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9  《二十一世紀》屈雅紅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Gabriela Mistral, 1889-1957），智利女詩人，1945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也是拉丁美洲第一位獲此殊榮的詩人。「因為她那富於強烈感情的抒情詩歌，使她的名字成為整個拉丁美洲的理想的象徵。」她同時又是一位政壇人物，曾擔任過智利駐西班牙、葡萄牙、法國尼薩、巴西、美國洛杉磯、義大利那不勒斯等國家和地區的領事，並被派往各國聯盟任職，她還參與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籌建工作。她一生經歷了幾次痛徹肺腑的戀愛，卻終身未嫁。其間的渴盼與焦慮、欣喜與絕望，都沉澱在詩歌裡，鑄就了她的盛名。她的詩，是貼近自我生命的歌唱。今天，從女性主義角度看圍繞著她的生活和創作產生的毀譽，一樣地耐人尋味。

米斯特拉爾原名盧西亞‧戈多伊‧阿爾卡亞加，1889年出生於智利首都聖地牙哥市北部的一個小鎮。她的父親是一位小學教師，有著他生活的那個小村人少見的醒目才華：能歌擅唱會寫詩。這個頗具「波希米亞」風格的男子身上，泛溢著一股不羈的氣質。在他組織的合唱隊裡，有個單身母親，帶著她十多歲的私生女。他不顧人們訝異的目光，娶了這個比他大出好多的女子。這個女子，後來成為米斯特拉爾的生身母親。

米斯特拉爾的父親酷愛自由和旅行，經常外出。「父親在生活的瘋狂中勇敢地闖蕩，我們對他的生涯一無所知。」她三歲時，父親棄家出走，不知去向。得知他的消息時，父親已於1915年客死他鄉。

童年時代父親和父愛的「缺席」，是詩人成長歲月中影響重大的個人「事件」。

「我對他的回憶是由於他的不在而感到的痛苦。但是在很多方面很欽佩他，對他的一股親情是很深刻的。」或許正是出於對生命發育過程中不可或缺的父愛的渴望，米斯特拉爾以一種特殊的方式接近著父親、演繹著他的生活。「當我還小的時候，父親走了，我翻著報紙，尋找把我引到這個神祕角落來的人的足跡。我發現他寫的一些詩，很美，給我幼小的心靈以很大的震動。我父親的那些詩是我最初讀到的詩，激起了我對詩歌的熱情。」極少露面的父親，不知不覺中充當了米斯特拉爾走上文學道路的啟蒙者。米斯特拉爾結緣文學、長大後萍蹤浪跡，腳步跨越歐洲、北美洲、南美洲、戀愛比她年長許多的男子，某種意義上，都是童年創傷的症候。形影闕如的父親，他的身姿以別種形式迴響在米斯特拉爾的生命裡。

給米斯特拉爾苦澀童年以溫煦滋養的，是祖母、母親和同母異父的姐姐。米斯特拉爾的祖母是位虔誠的教徒，是村子裡唯一擁有《聖經》的人，她教米斯特拉爾閱讀這本「書中之書」。母親帶來的那位姐姐是一位鄉村教師，她教米斯特拉爾識字。若干年後，米斯特拉爾也和她一樣，成為一名鄉村教師。隨著自我生命篇章的展開，對於母親「艱難而溫柔的世界」，米斯特拉爾漸漸有了理解。母親面對生活磨礪時的堅強和柔情，在她這裡得以延續和放大。如果說由於父愛的「匱乏」，米斯特拉爾對父親的依戀中，流露著一絲酸楚，她對母親的纏繞裡，則充盈著由衷的感恩。世代相繼的幾個女性，無論命運怎樣肆無忌憚地從她們這裡掠奪，依然慷慨地施與這個過分慳吝的世界以拳拳愛心，這種地母情懷深深地感染著米斯特拉爾。

法國女性主義文論家露絲‧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主張在女性間建立一種「女性譜系」（genealogy of woman），形成一種母女認同。它不同於佛洛伊德所謂「戀父」情結。在抱守父權／男權思想的佛洛伊德那裡，「戀父」的產生是源於女性先天的「缺欠」和「不足」。她是「不完整男人」，「戀父」情結反映了女性的「閹割情結」（castration complex），表現了女性的「陰莖嫉妒」（penis envy）心理和身分焦慮。女性主義建立的母女生命鏈條，著眼於發現「在婦女身上一直保留著那種產生別人同時產自別人的力量（尤其是別的婦女）。在她身上，有母體和撫育者；她自己既像母親又像孩子一樣，是給予者；她是她自己的姐妹加女兒。」正是母親─]女兒之間神祕的生命連結，溝通了米斯特拉爾身上的「女兒性」和「母性」，那些唱給母親和兒童的詩歌，是對愛的呼喚和施予。

