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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7/14 21:07:59瀏覽530｜回應0｜推薦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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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斯林世界的模範生：超過40年沒有族群暴亂，馬來西亞是如何辦到的？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馬來西亞的華人可說具有全世界最道地的中華文化：它沒有像中國搞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斷了文化源頭；它也不像新加坡的華人拚命西化。
文：羅柏卡普蘭 馬來西亞雄踞南海之上，像個「漏斗」衡軛著通往印度洋的出入口。曾經十分繁榮的麻六甲商港位於兩大季風系統交會之處：西南季風把中東和印度次大陸的船隻送到遠東，而東北季風把遠東的船隻送到中東和印度次大陸。因此，馬來西亞是全世界少有的幾個地方之一，可以在同一個考古遺址找到中國陶瓷、伊斯蘭硬幣和南印度銅器。
中東與中國的連結點一座因石油及天然氣而繁榮的城市從一片濃密的蒼綠中冒出來；彩色玻璃和鋼骨結構讓大樓活像位於湖濱的火箭發射台。我在夜色中坐在燈火通明的屋頂游泳池邊，啜飲粉紅色的雞尾酒，水面上浮著閃閃發亮的氣球。漫畫書裡的蝙蝠俠和高譚市突然浮上心頭。天橋上簇擁著棕櫚樹。
儘管摩天大樓櫛次鱗比，在那蒼鬱的青山、蜿蜒的河川當中，仍有一個尚待填平的大窟窿；一百年前這裡的錫礦和橡膠開始被大量開採。那時候的首都吉隆坡只不過是個「泥濘的河水匯流地」，也因此得名。馬來西亞和馬來世界此一充滿貿易站和河口的群島，召喚著毛姆的短篇故事。今天再也不復如此。毛姆小說裡一望無盡、令人汗如雨下的熾熱叢林，以及感人肺腑的家族故事上演的殖民地農場，俱往矣。如今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有一股被壓抑的生命力。眼前這片新銳景象使我現在必須引用其他作家來做聯想。
在吉隆坡，炫麗的高檔購物中心宛如獻給商品拜物教的祭品，將消費主義提升到意識型態的地位。看著雙子星大樓（Petronas Towers）裡面購物商場中來去匆匆的群眾、以及來自四面八方的各色人種──馬來穆斯林女子，她們的頭髮藏在五彩繽紛的頭巾底下；印度女子身穿同樣漂亮的紗麗（saris）；華人女子則穿西式洋裝──我的思緒不斷盤旋，浮上托爾斯坦．范伯倫（Thorstein Veblen）、奈波爾（V. S. Naipaul）、艾尼斯特．葛爾納（Ernest Gellner）、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和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的身影，他們沒有任何一位被歸類為哲學家，但其實全是哲學家。
美國最鬼才的社會評論家范伯倫一百多年前在《有閒階級理論》（The Theory of Leisure Class）中寫到消費主義者如何透過大肆揮霍，饑渴追求無用的東西、名牌精品和自尊。他創造出「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這個詞語，以此來指涉城市居民，因為與大量人密切接觸的人往往會消費得更多，他們需要以此作為社會聲望的表徵。
