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國改革再出發--------文章貴精，不在多--------思緒的整理是最累的----------何謂靈感？

蕭功秦

2017-09-03 22:06

dwnews.com |

“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中國以後要走的路會更加艱巨，但是未來前景也應該是越來越好。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另一方面當政者應該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在中道理性、共識的基礎上逐漸發展社會組織，讓社會組織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未來發展目標是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而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的一個前提就是社會自治程度的提升。

從新權威主義視角看中國三十年變革

作為歷史學者，我在開場白裡要說幾句帶有歷史感的話。第一句話，從鴉片戰爭以來的近代史來看，改革開放這35年，應該是170年來最好的歷史時期。第二句話，從兩千年的歷史來看，我們這個民族從35年以前的人均350美元到現在的5000美元，這是中國自孔夫子以來的80代人中，只有我們，在一代人的時間內，讓一個民族的生活水準發生了有史以來最大的變化。曾有新加坡學者對我說，中國現在的國運很好，如果從歷史角度看，這確實是一個事實。

大家都知道，中國改革取得的成就，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形成的歷史選擇，與一個人的關係非常巨大，這個人就是鄧小平。他的思想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就決定了中國後來走的道路。《鄧小平文選》第三卷有四百多頁，在我看來，其中的思想，概括起來，就是四句話：第一句，社會主義就是讓人民生活富裕起來；第二句話，要讓人民生活富裕起來，就必須發展生產力；第三句話，要發展生產力，就要改革開放；第四句話，要改革開放，就是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四項基本原則中，最核心的一條就是堅持党的領導。鄧小平的思想邏輯是，通過堅持共產黨執政地位來保持政治穩定，通過政治穩定來實現改革開放與發展生產力，通過發展生產力來讓中國人民富裕起來，實現社會主義的根本目標。

這四句話構成了鄧小平思想的核心內容，其關鍵就是兩點，兩個界限：一是共產黨的權威不受挑戰，誰挑戰誰就是自由化；二是通過改革開放來發展生產力，什麼所有制有利於發展生產力就借鑒什麼所有制。這是鄧小平思想的精華。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鄧小平作為改革家，他擁有三種可貴的政治資源：首先，他是一個元老派，而元老派一旦成為集權體制的改革家，其意義就極為重大，歷史上大部分的改革家是少壯派。少壯派思想新銳但卻缺乏政治經驗，往往書生誤國，導致改革失敗，戊戌變法就是例子。而元老派一旦成為改革家，就擁有了少壯派精英所沒有的三大政治優勢，第一，他具有豐富的體制內政治經驗，有著敏銳的政治分寸感與行動的邊界意識；什麼事情該做，做的邊界在哪裡，他非常清楚。鄧小平的政治經驗是在五十年的共產黨革命實踐中產生的。第二，他具有極高的政治威望與號召力，這使他有足夠的政治資源去推動難度極大的改革，從而減少改革的阻力，克服改革的障礙。即使有失誤，也有足夠的權威資源繼續領導改革。第三，他具有豐富的組織資源來建立改革動員體制。因為這三大政治優勢，使得鄧小平領導的中國改革在轉型過程中的成本大大下降，政治穩定得到保證，使他上面的四句話能在政治實踐中得以落實。這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大關鍵。

從政治學上看，這種改革方式在相當程度上體現了可以稱之為"新權威主義"的發展模式。新權威主義，從政治學上說，就是指後發展國家中那種具有市場經濟現代化導向的、開明的威權政治或強人政治。有一位領導人曾經談到他對鄧小平的瞭解，他概括鄧小平就是兩句話：第一，共產黨的權威不容挑戰；第二，只要能讓人民生活好起來的所有制都可以採取。只要堅持這兩個原則，在邏輯上就可以引申出新權威主義，並在歷史實踐中自然而然地展示為一種新權威主義的現代化路徑。（事實上，據有人回憶，鄧小平本人後來也說，他就是"新權威主義者"。）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鄧小平先後擊敗了兩種對改革的挑戰：一種挑戰來自於右的激進西化派，bajiu事件後，激進的西化派在政治上被邊緣化；此後，第二種挑戰又迎面而來，那就是否定改革開放、左的一套的黨內保守派開始活躍起來，1992年以後，鄧小平通過南方講話，拔亂反正，堅定了改革開放的方向。左右兩種政治勢力先後被邊緣化以後，中國的新權威主義發展模式與秩序就基本形成了。

