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06/12/17 20:19:56瀏覽892｜回應0｜推薦2 | |
 關於中國圖書的產生，還有一個近似於神話的傳說，即「河圖洛書」中國最早的古籍《尚書》中也有同樣的說法。有人進一步解釋說：「伏羲統治夫下時，有龍馬從黃河出現，背負「河圖」；有神龜從洛水出現，背負「洛書」。伏羲根據這種「圖」和「書」畫成八封，就是後來《周易》的來源。我們今天所見到的《河圖》、《洛書》，是由一系列的神秘符號所組成的數位方陣。它們是經過周、秦、漢幾代儒生方士們之手加工後的形態，其原始面貌已無法知曉了。有人認為它是古代遊牧民族所畫的立體的天象圖；還有人認為它是由自然界的天然痕跡——龜甲發展而成的抽象符號，是中國第一部圖書，並認為《河圖》與《洛書》在中華文明史上曾產生了重要的啟蒙作用。華夏文化的源泉也可以說就是「河洛文化」，而《河圖》《洛書》則是河洛文化的初基。它所建立的辯證思維的模式，對後世的思想、哲學、文學和科學都有重要的影響。孔子曾說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史記‧孔子世家》） 傳說和神話並不是歷史，但它是歷史的產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為此我們可以得到這樣一些啟示：在文字發明以前，就先有了圖畫和一些簡單的符號作為傳播資訊的工具。中國文明的最早發生之地是在黃河、洛水一帶的中原地區。 (二) 圖書產生的時代 有了文字，就有了創造書籍的基本條件。當然並非從有文字開始就有了書籍。人們最初利用文字，不過是用來彌補生活勞動中語言的不足，促進思想感情的交流和資訊的傳遞，藉以喚起共同的行動。當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文字刻寫在各式各樣的材料上，藉以記錄經驗，闡述思想，並使之傳播久遠的時候，書籍便開始出現了。 中國書籍最早出現於何時，現在很難作出較準確的結論。我們至今尚未發現夏朝的文字和文獻實物，根據其他文獻判斷分析，很可能就是在夏這一歷史時期──即西元前21世紀至16世紀，完成了由文字到文獻典籍這一歷史性的轉變。其論據有七條：1.《史記》和《竹書紀年》都載有夏代帝王的世系表，儘管兩者不盡相同，但大同小異。這說明兩者是以同一份原始文獻記錄為依據的。而且，在殷墟甲骨文發現後，王國維據卜辭中殷商的先公先王世系考證出《史記》中的《三代世表》是「信史」，因為夏代諸王與商先王剛好是同時代的人，都在距今四千年左右。2.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尚書‧多士》中有這樣一段話：「唯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這是武王滅商後，周公對殷商貴族的訓話，大意是：你們殷的先人，在推翻夏朝時，已有典籍，記載了這段史實。3.殷墟甲骨文是較為系統成熟的文字、其數量、規模及完備程度說明它已經不是早期原始文字，一定是經過了若干年的發展。特別是1983年又在西安西郊的一個原始社會遺址，發掘出一批更早的甲骨文，時間是四千五百至五千年前。這批甲骨文字體細若蚊足，字形清晰，剛勁有力，結構嚴謹，更新了人們的傳統觀念。據考證，這批早期甲骨文比殷墟甲骨早一千二百年，比夏朝還要早五百年以上。4.夏代，人們為了發展農業生產，總結並掌握了一定的天文曆法知識，以十二個月為一年，有大小月之分，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還懂得了十九年置七個閏年。夏代的曆法稱「夏曆」和「夏小正」，夏曆以寅月為歲首。春秋時，孔子曾主張「行夏之時」（《論語‧衛靈公》）。5.在《竹書紀年》和《世本》等古書中，有「夏發七年，泰山振」，「夏桀十年，夜中星隕如雨」等記載，這也是世界上關於地震和隕石雨的最早文字記錄，可作為夏代有文獻記錄的旁證。6.《呂氏春秋‧先識覽》載：「夏太史令終古出其圖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該書寫成之後。曾公佈於咸陽城門，聲稱能增刪一字者，賞予干金。可見這段史料的來源不會毫無根據。7.《國語．晉語》載：晉文公時，陽人猶「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國語》 亦是一部嚴肅的史書。上述諸條雖為旁證，但足以說明夏代有典籍並非無稽之說。 三、掌書史官 分析圖書起源這一問題，除上述的文字、圖像符號和下一章展開敍述的物質載體及其形制以外，還需要一個重要的因素便是掌書之人。中國早期的文字和圖書與史官的聯繫十分密切，這也是中國圖書的一大特點。 古代把掌管文字記錄的專職入員通稱為「史」。「史」字象徵右手持物，至於所持為何物，則有許多不同的解釋。清代吳大澄說是簡策；江永說是官府的書籍；王國維說是盛策之器；馬敘倫說是筆；勞斡說是弓鑽，這弓鑽也是為鑽灼卜骨之用。總之，這些解釋儘管有異，但有一共同點，都與文字和圖書有關。王國維說「史」是專門保管、研究及寫作的官吏，它的另一個名稱是「作冊」，負責起草冊命和記錄宮廷中的重要事件、天子諸侯的言行和政府各機構的種種活動。很多金文和古籍中常有一個公式化的句子：「王若曰──」，就是說，這些檔不是王自己寫的，而是史官受命而作。 