我認為，當今的馬來西亞穆斯林吻合范伯倫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對美國人的這個觀察，這也顯示穆斯林和我們並無二致。換句話說，伊斯蘭文明並非奇怪的他者。當然，這和小說家、文學旅行家奈波爾在他1981年的著作《在信徒的國度：伊斯蘭世界之旅》（Among the Believers: An Islamic Journey）中所說的，截然不同；他在書中提到「馬來人的漫不經心」和「華人的活力充沛」，「舊與新之間的差異就是馬來人和華人之間的差異」。或許這句話今天仍然可以成立，但是肯定現在已經比起奈波爾當年觀察時降低許多。（奈波爾本人在他1998年的續集《超越信仰》（Beyond Belief: Islamic Excursions Among the Converted Peoples）中有簡短地提到。）
另外，已故的法籍捷克裔社會人類學家葛爾納，對穆斯林文化有非常細緻的觀察。葛爾納提到伊斯蘭不像基督文明，它並不誕生「在一個帝國之內」（指的是羅馬），而是誕生「在兩個帝國之外，一個是拜占庭，很快就被它推翻，另一個是波斯薩珊王朝，最後被它征服」。葛爾納又說，「因此伊斯蘭沒有侵蝕一個早先的傳統文明，也沒有作為它的幽靈存活下來。它創造了自己的帝國和文明。」作為自己「完整及最終的」文明，伊斯蘭為社會秩序提供一套無可辯駁的藍圖，比之猶太教及基督教更勝一籌。
但是這個說法若是還能成立的話，為什麼范伯倫1890年代對美國人所做的觀察，竟和我現在對馬來西亞穆斯林的觀察會一樣呢？不同文明之間的歧異不是也多少該在購物中心出現嗎？馬來人有了什麼改變呢？我問起我自己。
我在已故的美國人類學家克利弗德．紀爾茲的著作《文化的詮釋》（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讀到一段話，找到了答案。他說，固然外國文化的現實不只是觀察者單純的偏見，同時也有「人類的基本共通性」存在。因此，過分強調文化和文明可能會遮掩住人性本身的事實。我在購物中心所看到的就是人性中赤裸裸的物慾。
然而，儘管購物中心給人光鮮亮麗、四海昇平的印象，它仍存在著不同的文明和種族。紀爾茲本人注意到，馬來西亞的文明拼盤由幾個種族拼組而成，而他們至少在相當晚近的過去「相互猜疑和敵視，以致於哈布斯堡帝國看來都像是丹麥或澳大利亞。」固然這麼說或許過於誇大，馬來西亞的確構成一個實驗，特別是它把華人接納進這個穆斯林占絕大多數的區域：這個實驗若是成功，至少可以證明杭廷頓的「文明衝突」理論並不正確。7至少就基本層面來講，購物中心似乎可以緩和這位已故的哈佛教授的懸念。
當然，我們不清楚購物者腦中的想法。就現代化的過程而言，誠如杭廷頓和其他人的理論，它也會走向族群衝突，因為原本孤立的團體因為城市化的結果，彼此發生接觸，增強彼此間的敵對，尤其是某些團體比別的團體進展更快的話。1950年代末期至1970年代，本地經濟成長率高達百分之二十五，華人和印度裔的所得上升得比馬來人快速，這也是為什麼那時種族暴動頻繁的原因之一。
但是，身為杭廷頓的朋友，我曉得他若是看到這一幕會是多麼的感動。穆斯林、華人和印度人融合在一起，象徵馬來西亞位於「世界貿易網絡中心」，介於中東和中國之間：這個地方在十九世紀，距中國是三天的船行時間，距阿拉伯則需行船三個星期。馬來西亞，包括馬來半島和婆羅洲島的西北海岸，雄踞南海之上，像個「漏斗」衡軛著通往印度洋的出入口。曾經十分繁榮的麻六甲商港位於兩大季風系統交會之處：西南季風把中東和印度次大陸的船隻送到遠東，而東北季風把遠東的船隻送到中東和印度次大陸。馬來西亞這個「漏斗」位於這些路線及它們代表的文明交會點之上。
