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學家賀麟(1902－1992) 。

 

　　        無源之水    蕭之華

 

               ——談賀麟及其《當代中國哲學》

 

　　文化像是江河活水。

　　凡江河活水，都必有其淵源。

　　而所謂文化的淵源，無非就是此一文化的傳統。

　　因此，凡是涉及文化的命題，任何的「現代」，都不可能與「傳統」斷流。

　　任何與「傳統」斷流的「現代」，都是無源之水。

　　這一段話出自這一本書——《當代中國哲學》。

　　作者是當代的哲學家——賀麟。

 

　　　　一、

 

　　賀麟，字自昭。早歲受完大學教育後留學德國，專攻西洋哲學。學成歸國，歷任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校教授。

　　一九三五年，賀麟參與成立「中國哲學會」。一九四一年，「中國哲學會」下設「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訂定西洋哲學名著系統的翻譯計劃，由賀麟負責推動。

　　此期間，「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先後出版了《柏拉圖的巴曼尼得斯篇譯註》(陳康翻譯)。《忠之哲學》(謝幼偉翻譯，魯一士原著)。《倫理學研究》(謝幼偉翻譯，柏烈得來原著)。《維也納學派哲學》(洪謙翻譯，石里克原著)。《宗教經驗的諸相》(唐銊翻譯，詹姆士原著)。成績可觀，對介紹西洋哲學新潮來我國，極具正面的功能。

　　抗戰期間，賀麟擔任「西南聯大」哲學系教授，講授《黑格爾哲學》，同系的教授有熊十力、馮友蘭、金岳霖以及沈有鼎等人。

　　賀麟著有《近代唯心論簡析》、《當代中國哲學》、《文化與人生》

以及《知難行易說與知行合一說》等書。翻譯有斯賓諾莎原著的《致知篇》以及《黑格爾小邏輯》等書，譯著頗豐。

 

　　　　二、

 

　　賀麟博覽當代哲學著作，又因主持「中國哲學會」，和當代哲學人士交往密切，對當代哲學思潮有深切的體認和全盤的瞭解。

　　因此，賀麟是撰寫《當代中國哲學》一書最適當的人選。

　　賀麟的《當代中國哲學》，以康有為講述「陸、王哲學」為起點，敘述嚴復翻譯達爾文的《天演論》，最後歸結於孫中山的《孫文學說》

與蔣中正的《力行哲學》，起自清末，止於抗戰，系統地敘述這五十年間，中國哲學受新舊文化的激盪，受革命形勢的影響與受西洋新思潮衝擊的演變和發展。

　　《當代中國哲學》計分〈中國哲學的調整與發揚〉、〈西洋哲學的紹述與融會〉、〈時代思潮的演變與批評〉以及〈知行問題的討論與發揮〉等四章。條理清楚，脈絡分明，舉凡當代哲學家如康有為、章太炎、熊十力、馮友蘭、方東美、唐君毅以及胡適等數十人的著作，巨細靡遺，都在論述之列。

 

　　　　三、

 

　　一般人治學，多避免論及當代同行，多避免評論當代著述，多只搜集資料，等該作者死後，再作「蓋棺論定」。

　　原因無他，無非是為免爭論，不傷感情。

　　梁實秋就曾說：「一般人下筆為文，常有一種顧忌，不願批評當代同行。」

　　對於這一般人，梁實秋並未予以苛責，不過，也認為他們「至少總是過多幾分世故」。

　　而賀麟治學則不然。

　　賀麟治學獨具眼光，獨具膽識，勇於「批評當代同行」，勇於論述同時代的著述，不怕引起駁難，不怕自傷和氣。

　　章太炎是一代國學大師，繼往聖絕學，傳儒家爝火，厥功至偉，在學術史上的地位，早為世所公認。

　　賀麟認為章太炎提倡諸子之學，融會佛、老，已達相當境界。尤其，章太炎思想深刻縝密，獨特新穎，超出康有為、梁啟超之上，匯為民族革命的思想之源，是新思想的先驅，更是當時革命黨唯一的哲學代言人。

　　史學家錢穆治中國學術史，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這一鉅著。

　　因「過多幾分世故」，「不願批評當代同行」。因此，錢穆對章太炎避而不談。

　　錢穆的「世故」，錢穆的「不願」，使得在他個人學術成就指標性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鉅著上，居然找不到章太炎的名字，在我國學術思想指標性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鉅著中，章太炎的學術思想，居然缺席。

　　賀麟直指錢穆的這一做法，是「矯枉過正，有礙學術的進步」。

　　嚴復是我國近代的翻譯泰斗，也是引進西洋哲學入中國的先驅人物。

　　嚴復訂立過翻譯的三大標準：「信、雅、達」。而嚴復本身也翻譯過赫胥黎、斯賓塞爾、亞丹斯密以及穆勒約翰等人的哲學著作，對引進西洋哲學入中國，有不可磨滅的貢獻。

　　不過，對於嚴復的翻譯，賀麟也提出二點批評。

　　一是嚴復的中文譯文，是用桐城派的古文而不用現代的白話文，過份強調「雅」，而忽略了「信」和「達」。

　　二是嚴復單只介紹了達爾文「弱肉強食」的「進化論」，介紹了強調個人利益的「功利主義」。卻沒有相對介紹「保護弱勢」的「生態平衡論」，沒有介紹強調「社會互助」的「人道主義」。這對年青一代，難免不產生偏差的影響。

