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父祖之國到媽祖之土

陳芳明《孤夜獨書》頁92～97  麥田出版  2005年9月1日

人的記憶可不可靠，只有神知道；神的判斷可不可靠，卻是人不知道的。但不能否認的是，人們寧可選擇相信神。凡事精誠所至，神就在那裡。在離亂而不可知的時代，在飄盪而不確定的島嶼，每個人都是宿命論者。當他們的命運無法解釋時，只好把一切都歸諸神。他們不曾知道，彼此存在著相互的愛時，神其實就在其中。陳玉慧《海神家族》是一則神秘的愛的故事。跟著故事走，神的眷顧與庇護也跟著走。

    我閱讀陳玉慧是非常遲晚的事，當我還未認真閱讀七０年代末期的《三三期刊》之前，陳玉慧於我是一個未知。在那群年輕作家中，我發現她的名字，然後才開始觸探她的第一部作品《失火》。她給我的最初感覺是，心思非常纖細，但文字卻不夠細膩，這種感覺，一直維持到她的《獵雷》時期。直到她在二００二年出版《巴伐利亞的藍光》時，我突然感受到她強烈的焦慮。
 
    那冊書有一個副題：「一個台灣女子的德國日記」，這不能不使我注意到三個議題，意即「台灣」、「女子」、「日記」。這冊日記是不斷遷移、不斷旅行的日記，而並非只侷限在德國。在日記裡，我窺見到她去看心理醫師的紀錄。然而，她的焦慮並不是去看心理醫師，那只是焦慮的一個結果。我發現她的焦慮來自兩方面，一是她在寫作上企圖轉型，一是台灣帶給她無端的苦惱。寫作與台灣，才是她焦慮的根源。瘋狂的愛爾蘭曾經刺傷葉慈成一首詩，身分不明的福爾摩沙則是把陳玉慧折磨成一則悲痛的故事。

    《海神家族》動筆之際，也正式她寫出〈給台灣的一封信〉的時候。這封信，成為《巴伐利亞的藍光》的附錄之一。如果說，《海神家族》的張本是延伸自這封信，應該是合情合理的推論。因為信中的字裡行間，深深埋藏著一個無名國度的鬼魅。這個國度，先是稱呼為「福爾摩沙」，然後被叫作「埋冤」，繼而又有「中華民國」的名號，卻擁有「台澎金馬」與「中華台北」的命名。這封信的最後，陳玉慧選擇了「台灣」的名字。〈給台灣的一封信〉，可能是近年來最讓我迷惑卻又讓我心疼的一篇散文。

    名字，意味著一種命運。如果時髦一點來說，它代表一種「再現」。台灣命運的曲折迴轉，都在它的命名中顯現出來。對於我這樣學歷史的人來說，曾經因為背負台灣的命運曾在海外流放遷徙過。我非常能夠理解陳玉慧這位台灣女子的心情，她在信中說出的一字一句，彷彿是一把銳利的刀在我的肌膚刺青，涼涼的，帶著一絲微痛的血痕。這篇既像小說又像散文的信，我越讀越像一首詩。正是這首詩，帶給我許多不眠的夜。

    最初捧讀《海神家族》時，我直覺地告訴自己，我正在捧讀一封給台灣的信。陳玉慧的寫作與台灣，都在這部小說中得到合理的解決。以著喜悅，我迎接媽祖登場；也是以著同樣的喜悅，我見證媽祖收場。然而，這並不是一部關於媽祖的小說，當然也是與神毫不相干。媽祖是一個隱喻，暗示了臺灣的歷史是渡海的歷史，一部移民與殖民的恩怨情仇史。

    背對著臺灣男性史，陳玉慧的故事起點始於女性。這全然不同於聖經的書寫方式，自然也不同於中國傳統歷史的書寫策略。令人訝異的是，臺灣的近代史並非是男性漢人擘畫的，陳玉慧說，應該是發源於日本女性綾子。歷史記憶的建構，使用這種方式可靠嗎？這個問題的答案，只有媽祖知道。

    因為有日本女子三和綾子的來到臺灣，才有臺灣男子林正男與林秩男兩位兄弟的故事。時間定位在一九三０年代前後，正是日本殖民體制最為穩固也最為粗暴的階段。帶著反諷的筆法，這部小說的記憶，都是由男性所認定的重大歷史事件串聯而成：霧社事件、珍珠港事變、皇民化運動、日本投降、二二八事件、五０年代白色恐怖……。這彷彿是男性大敘述的的慣用策略，如果要符合這種大敘述的寫法，故事理應聚集在大人物與大歷史的塑造之上。陳玉慧在這裡開了一個很大的玩笑，她把焦點集中在名不見經傳的小女子身上。