因此，馬來西亞是全世界少有的幾個地方之一，可以在同一個考古遺址找到中國陶瓷、伊斯蘭硬幣和南印度銅器。購物中心就是這些歷史事實的二十一世紀證明：馬來西亞位於開發中世界的神經中樞位置。這裡是亞洲的心臟──也是全球的心臟。購物中心象徵昔日的第三世界剛贏得後工業時代的繁榮；杭廷頓對這一點並不會感到驚訝，他曾經寫說，「文明之間的權力平衡」出現「根本改變」，代表西方的力量將相對的「繼續式微」。
穆斯林世界的模範生在馬來西亞身上，我們可以看到海洋亞洲的人口與經濟的旺盛生命力，無愧為中古及現代初期麻六甲──馬來半島西南端的主要集散地──的後裔。馬來西亞有兩千八百萬人口，六成是穆斯林馬來人和原住民（bumiputras，即婆羅洲馬來西亞上的非馬來人、也非穆斯林的原住民族，如伊班人〔Ibans〕、姆律人〔Murats〕和卡達山人〔Kadazans〕）。
華人以福建及中國東南其他省分移民來的客家人為主，當年以契約工人身分來此，占了約百分之二十三。印度人約占百分之九，以來自印度東南部的塔米爾人為主。其次，還有數百萬來自貧窮的印尼和孟加拉移民及非法移民。因為根據聯合國2011年人類發展指數，馬來西亞是東南亞最富裕的大國。唯有新加坡和汶萊兩個小國家排名比它高；前者是海外華人占極大多數的城市國家，後者因石油而致富。
財富形成城市化和資產階級化，而根據位於吉隆坡的「戰略運用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Engagement）沈賽芬的說法，它們代表的不只是消費主義，還是種族之間「交涉的緊張」。城市生活不僅使不同的群體的人湊在一起，參與單一、物質主義的全球文化，還帶給他們諸如全球伊斯蘭（global Islam）等現象，使得穆斯林馬來人與其他群體有所區隔。我在購物中心看到的足堪反駁杭廷頓的畫面，只是粗淺的第一眼印象而已。我在馬來西亞住了好幾個星期，與學者及其他專家交談，他們透露給我更錯綜複雜的族群關係圖象，而它實際上強化了杭廷頓的理論──至少他在《外交事務》（Foeign Affairs）雜誌發表那篇著名的文章後，又出版了一本專書，對此有更細膩的闡釋。
緊密接觸可能促進族群之間的相互了解，但它未必帶來和諧。民族主義當然也可以誕生於某一特定地理空間中多種族的全球性文化裡；但是，我在此地遇見的每個人都說，馬來西亞還未到達這個階段，因此它那多元化的人民可能根本無法經驗真正的愛國主義。
或許馬來西亞在實體上、社群上太多樣化，因此無法在情感上有凝聚力──也就是說無法組成一個齊心協力的群體。馬來半島的西北邊有華人居多數的檳城，東北邊又有信奉伊斯蘭的吉蘭丹州（在官方默許下，賭博與賣春暗地裡存在〕。這還不說有非馬來人的原住民住在孤懸於遠方的砂勞越州和沙巴州。事實上，由馬來半島和西北部婆羅洲組成的這個國家，本來就有地理結構上的模糊性，這已經導致了其國家概念的模糊。而它的族群緊張關係又限制了馬來西亞民族主義的發展。因此在單一民族、民族情緒熾烈的越南，反華情緒十分明顯，在這裡卻不存在。 在說明他們對中國比較和善的態度時，馬來西亞人經常談到中國明朝和中古及現代初期之麻六甲港的親密關係。但是，真正的問題是，馬來西亞過分專注於本身的矛盾之中，以致不能集中精力對付外來威脅，特別是這個外來威脅相當模糊時。強大的中國對馬來西亞華人來講是好事，這一點就和強大的印度對馬來西亞印度人來說是好事，異曲同工。同時，占多數的馬來人因為中國崛起而產生某種不安全感，他們也愈來愈靠向廣大的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換句話說，他們在逃避中國問題。