　　孫中山的《孫文學說》，體大思精，深入淺出，依邏輯立論，嚴謹引證，是具有時代意義的哲學著作。孫中山一生奔走革命，為激勵國人的革命行動，特別提出了用心良苦，用意至善的《知難行易》的革命行動哲學。

　　《知難行易》立論重點在於「行」，目的不在作「知」與「行」邏輯思維的探討。《知難行易》強調「身體力行」，強調「躬行實踐」，強調「行動」，主要是在於導正國人自宋儒以來，凡事「重知輕行」，結果流為「惟喜議論」，「只尚空談」的積習。

　　《知難行易》相對的立論是「知易行難」，孫中山立論的用心如此，即使只為「補救時弊」，含有「宣傳意味」，其實也是無可厚非。

　　可是，就是有一向好為人師，凡事喜歡「考據」，喜歡找碴的胡適博士，硬就來「胡鬧」一通，強辯一番。

　　胡適使出他從美國苦學得來的看家本領——杜威的「實用哲學」。

　　胡適引用「實用哲學」的觀點，批判《知難行易》並不「實用」，更搬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來非難《知難行易》論，以示高明。

　　胡適強作解人，硬將《知難行易》演繹出「知難行亦不易」、「知易行亦不難」等等，在理論上是「口水一堆」，在實際上是「一堆口水」的油滑推論，無異是「清談誤國」。

　　尤其，胡適還特發表「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妄論，來嘲諷孫中山。

　　賀麟直指胡適是養尊處優的士大夫，藉口不談政治以示自命清高，對民主革命袖手旁觀不說，還一味在說風涼話，向民主革命大潑冷水，是推行民主政治的障礙。

　　賀麟以「知識論」與「本體論」的嚴謹立論，指責胡適的「口水一堆」，並不能動搖《知難行易》的妥當性。

　　胡適在非難《知難行易》的同時，他貴人多忘事，可能忘了他那似通非通，「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名言，正被人們要求改為「小心假設，大膽求證」！

　　甚至，還有人要胡適，「少談假設，多談求證」。

 

　　　　四、

 

　　賀麟民族意識強烈，對中華民族充滿信心，對儒家思想充滿感情。

　　賀麟指出，文化像是江河活水。凡江河活水，都必有其淵源。

　　而所謂文化的淵源，無非就是此一文化的傳統。

　　因此，凡是涉及文化的命題，任何的「現代」，都不可能與「傳統」斷流。

　　任何與「傳統」斷流的「現代」，都是無源之水。

　　同樣的道理，任何的「新思想」，都不可能與「傳統思想」毫無淵源，任何與「傳統思想」毫無淵源的「新思想」，都是「血緣不清，來歷不明的怪胎」。

　　而中華文化的淵源，中華文化的傳統，就是儒家。

　　因此，賀麟強調，凡是涉及與中華文化有關的任何論述，都應該與儒家思想、儒家精神相契合，才能得到正確的解答。

　　賀麟指出，儒家文化有其理性，有其韌性，有其生命力，足以應付文化危機，並能化危機為轉機。

　　對於接受西方文化，賀麟主張應批判性地接受，有選擇性地接受，絕不是自甘作踐的向西方文化投降，跪迎「全盤西化」。

　　賀麟指出，接受西方文化目的，是藉以豐富與提昇我民族文化。因此，當我們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時，絕不能忽略對傳統文化的繼承和發揚。

　　賀麟治學強調「要有創見」，強調「要有自我」。

　　所謂「要有創見」，就是作品要有作者自己的人生體驗和智慧見解。

　　所謂「要有自我」，就是作品要有作者自己的人格投射，和人格烙印。

　　因此，賀麟鄙視抄襲模仿，厭惡人云亦云。

　　賀麟曾傳譯西方名言——創見四兩，勝過拾人牙慧千斤。

　　綜觀《當代中國哲學》，賀麟之治學，堅守民族立場，獨具眼光，獨具膽識。強調「創見」，強調「自我」。

　　堅守民族立場，吃力而不討好，往往被視為「保守」、「落伍」，不像崇洋媚外來得「新潮」、「前衛」，容易暴得大名，容易名滿天下。

　　要能「獨具眼光」，必須有過人的才識，而「獨具膽識」，則是血性良知的代名詞。

　　以此立場、眼光、膽識、創見以及自我，求之於當代中國文化界，可以說，已是「稀有動物」，幾近絕跡。

　　所幸，我們在《當代中國哲學》書中，在賀麟的身上，開了眼界。

 

　　　　五、

 

　　一九四九年，大陸河山變色，賀麟滯留大陸。和許許多多滯留大陸的學人一樣，賀麟受盡了毛澤東種種慘無人道的迫害和摧殘。

　　根據報導，賀麟常受暴徒脅迫，常被鬥爭批判，曾被迫當眾認錯，自摑嘴巴。二十多年來，除一再自我檢討，於哲學論述，已無片紙隻字發表。

　　遙望神州，僅對賀麟先生致以無限的祝福！

 

 

      一九七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原刊《新生副刊》　　

 

  摘自《血緣、土地、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