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2.6  中華語文網

戈迪默（Nadine Gordimer）的早期創作以短篇小說為主。但是1970年問世的長篇小說《貴客》（A Guest of Honour）則使評論界對她刮目相看，發現她的創作才能不僅限於短篇小說。《貴客》是戈迪默的第五部長篇小說，也是她早期創作中最優秀的長篇代表作。主人公布雷是個生長在非洲的白人。他應邀回到剛剛獨立的祖國參加慶典。布雷是10年前被驅逐出境的。

當時他擔任地區行政官員，因涉嫌參與革命活動而被逐。此次回國令他感慨萬分。

昔日的戰友慕韋塔已經擔任總統，其他人也擔任了高級官員。但是，當他回到鄉村蓋拉時，他遇見了老友施因扎。施因扎是革命的功臣，卻幾乎被新政權遺忘，現在只是一個勞工組織者。不久，布雷便發現，慕韋塔和施因扎之間存在著極深的政治成見。施因扎認為慕韋塔已經背離了初衷，成為與過去的白人政權一樣腐敗的領導人；慕韋塔則把施因扎看成危險人物和不安定因素，並讓布雷向他匯報施因扎的行動。果然，施因扎發動了全國總罷工，慕韋塔派兵鎮壓。布雷這位被請回國的貴客則在混亂之中被打死。

戈迪默將視角放在權力的腐蝕性上，因此她的細緻筆觸所揭示的便不僅僅是簡單的是與非，而是同人性相關的根本問題。《貴客》的價值就在於它透過黑人在建立政權、鞏固政權的過程中出現的激烈衝突，表現了人類實現美好的理想的艱難。

《自然資源保護論者》（The Conservationist, 1974）是又一部以經典的現代小說技巧寫成的優秀長篇。小說情節很簡單：白人工業鉅子梅林買下了一個方圓400英畝的農場。每逢週末和假日，他就來農場巡視一番。梅林認為他有必要將保護自然資源的觀念傳授給當地黑人，並不厭其煩地發號施令：不許小孩掏野鳥蛋，不許大人亂扔菸頭，甚至不許黑人在他的農場穿行。事實上，在梅林刻意保護所謂的自然資源的同時，他已經同當地的黑人產生了根本性的衝突。他是以土地所有者的身分同黑人交往的，因此他成為黑人故土的掠奪者；他以保護土地原有狀況的姿態自居，因此成為保護舊秩序、阻礙黑人獨立的絆腳石；他無法應付大自然的變化，在暴風雨襲擊時不得不逃走，又證明瞭他原本就是無力去保護自然的。梅林最後的出逃以及不得不將土地交給黑人的結局說明，他的存在和南非的白人政權一樣，是違反自然的，不合時宜的。

戈迪默在小說的每一個章節前均引用一段黑人的神話傳說，使敘述增加了一層神祕感，同時也大大地豐富了小說的內容。這就使故事從平面的描寫變為立體的敘述，而讀者則可以從神話與現實、歷史與現在等多個層面上去尋求作品的意義，強化了內容的張力。

《伯格的女兒》（Burger's Daughter, 1979）是作者受索韋托事件啟發而創作出來的一部長篇小說。血淋淋的事件帶給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而嚴峻的。伯格的女兒叫羅莎，她的父母因參加反種族歧視的鬥爭而先後入獄。從14歲時起，羅莎就開始漫長的探監生活，這使她身不由己地捲入了黑人的解放鬥爭中。她的家庭和經歷給予她巨大的影響，使她認識到她不屬於歐洲，她必須為黑人服務。但是，羅莎的這一認識並非僅僅顯得悲壯和富有詩意，同時也充滿著痛苦。正是在描寫這種精神的痛苦方面，戈迪默顯示了深刻的洞察力。作者透過羅莎的經歷說明，白人革命者在參與黑人解放運動時，要同時承受來自白人和黑人兩個方面的不理解；而這種不理解又是由這場革命的性質所決定的，是必然的、不可逃避的。因此，白人革命者若要投身這場黑人的革命，必須具有雙重的犧牲精神。羅莎勇敢地承受了這一切，因此她能夠接受「鬥爭的領導權必須堅定地掌握在黑人手中」的觀點，能夠理解對「不幸的是白人有篡奪領導權並作出重要決策的習慣」的批評。可以說，在這部小說中，作者表現了她對這場革命中白人與黑人關係的深刻思考。

《朱利的族人》（July's People, 1981）將故事情節置於動盪的社會背景之中，透過處在重大變化中的黑人一白人關係，表現了作者對南非未來的估計。書中的主人公是白人斯梅爾斯夫婦及其三個孩子。他們在國家爆發內戰時，由黑人男傭朱利護送著，逃到朱利的家鄉。那是個窮鄉僻壤，其貧窮程度已超出斯梅爾斯夫婦的想像。他們雖有朱利的悉心照顧，卻無法適應貧窮的生活。他們與同住一處的黑人無法溝通，黑人也不能理解這些擁有一切的白人何以無處可去。斯梅爾斯一家生活在恐懼和憂慮之中，最後同救過他們的朱利也鬧起了矛盾，爆發了爭吵。最後斯梅爾斯一家不得已寄希望於美國人，希望離開南非。

這是一部基於現實的想像之作。它是悲劇性的，但卻不悲觀。因為斯梅爾斯的三個孩子很快就對村中的現實產生了認同感，和黑人孩子相處和睦。這不僅同成年白人的舉止形成強烈反差，同時也飽含寓意。南非確實是充滿了病症的國家，對許多人來說，它的現實也許是不堪忍受的。但是，再嚴峻的現實也無法壓倒人類的未來。南非未來的希望就存在於孩子們身上。戈迪默的許多短篇都是極其出色的。她的早期短篇寫得精巧、細膩，已經顯露了「驚人的才華」。後期的短篇則以日趨成熟的技巧和冷峻深刻的思想而廣受讚譽。《士兵的擁抱》（A Soldier's Embrace, 1980）就是她後期短篇小說的代表作。以書名為題的這篇小說，描寫一對同情並幫助黑人革命者的白人夫婦在歡慶革命勝利和隨後的時日裡，對自己和黑人乃至革命的反思。他們一旦從單純的興奮和愉快情感轉入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實時，就從中發現了種種不合理的存在，這使他們惶惑，也使他們不得不重新審視自己。小說的高明之處在於，它透過白人一時無法正確對待黑人領導層在獨立後必然面臨的種種新問題而與其產生的微妙關係，反映了革命在轟轟烈烈的外表下，還存在著與人性密切相關的數個複雜層面。收入集子中的另一個短篇《城市和鄉下的戀人們》（Town and Country Lovers）也頗有代表性。它繼承了作者早期愛情故事的主題，並賦予一種冷峻的氣質。小說上篇講城市裡白人男子與黑人女子之間的悲劇性愛情故事，下篇講發生在鄉下的黑人與白人之間的悲劇。上篇中的法庭審理不了了之，卻使戀人無法再次相逢；在下篇中，白人男子卻因根深蒂固的種族偏見，將自己與黑人女子生下的孩子親手活活扼殺。法院的處理則證明，扼殺人類愛情與希望的制度必定是罪惡的、應當粉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