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胡志偉先生在傳記文學撰寫有關張發奎回憶錄文章，其中有數期文字批評楊天石先生在傳記文學一九九六年第二期發表之「張發奎在美哥倫比亞大學訪談對話」，指責楊天石先生文章違反學術道德，掩蓋共產黨人的殘忍嗜殺行逕，掩蓋共產黨徒的偽善面貌等多項惡評。楊天石先生在八月份傳記文學撰寫「學術批評還是惡語傷人？」一文以為回應。

筆者對兩人文字，略去情緒性的字眼不談，就雙方史學史觀部份作一評議，供雙方及傳記文學讀者參考。

首先我們發現兩人意識形態截然不同，胡志偉先生堅決反對共產主義，為文、為人常以反共鬥士自居;而楊天石先生對共產黨、共產主義尚存好感、尚抱希望。我想此為兩人思想上最大的差異點，許多紛爭皆源於此。

胡先生反共立場鮮明，從不隱飾，至於楊先生的親共立場，楊先生可能不會承認，但是從楊先生文中可以找到蛛絲馬跡，楊先生文說「既是『摘要』，自然會有摘除，不可能字字、語語照錄，照譯，這是普通常識，人盡皆知，而且所摘之要，自然反映『摘』者眼光和標準，有時還會反映摘者所在地區的社會環境與風習…………」（傳記文學第九十三卷第二期一二七頁），楊先生無意間說出了問題的關鍵『摘要』，從史學的觀點，也要遵守摘要的原則，也不可以由作者本人來挑選何者為『要』而是『非『要』，『要』與『非『要』標準在當事人（口述者）的主張、信仰，對歷史事件的評述等，『摘要』不可以違背當事人的原意，如張發奎先生回憶錄涉及共產黨、共產黨人、蔣介石的文字很多，如只摘其早年看法，或只摘其早年經歷，而模糊或隱晦張發奎先生晚年對共產黨、對蔣的最後判斷，這就違背了一個史學工作者秉筆直書的原則，所以『摘要』的標準是不可以自由心證的，否則像張發奎一生數十年橫跨幾個世代的口述歷史，對不同政治立場的文史工作者遵會發生「各取所需」的現象，對史料的選擇性引用是不可以沒有原則的。

楊先生文在一二九頁及有一段也點出問題所在：「我還想說的是胡先生在香港託庇於一國兩制，可以想罵誰就罵誰，愛怎樣罵就怎樣罵，所謂『共產黨人的殘忍酷殺行逕』、『賀龍等人的土匪出身背景』、『投共政客的醜惡面貌與不可見人作為』、『共產黨徒的偽茄面貌』云云，胡先生這樣寫，誰也奈何他不得，但是在大陸在大陸則是違背新聞出版機構的法令和管理規定的………」看了楊天石先生的解釋，我不禁要問：「這些規定對嗎？這些規定難道不會妨礙學術自由嗎？」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香港文匯報登了一封「北平輔仁大學校長陳垣給胡適的公開信」，信中說「人民在自由地生活著」，「教授們自由地研究著」，「新生的力量已成長，正在摧毀舊的制度」，「我也初步研究了辨證法，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使我們對歷史有了新的見解，確定了今後治學方法。」胡適對朋友說這封信不是陳垣寫的，或者陳垣是在被逼迫之下非自由意志而寫的，胡的理由是陳垣是他多年的老友，陳根本不會寫白話文，至於治學方法，胡適說共產黨進北平市才三個多月，陳垣是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三個月時間改變了一生的治學方法學會了唯物史觀更是匪夷所思。

所以胡適的結論是在共產黨統治下沒有說話的自由，但是也沒有「不說話」的自由。

自由是學術的土壤，離開了土壤指望開花結果是不可能的，但是政治干涉學術自古皆然，在大陸學術自由也不可能一蹴而幾，楊天石先生的處境我們非常瞭解，楊天石先生的治學功力、學術成就，我們也有目共睹，但是我們要提醒楊先生，您的學術成就難道不是您向中共政權爭取學術自由的結果嗎？在大陸史學界您是特權階級，除了您還沒有多少人敢為國民黨翻案，敢為蔣介石辯護，您自己有了學術自由是不是也該為整個學術界爭取學術自由呢？

此外兩岸學術界也存在許多史觀的差異，如「農民起義」，我們認為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農民起義」。中國歷史的循環是一個朝代腐敗到民不聊生的地步，飢民（不限農民）挺而走險，被野心家利用當打手炮灰，一旦推翻舊王朝，建立新王朝，農民還是農民，農民的生活、地位得不到任何改善，包括共產中國在內。又如蔣介石「背叛革命」，我們回到當年的歷史情境，中國內部四分五裂，俄共代表支持共產黨與中央對抗，俄人干涉內政，製造分裂，如果當時蔣不清共，何來統一之中國，所謂第一次國共合作北伐成功是表面的，國家形式上的統一要經過中原大戰、兩廣事件、閩變，沒有統一之中國，沒有南京政府之十年建設，如何有能力對抗日本侵略八年之久。國共之爭根源是救國路線之爭，如果共產主義適合中國，如何解釋鄧小平之改革開放，推動市場經濟？如合解釋今日中國之恢復私有財產制度以及靠經濟力量之和平崛起？

共產主義是歷史產物，當年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勝利，除了共產黨長於鬥爭之外，也反映了人民的選擇，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驗也已經告一段落，胡志偉先生也不必用復仇的、戰鬥的心態面對這一段骨肉相殘的歷史。

此外大陸還在流行唯物史觀、馬克思史觀，也與大陸目前市場經濟的文化走向格格不入，我們也衷心地希望大陸史學界的朋友在史觀方面多下一些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