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安娜─索朗奇．諾博爾
袁方／編譯

戴思杰（Dai, Sijie）的《釋夢人》（Le Complexe de Di，狄先生的情結，榮獲法國費米娜文學獎）一書以22.5萬美元的價格在並不看好非英語作品的美國落戶後，這場版權交易的操盤手──法國伽利瑪出版社（Gallimard）國外版權部經理安娜─索朗奇．諾博爾（Anne-Solange Noble，上圖右）的名字遂成為關注的焦點。

與美國諾夫出版社（Knopf）達成的22.5萬美元的版權轉讓價格，對諾博爾來說，無疑是一項新交易紀錄的誕生。其實《釋夢人》在今年9月中旬於法國甫一出版，諾博爾就已經達成了5項版權合約，除了美國，義大利、德國、西班牙和英國也是她的戰利品。5項合約的總金額為43萬歐元，每項合約的成交額都在4萬歐元以上。

當然，諾博爾手上並非全是《釋夢人》之類的「淘金書」，她也絕對不是一個「金錢至上」的版權人，把作家西蒙波娃（Beauvoir）或者紀德的書以幾千歐元的價格賣給一個剛剛完成版權轉讓關係的新出版商，照樣能為她帶來相同的快樂和滿足。諾博爾承認「伽利瑪」的工作情緒高漲。自1992年她主持「伽利瑪」國外版權部以來，營業額已經提高了50%。

我天生是個版權人
如今，諾博爾每年達成的版權協議超過650項，她也被同行認為是法國出版界中最優秀的版權人之一。在諾博爾看來，版權轉讓並不是簡單地賣掉一兩本書的概念。諾博爾的視野很寬，眼光也比較長遠，她看重的不是某一本書的交易，而是與其交易的出版商的出版政策或者是出版社的出版目錄。

作為一位優秀的版權人，諾博爾在這個領域的表現引人注目。她不但知道如何介紹自己的圖書，而且對國外市場狀況也非常了解，在涉及到談判技巧時，她的表現更是讓人稱道。

不過有意思的是，諾博爾本人並不把自己定位成職業經理人，她說自己的角色與從前的媒人極為相像，「媒人對男女雙方非常了解，她們也知道如何能讓雙方成功結合。在媒人的一生中，她們整天考慮的就是如何把人送進洞房。我的工作也是如此，我不但要讓性格不同的交易雙方互相認識，而且還要讓他們在盡可能多地了解對方之後走到一起」，諾博爾認為自己天生就應該是一個版權人，「版權人作為一位中間人，就像一位手牽紅線的現代媒人，其工作性質中既有文學性又有國際性，我覺得，我的骨子裡有某種說不出的特點與這個職業正好吻合。」

自1985年進入圖書版權業這一行以來，18年的版權人經歷讓諾博爾感受到了很多變化，由於亞洲的巨大變革，新的出版社紛紛崛起，中國與韓國是法國文學版權交易新的成長點。從這些變化中，諾博爾既感受到了挑戰，也發現了版權人的新樂趣。

我同情小出版商
諾博爾的父親是加拿大人，職業是律師，母親是法國人，在一個英語學校教授法語。從小接受的雙語教育，深深地影響了諾博爾對世界的看法，也正是基於這種雙語文化的背景，諾博爾對英法兩種語言文化的認識也更加客觀。

諾博爾認為現在法國正在一步步地美國化，與此同時，美國卻沒有以同樣的節奏變得歐洲化。在美國化的過程中，就連法國的飲食文化都對美國的麥當勞大開方便之門。這種「崇美情結」已經蔓延到文學上。法國作家急於把自己的作品翻譯到美國，媒體記者評價一個作家的標準也便成了「這個人的作品是否被翻譯到了美國」。

雖然對法國的評價用語犀利，不過由於諾博爾出生於蒙特利爾，再加上她在法國接受的教育，無論在文化涵養還是內心情感方面，法語文化對她的影響都顯得更為深遠些。當面對強弱兩方時，諾博爾習慣於站在弱勢一邊。當她在巴黎政治學院學習國際關係時，她的研究方向是相對弱小的第三世界國家。儘管諾博爾對美國政策一貫持批評態度，但她強調自己不是什麼左派、反美主義者，她只是認為弱者應該擁有自己的生存空間而已。

諾博爾的這種性格在她與美國人的版權交易談判中表現得尤為突出。格拉塞出版社（Grasset）的總經理奧利維埃．諾拉（Olivier Nora）在紐約工作時，曾經親眼目睹諾博爾與美國大出版商據理力爭的情景，他對諾博爾的膽量非常稱讚。不過諾博爾卻說自己的這種作風之所以顯得突出，只是因為太多的法國出版商對美國大出版商的霸道表現得唯唯諾諾，他們只會把氣出在其他國家的小出版商身上。