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助長了散漫的國家認同，那就是馬來半島（先不談婆羅洲的砂勞越和沙巴）即使在英國治理下也從來沒有統一。十九世紀末的英國人統治著雪蘭莪、霹靂、森美蘭和彭亨所組成的馬來聯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 of Selangor, Perak, Sembilan and Pahang）。到了1946年，又加上麻六甲、檳城、天定（現稱曼絨）和新加坡等海峽殖民地。它們還要再加上群島上九個馬來蘇丹領地。馬來西亞的一位非政府組織負責人詹德拉．穆札法（Chandra Muzaffar）說，每一塊地理區各擁自己的穀倉。各村莊和城鎮有各自的認同。一直要到英國軍隊對付共產黨游擊叛變時，才在冷戰初期、獨立之後頭幾十年，才開始集中國家權力。
國會議員劉鎮東告訴我，馬來西亞之所以有今天，核心關鍵在於城市化。1950年代，不同的族群各自住在自己的農村地區，彼此罕於互通往來。政治委託給村、鎮裡的菁英，通常是受英國教育的人，他們在吉隆坡合縱連橫。由於上層的妥協，農村時代一直延續到1970年代，玩的是典型的恩庇制度。劉鎮東告訴我，1969年的吉隆坡是個華人城市；由於平等權利保護（affirmative action）有了績效，農村馬來人後來才進入吉隆坡。
當時來到吉隆坡的馬來人，通常住在貧民窟，遠離華人中產階級的視線。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紀第二個十年，七成的馬來西亞人民住在城市，五成人口年齡不滿25歲，並且馬來西亞號稱是全世界臉書（Facebook）使用者比率最高的國家之一。現在全國一半人口是中產階級，根據亞洲開發銀行的統計，另四成是低度中產或高度中產階級。
馬來西亞的社會改造集中在占多數的馬來人身上。殖民末期的馬來化與農村（kampong）生活有關，然而它很容易掩蓋住一個事實：其實許多馬來人是商販和手工業者。縱使如此，「馬來理想」（Malay ideal）仍然很鮮活。以澳大利亞歷史學者安東尼．米爾納（Anthony Milner）的話來說，它集合了群島海盜、宋格特布（songket，當地一種用金、銀絲線編織的布料）和農村中「房舍錯落有致、椰子樹無所不在」的形象。它是一個「破碎、流動」的區域，直到吉隆坡在二十世紀末幾十年崛起之前沒有中央政府，因此這種含糊不清和日後馬來西亞民族主義的含糊不清有相當的關聯性。馬來人拜其地理位置處於中國與印度世界交會點之利，具有豐富的傳統；不過他們缺乏如同附近的爪哇的壯觀佛教婆羅浮屠（Borobudar） ，只是或許我們也可以說它反而不受如此豐厚、沉重的文化羈絆。
夏威夷大學歷史學者、東南亞區域專家李歐納德．安達亞（Leonard Andaya）鑽研馬來世界多年，寫了一本經典著作《同一棵樹的枝葉》（Leaves of the Same Tree）。他說，「巫來由」（Malayu）一詞只用在相對於明顯的異族時，如爪哇人、暹羅人、葡萄牙人。他說，在其他情況下，馬來人種（Malays）只與特定地點連結，如「麻六甲的人」、「柔佛的人」。按照安達亞的觀點，共同的馬來認同意識不是出於血緣關係，而是透過跨東南亞海域的「航行走廊」的「互動模式」而產生。馬來意識既模糊又有彈性，使得它易於與伊斯蘭融合。
一般咸信印度穆斯林貿易商在十二、十三世紀乘船而來，最先把伊斯蘭帶進馬來半島。學者廖振揚寫說：「族群與宗教之間的關係極其親密，以致於一般所說的信奉伊斯蘭（masuk melayu），意即『成為馬來人』。」早在十六、十七世紀，位於蘇門答臘北端的馬來族亞齊人與印度及大中東地區的伊斯蘭王國進行活絡的海上貿易，這是使得伊斯蘭學者來到本地區的最關鍵因素，早於現代馬來西亞想到之前就把馬來意識與伊斯蘭連繫在一起。並且由於半島上各個蘇丹風光不再，「伊斯蘭比以往更成為了馬來認同之核心。」
