勿用教派衝突簡單概括中東問題  劉中民  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教授

近幾年來，教派因素在中東政治中的作用日益凸顯，反映到國際輿論和學術研究中便形成一種言必稱教派矛盾的傾向，這種有著深刻政治意蘊的輿論傾向在中東和西方媒體最為嚴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國內媒體和學術研究中也出現這種傾向，並有日益放大之勢，教派矛盾似乎構成了解讀中東問題的不二法則，這種傾向突出表現在對敘利亞、伊拉克和當前也門問題的認知和解讀上。在筆者看來，這種傾向在學理層面和政策層面都存在較大問題，甚至不利於中國中東政策的宣示和宣傳。

首先，唯教派矛盾論在學理層面存在著只看現像不看本質的認識缺陷，不利於認識教派矛盾背後的歷史根源與現實根源。

當前，輿論界對教派矛盾的認識多存在簡單化之嫌，似乎中東國家只要有不同的教派，教派矛盾和衝突就必然存在。但是，中東各國的教派矛盾並非是一種先天存在的必然。在長期的歷史中，遜尼派和什葉派兩大教派多數情況下都能和諧共處，而當前教派矛盾的凸顯是長期以來各種矛盾累積的產物。

就近代以來的情況而言，從外部因素來看，教派矛盾多與西方殖民主義“分而治之”政策的歷史遺產有關。 1916年英法簽訂的《賽克斯—皮科協定》，無視中東的民族與宗教等人文地理，把阿拉伯人、庫爾德人和土耳其人，以及遜尼派和什葉派劃分到不同國家，並根據教派結構進行政治分權，導致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等國家的族群和教派結構異常複雜。而英法在委任統治時期“分而治之”政策的推行進一步固化了教派權力格局。從內部因素看，教派矛盾的累積與中東國家獨立後的民族國家建構、政治權力和經濟資源分配、社會文化政策等領域存在的問題密切相關。即便如此，在二戰後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不同教派大多能和平共處，倡導教派和諧的人士在兩大教派中均大有人在。因此，教派矛盾只是政治、經濟與社會矛盾的表象，而不是本質，切不可本末倒置。

其次，教派矛盾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和部分中東地區國家極力建構的政治話語體系，是服務於其政策需要的意識形態體系。 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推行“輸出革命”的戰略，促使沙特等海灣遜尼派國家開始注重從教派關係的角度塑造地區格局。 2003年伊拉克戰爭後，沙特、約旦等國家基於對什葉派影響擴大的擔心，提出“什葉派新月地帶”的概念。而美國也不斷把親美陣營和反美陣營的矛盾歸結為教派矛盾。有清醒的美國學者曾指出：“近來在整個伊斯蘭世界，教派矛盾被強化，這反映出西方利用教派分歧來組建反伊朗的地區聯盟這一戰略。”

中東變局發生以來，沙特等地區國家極力建構教派衝突的話語體系，不斷放大伊朗什葉派的地區影響。例如沙特不斷強調伊朗支持敘利亞、巴林和也門的什葉派。但迄今尚無伊朗支持巴林和也門什葉派的直接證據，而伊朗和敘利亞結盟也並非基於宗教和教派因素，因為二者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存在極大差異，伊朗是堅持伊斯蘭主義的什葉派掌權，而敘利亞政權儘管是什葉派分支阿拉維派執政，但其意識形態是複興黨的世俗民族主義。一些中國學者和媒體如果一味強調教派矛盾，會不自覺地滑向西方和中東國家建構的教派話語體系，進而導致對中東問題本質的誤判。

最後，過分強調教派矛盾和衝突不利於中國中東政策的宣示和宣傳。在敘利亞問題上，中國曾3次行使否決權，當時被部分阿拉伯輿論解讀為中國支持什葉派，在國內甚至也有輿論將中俄劃入支持什葉派的陣營，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中國外交政策的誤解。中國的政策並未從教派出發，而是以反對武力干涉、主張政治解決作為政策立足點。但如果中國的一些輿論過分強調教派矛盾，無疑會讓外界對中國的中東研究和中東政策產生誤解。

因此，圍繞中東的教派問題，無論是中國學界還是輿論界，都要在研究層面做到歷史、客觀，在輿論宣傳層面做到保持清醒，避免人云亦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