通俗地說，新權威主義者就是鐵腕改革派。他既反對左的保守勢力，也反對右的西化自由派勢力，新權威主義主張在尊重現存秩序的歷史連續性的基礎上，用鐵腕進行漸進市場經濟改革，最終實現市場經濟現代化與向民主政治軟著陸。凡是符合這兩個條件的，就是新權威主義。

鄧小平堅持的方針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改革政治學上分類，就是一種開明的新權威主義。曾經有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俄羅斯科學院的院士，去年在上海開國際學術討論會時，在會上曾問我說，他不太理解什麼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他說，按照他所理解的經典意義上的社會主義，中國又不太像。而所謂具有中國特色的東西，全世界都有，談不上是中國本國的特色。

我對他說，堅持共產黨領導就是社會主義，因為，在中國意識形態中，四項基本原則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而發展市場經濟就是中國特色。因為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中國開始啟動市場經濟改革的時候，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都沒有搞市場經濟，而中國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同時又搞市場經濟，當然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當時在座的《鄧小平時代》一書的作者傅高義，他表示很同意我的觀點。可以說，新權威主義是一個發展政治學的概念，是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種政治學上的表述。

我們可以從新權威主義的視角，對改革開放的歷史作如下簡要的概括，如前所述，在鄧小平時代，鄧小平通過他的四句話，三個法寶，應對了二種挑戰，即左右兩極的政治干擾和挑戰，實現了一個主義，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以後，是江澤民朱鎔基時期（編者注：以下簡稱江朱時期），正是在新權威主義的政治框架下實現了經濟轉型，也就是說，一方面，堅持執政黨地位不受挑戰，另一方面，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江朱時期這十幾年，做成三件大事情。

第一件大事，是分稅制，通過"交夠國家的，剩下都是自己的"這種稅收制度，調動並啟動了全國三十個省市的多元競爭活力。

第二件事，就是實行了"管理層收購"為主要特色的國營企業轉制，通過管理層收購(MBO)使產權明晰化，讓企業成為真正的利益主體，企業與利益主體的競爭力得以被啟動，從此銀行壞帳這個無底洞也就解決了，中國成為了市場經濟國家。

第三件事，那就是加入WTO，中國優質勞動力與經濟改革相結合煥發出的經濟競爭活力，從此"打遍天下無敵手"，讓中國的GDP成為世界老二。

眾所周知，沒有國有體制改制，沒有加入WTO，就根本不可能實現現在的中國經濟繁榮，然而，如果沒有新權威主義制度作為保證，這兩件大事也做不了。當然，為了實現經濟轉制，中國有三千萬工人下崗，他們為我們民族的經濟轉型做出了巨大的犧牲，我們要永遠感謝他們。用一位參與這一工作的老幹部的話來說，下崗是殘酷的，也是必要的。正是在新權威主義體制下，做成了這件非常難做的事情。在多党民主體制下，強大的工會早就把所有的下崗提案否決了，要完成觸及那麼多人的利益的事，是根本難以想像的。

到了胡錦濤溫家寶時期，正是在經濟轉型的基礎上，實現了中國經濟起飛，並在解決三農問題方面做出了很大成績。

三十多年的中國改革史概括地說就是三句話，鄧小平奠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也就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的政治基礎；江澤民時期在這一新權威秩序下，實現了中國的經濟轉型；胡錦濤時期在經濟轉型基礎上，實現中國的經濟起飛。