大規模的社會變遷和向城市移動結合起來，意味著這裡的人將接觸到西方自由派思想及全球伊斯蘭。與前者的接觸反倒鼓勵為了避難的馬來人回歸後者。特別是在人口一百五十萬的吉隆坡，愈來愈多穆斯林女子喜愛保守的衣著，包括頭巾。1970年代時，男子開始穿阿拉伯長袍和帽子。阿拉伯字彙深受採用，特別是在正式招呼時，常用到「色蘭」（al-salamu alaykum） 。伊斯蘭「復興運動」（dakwah movement）跟著崛起。老的清真寺以本地馬來風格興建，而它們受到印度次大陸風格的影響，現在新的清真寺則走中東風格。政治上的「文明的伊斯蘭運動」（Islam Hadhari）意指想要結合經濟發展與伊斯蘭化的企圖。
馬來人現在出國到中東保守的學府，如開羅的艾資哈大學（Al-Azhar University）研習伊斯蘭律法，而馬來西亞的國際伊斯蘭大學以阿拉伯語和英語開法律與經濟學門的課程，吸引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來馬來西亞深造。高等教育部副部長賽夫丁˙阿都拉（Saifuddin Abdullah）向我解釋，為什麼馬來西亞是中東穆斯林最理想的去處。「他們可以透過英語得到現代教育。此地又有符合伊斯蘭律法（halal）的食物。馬來西亞物價相當低廉，氣候宜人。相對於中東，我們有多元文化，而且相對進步。大部分阿拉伯人和伊朗人希望自己的祖國能更自由化，他們在這裡找到他們要的東西。」
國際伊斯蘭思想及文化研究院副院長阿布杜拉．阿山（Abdullah Al-Ahsan）教授評論說，馬來西亞是唯一一個穆斯林國家，早在1957年起就定期選舉，即使它是由「馬來民族統一機構」（United Malays National Organization） 主宰的一黨國家。「馬來西亞已經產生影響。它在穆斯林世界是個模範國家。許多人從我們這裡畢業後，在中東各國位居要津。」或許阿山教授最有名的學生是土耳其現任外交部長阿赫美特．達吾土古路（Ahmet Davutoglu）。
達吾土古路1990年代上半葉曾到馬來西亞留學。他擬定的對伊斯蘭世界創新的外交政策，幫助土耳其崛起為不再對西方唯命是從的中等大國。「馬來西亞給予達吾土古路一個看到外在世界的機會。」──或者說是一個既有四海一家精神、卻又不失伊斯蘭本質的世界。因此，達吾土古路能夠替他的祖國土耳其規劃類似的可能性。
我們必須知道，馬來西亞的現代伊斯蘭文明之根源其實更早於當代城市文明。檳城的穆斯林知識分子卡爾東．馬力（Khaldun Malek）向我解釋，馬來西亞與中東的交流可以上溯到中古時期，吹向有週期性的季風利於航行，因此不必等待蒸汽船時代，就可以與印度洋文化產生結合。
事實上，蒸汽船只強化泛伊斯蘭主義，因此十九世紀末期波斯人賈瑪爾．艾丁．阿富汗尼（Jamal ad- Din al-Afghani）和埃及人穆罕默德．阿布都（Muhammad Abduh）的伊斯蘭現代主義──強調在伊斯蘭本身內部尋找普世原則，以回應技術先進的西方所構成的挑戰──在我們這時代的城市化之前許久，就已經進入馬來群島。借助於所有這些發展，馬來西亞可以說是中東在亞洲綻放的果實。這裡的穆斯林人口並非高達九成或八成，而是只有六成，此特色對伊斯蘭造成了某種限制，同時一方面使之必須自我節制、調整，一方面又使之缺乏安全感。而且其他人口本身也有豐富的文明傳承。
此處伊斯蘭霸權最強勁的挑戰來自於中華文化。馬來西亞的華人可說具有全世界最道地的中華文化：它沒有像中國搞資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斷了文化源頭；它也不像新加坡的華人拚命西化。甚且，雖然馬來西亞的華人社群過去被說是多元化，譬如說有來自華南的福建人、也有在本地出生的土生華人（Peranakan） ，可是現在在馬來西亞大城市裡已逐漸出現單一色彩的華人意識──這也算是全球化的產物。
