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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06/14 12:22:08瀏覽1205｜回應0｜推薦5 | |
港台等地的小報拿嘉寶來作比喻雖有些不倫，可是，話說回來，我雖未經歷過那般十分地繁華，卻也曾經保有過自己的風光地盤。而且這麼多年下來，雖未再有若何創作作品出版，早已不再是個生產力旺盛的創作者。然雖漸趨疏離，我仍舊可感知；在中文文壇裡面我仍舊還是一個經常為文評及追慕文學的學子後進不時提出來探討的目的。另外，即使時光推移，三四十年都過去了，在報屁股副刊或雜誌間說掌故道逸事我仍然不失一熱門對象，並未因時間而消失與聞的過去了的作家。 長久以來，我平常雖非常難得一窺中港台等地的報章雜誌，對華人藝文圈人與事的演變不是十分了然，但也夙知兩岸三地之弄現代中國文學的學者、同好的以及後學者仍然方興未艾地甚至研究我過去的著作、遺秩及寫作原委。更且為數眾多仰慕我的作家學者和後進仍然懷著莫大興味地追索探究有關我的生平、逸事以及當年這些作品暢銷大江南北的風光往事。即使到了漸看淡世事的眼下如今，我仍免不了不無暗自得意我過去寫成的作品並不曾因時間而減緩人們底注意或失去關注性，對於我最在意的即在於現今文壇我雖不再作不輟，但我的重要性依舊存在，而且是一直不曾稍為減低其質與量之價值。我最在意的就是不因時移推漸而減損讀者對我關注，而得意當然即是文壇對我的看重於今尤烈。 可是不論如何底暗自得意，可絕不比不上如同人們認為我素所仰慕底嘉寶或任何走紅的電影明星那種真正結實，具實體可感可觸地得意；我所感到的得意已不再能感動我或者帶動出激越騷動之激蕩。怎麼說呢？因為這層得意，只是虛無空蕩而不具堅實質地可感觸地得意，意思是外觀雖幾乎可感於相同嘉寶等明星那樣的得意般的光環，但陡具光輝或光環，卻絕不具她們那層堅實如花崗石的質地感，相較而言，寫作者這層得意空無縹緲得有如小童用草莖吹在空氣中的肥皂氣泡，雖在陽光照耀下也顯出五光十色浮颺飄搖，但是一戳即破，絕不具實質意內涵。 文字寫作者無論成就到如何程度，總就是一層無實質的報酬的虛耗事功，絕無法將之轉值為具實質生活意義的工作或事功。除非寫作者有能力將這程事功轉借托身為具實際所謂工作的意義。否則仍只不過瞬息縹緲消逝的空氣氣泡。 作家和電影明星同樣具有無可比例的強烈意願，相對於其作為職業成就之得意，意願本身似是更有力的以之為捨身為之之意志。我以為作家陶醉其成就的得意雖也眩目，但是是不具實質生活特質的得意。寫作者的自得至多不過有若鏡花水月般的返光倒影，可不是具實質上底真確，就是說並不能成就可觸摸可現實感受的真實。它是獨立於現實生活的一層抽繹的現實，從來不曾讓人感覺到寫作的世界是與真實接軌，寫作者所繪的實際生活，和一般人的現實是不一樣，全然不能帶來維生以及結實底補給飯鑊生財。而我則確確實實地是以寫作維生，生活與我與寫作結合成一體，縱然如此，我仍然不能體會其作為職業之特性。寫作對於像我這樣得到生存價值與意義的人，依舊得不著確鑿為生的認同，或者認可。即使像我這樣的寫作者仍免不了認作寫作本身和創作出來的虛構現實一樣，同是生命奄忽之感的抽象演繹，從來不會與真實生活接軌，既不能以之套入現實，也無法因之理直氣壯地以視作現實生活維生的工具。 