如果把中國和蘇聯改革做個比較，就會看到新權威主義體制對於傳統大型國家改革的優越性。如果說，中國改革的成功，是務實的漸進的新權威主義模式的成功；那麼，蘇聯改革的失敗，則是浪漫的激進民主自由主義模式改革的失敗。蘇聯改革本來與中國一樣，完全可以成功，但他們採取的卻是註定失敗的錯誤路徑。戈巴契夫採取激進的政治民主化路徑，放棄了蘇共對改革全面的可控制能力，導致蘇共的瓦解，從而失去了改革的主心骨與主導力量，葉利欽執政後，採取一步到位的經濟休克療法，他們認為，"因為一個人不能分兩次跳過一條河，所以必須一跳過河，一步到位。"他們採取的五百天沙塔林計畫，不是根據現實的可行性，而是根據他們認為的激進改革的必要性來決定改革路徑。其錯誤可以用另一個比喻來說明，那就是，"飛機不可以在飛行途中換發動機。"

蘇聯採取錯誤路徑造成的後果是災難性的。只要舉蘇俄政治精英自己後來說的話，就可以說明問題了。蘇聯那些政治精英們事後確實感到後悔，戈巴契夫在90年代曾對採訪他的中國記者談了一句心裡話，他說"加強黨和國家對改革進程的領導，是所有問題中的重中之重，他說，"在沒有做好準備的條件下，使蘇聯社會大開放，讓少數人一夜暴富。讓赤貧者數量遠遠超過過去，是災難性的錯誤。"

葉利欽在辭職的電視演說中也向全國人民表達了自己的懺悔。他說，"我在辭職時，有一句話必須要告訴俄羅斯人民，我對不起你們，我曾經以為在一夜之間可以通過舉手之勞，俄羅斯就可以告別極權黑暗的過去，進入光明富裕的未來，我的想法落空了，想得太天真了，事情要比我想像得複雜得多。"

三十年改革中的矛盾導致左右極端思潮重新活躍

然而，事物總具有兩面性，中國第一波的新權威主義這種轉型體制，也有其不足之處，那就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是政府主導型的、由國家引導的市場化過程，這樣，與政府部門密切有關的企業、單位、官員、法人與利益集團，在培育市場化的過程中，利用本身與政府關係的特殊地位，有更多的獲利機會，這種利益還會隨著時間推移而進一步固化與壟斷化，於是形成結構性的"近水樓臺效應"。由此而產生社會不公、腐敗、各種矛盾與問題，我在《超越左右激進主義》中將其概括為五個方面，五種基本困境。它們有：高稅收下的國富民窮、利益壟斷下的貧富兩極分化、國有病、朋黨式的腐敗、三公消費膨脹與文化創新力的弱化。等等。

例如，中國的稅收高達GDP的34.5%，居全世界居第二位，第一位是法國，而法國是高福利的國家。又如，三十年來，中國居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9倍，而國家稅收則增加了980倍。又如，據有關學者統計，2006年我們的三公消費就達到9000億人民幣。國有病也很嚴重，有學者統計，有些高管名義上的工資要比中國普通民工高數千倍，某大型石油企業，一個吊燈就幾千萬，某些大型國有企業的職工俱樂部，富麗堂皇像凡爾賽宮，這都是客觀事實。高鐵當然是非常偉大的業績，但高鐵車廂中的廁所，一個馬桶組合要十幾萬，一個水龍頭一萬多，幾乎是用金子鋪起來的那樣貴。為什麼會有那麼高造價？因為承包商與劉志軍、張曙光這樣的貪官勾結起來。

高稅收無法拉動消費，內需不足，又要保持GDP，怎麼辦？只能靠政府進一步加大投資，例如幾年前的四萬億投資，後來又批准全國三十一個省市大造地鐵，而加大投資的結果，肥水進一步流入大型國企，金融又是向國企傾斜。中小企業生存在高稅收的壓力來本來就非常困難，現在更是雪上加霜。再加上腐敗嚴重，官場三公消費胃口越來越大，在某些地區，三公費用的缺口則通過加大罰款與稅收力度來解決。這種社會不公引發越來越頻繁的群體事件，有的地區為了抗議亂罰款還出現罷市。所有這些問題，對生產發展與社會競爭力造成巨大的挫傷。