史官既要記錄帝王言行和軍國大事，又要負責管理政府的各種檔案圖籍，還要從事宗教事務，負責貞卜、祭祀等迷信活動。因此，他們身邊積累了大量檔案文書資料，他們是當時最博學的人，修史重任自然落在他們身上。 傳說中造字的倉頡就是黃帝的史官，這也是歷史的反映。三代之際，史官人數漸多，分工更加細密。我們可以從甲骨文、金文及早期典籍中找到眾多的史官名稱，如夏代的太史令，殷商的貞人、作冊、史、太史、內史，周代的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左史、右史等。這些史官各有所職，如「大史掌國之六典，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掌書王命，外史掌書使乎四方，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史通‧史官建置》）。各諸侯國也設有史官，開始由周王室委派，所記材料也要送交王室保存；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崛起，王室衰微。各諸侯國自立史官，利用自己的紀年來記載歷史，以示獨尊。於是出現於魯國的《春秋》、晉國的《乘》、鄭國的《志》、楚國的《檮杌》等上百種文書。生逢其時的孔子曾派他的弟子「求周史記」，「得百二十國寶書」。（《公羊傳疏》）。墨子也自稱「吾見百國春秋」。可見當時各國富修史書之盛。 史官的職位是世襲的。世守其職的家族，通常有一個與書籍或記錄保管相關的氏名。諸如簡、籍、史、董等。《左傳‧昭公十五年》記載西元526年，晉國有一史官的後人名叫籍談，雖然相承了祖先的姓氏，卻不知自己家庭的歷史，周景王講述了其姓氏的來歷屆，譏諷其「數典而忘祖」。 中國早期文獻還常常有史官逃往他國，並把圖書典籍帶走的記載。《呂氏春秋》記載了夏太史令終古在夏桀不聽其哭諫後，攜圖法出奔如商。殷內史向摯，見封王迷亂，載其圖法出亡之周。太史公司馬遷在《史記‧自序》中也說他的祖先曾世襲掌管周室典籍。西元前七世紀中葉，「司馬氏去周適晉」。這些歷史記載由於出自史官之手，大都偏袒史官，而斥責統治者迷惑淫亂。這種逃亡大都帶有出賣情報的性質。在朝代交替之際；更顯示出圖書典籍在統治者爭權奪位中的重要性，也說明圖書檔案保管者──史官舉足輕重，他們帶著重要的國家檔案、地圖等逃亡，有時促使舊王朝的削弱和傾覆。秦末漢初，劉邦攻入咸陽，眾將爭奪金銀財寶，唯獨蕭何先入秦丞相府、御史府收集圖籍文書而寶藏之。其後，漢王劉邦之所以對天下厄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間疾苦全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就是因為有蕭何從秦丞相府和御史那裡得到的地圖和文書檔案。這也從另一角度說明了圖書的重要性。 歷史悠久 一脈相承 秦漢之際，太史令實掌史職，秦有胡毋敬，漢有司馬遷等。東漢又有蘭台、東觀之設。這兩處既是中央的檔案、圖書館，又是官修著述之所。明帝曾以班固為蘭台令史，詔換國史。與《史記》、《漢書》並稱為「三史」的《東觀漢記》就是中國第一部由眾多史官集體編修的史書。它開創了政府組織史官集體編史書的先例，為後世史館的出現奠定基礎。曹魏明帝太和年間，始置著作郎及佐郎，專掌國史。到北齊時，改稱史閣，又稱史館──國家專門修史機構，後經唐代的發展完善，形成較為完善的史館修史制度。宋代史館分置有國史院。實錄院、日曆所、會要所等機構。史官有修撰、直館、編修官、檢討官等名目。元、明、清三代，改置翰林院，史官則設修撰、編修、檢討等掌修國史。除常設機構外，還有臨時性特開史館，名目繁多。 中國古代形成了為前朝修史的傳統，「國可亡，史不可亡」（《元史‧董文炳傳》）歷代統治者非常重視歷史的連續性和繼承性。各類史籍，品種繁多，體例多變。其中，以《史記》為首的紀傳體正史綿延數千年、一部二十四史，篇帙長達三千二百五十九卷，上下五千年，是舉世無雙的一部通史百科全書。又如在編年體史書中，歷代共修實錄一百一十六部，僅《大清實錄》一種，就有四千三百五十五卷。史官在中國一直受到極大的尊崇，常由皇帝挑選任命，有的皇帝如唐太宗、明太祖等還親自擬定編修規則，參加修史活動。歷代最高統治者為什麼如此重視修史活動，並把它制度化呢？其原因有四： 一是為借鑑前期經驗，以史為鑑，垂訓後世，以達到繼往開來的目的。 二是為前朝修史，證明新朝的合法地位，自圓其正統之說，以爭取民心。 三是為點綴升平，鋪張門面，籠絡士人，特別是那些「不食周粟」的前朝遺老，消磨他們的敵對意識。他們在其他方面斷然與新朝誓不兩立，極難合作，唯獨在編修故國之史這一點上，心情複雜，尚可通融，他們帶著懷念、留戀、悲憤之情，投身其中，唯恐忠奸不分，是非顛倒，他們熟悉舊朝史事，多少可抑制新朝史官對前朝歷史的歪曲貶低。 四是為控制褒貶大權，懲惡揚善，壟斷輿論，為本朝統治者歌功頌德，樹碑立傳，以鞏固王朝統治。歷代相沿的修史制度，保證了中國史書上下銜接，綿延不斷。這僅是中國圖書的一個縮影。( 2006.12.12 / 摘自中國圖書-之二 ) 【注】上圖：河圖與洛書插圖引用自「易學講堂」網站。 http://www.kunde.org.tw/teach-a011.htm |
|
| ( 休閒生活｜網路生活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