新俄國）。
 
5.同一的宗教：新佛道教文化（中國）、新基督教文化（美國）、新東正教文化（新俄國）。
 
6.政治體制：新總書記制（中國）、總統制（美國）、新總書記制（新俄國）。
 
由廣大的土地、足夠的人口、豐富的資源、統一的語文、同一的新宗教文化，及各自適合的政制等六個因素，才能建設殊勝、豐盛的文明。
 
將來這個世界：
 
1.東方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新佛道教文明統領東方世界，以東亞的經濟地理為範圍：中國（包括台、港、澳）、蒙古、朝鮮半島、日本、越南、老撾、柬埔塞、緬甸、泰國等，以經濟地理的觀念應列入東亞地區，約十七億人口（世界人口的25%），約一千五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來發展東方文明。

2.西方有一個美利堅合眾國，以新基督教文明統領西方世界，以北美洲及西、北、中歐洲的經濟地理為範圍：美、加、瑞典、挪、芬、冰、丹、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荷、魯、比、英、愛爾蘭、法、德、義、西、葡、瑞士、奧、捷克、斯洛伐克、匈，約八億人口（世界人口的12%）、約二千四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來發展西方文明。
 
3.東西方有一個新俄羅斯聯邦共和國，以東西方新東政教文明，統嶺橫跨東西方的世界，以東歐洲及北亞洲的經濟地理為範圍：俄、白俄、烏、摩爾維亞、波蘭、斯洛文尼亞、克羅地亞、南斯拉夫、波斯尼亞、塞爾維亞、馬其頓、羅馬尼亞、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希臘，約四億人口（世界人口的6%）、約一千九百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來發展橫跨歐亞兩洲東西方兼具的文明。
 
這裡面最重要的觀念，是二十一世紀，橫跨歐亞兩洲的新俄國，所統領的新東正教文明，在中國所統領的新佛道教文明與美國所統領的新基督教文明的對抗中，起了潤滑的作用，來造福世人。
 
這三個特大的國家地區，如果能取得世界文明的平衡，則世界將有永久的和平，然而各有其難念的經，我們只先談中華人民共和國，而新俄羅斯聯邦共和國，如何建立新東正教文化？如何建立新總書記制？美利堅合眾國，又如何重新改革新基督教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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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橫21世紀的大中國

• 作者：高錦源
• 出版社：明日世紀
• 出版日：2002/1/15
• ISBN：9789574521937

筆者針對兩岸如何和平統一，共創兩岸人民的幸福，用了五年以上的時間做深入之思考，並利用前往日本和中國大陸旅遊參觀及投資經商的機會，深入兩地研究其精神面的意識形態和物質面之經濟活動，而有了深深的體會及認識。由於筆者參與了台灣佛教慈濟慈善基金會之慈善活動，又通日本語文，也有漢文方面之應用能力，加上涉獵佛教學和經濟學，因此得以窺探台灣、日本、中國大陸三個地區的人民的生活和思考，而寫出了這本近四十萬言之著作，就教於各界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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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選擇正確就突破，選擇錯誤就崩潰。歷史不會停在原點。

不過，無論結局如何，過程對亞洲的較落後國家還是很有幫助的。成了，就是一石二鳥，不成，就是撒豆子喂鳥。

到底是一石二鳥，還是撒豆子喂鳥呢？

這就要靠大家的『腦力激盪』與『相互交流』了！！！

何謂【大家的『腦力激盪』與『相互交流』】?

好一個”范疇”與”高錦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