另外還有，我以為比擬不甚確當，第一不該拿嘉寶等西方明星來作比，要比的話也該拉林黛李麗華等華語明星作範例。同樣地，小說創作，亦不應泛指世上的小說創作者。不是說西方東方之比，西風壓倒東風，或大巫小巫之擬。在中國的社會用中文創作，和在西方用英文寫作即使不論生活條件與實際境況遠遠不同，實質上以小說作家也無從作相應之類比。不是說中國以小說寫作為末技，這裡面有種既自得又自卑的情意結，有點像就就京劇演員一樣，甚至電影明星也一樣，為表演或藝術成就得意睥睨，然也為生涯非正統傳承認可而卑微。 我出生地的現實環境環，在去八股之後，若繼續用文字書寫當作維生工具，尤其是以小說創作作為唯一的生活依据，很明顯是一條既堅韌又不實際的妄想之途。依文學寫作為生無論在如今或在我年輕時代的社會，都不能成為以之維生的正職。 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種族，中文也是使用最多的文字；相應可知，以中文印就之一篇或一本小說讀者定然眾多，但在中國社會作家單憑稿酬卻從來不足以養亷。無論當時或現今社會，從來就難得能有幾位作家能把寫小說或寫作當成一椿正式的工作。因之，我會說存心去作為一個作家心中會有如同戲子般的情意綜；得意於作家的頭銜的同時，也有著偷偷摸摸不足為外人道之羞頳。前赴後繼許許多多嚴肅的寫作者認真地要把寫作作為一生之志業，但是多半終其一生也無法轉化成正經的謀生工作。由於有心寫作的人無法單靠寫作維生，因之，一個正視生活以養家活口為職志的正經人，無論具有多麼願為寫作獻身的熱誠，向來只有將之作為正規工作之後或之暇的嗜好，最好的情況下也只能視之為副業，當然若從事教書或書局或報館編輯校對主筆以及寫社論是唯有可拿文字工作當作為正職之一部份，否則只有視作正式工作之後的額外在家中加工的外務，總之那類作業並非寫作，在大學教書寫論文也然，都是附帶行為。 像我們這樣由來以久地崇拜文字的以之為高格調之文人或士大夫社會，從不乏能人志士焚膏爂晷夜以繼日以創作寫作為志業。但是在這個普羅大眾普遍窮困的社會，寫小說的人不論名聲大到如何程度都不合以之為實際得据以為謀生之條件。寫作者若不能用之出仕或謀職，最後也只合淪得像畫文人畫練毛筆字讀古文書籍般地陶情怡性之旁鶩。 話雖如此，以寫作小說為志職者，由於難以維生向不能成其一種行業，但是直到國共大戰底訂，共產党席捲神州大陸之前，不說仕子不計後果，無以斷念，同時也非完全沒有存心以此維生之人，而且是有人就能以創作維生：我就是其中在全國士人中間，難得底一兩個小說作者，純粹能以寫小說得以賺取生活的小說創作人。 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遷台，政治風向轉變後，文藝圈不旦驟失廣大內地市場，新社會提倡的新文藝亦淪為政治宣導之工具，不論純文藝創作或通俗文學整個地自原來的市場或藝術走向滅頂，這才真正讓我輩以寫小說為職志的文學創作人無法繼續再以文字筆耕維生或調濟生活。 花敗落地訇然有聲，到了此時，回憶原先在內地自一票而紅打出名聲以來，得著的浮名泛譽，頓成過往雲煙，曾經有過名聲光華不但不合暗中獨自咀嚼，甚至在事態的演變下，逐漸意識到很可能因得名而生禍患，若此地不留人，我就不得不考慮另作打算。 新社會與我這種人的人生是砥觸的，流離生涯是不得已也是我之必然的選項。廿世紀初政治理念主導社會信仰與觀念下，不願臣服於國家理念信仰或主義的知識份子，普遍選擇出走，以避政治鋒芒或迫害。 