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四年，她在美國外百老匯演出貝克特的無言劇
一九九二年，她擔任《聯合報》駐德記者
二○○四年，她寫下台灣百年家族小說《海神家族》

宛如海神離開母土，來到異鄉
陳玉慧始終在離開與回來之間徘徊
又或者是遊走於新聞、戲劇和文學三種文類之間
她並不選擇永遠停留，她想要自由……

好讀：之前您的創作主題多圍繞在女子情感與自我追尋，加上您長期居住國外，也有許多關於異文化或旅遊的作品；此次，《海神家族》卻是首次以家族為題，為什麼？是因為時機已到或者有不得不說之事？ 

陳玉慧：我之前的作品的主題多圍繞女子情感與自我追尋？我自己倒認為，過去創作的主題如果要分類的話，可以稱為尼采所說的無家感吧（Heitmatlos），尼采認為無家感乃是現代文明最重要的現象，他指涉的便是孤獨。

　　或者，如果有人對我的作品有那樣的印象，是被一些書名騙了（也許我書名取得不夠好），譬如《徵婚啟事》，很多人便以為徵婚啟事談的都是徵婚，而我反而覺得那樣的作品可以看到九十年代台灣社會在經濟奇蹟泡沫快消失前，一些邊緣性人物在社會體制裡的互動，以及台灣男性社會的價值觀。而《獵雷》一般人以為是政治或新聞小說，其實是一則偵探類型（Genre）小說，雖談一對雙生姊妹的諜海遭遇，也影射台灣家國的身分認同。

　　《海神家族》並非首次以家族為題，從十八歲起我便曾寫過多篇散文談家庭與我。但《海神家族》是我第一次寫台灣歷史現場的故事，首度擴大家族背景，將私歷史並行併入公歷史之中，影射台灣百年的家國的愛恨情仇和變遷。結構上比較繁複多元，正像複辨玫瑰，章節一層一層地打開，時間和空間拉得很長很大。

　　當我意識到所謂的「無家」的主題其實便是在定義什麼是「家」，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當我開始問自己家或無家這樣的問題時，故事自己便跑出來遇見我。是的，時機已到，不得不說，不得不寫。

好讀：您居住國外多年，「家族」對您而言，有什麼意義？是證明存在的一種方式？或是療傷、和解、尋求歸屬的一個過程？完成家族史小說的寫作之後，有什麼樣的收穫？

陳玉慧：你說的都對。完成該書，就像告解完畢，經歷一場殘酷劇場，受過心靈洗滌。我最大的收獲是在書寫中找到身分認同。書寫也成為我的身分認同。

好讀：《海神家族》書中每個角色皆有名字，惟獨靜子母親所生的女兒們沒有名字，請問是故意泯去，或者有其他涵義？

陳玉慧：海神家族中有太多女兒，都是失去父土的女兒，沒有人愛的女兒，故事中父親全都缺席，因為家族成員眾多，不想龐大章節，所以只選擇了靜子母親和心如阿姨做為重心人物，她們是一對同母異父的女兒，她們象徵家或國的分裂與融合。寫作時的確偶爾會擔心人物或人名過多，讀者記不得。

好讀：《海神家族》中，在故事與故事之間，穿插數則祭拜神明需知，似乎也與各段故事的情節相關，您在此處對台灣民間信仰、民俗的引用，是否成為一種主題暗示？或者是透過神明之眼來查看人間現實世界，彷彿是作者（幾乎）以全景的視角來寫作，同時懷有悲憫之心，看待家族與自己的過去？

陳玉慧：海神家族是一個返家之旅，也是溯源之旅，在故事中，不但家族成員重聚，而海神媽祖也與其保護神會合。因為溯源，所以海島上的民俗及文化便與故事相關，而神祗從來都是無言垂視著信眾或非信眾。祭拜神明需知是對神的禮讚，也可以說是主題暗示。台灣這個島上擁有許許多多數不清的神明，而生活也與神祗息息相關，海神媽祖就像很多陰性神，低眉目垂，她們卻看到一個又一個的人生，因為海神在那裡，所以，視角變寬，也或許自然就有了所謂悲憫之心。