米斯特拉爾崇敬聖女特蕾莎修女、在詩歌中，盛讚經歷著痛苦、卻充滿基督精神的墨西哥詩人索爾‧胡安娜修女（米斯特拉爾：《修女胡安娜剪影》）、不止一次歌詠「母親」、《鄉村女教師》裡「閃爍著高貴的光芒」、「貧窮」卻「歡樂」的女教師，是姐姐的寫照……她從自己身邊的同性身上，體驗和認識了女性的光華。時光流失，無論遭遇怎樣的坎坷，她的詩歌經久不變的主調是愛意與柔情：對戀人、對孩子、對大自然、對無限廣闊的人生。米斯特拉爾把她的最後一部詩集（1954年出版）命名為《葡萄壓榨機》，中國研究米斯特拉爾的學者段若川教授以為：或許是人到晚年，思念故土，以家鄉常見的釀酒器具名詩，寄予一份鄉愁。或許是由於葡萄壓榨機隱喻著作者對自我命運的體認：遭受種種磨難的壓榨，最終釀成甘醇的美酒。

沒有直接的資料讓我們看見米斯特拉爾對女性主義理論的接受，但作為一個敏感的詩人，她生命裡流露出來的汁液，已經彙集到女性主義大潮的目標裡：關注女性、致力於人性的和諧發展。在她的教師生涯中，她曾經於1912年在智利北方的港口城市安托發加斯塔女子學校任教、1920年，又被任命為特木科市女子學校校長、1921年還擔任了首都聖地牙哥剛成立的第六女子學校校長。應墨西哥教育部長邀請，赴墨西哥參加教育改革時，米斯特拉爾選編的《婦女讀本》於1923年在墨西哥出版。194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米斯特拉爾，以智利駐聯合國代表的身分到美國舊金山市，負責剛剛成立的婦女事務部工作。米斯特拉爾從事的這些活動，與她的詩歌創作交融在一起，表現了她對女性和兒童的特別關心。1938年，她的第三部詩集《塔拉》在阿根廷出版，她把全部版權贈給了西班牙內戰中的孤兒。去世後，人們在她的遺囑中看見她對自己著作版權的分配：在南美洲出售的，贈給童年生活過的小村的貧困兒童。米斯特拉爾為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撰寫的《為了兒童》，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她沒有生育，卻把「母愛」廣播人間。

米斯特拉爾有一篇散文詩《最悲傷的母親的詩‧你不該出世》，短短的文字下面有長長的注腳，說明她的寫作起因。作者在街上看見一個即將生產的村婦，臉上是極度的痛苦。一個男子走過，朝村婦說了一句粗話，使村婦漲紅了臉：

那時，我感到了對女性的全部關懷，感到了女人對女人的無限同情，我邊走邊想：「她是我們中間的一個，她應該說出（既然男人們從來不說）這美妙而又痛苦的狀態的神聖。如果藝術的職能是在無限的同情中美化一切，我們為甚麼不在不純者面前使這種現象得到淨化呢？」於是，我幾乎是懷著宗教的目的，寫下了前面的詩篇。女性中的某些人，為了貞節不得不在殘酷而且致命的現實面前閉上眼睛，她們將這些詩篇變成了庸俗的評論，這使我為她們悲哀。她們甚至暗示將這些篇章從書中去掉。在這部個人的作品中，在我個人的眼中，它正是由於個性而顯得渺小，這些富有人情味的篇章或許是完美生命的唯一的讚歌。難道該把它們去掉嗎？不！它們就在這裡，我將它們獻給這樣的女性：她們能夠認識到「生命的神聖起源於母親，因而母親是神聖的」。她們滿懷深深的柔情，一個女人才會在家鄉哺育別人的孩子，才會關注世上所有孩子的母親。

如此詳細地袒露自己的寫作意圖，在米斯特拉爾是絕無僅有的。所以不避「囉嗦」地把它羅列出來，正是希望昭示米斯特拉爾對與女性生活相關題材的「偏愛」，以及對貶抑這些題材的評論界的不滿。這些題材，在相當長的時間，是「黑暗的大陸」，不能進入文學和文學史。急迫的表白中，顯露的正是女性主義所堅持的立場。早在英國女權主義作家佛維吉尼亞‧伍爾夫（Virginia Woolf）那裡，我們聽到過類似的聲音：