由此可見，政府主導型的新權威主義體制，一方面實現了市場經濟下的經濟繁榮，另一方面也出現越來越嚴重的結構性矛盾與問題，在有些方面甚至陷入惡性循環。近年來，社會不滿情緒上升，群體事件層出不窮。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在上世紀90年代逐漸被邊緣化的"新文革思潮"與"西化自由主義"思潮，又開始進入政治活躍期。極左的文革思潮和極右的茉莉花思潮，雖然價值取向完成相反，但是對現存秩序構成潛在的巨大挑戰。這兩種激進主義思潮，具有以下三個共同特點：第一，它們都有能夠自圓其說的意識形態；第二，它們能夠把複雜的中國問題與矛盾，打包成一個簡單的政治口號，並且通俗易懂，來吸引大眾，"新文革"思潮要通過所謂的"反對走資本主義"的文革運動來恢復改革以前的舊體制，"茉莉花"思潮則主張通過一步到位的多黨制選舉政治來實現所謂的自由民主；第三，它們在民間都有深厚的政治文化基礎。正因為如此，它們都能形成動員民眾政治化的"廣場效應"。

最近幾年來，社會上群體事件頻發，雖然迄今為止的群體事件大多是非政治化的，就事論事的，但是由於網路發達，從非政治的群體事件，向激進的民粹政治運動演變，形成極左的文革民粹主義運動與激進的自由主義民粹主義運動，這將是遲早的事情。不管是左的文革式的民粹主義，還是右的西化民主的民粹主義，都將使中國陷入高度不穩定的甚至分裂的社會狀態。中國向何處去，再次成為問題，這正是習近平新政的歷史背景。

十八大以來中國走向新的變革

十八大提出解決矛盾的原則是，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我的理解是，實際上就是要通過中道與理性的方式，化解社會矛盾，通過把改革引向更深層，進而解決中國的問題。

新的路怎麼走？執政黨意識到，一方面，只有走鄧小平開闢的改革開放之路，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深層矛盾，這就是習總書記所說的"問題倒逼改革"，改革在解決問題中深化，這是改革永無止境的真實含義。另一方面，又要維持政治穩定，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條件。一年來，習近平治國理念已經相當清晰，我們可以從十八大以來的以下措施，看到習近平新政的一些特點：

第一，  通過新的八項規定，理順民氣，緩解社會上的焦慮心理，只有理順民氣以後，才能夠排除激進主義利用社會不滿情緒製造"廣場效應"的可能性。

第二，   

第三，  提出新整風，通過克服官僚主義，通過官員的自我改革，自查自糾，來整頓官風，不但能有效地化解老百姓的不滿，而且為大幅度改革做好組織準備。

第四，   

第三，加大打擊腐敗的力度，老虎蒼蠅一起打，打擊腐敗不但可以贏得民心，而且可以樹立中央權威和威懾力，從而打擊擋道的保守勢力，起到敲山震虎作用。

第四，整頓網路環境。整頓網路環境的主要目的，很明顯，是為了避免極端主義利用網路，引爆社會政治參與爆炸，保持改革所需要的政治穩定環境。當然，也要防止一種傾向掩蓋另一種傾向的可能，要警惕某些保守官僚與有權勢的既得利益集團，以整頓網路環境為藉口，打擊揭露他們不法行為的人民群眾。某些地區已經出現這樣的跡象。這是應該引起注意的。

第五，通過強調執政黨"意識形態的領導權、管理權和話語權"，來壓抑無序政治參與的膨脹和井噴，進而維持改革開放所需要的政治穩定。這裡要特別強調的是，加強意識形態領導權與話語權，決不是要回到舊時代去，決不是搞原教旨主義，而是用意識形態的"刀子"，形成威懾力，防止政治參與爆炸。客觀地說，如果運用得當，分寸把握好，這將是中國新權威主義維持政治穩定的一種特殊優勢，是中東威權體制所沒有的政治資源。