我不願意對強者法則低頭
美國人「唯我獨尊」的作風在國際版權交易中是極常出現的，很多被其他國家廣為接受的作法，在美國人那裡形同虛設。諾博爾在與美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不止一次地發現這種情況。例如在轉讓圖書的翻譯權時，國際上的慣例是遵守賣方提出的合約，但是美國人非但不遵守這一個慣例，反而率先拒絕諾博爾提出的合約，並進而把自己的合約強迫她接受。諾博爾的同事還勸慰他接受美國人開出的條件時，往往把這稱為是「強者法則」。

諾博爾認為美國人「強者法則」背後隱藏的真正問題，是他們對非英語作品的漠不關心，他們對引進非英語作品不感興趣，因此才會態度傲慢。在「伽利瑪出版社」，雖然安托萬‧伽利瑪先生不懂日語，但他卻照樣願意出版日版作家的作品。在整個歐洲大陸，至少有1/5的新書是翻譯作品，可是在英美出版界這個數字不到3%。

不過別人認為理所當然的事，諾博爾卻感到非常憤怒。她不願對這種強者法則低頭，雖然這位當時還是沒沒無聞的「女流之輩」的作法令她的美國廠商難以置信，但很快她們就領教了這位法國女版權人的強勢。時至今日，「狄諾埃爾出版社」的版權經理埃洛伊斯‧多爾梅松對諾博爾與「藍燈書屋」談判的情景仍然記憶猶新，她說諾博爾做的事是世界上任何一位版權負責人都不敢作的，不過有趣的是，諾博爾的嚴肅立場卻一點都沒有損害她與「藍燈書屋」的版權交易。

諾博爾把自己在美國取得的這種成績看成是他堅持原則的結果。她從來不認為自己有什麼美國情結，不過由於父親和姊姊都是律師，諾博爾對美國的「律師文化」非常清楚，她知道美國人習慣一步一步向目標逼近，同時他們也希望對方能盡快讓步。因此諾博爾在簽訂版權合約時，往往抱有非常大的耐性，一份合約在她那裡，往往可以談上幾個月。在與美國人合作的這幾年，諾博爾一次也沒有失敗過，她的這種堅強性格，不但沒有讓美國人覺得反感，反而贏得了她們的尊重。而對諾博爾來說，每一次在美國版權市場取得的勝利都為她帶來超過在義大利或者德國等國家獲得成功來的快樂。

我其實就是作家代理
當然，絕對不能把諾博爾在版權交易過程中表現出的倔強性格看成是盲目輕率，諾博爾不是什麼偏執狂，她喜歡與人接觸，希望同所有國家版權同仁開展友好合作，把「伽利瑪出版社」的作品介紹給盡可能多的國家。諾博爾為埃馬紐埃爾‧托德（Emmanuel Todt）的隨筆共簽訂了27份交易合約，而戴思杰的第一本書《巴爾札克與中國小裁縫》（Balzac and the Little Chinese Seamstress）更是為伽利瑪出版社創下了35份交易合約的紀錄，要知道這可是一本處女作。

諾博爾非常善於捕捉國外讀者的閱讀喜好，或者說她對圖書的銷售有非常清楚的認識，因此她在推銷圖書的時候知道如何放矢。例如她在向別人介紹《巴爾札克與中國小裁縫》時，既沒有說法國著名書評人華沃認為這本書是傑作，也沒有提因為書中的兩位主角都喜歡巴爾札克，所以法國人感到很榮幸之類引起法國讀者好奇的話。她只是簡單的告訴對方，這本書表達了人們對文學及自由閱讀的尊敬，由於她突出介紹的是一個大部分國家的讀者都會感興趣的閱讀主題，因此《巴爾札克與中國小裁縫》的銷路才會那麼好。

諾博爾說她不會僅僅為了賣書而賣書。「在版權界有好多新人只考慮到如何獲利。從個人角度來說，如果對方出版商沒有讀過我的書，我就絕對不會向他們施加壓力，讓她們盲目接受這本書。諾夫和其他出版社都是讀過《釋夢人》之後，才購買這本書的。他們之所以接受我的價格，正是因為他們真心喜歡這本書，」諾博爾說自己從本質上講是作家代理人，」在法國，作家代理人的興起，正是因為出版商對作家照顧不周才造成的。當然作家代理人必須證明他們做的比出版商要好得多，而我，希望自己的工作讓作家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