好讀：您時常在作品中混合數種文體，如《海神家族》結合短篇小說與散文，或是《巴伐利亞的藍光》包含散文、小說與日記體，請問您如何看待這幾種創作形式的同異之處？混合與單一形式的表達有什麼不同呢？再者，您的文字簡單明淨，頗具詩意，請問您是否有特別喜愛的詩人或詩作呢？他們又對您有何影響？

陳玉慧：我最初寫作是從散文開始，我一直很喜歡散文的隨興和隨筆，那種不必構思的寫法，對我而言，小說無論是短篇或長篇都必須有個情節發展的結構。開始寫小說時，我也曾延續散文的調調，很快地，由於我喜歡讀美國小說家的作品，寫作時便會想像海明威、楚門‧卡波堤（Truman Capote）或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是怎麼寫的。我想，有一陣子我把散文和小說的文體分得很清楚，現在的我又覺得其實不必，像普魯斯特的小說也有散文的味道，而卡夫卡的作品像寓言，我也很嚮往那樣的作品。

　　我非常喜歡里爾克，我覺得他對我文字影響很大，我覺得他讓我知道文字可以傳達真實和有密度的情感，文字可以簡單但仍意象豐富。也愛聶魯達，他的文字呈載的感性和密度令我驚嘆，他的句子和句子之間的白描我覺得都像唐詩句子裡字和字之間那麼令人興味無窮，有靈感。

好讀：無論是《你是否愛過》、《巴伐利亞的藍光》皆包含個人日記的內容，然而，書寫是公開的，日記卻是私密的，公開的日記在本質上是矛盾的，請問您如何看待這樣的矛盾？

陳玉慧：日記人人會寫，可以是最簡單也可以是最精采的文體。我習於寫日記，彷彿不這麼做，轉眼一切都將化為雲煙。事實上不管寫不寫日記，一切都將化為雲煙。寫日記應該視為文字創作的草稿。身為寫作者，我常覺得自己並沒有什麼人生秘密非要掩藏不可，只是一旦出版日記，讀者便會對號入座，彷彿那便是你全部生活記錄，但是，我沒記下來的部分呢？那可能才是我真實的生活。我當然一定有一些秘密不希望別人知道，但奇怪的是，我常覺得，那些我不願公開的部分反而才是更重要的部份，我總認為一個作家應該處理的便是那些他不願開的部分，那才是文學秘密的寶藏。但我也必須說，並不是寫在我筆記本上的日記會逐字登出，在出版前也會有篩選。

　　我相當著迷於文字的表達，但我並不那麼信任文字。我認為文字是虛幻的，正如人生，那可能就像法國作家米歇爾‧圖尼埃（Michel Tournier）所說的，寫作者是魔術師，而文字表達就像熠熠耀眼的煙火，轉眼消失。還有，每個人對文字的感受都不同，文字所能引起的共鳴和誤會幾乎一樣大。雖則如此，我反而更試著準確地寫，當然，所謂的準確是困難的，必須兼有品味及有深度。

　　我出版過的《你是否愛過》雖是日記的形式，但更應該說是遊記，主題很明顯，就是從離開寫到回來，從外在寫回內在，雖然寫的是旅途中所見所聞，但更多是自己內在的風景；《巴伐利亞的藍光》也是日記，但是這本日記的寫法是把自己當成第三者，我觀察這個世界，包括我自己，我有意在那一二年中演練一個寫作的角度，一個客觀的角度，這是為什麼我寫這本日記。

　　公開日記是矛盾，寫作一事，在我來看，本來便充滿人生矛盾。要避免矛盾那就不要寫，偶爾我確實也有這種念頭。

好讀：除了文學創作者的身分之外，您同時也是新聞工作者和劇場導演，可否請您談談新聞、劇場上的工作與訓練對您的文學創作有什麼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