這裡要特別提到，堅持"兩個不能相互否定"，即"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新提法。《人民日報》刊發的秋石文章可以明顯看出來，"兩個不能否定"的實際意思是"不能用後三十年全盤地否定前三十年"，文章說，這樣提"並不是要忽視甚至掩蓋文化大革命前與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文章還重申了八十年代黨的歷史決議精神，明確了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嚴重錯誤。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強調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容挑戰，而決不是要回到改革以前的列寧主義意識形態上去。這裡體現的是新權威主義的政治功能，這樣做，就是為進一步改革創造政治上的穩定環境。

習近平總書記最近還特別提到，對於毛澤東一百二十周年誕辰的紀念活動，要"隆重、簡樸和務實"，其實，就要用"簡樸"和"務實"，來防止一些極左派人士利用紀念毛澤東的機會反對改革，因為某些極左派人士正是利用毛澤東這個符號來攻擊改革開放。兩年前我到重慶開學術會議發言，當時是"唱紅打黑"最火熱的時候，我在發言時就提到要警惕某些人利用"唱紅打黑"反對改革，利用"毛澤東"來打擊鄧小平，當時居然就有幾個人站起來要我"滾下去"，說我"打擊文化大革命"。王立軍當年就曾在重慶打出"歡迎烏有之鄉的戰友們參觀重慶市公安局"螢幕標語。由此可以看出這種極端主義思潮已經如此囂張。

第六，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與深化改革委員會，通過中央政府的權力集中，加強統籌功能。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中國正處於轉型的關鍵階段，中國政治制度不同於發達國家的常態政治，常態政治需要制度性分權，而中國的轉型期則屬於非常態政治，需要運用更有效率的"看得見的手"，去推動改革進程，發揮集權統籌功能，才能防止各管一攤、"九龍治水"式的各自為政，避免"號令不出中南海"的現象出現。

如果說，以上這些措施中不少都體現了新權威主義維持政治秩序的功能，其目標就是為了在穩定的環境進行更大幅度的全面改革。那麼，三中全會"改革60條"的提出，則充分體現了大幅度改革開放的態勢。"改革60條"內容十分豐富，改革幅度之大，力度之強，前所未有，包括廢除勞教、加速戶籍改革、讓農民享有更多財產權利、降低國企高管薪金、國企每年上交國庫利潤要逐步提高到30%、醫生可以在業餘時間開診所、符合條件的資金擁有者可以自辦銀行、農村土地入市價格隨市、逐步實行官邸制、局級幹部以下不備公車、加強反腐敗制度創新、減少行政審批手續、強化司法審判和司法體制獨立性、改進社會治理方式、改革紀檢與司法制度、使地方法院從對地方與部門的人、財、物的依附中獨立出來……檔的精神是，凡是社會能辦的，一律交給社會去辦。

在經濟領域，也有大量市場經濟化改革的措施連番出臺，特別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要促進民間資本進入，啟動競爭機制。

習近平新政：中國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

如何把習近平的新政內容綜合起來加以理解？如果說，鄧小平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波新權威主義，是新權威主義的1.0版本；那麼，習近平新政，可以理解為改革開放以來第二波新權威主義，是新權威主義的2.0版本。1.0版本和2.0版本的區別何在？概括地說，第一波新權威主義，就用政府這支看得見的手，去啟動市場經濟改革；而第二波新權威主義，用政府這支手，去完善市場經濟的改革，使市場經濟起到決定性作用，克服前一階段改革所面對的矛盾，即政府主導改革造成的近水樓臺效應與利益壟斷與利益固化。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認為，現階段的改革目標，是要從"半開放的官僚市場經濟"向全面的成熟市場經濟的方向轉變，也就是李克強總理所說的"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第二波改革的基本目標是從以國家為本位的半現代國家向以社會為本位的現代國家轉型，是從"強國家--弱社會"結構，逐轉轉變成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均衡結構。最終目標是實現"小政府大社會"，並使國家進入更加具有現代治理水準的體制。

