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台灣的最高領袖，需要研究思考的大事很多，如兩岸關係、台灣文化亂相及台灣經濟未來、文化走向問題，這些大問題的深入研討，要看大量的資料、要聽部下專家的簡報、要聽不同意見的人一起辯論，做出決定以後，勇往直前、不計一時得失毀譽，如果因而做出一些正確的決定，因此推出一、兩個有創意與有進取性的「大謀略」，其影響可能惠及百世。

馬英九做了總統以後，滿意度直線下滑，不滿意度直線上升；上下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令我這「武鐵嘴」也為之錯愕不已。總結馬英九先生的問題，原來馬英九「不會做總統」。

不會做總統有一大堆原因，有智慧問題、判斷力問題、心態問題、度量問題，這些問題皆可在錯誤、失敗中汲取經驗、教訓，而改進之，但是馬先生一錯再錯，絕不接收經驗教訓，這種頑固真是世間少見。最嚴重的問題是馬英九不知道總統該做些什麼事，無論內閣制、無論總統制，做一個最高行政首長，馬顯然在分工、授權的大原則上搞不太清楚。

大選前，《海峽評論》曾刊出筆者對馬英九的建言「我們希望的馬英九」，文中我提到「不做為罪」，希望馬英九當選後不可以對台灣的文化問題、偽學者謬論撕裂族群問題視而不見；又提醒馬英九要做「大事」，要重視分工授權；我甚至說「太忙的總統絕對不是好總統」，這些建言顯然沒有發揮任何作用。

馬的問題確實是不知道如何做總統，也不知道總統該做些什麼事。一開始，馬說根據《憲法》他要在第二線，馬的意思是要推動內閣制嗎？但在人事上政策上又不授權閣揆；馬被罵「宅男」以後，又急忙跑去「勘災」，到了現場卻被災民罵「作秀」，下鄉走透透也是老挨罵，馬可能會問：「到底如何是好？」如何是好，現在讓我告訴馬先生。

民國四十五年，蔣介石先生七十大壽，胡適之先生在《自由中國》雜誌寫了一篇文章為蔣介石祝壽。胡跟國民黨與蔣的關係，從批評到刮目相看，到鼓勵、到相挺，其過程及變化很有趣味。胡對國民黨及蔣抱有希望，原因是胡反共，而且毛太殘暴太胡鬧，胡挺蔣有些別無選擇的味道；但胡是有風骨的知識分子，對國民黨及蔣的諍言，也毫不保留，胡的祝壽文以艾森豪兩個小故事為例，規勸蔣介石，其出發點是君子愛人以德。文章節錄如下：（民國四十五年十月自由中國）

故事一──「艾森豪就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後，副校長安排院長、系主任晉見校長，三天接見了十幾位先生之後打電話給副校長問：「一共有多少位先生需要我接見？」副校長說：「一共有六十三位」，校長大吃一驚，「太多了，我做盟軍統帥，統領人類有史以來最大部隊，我只接見三位受我直接指揮的將領，命令透過他們傳達。大學校務非我所長，接見他們是糟塌了他們的寶貴時光……可不可以全部免了呢？」艾森豪不懂教育卻會做一個好校長。

故事二──「有一天艾森豪總統在球場打球，助理（祕書長）亞丹士先生拿來一公文備了兩份，一份簽可、一份簽否，艾森豪看了公文，發覺自己也無法決斷，於是在兩份公文都簽了字，對助理說：「請狄克（副總統尼克森）替我決定一個吧！」然後繼續打球。

胡適說：「……做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軍隊的統帥而能全權信任三個替他負全責的將領，不必接見第四個人，這是何等風度；一個第一流的軍人做了一個世界有名的大學校長，而能自己承認沒有專門知識，……不敢輕易「糟塌了他們的寶貴光陰」這是何等風度；做了世界第一強國元首，碰著自己一時不能決斷的問題，能夠自己不輕易下決斷，「請狄克替我挑一個吧！」是何等風度。

胡適舉這兩個例子為蔣先生祝壽，諷勸蔣先生重視分工授權，不可事必躬親，是針對蔣介石性格上的缺點，意有所指；而蔣被民進黨指為獨裁者，但是五十年過去了，我們在馬身上看不到一丁點民主國家領袖的氣度，整天把自己累得到處打瞌睡。大事不聞不問，反而常管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蔣是政治強人，蔣在台灣處在「戡亂」、「消滅毛共」、「光復大陸」的時代，蔣的個性剛強，習慣事必躬親。但蔣有知人之明，容人之量，蔣一生拔擢不少人才，但胡認為蔣再能幹，終究是「人治」，人治非長久之計，國家要走向法治，非分工、授權不可，否則人亡政息，或人老昏庸，都非國家之福。可是我們從許多新的史料發覺胡對蔣的領導作風有誤解，其實蔣一生用人唯才，尤其對財經外交等問題，對專業人才言聽計從，絕不亂指揮。

其實無論總統制、內閣制，甚至無論「人治」、「法治」，做一個最高領袖都不可事必躬親，原因有三：其一、事必躬親，部下一定偷懶，無法訓練出獨當一面承先啟後之人才。其二、事必躬親、決策定於一人，無法訓練出一個有效率之團隊。其三、事必躬親、體力不勝負荷，會忙中有錯，會困於瑣事而誤大局。所以，在西方國家的政治領袖有休假制度，強迫領袖休假，身體休息、思慮沉澱，更有助於一個政治領袖對大事之判斷也。

試想以台灣選舉文化之幼稚，如果有立委敢提出「總統每年有一個月假期，強迫休假以調整身心」，此人一定被罵成馬屁精。

諸葛亮跟司馬懿對陣，司馬懿派人去問候諸葛亮，這個人回報司馬懿：「諸葛亮食少事煩，恐不久人世。」沒有多久，諸葛亮果然死了。諸葛亮其實是累死的，諸葛亮治蜀，勤政愛民，判兩百棍以上的刑案要親自裁決，諸葛亮如此之忙，除了傷害健康，同時他這種從政態度也培養不出一個眾望所歸、支撐全局的領袖人物，諸葛亮一死，蜀國旋亡。歷史上許多領袖都是累死的，前秦符堅的宰相王猛，甚至清朝的雍正都是累死的。

馬英九總統處在一個歷史的關鍵時刻，無論你想不想，你的做為實際上影響的不只是兩千三百萬人而是要加上中國大陸的十三億人口；影響的不只是兩岸的和平，而且是整個中國文明的方向。屆時馬的歷史地位，得諾貝爾和平獎也只不過是小事耳，馬有這種歷史機會但是馬似乎不知道。

對於做總統筆者比馬英九高明多矣！如果我是馬英九，我一定會拜武之璋為師，也虛心學習做總統之道，果真如此非但馬英九會在歷史留名且為十三億中國人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