    來台尋夫的綾子，因日本丈夫陣亡於霧社事件而流落台灣。在無依無靠的情況下，她遇到台中男子林正男。臺灣移民與殖民史，在這微妙的時刻有了偶然的交會。歷史的巨幕從此啟開。在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愛情可能發生嗎？精誠所致，神是允許的。然而，林正男卻對機械非常著迷，尤其是與飛機相關的各種知識。懷抱著對機械的狂熱迷信，婚後的林正男竟毅然拋棄妻子而自願接受徵召。這又是背叛男性大敘述的一種筆法。依照男性創造的歷史記憶，台灣人不都是反殖民、反皇民的嗎？小說中的林正男投入皇民化運動的洪流，終至被沖刷到大東亞戰爭臻於顛峰狀態的南洋戰場。

    在家中缺席的男子，並不是小說的重心。在戰爭的硝煙下，綾子的感情與慾望才是陳玉慧的關心所在。男子報效國體時，女子在臺灣則必須接受肉體的煎熬。正男的弟弟秩男，對於綾子竟產生了無可抑制的愛慕。這又是令一次男性大敘述的背叛。亂倫與不倫是傳統史筆所不容，陳玉慧卻使用了高度的隱喻與轉喻，勾勒了愛情的無可抗拒的力量。歷史總是這樣鑄成的，逸出了不寬容的道德，不寬容的社會，朝著悲劇的方向洶湧而去。

     男性史的書寫，傾向於使用單一線性的觀念去形塑。在一定的軌道內，道德譴責必然有其一定的發言位置，即使褒貶論不敷使用，因果論還可以拿來救濟。因此，「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記憶，自然就充斥於歷史紀錄之中。這是最方便，也是最不講理的男性邏輯。《海神家族》再三採取背道而馳的書寫方式，對男性的慵懶而疲憊的思考積極挑戰。故事因此分成兩條軸線，也就是沿著綾子兩個女兒靜子與心如的故事，而展開另一段複雜的敘述。靜子與心如的生命，負載著台灣歷史未完的命運。在同一個屋檐下，兩位姊妹在成長時期就已經緊繃著一種對抗的關係。靜子總是感受到母親對心如的偏愛，這種偏頗的關係終於使靜子懷有難以言喻的恨意。憑著恨意，靜子復仇式地選擇與外省人二馬結婚，而生下一位女兒，亦即小說的敘述者「我」。

    敘述者「我」，有知以來就已面對著錯綜複雜的家族歷史，一個沒有名字，也無法命名的多重記憶。日本的、中國的、臺灣的記憶，沈重得使「我」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出口。父親是外省人，母親是臺灣人，外祖母是日本人，這樣那樣的牽扯，已不是小小的「我」能夠負荷的。唯一的方式，就是選擇出走。在地球的邊緣，「我」終於與一位德國男人結婚走到地球的盡頭，也尋找到鄉愁的源頭。崇起悠悠鄉愁的，竟是隨身攜帶的兩尊木雕；那是媽祖的兩位保鏢順風耳與千里眼的神像。鄉愁升起時，也就是《海神家族》敘述的開啟。

陳玉慧嘗試使用抽絲剝繭的手法，對小說中每位人物的婚姻都一一觸及。她的敘述觀點是複眼式的，故事是中包藏著另一則故事。這是最危險的思模式，因為每一條軸線都是各自發展，但線的終端卻都有著神秘的聯繫。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毫無理路的世界中穿針引線串起了無可逆料的驚奇。母親的外省丈夫，與「我」自己的外國丈夫，在戰爭中原來都有他們各自的辛酸故事。屬於天涯海角的兩條陌生男性血緣，卻藉由母系的繩索而結合在一起。陳玉慧的暗示在此就彰顯出來，歷史是女性創造的，女性就是那隻看不見的手。

為了追尋順風耳與千里眼兩尊神像的故事，陳玉慧展開收線的工作。每一條線都緊緊抓在她的掌中，對於處在故事邊緣的男性絲毫都不放過。反覆的敘述，把每一條線軸都拉到稜子身上，最後才揭開歷史的謎底。原來靜子是正男的女兒，而心如的父親是秩男。兩尊神像，出自愛慕者秩男的手。在秩男的心龕中，尊崇綾子如尊崇媽祖一般。撥開記憶的迷霧時，靜子與心如的心結終於也獲得解套。日本的、中國的、台灣的記憶，最後都要回到島嶼這個歷史母體。媽祖的纖手，擁有難以探測的寬容心懷。

《海神家族》證明了陳玉慧的轉型終於宣告成功，正如她這一年來的散文書寫，緊密與她的生命、智識、歷練融合在一起。她走過這一代作家中最具挑戰性的道路，無論是地理的或是心理的，從山窮水盡化為柳暗花明。她文字散發出來的魅力，既挑戰又挑逗，生動地觸及到台灣歷史與臺灣人性最幽暗的一面。她對文字的掌握越來越可靠，十年的流浪正是鍛鑄的歷程。那種自我改造的痛苦，那種自我背叛的焦慮，都與她的這部小說等長同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