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3.10  東方早報/石劍峰、王寅圖

沒有多少讀者知道以色列當紅作家埃特加．凱雷特（Etgar Keret），但很多人卻在照片上看到過這張臉。去年，一張名為「世界上最窄的房子」的照片在網路上走紅，這棟房子建在波蘭華沙兩棟樓房中間的夾縫裡，屋中陳設一應俱全，而照片中在裡面睡覺、工作的男人就是凱雷特。現年46歲的他是房子的第一位住戶，房子也以他的名字命名為「凱雷特之屋」。

「最窄房子」靈感來自小說

與凱雷特的採訪自然首先從「世界上最窄的房子」開始，「多年前，我接到一通電話，對方用口音很重的英語對我說：『你好啊，我在華沙街頭看到兩棟房子間的一塊小空地，那塊小地方對我說，應該在這裡建棟房子。』我想這肯定是在跟我開玩笑。」幾週後，凱雷特又接到一個電話，電話那端的人要求跟他見面並一起喝咖啡，「我對他的這一計畫很感興趣。對方覺得，我的小說很小，但什麼都有，而這棟房子也應該一樣麻雀雖小五臟俱全。然後他們就真的去造了。」

「凱雷特之屋」最寬處為152mm，最窄處僅有92mm，但設施卻一應俱全，一個單身漢在裡面生活完全沒有問題。這是一棟正常的房子，這句話同樣可以用於凱雷特大多數的短篇小說：篇幅很小，人物關係簡單，卻有完整的故事結構。他的短篇小說很像是酒吧裡說的那種單口相聲，就像伍迪．艾倫早年在酒吧裡說的那種。這些故事是反文學的，它們都發生在當下的以色列，有些色情和暴力，同時也回到了講故事的傳統，既是民間寓言又有果戈理和卡夫卡的荒誕。「設計師的出發點就是建造一間和我小說相像的房子。」

房子建好後，無印良品對其非常感興趣，因此裡面擺的家具陳設等都是無印良品的東西。凱雷特則像個博物館裡的展品一樣被全世界媒體拍攝。但其實，他沒有長住在那裡。「我還是希望能大一點就好了，不過有時候也覺得小一點也不錯，尤其是當要拖地板的時候。」

「世界上最窄的房子」借著凱雷特的名氣進行行銷，這也可見這位作家的受歡迎程度。有一段時間，在以色列連鎖書店，很多他的書被偷走。

凱雷特本人跟他的小說一樣有趣，小個子，一頭亂髮，愛發Facebook。到上海前，凱雷特在東京參加文學節，他在Facebook上發酒店的馬桶照，「哇！東京賓館的馬桶座上有那麼多按鈕。我覺得你需要一張特別執照才能用它。」不過他發Facebook的熱情在來上海時被澆滅了。

在凱雷特的小說裡也有很多奇思妙想。「我太太對於我寫的離譜故事已經司空見慣了。她問過我，為什麼要寫那麼多已婚男人出軌的故事？我反問她：你是情願我寫一些忠誠的丈夫但是自己出軌嗎？我覺得這裡面關係到小說的本質。」

凱雷特吃素，有著大門牙，動作利索，他自嘲像兔子，「我兒子說每個人都是動物，他還說我是兔子。」儘管他的小說裡有那麼多動物，他自己卻對貓過敏，「我們家有兩隻貓，但是我從來不讓它們進門。我兒子很生氣，因為他是想讓貓進門的。」

凱雷特現在在大學教寫作，每當有同學問他怎麼做個作家時，他會說：「起床晚！」「有一天，有個教授要求開除我，因為我老遲到。他們開了會討論，然後問我，什麼理由遲到？你在外面還在做什麼。我說，我在寫小說。教授說，這樣吧，你把小說給文學系教授看看，如果他們覺得寫得好，就可以看作是不開除你的理由，我就這樣留下來了。一年後，文學系教授給我打電話問我是否還在寫。我說，我不需要寫了，因為我待得挺好了。其實那個老師已經離開學校去做出版社文學編輯了，他想出版我的東西。」

寫作是因為朋友之死

現在的凱雷特，用他自己的話說，已經屬於正常人了。在年輕時，他繼承了家族的「奇葩」基因。「我來自一個糟糕的士兵之家，我們家裡人都有一個問題：不太遵守命令。我哥哥是以色列軍隊裡唯一被審判並坐牢的人；我當兵的時候，指揮官宗教信仰非常虔誠，他認為世界上所有東西都有原因存在，但他偏偏不明白上帝為何要創造我。」

是寫作，把凱雷特變成了一個正常人，拯救了他的人生。而他開始寫作是因為朋友的自殺。他和朋友在同一個部隊服役，有一天朋友對自己開了一槍。「我在他死後一個星期寫了一篇小說。我當時發現大家都很害怕自殺，因為周圍有人自殺的時候，你的第一個問題就是我為什麼不去自殺。於是你就會為自殺者編造理由：發瘋了、被女朋友甩了、性格軟弱等等。」在這篇名為《管道》的小說裡，他寫了一個不願在這個世界上待的人，最後想辦法去了另一個世界。「我寫自殺，並不是因為我有自殺傾向，而是因為寫自殺能使我反思活著這個選項。我們的出生不是自己選的，人生好比在餐廳裡吃飯，如果食物糟糕，你可以起身走人。在描寫自殺的時候，我尤其感受到我們的人生是一個選項。既然選擇了活著，我們就應該負起責任、尊重生活。」

