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司總一在戰爭期以「內台通婚」為切入點，描寫日本女性安子，嫁給台灣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陳清文後，陳氏家族所面臨的種種改變，鋪展出《陳夫人》這部長篇小說，全書分兩部，第一部夫婦完成於一九四0年，第二部親子則完成於一九四二年。

葉石濤先生曾認為這部長篇小說，和西川滿《台灣縱貫鐵道》、濱田隼雄《南方移民村》能代表日人作家對台灣的殊異看法，庄司總一則自陳他寫作的主題在於探究不同血統、傳統的人，達成理解、愛與融合的可能性。

小說中清文作為東大法科畢業的知識分子，娶日本妻子歸國，當他回到原生家庭時，因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和與日本人通婚的行為，而成為異於台灣封建家族秩序的「他者」。起初這個「他者」全力追求個人的現代化生活，對於傳統的態度是欲直接與之絕裂，他不在乎台灣婚宴特定的時間感、人際往來方式，和父在不分家的社會輿論，建造日式房子與家中其他建築格格不入，對外也一心追求在日本殖民體制內功成名就，對於家庭中其他成員而言，雖然他提供了不同已往的現代體驗(如在浴室沐浴、喝咖啡等)，但彷彿是從外置入的奇觀，在不知不覺間發揮影響力，但傳統家庭秩序仍居於主導位置，決定家中各項事務的進行方式。

小說劇情在此可以安排清文從傳統家庭出走，過自己的現代生活，但最終卻因安子認為「內台通婚」這樣的結合，選擇待在陳家更適合，以及清文在個人官位追求上，因「台灣人」身分促成的必然(?)頓挫，小說沒有走向個人主義的發揚，反而轉向傳統家庭如何容受「現代」的歷程，從安子謎樣的認定，和小說第二部清文由追求個人自由，轉而認為因「內台通婚」造成家庭轉變的自己，有責任把將陳家帶往更好的地方，作者一再將「內台通婚」與「現代」衝突奇異地連結，且似乎認為問題要從家庭向外改變起，所以用「奇異」來形容，主要著眼於清文主張城市現代化，而與顧慮現代性中的殖民性的文化協會成員衝突，而清文的行為卻被解釋為因為娶了日本妻子，但這種連結在現代的討論中沒有必然性，清文對現代的態度更多和他的知識養成有關，雖然娶日本妻可能形成特定的文化身分或刻板印象，讓旁人指認為更親日、追求現代的代表，但這種解釋卻無法說明，為何清子也由鳳梨會社事業不順，聯想到「內台通婚」幸與不幸的問題。

小說中清文作為「他者」的位置，在觀點和行為的對照中，不斷提升為主導陳家走向的領導者，起初在現代與傳統習俗交鋒之時，小說中在兩者之間猶有辯證，批判傳統陋習的同時，也隱含清文一味追求現代不可行、不適宜的潛台詞，但清文作為「不被理解但在精神上居於置高點」的理想知識分子形象，逐漸被建立起來，當他以非營利目的的鳳梨會社為實驗場，落實他烏托邦的現代願景，連代表傳統家族價值的阿嬌也「不得不」被他感化，在小說的內在邏輯中，因鳳梨會社建立在隨時會被合併的條件限制下，突顯了清文的理想性，清文所代表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理想性，與景文連結傳統家族存續的金錢觀，孰高孰低的判斷顯現作者的觀點，也是清文認為建立員工現代觀念為優先的觀點，凌駕郭萬春先重視農工物質被壓迫現況時，本小說標榜以精神和不可逆之現況對決的傾向，表露無遺。

同理可證於下一代的陳明身上，在其追求現代性的路程中，超越傳統倫理的自由戀愛，和如何與日本同學達到超越暴力的精神理解，都是造成他精神困境的因素，而他試圖解決的方法同樣都訴諸於精神上的超越，然而為何現實實踐的可能性要在精神追求中缺席呢?作者透過小說吞吞吐吐、欲與還休的，仍是精神所不得超越的血的底限。有趣的是小說中陳明同時被賦予運用中西文學語彙的能力，既愛陶淵明詩、莊子(本書中莊子的幽魂，並未因阿山之死而離去，不是很曖昧？)，也在杜思妥也夫斯基《罪與罰》、赫塞、小說《安娜卡列妮娜》中找到共鳴，姑且不論作者援引這些文化記號的斷裂性，但在小說中不同的文學語彙，同樣指向個人主義的追求，抵觸於既有文明秩序、倫理時，尋求超越的渴望與迫切感，陳明不斷以莊子逍遙遊中鯤魚化為大鵬鳥的隱喻，希望同在倫理、血緣限制中的清子，可以和他一起超越限制，轉化成大鵬鳥、獲得消逍，也暗示重構倫理的期待(小說中新舊價值轉換間，引發的擬亂倫事件並不算少)，然而在血統優越論之前，陳明所欲前進的方向終究要被定義為海市蜃樓的幻象，且在戰爭期一方面鼓勵日本化、現代化，但又要避免台灣人走向個人主義的反叛時，現代追求中個人主義的面向也不得不受壓抑，在此種語境下，小說中陳明所抱持西歐個人主義愛的觀念，會莫名所以的消解在母親東洋泛愛主義論之下，也就不難理解了。2008-06-04

新版《陳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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