這兩個版本都是新權威主義，因為都是要堅持黨的執政地位，力求避免傳統集權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往往容易陷入的政治參與井噴和連鎖效應的陷阱，都是要通過大幅改革，來實現中國的全面現代化，其最終目標是在條件成熟時實現向中國特色的民主體制的軟著陸。

從長遠來說，我對中國的未來抱有謹慎的樂觀。在這裡，我願意對未來中國社會思潮的變化趨勢作一番預估。從大趨勢來看，在較短的三到五年內，隨著"改革60條"的逐步落實，長期積累下來的社會不滿情緒與焦慮情緒將會逐漸化解和稀釋。

如果改革進展順利，從中期即五到八年時間來看，原先受激進主義或極端主義思潮影響的人們，將會逐漸向溫和的中道理性方向靠攏，而堅持極端思潮的人們將會失去在社會上的影響力而走向邊緣化。

從更長遠的視角來看，十到十五年時間裡，隨著極端主義的社會心態基礎的逐漸消失，隨著中等收入人群數量的增加，中國將成為橄欖型結構的中產階級社會，在那種情況下，中道理性將有可能成為社會共識的基礎。我認為，民主的真正基礎是以溫和與中道為基礎的社會共識。社會上這種共識度越大，民主實施的可能性就越大，民主化的品質就越高，民主的有效性也會越大。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中道理性的社會共識的發展趨勢越來越強大，那麼，中國民主化時代就會水到渠成地到來。當然，這是指比較順利的發展大趨勢而言。

克服集權國家現代化中的"薄殼效應"

為什麼新權威主義在後發國家成長初期具有必要性與合理性？新權威主義的政治功能到底何在？這個問題，我想了很多年，我在過去寫的幾本書裡，對這個問題從不同方面進行了討論，現在在這裡我要把自己多年來集中考慮的一個問題提出來，願意與大家一起討論與分享。

一般說來，傳統集權體制的國家，在改革初期，或現代化發展初期，往往會出現政治參與爆炸與井噴的危機。這是因為，集權體制長期缺乏矛盾化解的機制，聚結的矛盾就會累積起來，當集權體制進入改革時，往往又是社會危機嚴重到非改革不可的時期，進入改革開放時，往往又會出現統治精英的政策寬鬆期，這時，由於人們對政治寬鬆的預期，原來被壓抑的、無法表達的各種政治訴求與願望，就會在短時期內集中地爆發出來，並且還會引發此起彼伏的連鎖式反應，如同井噴一樣。這些政治訴求往往又會與激進主義、浪漫主義思潮相結合，提出讓當政者無法接受與難以實現的要求（因為社會剛進入改革，許多矛盾不可能在短期解決）。

此時的改革政府就會處於進退兩難狀態。如果壓抑這些訴求，就會引發更大的社會不滿，就一定會導致參與抗爭者的悲情反應，這種悲情往往是傳染性的，會在民眾與抗爭者中結晶起來，並形成更劇烈的反彈，迫使當政者不得不做出更強的、甚至過度的反應，於是形成冤冤相報。這種雙向的過度反應，會使雙方的溫和派被邊緣化，雙方的激進派與強硬派之間形成"強強互動"的惡性循環，直至發生革命。如果為了平息抗爭者，統治者作出大幅度的全面讓步，由於長期積累下來的參與訴求十分強烈，抗爭者中的激進分子會掌握廣場上的話語優勢，他們肯定會利用這種優勢提出得寸進尺的要求，把政府逼得無路可退，結果也是一樣，或者政府垮臺，形成無序狀態，或者迫使政府強力手段壓制或讓政府中的強硬派上臺，政治精英從改革派變成強硬派，從強硬派變成保守派，改革將從此夭折。