它可以和近幾十年來出現在印度，取代了往昔各種區域、村落意識的單一印度主義（Hinduism）做個比較。這個單一色彩的印度主義成為印度民族主義的基礎。可是，馬來西亞華人非常不同，儘管他們認同某些特定政黨，但他們是以經商為重、中間人心態的少數民族，不像印度人那樣會受到祖偉大國之號召。可是，面臨著《經濟學人》週刊所謂的本地「尖銳的族群和宗教分野」，馬來西亞華人以較狹隘的族群來作為認同是可行的。
吉隆坡一位華裔學者告訴我：「小時候，穆斯林常到我家來玩。現在華人家裡罕於招待穆斯林客人。即使你家的杯盤器皿乾淨，它們還有豬肉殘味，因此不符合伊斯蘭律法，在穆斯林眼裡，這代表你全家都汙染了。」我在馬來西亞逗留期間，聽到各種不同版本的這個故事。但是我認識的一位穆斯林學者說，這個觀察只能說半對半錯。他解釋說，過去，菁英只跟菁英來往，穆斯林之所以拜訪華人家庭，是因為大家同屬一個階級圈子。但是現在新興的中產階級華人必須與新興的中產階級穆斯林打交道，而後者嚴守他們的飲食戒律。
華人和印度人通曉馬來語文，但是在城市裡對伊斯蘭展現虔誠信仰的馬來人，卻不通華語和印度話。馬來人即是城市窮人的同義詞，城市窮人多，是馬來西亞最棘手的問題，這一點和許多開發中國家沒有兩樣。換句話說，這個社會存在著相當大的緊張，但是好在石油及天然氣豐富支撐著消費經濟，還有一大堆的社會福利機構。
以開發中國家的標準來看，馬來西亞失業率很低──有些估計說，只有百分之四──使它不致爆發事端。非常重要的一點，馬來西亞已經超過四十年沒有族群暴亂。並且儘管不同的族群彼此分開居住，很像斯里蘭卡和斐濟，卻不像這些地方有族群戰爭和叛亂。因此，儘管馬來西亞有內部分化，卻構成相當成功的後殖民經驗，有數以百萬計的人脫離貧困、改善自己的社會地位。我們不應該忘記這一點。 相關報導：
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46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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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說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尼卻能抵制ISIS的影響力？
抵制ISIS的不僅是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其他主流伊斯蘭團體甚至聖戰團體都對ISIS不冷不熱。作為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是靠什麼抵制ISIS的影響力的？ Edward Delman · 2016/01/15 07:29評論(5) 收藏(16) 49.5W字體：宋
1月14日上午，印尼首都雅加達市中心遭到武裝分子連環爆炸襲擊，事件造成至少七人死亡。與“伊斯蘭國”（ISIS）有關聯的通訊機構發佈消息稱，“ISIS戰士在印尼首都對外國人和那些負責保護他們的安保人員發動了武裝攻勢”。監控全球聖戰活動的SITE Intelligence Group也證實，ISIS透過其社交媒體帳號發佈了阿拉伯語正式聲明，聲稱對襲擊事件負責。 