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曾發生在台灣這個時空的種種，不只是歷史考卷上的考題，但教科書上的描述，又顯然無法滿足我們的好奇心，無法讓人產生歷史關聯現在的共鳴，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可以怎樣親近歷史呢？除了認真地從事田野調查，實際聆聽長輩們的證言，走訪事件發生的現場，或閱讀嚴謹的學術著作，另一種較為「輕盈」，但同樣能夠讓人感受歷史溫度的方法，或許便是閱讀融入虛構成份的歷史小說了！

     以明毓屏創作的《高雄故事：再見，東京》系列為例，小說以日治末期糖廠包工薛東興，與日本海軍少佐兒玉京智的男男戀為主軸，透過戀愛場景的鋪陳，摹寫日治末期到韓戰爆發之間的歷史，諸如戰後初期通貨膨脹、政府用人排斥本省人、為了控制思想而限制通信等，史書中曾紀錄的歷史狀況，都成為小說人物憂歡悲喜的日常，讓讀者有機會感受、想像，時代轉換期尋常百姓可能遭遇的掙扎、堅毅與應世之道。

        作者對類型文學的精準掌握，戀愛心緒的細膩呈現，讓這部以史實為基底的歷史通俗小說頗具可讀性。然而，在通俗文類的選材考量之外，作者透過跨越性別、民族框架的戀情來窺探這段歷史，其實別具巧思。因為對台灣人來說，無論統治者是日本人或後來的國民政府，都同樣要求生活於此地的人民，參與他們信仰的國族使命，沒有拒絕與自我選擇的自由。且不只是台灣人，曾經往來於台灣這個時空的日本人、中國人，都同樣被捲入國族紛爭中不得不戰。今日的我們或許可以很自然地表明反戰立場，批判政府施政的弊端，但如同小說中京智因反戰言論，遭受同袍排擠；東興在白色恐怖的陰影下，不得不偽裝成認同政府政策的順民，在個人必須為國族犧牲奉獻的歷史氛圍下，愛國與民族對立的思維，是一般人難以叛逃的主流觀念。

        個人何時能無視種種隔閡，追求自己想要的幸福呢?小說中作者用了一個很張愛玲的梗，讓殖民社會中處於對立位置，原本很難有機會產生真摯情感的兩人，因空襲同被埋在磚瓦之下，在生與死的間隙，暫時逸離國家對個體的規範，恢復最單純良善的人性，能夠自然地關懷另一個渴望撫慰的心靈。這在國族先於個人的時代，雖只是一瞬之夢，之後彼此的差異仍造成兩人齟齬，卻也突顯在歷史洪流中，不受既有的價值困囿，擁有反思不義之舉的智慧(如京智的反戰，以及小說描寫到學生們的反抗運動)，又能將思考化為行動，誠屬不易。許多時候個人對生活的美好願景，往往敵不過國家宏大的敘述，這是極權統治下人們的無奈。但即使在講求民主的現在，仍可能遭遇類似的情境，歷史因此成為當下的一面明鏡，讓我們可以與之共感。

        東興與京智分屬不同民族，卻都因為只能扮演國家安排好的角色，感到寂寞與悲哀。作者對這類不完全貼合國族信仰的小人物多所同情，但並非只強調悲情的一面。在明毓屏的詮釋中，身為台灣人的東興，在殖民統治下不得不卑屈以求生，等到「回歸祖國」後，卻仍需延續同樣的態度，應付另一統治者的思想檢查，當中雖有難言的辛酸，但為了守護心中珍貴，能屈能伸的姿態，卻也彰顯台灣人面對困境的智慧與強韌生命力量。

面對複雜的歷史情境，展開反思自身的旅程

        在描繪受苦的先人之外，作者也嘗試呈現傷痕產生的複雜情境，不只出於某群人對另一群人的迫害，而在於台灣這個歷史時空，不斷進出各種不同追求與信念的人。小說中同樣忠黨愛國，有些人主張改革，有些人愛國不忘遂行私慾；同樣參與抗爭運動，有些人並不牽扯政治理念、國族情感，只因「你對我不好，我就想揍你」，現實的貧困已是最充分理由；但另一群人則試圖憑靠理論的建構，為自身的行動與關懷，尋找發言的基礎。不同理念與路線的交會，可能結盟也可能衝突，究竟誰是誰非？往往當下無法清楚論斷，但作者透過描寫日本人和中國人激昂的民族主義，反而造成台灣人的傷痛；出於崇高理想的左翼學生運動，卻牽連無辜的人受害，由理念與行動的雙面性，提醒我們面對台灣這段複雜而沈重的歷史，除了嘗試還原真相，以撫慰倖存的生者，更重要的是記得換位思考，不斷展開反省自身的旅程。

        明毓屏將差異信仰者在台灣留下的痕跡，定義為「追求幸福」的軌跡，或許不見得每個人都會同意，特別對從那個時代走過，傷痕累累的人們來說，未必能夠如此從容地言說寬容。但有一點她說得很有道理，那就是我們面對過往難以彌補的遺憾，絕非為了陷入仇恨的漩渦，而是盡可能避免重複同樣的錯，從中尋求繼續前進的指引。每個人渴望在台灣這塊土地實現的幸福，或許充滿差異，但如何在自己追求幸福的同時，也讓別人擁有實現幸福的機會，這當是我們面對歷史與當下可以不斷思索、努力的課題。

極光電子報。台灣文學ing專欄。201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