從十八世紀以來的人類改革的歷史來看，集權體制的現代化變革，一般總是會伴隨著激烈的政治參與井噴與爆炸，而政治井噴所引起的雙方過度反應一定是悲劇，悲劇的結果要麼是革命，要麼就是走向倒退與反動，幾乎沒有第二種可能。俗話說，不改革等死，改革早死，在一定程度上印合了這種集權體制改革的兩難困境。

我把集權的傳統體制進入開放和改革階段後就很難避免政治參與引起的政治井噴的困境，稱之為傳統集權體制的"薄殼效應"，這是我想出來的一個新名詞，眾所周知，地殼最薄的地方是最容易出現火山爆發的。

大家都可以從歷史上找到許多薄殼效應的例子，法國大革命就是如此，路易十六是一個傾向于改革的國王，比過去的路易十四要好多了，他召開了一百多年來沒有召開的三級會議，卻從此陷入了薄殼效應，引發了法國大革命，《舊制度與大革命》講的就是法國大革命的薄殼效應引發革命的故事。

中國的清末新政為什麼會出現辛亥革命？慈禧太后覺得不改革不行了，新政改革幅度與力度之大，遠超過洋務運動與戊戌變法，從籌備立憲以後，清王朝的改革很快就陷入薄殼效應。慈禧太后死到辛亥革命爆發，只有三年時間。

某種意義上，我國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風波，也是中國改革開放歷史上出現的一次薄殼效應。而蘇聯戈巴契夫改革的失敗，就是典型的薄殼效應的連鎖反應的結果。可以說，集權國家改革初期的"薄殼效應"是改革精英的"華容道"，是改革必須穿越的"卡夫丁峽谷"。

如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可以發現，在改革發起到薄殼效應發生以前，新權威主義的鐵腕改革路徑，如果運用得當，把握分寸，在保持對時勢的可控制力的同時，能夠防止極端主義與激進主義對改革的干擾，並通過進行理性的漸進改革來化解結構性的矛盾，滿足社會大眾的願望，在這一方面，新權威主義可以起到積極的功能。如果僅僅是壓抑而不進行改革，這並不能解決問題；如果只求大幅度改革，而沒有新權威主義維持政治穩定，也同樣不行，因為會引發前面說的政治參與爆炸。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新權威主義具有"延時功能"，也就是說，在保持穩定的一定時間內，為改革爭取時間，通過改革來解決矛盾。只有通過解決矛盾，連鎖性的社會爆炸才會逐漸被消解。當新權威主義下的社會經濟發展達到一個新的階段，中等收入階層逐漸增加，深層次社會矛盾漸次解決，極端主義與革命思潮就失去了他的社會基礎，薄殼效應就可以避免。到水到渠成時，那時中國的民主化時代就會到來了。

新權威主義通過這種方式實現改革，被事實證明確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改革發展模式。

當然，並不是說只要推行新權威主義，就一定會帶來好的結果，我們誰也不能保證新權威主義體制就一定會成功。從世界範圍來看，新權威主義有劣質的，也有優質的，從上世紀以來的世界歷史看，通過有現代化導向的強人政治來推行改革，取得新權威主義成功並走向民主化的，也只是一部分國家與地區，比如韓國、臺灣地區，都屬於東亞威權主義體制，此外，還有南歐型的新權威主義，比如西班牙、葡萄牙，都是從新權威主義平穩向民主體制過渡的例子。相對而言，中東、拉美、非洲型的強人威權體制，其功效就差得多。由於時間關係，這個問題在這裡就無法展開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閱讀我過去寫的幾本書。

另外，我要說的是，中國的新權威體制，應該是屬於一種特殊的模式，我把它理解為"中國-越南模式"，這是一種通過改革維新，將革命的前列寧主義體制轉化成的新權威體制，這種威權體制由於獲得革命政治資源的支持，在維持社會穩定，進行社會動員過程中，有一種特殊的作用。當然，這種作用要和大幅度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夠發揮，如果沒有大幅度改革，只有列寧主義意識形態，就不能稱之為新權威主義。只有大幅度改革和政治穩定相結合，這種體制才能夠發揮自身功效。

