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   田文林   2012年11月20日

日前，以色列對哈馬斯近乎一邊倒的軍事打擊愈演愈烈。目前，以色列軍隊不僅摧毀哈馬斯辦公大樓，打死哈馬斯軍事領導人，還造成近千名巴勒斯坦人傷亡。但即便如此，以色列仍不依不饒，其已經動員預備役官兵，大有大舉撻伐、徹底踏平加沙之勢。

這場衝突表面看起源於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實則與2011年中東劇變後的巴以力量對比變化有關。埃及穆巴拉克政權倒臺使以色列失去其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地區盟友，地緣生存環境空前惡化。以色列之所失正是哈馬斯之所得。埃及政權易幟尤其是穆兄會背景的穆爾西上臺，使哈馬斯得到一大外部強援，以色列對加沙的封殺計劃不攻自破。同時，中東劇變後阿拉伯民眾意識的甦醒，迫使阿拉伯當政者不得順應民意，加大對反以的哈馬斯運動的支持力度。10月下旬，卡塔爾埃米爾罕見地訪問加沙，並承諾提供更多經濟援助。哈馬斯處境改善使其對以政策更具挑釁性，而以色列對外部安全威脅的反應則變得更加敏感、過激，這種情勢變化是導致巴以武裝衝突升級的重要地區背景。

然而，巴以力量畢竟不在一個檔次上，由此使這場衝突日趨變成以色列對哈馬斯近乎一邊倒的宰割乃至屠殺。這種場景很容易讓人想起2006年7月僅因真主黨綁架2名以色列士兵，以色列就大舉入侵黎巴嫩，造成黎5000多人傷亡，以及2008年底至2009年初，因哈馬斯向以境內發射火箭彈，以色列在加沙大開殺戒，造成巴5000多平民傷亡。以色列這樣做似乎是刻意要恐嚇中東反以力量，警告其不要輕舉妄動，從而使以色列變得更加安全。然而，這種“完全不成比例”的報復對以色列並無太多好處。

首先，它不會給以色列真正帶來安全感。阿以多年征戰表明，阿拉伯人沒有能力“將以色列趕下大海”，但以色列同樣沒有能力徹底打敗阿拉伯世界。目前以色列的安全利益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犧牲巴勒斯坦人合法權益基礎上的。而這種建立在少數人壓迫多數人基礎上的狀況不可能持續存在。而當前以色列的尷尬處境在於：它不肯放棄從阿拉伯世界攫取的既得權益，但還希望阿以和解。世界上根本沒有這種便宜事。由於阿拉伯人口出生率遠高於猶太人，而以色列受制于移民潮結束和低出生率困擾，雙方人口比例日趨拉大。長遠看，很難想象人數日益處於劣勢的以色列人，能夠在對其充滿敵視、且人口不斷增長的阿拉伯人包圍之中長期安然生存。

其次，這種做法使以色列日漸喪失道義支持，在地區內更加孤立。以色列當初在巴勒斯坦建國以及後來的發展壯大，一定程度得益於歷史上猶太人遭受納粹迫害給世界留下的悲情形象。而且以色列至今仍在“享受”這種悲情角色帶來的國際寬容。而當前以色列為了追求絕對安全，過度消費了歷史留下來的感情資源，由大屠殺受害者和被同情者，日益成為大屠殺的施加者和憎恨者，日益站在國際輿論的被告席上。所謂“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追求絕對安全而無視國際道義，使以色列在道義上變得更加孤立，從而間接惡化了自身安全環境。尤其在當前，隨著中東劇變和阿拉伯民眾意識日趨復蘇的背景下，以色列恃強淩弱的做法很可能刺激正在轉型中的阿拉伯國家的對外矛頭日趨轉向以色列，伊朗也不會放過這個醜化以色列的絕佳機會，由此使以色列的安全環境更加糟糕。

第三，以色列的軍事優勢可能會緩慢喪失。這些年來，阿拉伯人在常規戰場中的頻頻失利，使其日益轉向恐怖主義和遊擊戰爭等非常規手段，由此使以色列面臨的安全威脅日趨變成非傳統安全。而以色列在常規軍事領域，包括在核領域的壓倒性優勢，在對付低烈度暴力和非傳統威脅時，更像是“高射炮打蚊子”，局限性日益突出。如2006年和2008年底以色列分別針對真主黨和哈馬斯的軍事打擊，雖然使後者軍事上遭受重挫，但其政治聲望不降反升，以色列則被貼上濫殺無辜的標簽。而目前，真主黨和哈馬斯軍事力量恢復迅速。顯然，以色列對用常規軍事手段對付非常規武裝可能産生的結果缺乏心理準備。長遠看，武器射程和爆炸當量增大，使以色列因侵佔阿拉伯領土帶來的安全屏障功能日漸喪失，其不對稱軍事優勢也逐漸減少。以色列也許有能力將反以武裝摧毀幾十次，但反以武裝只需將以色列摧毀一次就足夠了。這種前景使以色列未來安全形勢難以樂觀。

衡量安全戰略水平高低，很重要一點就是能否平衡使用政治與軍事手段。沒有軍事實力保障的安全，是靠不住的安全；沒有政治保障的安全，同樣是不長久的安全。沒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做支撐，軍事勝利很難真正轉化為持久的政治勝利。克勞塞維茨曾説過，“除非依靠政治協議來鞏固，戰爭結果就絕不會是最終的。”而以色列憑藉軍事優勢一味黷武，實際是“只會做加法，不會做減法”。對以色列來説，缺少的不是實現和平、謀求安全的機會，而是解決問題的眼光和勇氣。如果以色列始終將軍事戰略當做安全戰略，缺乏自我節制，其安全追求將像手中攥的沙子一樣，攥得越緊，流失得越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