婦女的價值觀經常與另外一個性別的人所製造出來的價值觀不同，這是很自然的。然而占上風的卻是男性的價值觀。粗略的說，足球和體育是「重要的」，而對時裝的崇拜和買衣服則「微不足道」……這些價值觀念必然從生活轉移到小說。批評家斷定某書重要，因為它寫的是戰爭；某書無足輕重，因為它寫的是在起居室裡的女人的感情。戰場上的場景比商店裡的場景重要。

經過眾多女性主義者的努力，如今，當初米斯特拉爾略帶憤激的聲音中表達的吶喊，已經為人們耳熟能詳。為男性書寫所排斥、所不屑的諸如米斯特拉爾在這裡涉及的女性孕育等題材，在女性寫作中不再是禁區。

正如瑞典學院院士亞爾瑪‧古爾柏格在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中所宣稱的：二十歲的米斯特拉爾「決定了自己一生的命運，對一個鐵路雇員產生了熾熱的愛。關於他們之間的愛情故事，我們所知甚少，只知道那個雇員辜負了她」。後來，「他用槍擊中自己的頭部，自殺了。年輕的姑娘陷入了絕望的境地……從此，在這貧瘠、枯黃的智利山谷中，升起了一個偉大的聲音，這是遙遠的人們都能聽得到的聲音。日常生活中的不幸不再具有個人色彩，而成為文學作品的內容……這位本來無足輕重的鄉村女教師一步步登上了拉丁美洲精神皇后的寶座。」米斯特拉爾的創作與她的愛情悲劇之間，有著緊密的聯繫。

當米斯特拉爾還停留在對戀人的癡情中時，那位鐵路雇員愛上了另一位女子，已經準備結婚了。他把一筆公款借給朋友，朋友沒能及時還錢。他因此開槍自殺後，人們從他口袋裡發現了米斯特拉爾寫給他的明信片。他的死亡，在她心中投下了暗影，《死的十四行詩》、《祈禱》等，米斯特拉爾的第一部詩集《絕望》中的大多數詩，表達了燃燒在心中的愛情，以及愛情的變調：怨恨、惆悵、詛咒。1914年，她參加了聖地牙哥賽詩花會，以三首《死的十四行詩》榮獲頭獎。

詩人與鐵路雇員的愛情，從此被放在神壇上，作為男性文化所倡揚的「神聖」愛情的祭品。「一位至情至聖的女孩，因為失戀，決定終身不嫁。她的淒美的心房孕育出了不朽的詩篇……米斯特拉爾真是一個癡情的女子，為了這場愛情悲劇，她終生未嫁，獨身一生。」米斯特拉爾第一次在我的閱讀視野裡，是以「情聖」形象出場的。「無限的、唯一的、致命的愛」，是智利媒體、評論界和讀者一起為米斯特拉爾編織的花環，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辭」裡，流露的是同樣的意思。

為了道德祭壇上這個耀眼的光環，鮮活的生命要承受多少「脫水」。

西班牙馬德里出版了一本題目是《神聖的加夫列拉》的書，聽到這個名字，米斯特拉爾竟然激動地哭起來，她怎麼被認為是「聖女」呢？或許有些「過激」的反應，流露了她對那種「光潔」卻「虛假」、「天真」的形象的拒絕。晚年的米斯特拉爾認為廣為傳播的《祈禱》、《死的十四行詩》「太做作」、「太甜膩」了。她似乎要拆解人們著意塑造的愛情神話。這個神話，有著幾千年的歷史根基，是男性對女子充滿「道德潔癖」的「想像」產物，它流露的是深植於男子心中的集體無意識。

伍爾夫在她寫作之初，就發現自己必須與「房子裡的天使」搏鬥，這些優雅、聖潔、純淨、羞澀的「天使」，是屈從於男性所要求的婦女觀念的化身。在獲得男性文化嘉許的同時，女子的自我、個性與價值追求，必然遭到扼殺與毀滅。伍爾夫承認：「如果我不殺死她，她將殺死我，將摘走我寫作的靈魂。」米斯特拉爾厭倦了人們對她和鐵路雇員愛情的「過度」闡釋，後來，她甚至違逆事實，否認曾經愛上過那個男子。在給一位朋友、也是她的研究者的信中，米斯特拉爾以解嘲的口吻說：「瞧您問我的事！……您也應該明白，那並不是真正給《死的十四行詩》帶來靈感的一場愛情。那是第二場愛情……」在過往的歲月，男權文化以「貞潔」塑造出來的道德偶像，已經絞殺了婦女真實的血肉之軀，使她們成為乾枯的「符號」。必需殺死「房間裡的天使」，不使這種「偶人」成為對女性生命的盤剝。