新權威主義體制最終要過渡到民主

如果要問我對未來中國前景的看法，我對未來民主發展是抱了謹慎樂觀的態度的，前幾年左和右兩種極端主義思潮崛起，與我們體制的不完善有關，如果三中全會的新方針和"改革60條"目標逐步實現，可以預見，前些年活躍的左和右的兩種極端思潮，將會被邊緣化，在社會不滿情緒逐漸消解後，左的激進主義者和右的激進主義者相當一部分會向中間派靠攏，中間派的社會共識將日益壯大，最終將有可能成為社會主導的一種力量。可以認為，當中道理性成為社會共識，大規模的民主化時期才有可能到來。中道理性和中道共識的發展，是中國未來民主體制形成的重要先決條件。

多年來，我一直在思考這樣一個問題，那就是，二十世紀人們對民主的思考中，很可能有一個誤區，以為民主是解決分歧與矛盾的工具，於是矛盾越多，分歧越大，人們就越希望實現民主化，以為通過民主化就會在人民中間形成妥協協商的機制，矛盾與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其實，在社會矛盾深化，社會分歧嚴重的情況下推行民主，恰恰是火上加油，大家只要看看這幾天泰國的紅衫軍與黃衫軍之間的民族分裂與衝突，看看烏克蘭在加入歐盟問題上的社會對峙，看看科索沃危機中的血腥戰爭，看看盧旺達的胡圖族與圖西族之間的種族絕滅的大屠殺就清楚了。相反，我認為，以中產階級橄欖型結構為基礎的中道理性共識，才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理由前面已經說了。而新權威主義的功能，就是為實現這一中道理性為基礎的社會創造條件。

新權威主義是目前中國發展的一個階段，最終目標還是走向更開放、更民主、更自由的社會主義民主體制，這一過程可能需要相當長的時間，需要不斷的經濟發展和社會變化。習總書記說，"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生，又在不斷解決問題中而深化……改革永無止境"，我從這些話中，看到中國現在的體制對環境挑戰的適應能力與發展彈性。中國的未來是大有希望的。只要我們有足夠的耐心。

"行百里路者半九十"，中國以後要走的路會更加艱巨，但是未來前景也應該是越來越好。在這一過程中，一方面應該進一步解放思想，另一方面當政者應該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在中道理性、共識的基礎上逐漸發展社會組織，讓社會組織起到良好的推動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未來發展目標是實現國家治理的現代化，而國家治理現代化需要的一個前提就是社會自治程度的提升。新權威主義者應該作為發展社會組織的一個園丁，讓社會組織與國家之間、國家與社會之間達到一個新的均衡狀態，使原來的"強國家、弱社會"體制逐漸變成"強國家、強社會"的均衡體制。到那時，中國的民主才可能真正得以落實。（注：講演者為了表述得更完整周全，在演講實錄的基礎上，對本文作了進一步的補充與修改）

http://blog.dwnews.com/post-9703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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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南多傑：

森南多傑於【蕭功秦：從千年史看百年史——從中西文明路徑比較看當代中國轉型的意義--------------大宗師-------------今生最美的遇見】(詳：http://blog.udn.com/k10089/60941474)中談到：『好一個蕭功秦先生，這是一位『大宗師』級的人物，』

『好一個蕭功秦先生』，唯有像蕭功秦先生這樣大師級的人物，才會知道文章貴精，不在多，思緒的整理是最累的，何謂靈感？

為何：

通常於文化和藝術方面時特別需要有靈感。一些職業通常於創作時特別需要靈感，否則不能設計出一種新的主意，如漫畫家，作家，填詞人等等。

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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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感

靈感是根據自己的經歷而聯想到的一種創造性思維活動。靈感通常於腦海裡只出現一瞬間。通常於文化和藝術方面時特別需要有靈感。一些職業通常於創作時特別需要靈感，否則不能設計出一種新的主意，如漫畫家，作家，填詞人等等。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D%88%E6%84%9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