我這一生除了寫稿寄情之外，全無謀生之能。打甫自接觸人生以來，有所知覺何謂成長後生存之條件時起，就存心四肢不勤，不思戮力進取謀求一條坦蕩生活之道路。我不是不思過得舒服自在，我只是不願意勉強自己努力地為前程循規蹈舉地奮鬥，就這一方面論我雖然盡力做好本份讀書學習，可又從未曾思及進取，我考慮的前程是配合自己脆弱及無能的部份，我想過的生活是隨著自己性子，不必勉強逼迫自己出人頭地的生活奮鬥，意思說我希冀成長以後仍能過著讓自己安適隨性的日子，所以我認定搖弄筆桿就是我一生命定的職志。縱使與人相比較我可能對生活的應付不得法以及葑前程的領悟過份天真，反正很大部份的自我從來即止得不領會到自己的應世能耐不若一般人。當然會有這種認識或住入都是方便於自我逃遁的自適，可是我一向以之為積極且正面的自我認識，我看重自己的特具的秉賦與才份，所以長成之後，無論在任何情況下，或者感觸到自己是如何地處於淪落的境地，仍就一無反悔地堅持做為一個以寫作維生的作家，更且向不屑以務他事謀求發展。 我確實是植根於共產黨掌權後極度譴責亟待去除的封建遺毒份子，不但去除不掉的反動的士大夫心理。而且在生活的道路上從不以此為憾，更且尤自甘於工農兵社會外作一個一無是處的邊緣人，我以自己寫作成績自豪，極度底以自己寫就的作品為傲，以寫出來的作品所描繪及洞悉人們心理感情為得計，雖然反過來的考慮亦然。 對於一個以寫作為職志的作家言；將文學創作淪為政宣工具，乍看之下可不見得不是好事，圈在教條輊鋯裡的作家生涯雖不優俗，然也衣食無憂，更可從容投身在筆墨之間，豈不一勞永逸地解決作為作家謀生最大的困擾。但真正的困境並非出於此，這樣子的解決是顛倒因果，存心寫作維生才產生吃飯問題，否則以謀生為業，根本就是為吃飯在努力奮鬥，這一選項本就不應當作困擾。去為共產党作教條式的創作和作無產階級下工農兵大眾有何不同，同是在他人意志下為生活求存，寫作者要的是自由意志下創作，這是作為作家寶貴且自我尊崇的地方，和為謀生屈膝生活有著不可同日而語的得意。與其為求取活命而屈膝生活，那我寧棄離為家國為群眾或為共產党的服務，而冒然離開故土繼續尋覓我的創作自由。 因之，我可不屑為工農兵寫作，我矜持，我只會為自己寫作。我寫作乃是用一支筆，造就另一個自我，或另一個他人。冠於我作品上的名字雖未嘗改，但那不會是我，我永不以真實面目示人，因寫作成名的是另一個人。是以真確的体驗與身心感受來刻劃描繪出一個似是的顯相，但永不會證同自我的顯相。我是以真實筆名掩藏行蹤，人們見著的我是脫蛻於山林之間皮蛻，真實的我仍然深藏於呈現的膚相之深處。 所以從這裡面可看出來，我一向就生活在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一個是真實的現實生活，需要結結實實地食衣住行不斷補充的世界，另一種則是抽離此一具体現實演繹出來的世界，其間人物及事物僅用素描刻繪出輪廓，抽離其中難堪而必然與實体物質與事實之連繫。生活的實質原素仍在輪廓裡面，但不具那類黏搭甚至齷齪的結合之關連。一種像似僅只掌握枝梗不具枝葉果實的結構型的圖像，也可說只是意象殘存的抽象世界。 當其時，作為一個成名作家身處大陸淪陷之際，除了面臨思想上抉擇之考驗，必得截然底選擇就此或就彼地為難。而更為嚴酷的是生命臨界點之抉擇，面臨生存與前景的取捨得當下立作區判，急流落水非得一把撈住尚飄浮於水面之最後一根繩索。急切緊迫的生命分叉路，逃難乃是以今後一生下注，無從猶豫或更易。