米斯特拉爾抽空了神龕裡的聖像。

確實如米斯特拉爾所說，與鐵路工人的戀愛是她第二場感情盛宴。此前，她經歷過一次無望的愛情，對方是大她24歲的葡萄種植園主。他多才多藝，家境殷實。而她，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鄉村教師。她割捨了這場只持續了18個月的戀情，這樣《無望的愛情》、《黑色花》、《生命的終極》等詩歌，是這次激越卻痛苦的愛情的回聲。

1914年賽詩花會上，朗讀米斯特拉爾獲獎詩歌的，是在當時智利詩壇享有一定名聲的詩人曼努埃爾‧麥哲倫‧牟雷。米斯特拉爾早就對比她長11歲的麥哲倫懷有深摯的敬意和默默的愛戀。這次花會後，她和他開始了書信往來。麥哲倫十年前就與他的表姐結婚了。對米斯特拉爾來說，這次戀愛注定是激烈的苦戀。他們之間書信往來持續了十年，米斯特拉爾給麥哲倫寫過幾百封信。1978年，這些塵封信件的一部分公諸於眾，他們隱蔽的愛情成為無法被掩飾和刪減的事實。「一次偉大的愛情猶如太陽燃燒著的顛峰，最熾熱而強烈的生命從中汲取營養。願這樣的人不在人生道路上枉過一生。」米斯特拉爾寫給朋友的信，表露了她對愛情這一人類情感的美好理解。她並不是人們一度著意塑造的沒有柔情蜜意的、「奧古斯都式的女首領」。與麥哲倫的戀情不只有他的家庭的阻隔，他的富有對貧寒卻敏感的米斯特拉爾也構成了無形的壓力。與米斯特拉爾纏綿的同時，麥哲倫還享受著與其她女子的戀情。他的多情，成為此時專情於他的米斯特拉爾的傷害。自稱是「被放逐在生活之外的女人」的米斯特拉爾，用出行的方式，沖淡內心的磨難。

細看米斯特拉爾的人生足跡，可以發現：她詩歌之旅的起航時間（1904年）與她和莊園主的愛情同步。《絕望》裡的那些愛情詩歌，傾瀉了愛情中人所可能有的種種心理感受。人們為她那些富有質感的詩歌折服，卻抹殺激發她情感、催生詩歌中逶迤曲折、豐富飽滿感情的生活。

對米斯特拉爾的神聖化，反映了社會文化對女性的雙重傷害：在現實生活中，它「脅迫」女子按照這個模式、沿著規定的方向行進。在解釋空間，刪減掉不符合預期想像的材料，抽乾生命的水分，塑造一個刻板的形象。

與此同時，另一種聲音指責米斯特拉爾在詩歌中「訴說肉欲的痛苦……別的女人出於羞臊藏而不露的東西，她都敢說出來。甚至一些男人說不出口的話她也敢說，男人們不說是因為他們在寫詩時還記得自己是女人的兒子。幸好，除去個別人有所表現以外，美洲的詩歌並沒有按照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所表現出來的不知羞恥的路子走下去」。米斯特拉爾在一些關於孩子的詩篇裡，描寫了女性的妊娠、生育，粗暴的議論亂箭一樣地射向單身的作者。1926年，她收養了同父異母弟弟的兒子，流言說這個孩子就是她和西班牙一位作家的。1943年，18歲的義子自殺死亡。這個內向的孩子，死前留下了簡短的遺言：「親愛的媽媽：最好還是讓事情該怎樣就怎樣吧。我沒能戰勝。希望來世更幸福。」與年齡不相稱的語言裡，有難言的曲折。一個來不及展開的年輕生命，陪伴米斯特拉爾，成為男權文化為女性設置的「道德」神壇或者「道德」審判臺上的祭品。感情豐富的米斯特拉爾一生未嫁，是出於自願還是被迫？不知道有多少原因是來自或褒或貶的輿論壓力。