至此，ISIS也把戰火燒到了印尼這個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然而，觀察人士認為，ISIS在印尼的市場並不大——抵制ISIS的不僅是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其他主流伊斯蘭團體甚至聖戰團體都對ISIS不冷不熱。此前，《大西洋月刊》的愛德華·德爾曼（Edward Delman）1月3日發表的一篇文章分析了這其中的原因。 * * * * * * * * * * * * * * * * * * 最近，氣勢洶洶的“伊斯蘭國”（ISIS）找上了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印尼。 這個擁有兩億穆斯林的國家最近對該國已宣佈效忠ISIS的武裝組織領導人桑托索（Santoso）發起通牒。印尼警方已將若干被懷疑為ISIS支持者的人員逮捕，這些人似乎在策劃一些恐怖襲擊活動。澳大利亞司法部長也警告稱，ISIS正計畫于印尼建立一個“遠端哈裡發國”。 但是，這些令人感到恐慌的消息並沒有將ISIS在印尼的進展情況完全告訴我們。不知你是否注意到，雖然從境外跑去敘利亞或伊拉克參加ISIS或其他極端組織的人員在2014年6月至2015年12月間估計增加了一倍多，但他們中卻很少有人來自于印尼。問題是，為什麼？ 印尼自1945年從荷蘭獨立以來，也曾遭遇恐怖主義和聖戰分子的威脅。在1949年，一個名為“伊斯蘭之家”（Darul Islam）的團體宣佈要建立一個“伊斯蘭國”，該組織將印尼視為“異教徒國家”，曾在1950至1960年代發動多次武裝叛亂，之後其活動轉入地下。 “伊斯蘭之家”隨後分裂為多個派別，包括曾在印尼掀起全國反基督教運動的“拉斯卡爾聖戰軍”（Laskar Jihad），以及2002年實施巴厘島炸彈襲擊的“伊斯蘭祈禱團”（Jemaah Islamiyah）。 印尼境內的聖戰分子不僅襲擊國內目標，他們中的很多人在蘇聯入侵阿富汗期間還前往阿富汗參加“聖戰”，但是在這次戰爭中大多數參加者只是接受軍事訓練而非直接參戰。 不僅如此，印尼境內確實存在著ISIS支持者的大本營。雅加達衝突政策分析研究所（IPAC）在一份於2014年9月發佈的報告中，對ISIS在印尼的大規模宣傳招募活動進行了詳細分析。 這家研究所的另一份報告指出，“敘利亞境內的衝突對印尼極端分子有相當大的吸引力”，像“遜尼派同胞受難”或“復辟哈裡發國”這樣的字眼都讓極端分子認為，“敘利亞與伊斯蘭末世決戰之地密切相關，這片叫做沙姆（Sham）的地區又稱大敘利亞或黎凡特，圍繞著敘利亞、約旦、黎巴嫩、巴勒斯坦和以色列”。 但是，無論ISIS在印尼擁有多少支持者，這種支持還沒有轉化為湧向中東的聖戰者大軍。情報公司蘇凡集團（Soufan Group）最近在一份針對伊拉克和敘利亞境內外籍武裝人員的分析報告中稱，根據印尼政府的估計，在2015年7月前共有700名印尼人湧入衝突區域，但這個數位有可能高估了實際情況。 相比之下，來自法國、俄羅斯、美國和突尼斯等國的武裝分子人數分別是1700、2400、150和6000。美國國際發展署（USAID）在一項研究中指出，在法國，每100萬穆斯林人口中有18人被認為已前往敘利亞和伊拉克作戰，在突尼斯這個數字則是280，而印尼的資料則剛剛超過1。
為什麼印尼人並不熱衷於敘利亞周邊的衝突呢？印尼方面的資料與其周邊國家在一定程度上相似，官方統計顯示在穆斯林占多數的馬來西亞只有100人前往中東，而擁有1.77億穆斯林人口的印度只有23人參戰。 ISIS在馬來西亞的吸引力或許並沒有在阿拉伯世界和西歐那麼大，但馬來西亞公民的參戰率還是達到了印尼的六倍。另外，民調也顯示馬來西亞人對ISIS和自殺式爆炸襲擊有著更多同情——儘管總體來說兩國同情水準都很低。在印度，很多穆斯林對ISIS和其他伊斯蘭恐怖組織表示譴責，7萬穆斯林阿訇聯名簽署反ISIS裁決書。 