賭注一落，從此再無反悔，自今而後，自此再無回頭之餘地。 以往在歐美一個寫作者面臨諸如此類之處境，一般都是用種較具格調甚至有品味底統稱，不論是否出諸自願或被迫，均籠統稱之為「流放作家」。前者如喬易斯、海明威，後者如索善尼津都不無帶著尊崇地冠以此尊號。後來，大陸文革之後出來的作家，抑或如今自任何自戰亂落後地區遷徙至開發而富裕地區的文人作家都得以享受這層禮遇，不論名義上或實質上都得從容地享受名譽、方便與來自開放社會的福利支助。可是我們這一輩因國共內戰分隔或去鄉或去國或去故土的一代中國作家群則是全國大批流離失所四散奔命之無盡其數的亂離流民之一員。其中之作家何能何敢自異於群眾，全然未曾思及自己原來也像西方作家一樣曾處於相同的境遇，從不能理會我們曾經也可算是流放作家，不但不能比擬西方同行得以享政治放逐或自我流放那種的知識份子具自我尊嚴的隔離，更不能思及後來出來的同行竟然也夠資格可以尋覓西方社會的庇護支持與支援。 但是作家身份何來特殊之處？我們那一代的作家文人皆有此認識，本就不應有何便宜好覓，不過一旦瀕臨逃難求生之際任何可資脫苦海困境之條件或救命符豈不盡搜出來以搏取萬一之可能際遇。千千萬萬的戰禍逃難人民水深火熱般地受苦受難，一個成名作家能有何出眾之處，怎可能藉之以免難？除卻逹官貴人或富商巨賈，怎敢覓求較容易較安適之安身立命底處境。 名作家同樣不過萬千苦難庸碌庶民之一，得不著任何理由或口實以博取同情、好處或援助。流離逃難至外地，我除了以名作家身份，仍圖憑藉以寫作維生。但是逃難在香港我以不再是名作家，幸好我尚有外文底子，這使得真正藉翻譯美國名作才能謀取活命的機會，英文才是我唯有僅存的生存的條件與工具。後來我又恢復寫電影劇本，做翻譯寫本都是不得不去做的維持生活的工作。我當然不屑以此為今後之出路，我可是中國不世出的天才作家，不會情願讓我的文學才份浪費於次。不斷索覓掙扎，迂迴摸索，最後終能脫困，並藉之夤緣去到逃難者最終樂土 ── 資本主義最後堡壘的美國。 離棄祖國，由於我的名聲，當然免不了要背負起背叛人民革命的標籤，我是個不革命的頹廢作家，幸好尚未進一步被封上反革命的封建遺毒。但是若未隨潮流逃離祖國，最後輪到整風或清算時刻，以我一貫底小資產階級作風，以及前夫牽絆的干係，一定難脫人民革命之公敵之名，屆時難免劫數難逃。 說我缺乏對國家民族與人民群眾的省悟，我實無從辯駁。但縱觀過去這麼些年來人民政府對文化人士及文藝界的整肅，確實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離開了故土，也逃脫天翻覆地底大變動。當然去國重新謀生路，是連根拔起異地重植的過程，橘逾淮為枳，適應的困難可想而知，尤其猶抱著繼續編織作家大夢的理想來到異國，更是難上加難。 蘇聯流放作家蒲寧在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後的答謝辭中說：「如果你知道一個流放作家嘗盡了多少苦楚與屈辱的話，如果你知道一個流放作家多麼想回到他的祖國的話，你是會理解這種悲痛的。」 他說得沉痛無比，然而，我卻感受不到作為一個流放作家移居他國和離鄉背井的一般小民之間的沈重與感受有何不同。對我言，蒲寧這樣說不過是他個人的誇飾。我同樣也是從共產制度下溜走的作家，對我而言：作家和一般人不應有所不同，所謂作家乃是一種下作的做作姿勢，一個存心做社會寄生蟲的扭捏，心存不事實用之生產，一念頭為了繼續寫作下去，為成就一生的重要作品而推托苟且的人，總想從他所處的社會裡面得到支助以持續自己寫作的夢。