遭受過許多創傷的米斯特拉爾，有太多悲苦的記憶：幼年喪父、七歲時被鄰家男子強暴、小學時被女校長污蔑偷竊學校辦公用紙、被罰「示眾」，同學用石頭襲擊她、女校長還以「弱智」為由，向她的母親建議讓她退學，回家「下廚房」、「掃房間」。母親克服困難送她進一所師範學院上學、以便米斯特拉爾實現自己做教師的願望，沒有想到，通過了考試、已經被錄取的米斯特拉爾在開學報到時又被拒絕：她偷竊的「醜事」被帶到這裡了。比之別人，米斯特拉爾經受了太多風霜襲擊。十四歲起就發表詩歌的米斯特拉爾，早期常用的筆名是：「某人」、「未名」、「佚名」、「孤獨」、「靈魂」，這些名字，洩露了少年詩人內心深處的傷痕。如今，命運再一次讓米斯特拉爾遭受了老年喪子的沉重打擊。

在祖國智利，對她的攻擊和迫害一直持續著。自1922年離開智利後，她漂遊的足跡就沒有停止過。她說自己是「被強迫著離開智利的」、「他們把我扔出來」，「就好像我從內心深處帶有父親喜好走動的遺傳，我就走了起來，再也沒有停息。」米斯特拉爾說自己有一雙「收不住的腳」、自稱是個「遊蕩的智利女人」，她用旅行來遺忘，遺忘散布於生命中的諸多痛苦。一位評論家說米斯特拉爾最大的特點是逃遁，她的詩歌也表現出「在場」與「逃遁」的矛盾。身體的位移往往表現的是內心的驛動和不安，米斯特拉爾對生養她的那片土地既回避又惦念。

1957年1月10日，詩人病死於美國紐約。她的遺體被運回祖國。

時間流轉，當女性主義成為一股不可阻擋的浪潮的時候，一些女性開始重新認識這個卓越卻苦難的姐妹。1989年智利「婦女文學車間」召開「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研討會，希望恢復她的原貌，而不是「依照在智利一直沿用至今的對婦女施行父權、夫權的政治文化制度的標準來衡量她」。女作家、女評論家一方面與把米斯特拉爾描繪成「出格的」婦女形象的衛道士對抗，一方面要否定精心營造的「正式的」形象。她們要建立起她被刪除的部分，讓人們看到一個有著豐富內心世界、多層次的米斯特拉爾。「在她胸中各種矛盾的火焰在燃燒」，這是一種「在經院式的理論的潛在的審查制度下暗燃」。

在米斯特拉爾死後多年，一個鮮活的女性生命，如鳳凰涅 ，突破幾千年歷史的沉重枷鎖，浴火而生。

【詩選】死的十四行詩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爾/吳雪譯

一
你被放在冰冷的壁龕裡，
我讓你回到明亮的人世，
他們不知道我也要安息在那裡，
我們的夢連在一起。

我讓你躺在陽光明媚的地方，
像母親那樣甜蜜的照料熟睡的嬰兒。
大地變成一個柔軟的搖籃，
搖著你這個痛苦的嬰兒。

然後我去撒下泥土和玫瑰花瓣，
在藍霧般的月光裡
輕盈地覆蓋住你。

我放心地遠去，
因為再也不會有人到這墓穴中
和我爭奪你的屍體！

二
有一天，這長年的鬱悶變得沉重，
那是靈魂會通知我的身軀，
它再不願沉重地走在玫瑰色的路上，
儘管那裡的人歡聲笑語……

你會感到有人在掘墓，
又一個沉睡的女人來到你寂靜的邊，
當人們把我埋葬，
我們便可以滔滔不絕地傾訴！

那時你就會知道為什麼
你正在盛年
卻長眠在在墓穴中。

在死神的宮中有一座星宿，
你會明白它在洞察著我們，
誰背叛了，誰就被星星帶走……

三
那天，邪惡的雙手扼住了你，
星星把你帶出百合花園。
當邪惡的雙手不幸伸進花園，
你的生命正在歡樂之年……

我對上帝說過：「他被引進死亡，
別再讓誰引走他可愛的靈魂！
上帝，讓他逃出那邪惡的手掌，
讓他安睡在你給人類的漫長的夢中！」

「我不能呼喚他，也不能和他同行！
一陣黑風打翻他的小船，
不是讓他回到我的懷抱，就是讓他盛年時喪生。」

在花朵般的歲月，船不再前行……
難道我不懂得愛，難道我沒有感情？
就要審判我的上帝，你的眼睛最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