2015年11月，《紐約時報》對印尼人在ISIS問題上的低參與度給出了一個解釋：作為一個擁有5000萬會員的伊斯蘭組織，印尼的伊斯蘭教士聯合會（Nahdlatul Ulama）宣導同情、包容、忍讓的信仰觀念，這與ISIS的原教旨主義及嚴苛的瓦哈比教派針鋒相對。 伊斯蘭教士聯合會最高委員會秘書長Yahya Cholil Staquf對《紐約時報》說：“我們直接挑戰ISIS的思維，在ISIS的思想中，所有伊斯蘭教徒都要整齊劃一追隨他們所想，而持有其他伊斯蘭思想的人都會被視為異教徒，被處死。” 衝突政策分析研究所主任西德尼·鐘斯（Sidney Jones）認為，伊斯蘭教士聯合會確實讓ISIS對印尼的影響降到了最低。“聯合會確實是防範極端意識形態吸引更多人的堡壘，”鐘斯說，“不過，加入ISIS及此前極端組織的都是聯合會之外的人。”因此，伊斯蘭教士聯合會的影響力或許並不像其規模那麼大。 鐘斯指出了一些影響印尼穆斯林的其他因素：“印尼沒有壓迫人民的政府，也沒有被外軍佔領，其政局穩定，因此就不會產生社會動盪或衝突，而穆斯林也並不是受迫害的少數群體。這樣一來，當你將這些因素都綜合考慮進來，印尼只有極少數人去敘利亞參戰這一事實就並不令人驚訝了。” 確實，有大批聖戰者離境去敘利亞和伊拉克參戰的國家要麼有著高壓的政治環境（如沙特，參戰者2500人），要麼政局陷入動盪（如突尼斯，參戰者6000人），要麼穆斯林作為少數派受到歧視（如俄羅斯，參戰者2400人），或是以上因素兼而有之。 為了進一步論證她的觀點，鐘斯提到了印尼在1998年蘇哈托威權政府垮臺後動盪時期的狀況。這位執政近30多年的強權人物下臺後，“不穩定局面成為極端組織招募人員的最佳工具”，但是在當今新生的民主氛圍下，“聖戰運動的吸引力就再沒有達到當時的那個水準”。
鐘斯補充道，印尼的表達自由為極端團體提供了空間，讓一些組織感覺無需訴諸武力也能推銷伊斯蘭教法。雖然一些極端組織確實在利用輿論空間，但鐘斯認為“暴力極端分子”還是被限制在了“可管控”的水準。 與此同時，衝突政策分析研究所認為，“ISIS遭遇了印尼穆斯林團體前所未有的抵制，他們的支持者僅僅是少數極端派中的少數。”不僅如此，抵制ISIS的並不僅僅是伊斯蘭教士聯合會，其他主流伊斯蘭團體如印尼宗教學者委員會下屬的兄弟會論壇同樣抵制ISIS的意識形態，就連印尼聖戰團體都對ISIS不冷不熱。 ISIS的暴虐行徑和宣佈建立哈裡發的決定受到了印尼極端主義教士和聖戰團體的批評，衝突政策分析研究所稱，“絕大多數強硬派穆斯林要麼與ISIS劃清界限，要麼採取觀望態度”。比如聖戰組織“穆查希汀理事會”（Majelis Mujahidin Indonesia）就宣佈ISIS運動“離經叛道”。 當被問到印尼政府的去激進化運動可能有何影響時，鐘斯表示：“我認為多數穆斯林良好的判斷力相比政府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但是，這種“良好的判斷力”的形成，看起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與能尊重穆斯林選民的穩定的代議制政體有關，同時，主體穆斯林乃至部分激進穆斯林都對ISIS的所作所為表達了明確的抵制。 於是，問題又來了：像印尼這樣的國家的經驗，如果放到充滿壓迫和動盪的中東國家，或是在歐洲被邊緣化的穆斯林團體中去，是否依舊有效？ ISIS持續吸引人員加入的能力能否被削弱，將取決於這個問題的答案。 （翻譯：王一諾 編輯：曾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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