這樣一篇小說其實也應和了當時以色列社會的氣氛。「年輕人在戰場上戰鬥，有的殺過人，有的好朋友給人殺了。我們做過許多瘋狂的事，體驗了太多的情緒。我們之所以這樣胡來，是因為想盡力趕走恐懼。」退伍後，他認識了女孩，談起了戀愛，變回了正常人。「我覺得是寫作拯救了我的人生。人生不是有了宜家和無印良品的產品就可以了，人生的意義在於有所作為，這也是我們的人生責任。我的小說雖然寫到了許多瘋狂事，但也可以說，它們展示的是我們可能過的人生、可以一試的人生。」

這就是凱雷特小說的特質，有趣、瘋狂、超現實，有著一些卡夫卡的影子。凱雷特說，他深受卡夫卡的影響。「我在軍營的圖書館讀到了卡夫卡小說，當時給我很大寬慰。對我來說，寬慰的地方在於歷史上有一個比我活得還要操蛋的神經病。」

猶太人對體制的態度是質疑和挑釁

他不寫像阿摩斯．奧茲、大衛．格羅斯曼這些世界級以色列作家那樣的宏大題材作品，「我們是兩代作家，我們的社會已經不同了，我寫人的困惑，人的脆弱。」事實上，凱雷特的作品儘管有時候被認為有些玩世不恭，但他的作品中涉及的依然是以色列社會面臨的重大問題。

比如恐怖主義，「恐怖主義是我經常思考的問題。有人說癌症是上帝的恐怖襲擊，上帝就是想嚇唬我們。在很多意外中，有人死去，有人卻活了下來。誰死誰活是完全隨機的。決定你倖存還是死去的都是一些很平常的原因。」

比如宗教，「我姐姐信教，她有11個孩子、12個孫輩，而她只有50歲。我兒子今年8歲，學校老師問他你們家信不信教？他回答說：『這個說來複雜，我姑姑相信上帝，我媽媽不信，我和爸爸還在猶豫。』我自認是個不可知論者，我一方面不相信我們是完全物質的，但要是有人跑來跟我說他知道上帝長什麼樣，我也是懷疑的。我相信有的事物是我們不理解的，這就是我的信仰。如果有人要對我解釋我們不理解的東西，他這就是自相矛盾了。」

比如猶太性，凱雷特說在他自己身上「猶太人多過以色列人」，「猶太人已經存在了幾千年，一直沒有自己的土地。在我看來，猶太人身分有一些很獨特、很有趣的地方：身為猶太人，你總是具有兩個身分。如果你是『美國猶太人』，那麼你就既是美國人，又是猶太人，比如伍迪．艾倫。有了兩個身分，你就總是可以從外部審視自己。他們一會兒在裡面，一會兒又在外面。我們對於體制的態度是質疑、挑釁的，這是典型的猶太式態度。猶太人的身分在我的天性中占了很大比重。我既是局內人，又是局外人。」

比如身分認同，「我認為猶太人身分中總是有那麼一個『別人』的觀念，猶太人總是『別人』。猶太人在歷史上流浪了兩千年，始終是不掌權的少數民族，他們很看重自己的個性、對生活的獨特看法。我本人就是這樣。」

觸碰社會禁忌被抗議

凱雷特的作品也時常遇到麻煩。他的小說進入以色列中學課堂，有教師上街遊行抗議，還有老師說就算被解雇也不教他的作品。那兩篇小說其實都是關於大屠殺的嚴肅題材，但被那些教師認為不夠尊重，「我倒覺得它們是對大屠殺記憶的尊重。以色列社會有許多禁忌，有的關於大屠殺，有的關於戰死的士兵，還有關於拉賓的死。這些話題我都寫過，我之所以寫它們是因為我的身分：我的朋友當兵時死了，我的父母是大屠殺倖存者，我為拉賓投過票。但同時，我也一直想為自己召回這些記憶，想重新親近它們，而一般人卻希望你用儀式來處理這些記憶。」

凱雷特經常會提到那位自殺朋友的葬禮，軍隊為他舉行了葬禮，士兵往空中放槍，他們還找了一個上校來致辭，上校說，「他是個勇敢的人，受到所有人的愛戴。」「但實際上我朋友是個懦夫，軍隊裡人人討厭他。可是一旦他死了，別人好像就只能用特定的方式懷念他，好像他就不是一個凡人了。我偏偏不願這樣，我就是要說『他是個懦夫』。雖然有人聽了不高興。」

還有父母的大屠殺經歷。凱雷特母親的父母和兄弟都死於屠殺，他母親親眼見到了他外祖母的死，凱雷特曾問母親，「生活對你這麼殘酷，你為什麼還能這麼樂觀呢？她回答說：『生活中的一切都是相對的，我小的時候生活在一個沒有人性的世界裡，別人都想殺我。後來大戰結束，生活就好一點了。所以在潛意識裡，我覺得生活是向上的，一切都在變好。』」

還有他父親當時生活在華沙的猶太隔離區，「他自己能夠在大戰中倖存，就是因為他懶。當年他和一群人從猶太隔離區逃跑，天氣很冷，領頭的說，大家可以休息一下，但是只能休息十分鐘時間。五分鐘後，我父親睡著了。十分鐘後大家叫醒他說，我們得走了，德國人已經逼近了。他說你們走吧，我太睏了。其他人實在說服不了他，只好撇下他走了。他一連睡了十個鐘頭。後來德國人截住了那些人，把他們全殺了，只有我父親一個倖存。所以他常常說：你的命運就是你的性格。」他父親說自己總想告訴別人：「我們雖然住在隔離區，但我們也是人，也有歡笑和生活。那雖然是我人生中最悲慘的日子，但我也是在那時候第一次吻一個女孩、第一次抽菸。我們是活生生的人。」

其實，凱雷特寫的是大屠殺記憶，而不是寫大屠殺本身，「我的作品之所以引起爭議，我覺得是因為有人想要一種清晰的、象徵性的記憶，而不是複雜的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