他們自認是社會演化的推手，以為伸手去向社會拿是不為過。他們不事生產，總想檢現成的便宜，他們是工人的無產階級要消除的社會渣滓。 我雖然某種程度上可說是名成利就過，但以中文為寫作工具之於我也正如許許多多陸續奔馳於山陰道上的文學青年一樣是條漫延於荒山瘠徑之不歸路。 遷移異國，當然有其困難與焦慮。然而，一般移居者，相信除了初期適應的困窘外，但終得逐步摸索出生存的活路，其後實與原先國內生活難說有何特別之差異，除非原先是備享榮華富貴的帝俄貴族，流落出來後一貧如洗，又無一技之能。何況廿世紀的疆域感漸泯除，加之交通愈來愈便利，這裡那兒，本國外國，差異不那麼強烈，已難有早年流落異域的思鄉情結。 我最初來到都是西方人的異國當然免不了移域底震撼，猶憶起初乍臨世界第一大城的驚訝，高樓矗立，街頭繁榮紛亂，帶著一臉迷糊四處摸索，所有一切都是嶄新的經驗，風俗人情世故，樣樣都得去重新學習体會。陌生的大都市連付計程車司機的小費都是煞費週章的体驗，不曉得從何拿捏。第一次和朋友坐上車，下車照錶付完車資，相互猜疑，不知應付多少小費。討論後，將找回的零角如數遞過去，不料該粗獷的意裔司機竟然鄙薄地譏剌： 「你們留著吧！」 順手扔回到朋友身上。 最先在紐約那段期間，總是略有所知又不全然了解，一再在走出地鐵站後，頓覺迷失路途，四週環境奇異擾攘，處處陌生又顯得敵對富挑戰意味，既不同上海十里洋場也非香港中環的繁榮熱鬧。不同的時地人，每每剛走出幾步，突然警覺竟然没有一處街角或路牌能指明方位或知曉的路標。連棟高樓的陰蔽遮盡日光，街上黑人穿梭，個個呈現威脅底態勢，不由週身頓感恐懼籠罩。周圍建築物給人一種天旋地轉地錯覺，勢將倒下。一再掉頭轉向尋路，該走哪條路的猶豫不决，益發不知所踪。 但是時間會調整生疏感，住定在紐約下城的救世軍宿舍後，雖所處是頂沒落的地域，也不時聞及附近區域搶劫殺人強暴等情事，可也倒從來未覺不妥，或憂及自身的安全顧慮。而且不需多少時間，很快就熟悉環境，由於自己自幼打下的英語基礎，加上來美進修後，適應及學習得尚不錯，不花多久時間就有居家的自適感。開始從容享受大學裡的圖書設備，以及當地文化機構，參與寫作班，很能够把这個地區認定是我的棲息之所。平常獨自一人不時去街角處一家速食餐館購食，逛小書店，按時上投幣洗衣房。每天固定欣賞路邊的咖啡屋、水果攤……一路順次排列而來的小商店，不覺得與我在上海時的生活有多大差異。 異國謀生，中國人從種種途徑迅速摸索出適合自己原先的生存方式與方法楔入當地社區，由於經濟緣故，當然以便利節源為最大公約數。我們民族流落四方總是勤勉持家，努力為前景奮鬥，体型孱弱的種族，只有更勤力用心，更花心思來爭取生存之一席之地。悲悽動人嗎？不會，所有遷移流落到異國求生的人民豈不經歷同樣的焦躁與歷程，作家有何更甚的不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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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創作｜小說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