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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肝膽崑崙    蕭之華

　　　    ——紀念「戊戌六君子」殉國一一四週年及

譚嗣同一四七歲冥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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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門投止思張儉，

　　　　忍死須臾待杜根；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譚嗣同：〈獄中絕筆詩〉 

　　　　一、 

　　時光荏苒，歲月如流。

　　今年——西元二0一二年，是「戊戌六君子」殉國一一四週年，也是譚嗣同的一四七歲冥誕。

　　國事蜩螗，人世噩噩，謹撰本文，以懷先烈。

　　譚嗣同﹙西元一八六五——一八九八﹚字復生，別署壯飛，湖南瀏陽人。為前清殉國「戊戌六君子」之一。

　　一八九八年八月六日，「戊戌政變」失敗，清廷大捕維新黨人，大開殺戒。

　　這一天，譚嗣同先與梁啟超商量，緊急營救康有為脫險。第二天的八月七日，譚嗣同帶了一箱書籍、文稿，托梁啟超保管，與梁啟超訣別。

　　譚嗣同對梁啟超表示，他自己不想走，他要留下來陪光緒皇帝殉節，而卻力勸梁啟超到日本去避難，為維新黨人，留下生機和力量，以圖東山再起。

　　譚嗣同說：「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

　　　　接著在八月八日和八月九日，譚嗣同又與「大刀王五」等俠客，密謀營救光緒皇帝。可惜，時局危急，沒有成功。

　　這時候，有日本駐華公使林權助以及幾位日本志士，苦勸譚嗣同也去日本避難，譚嗣同就是不從。日本志士發火了，大罵譚嗣同「不可理喻」、「八格野鹿」，譚嗣同只好吐露他殉死的心意。

　　譚嗣同對日本志士說：「余觀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如有，請自嗣同始！」

　　八月十日，譚嗣同被清廷逮捕，打入大牢。

　　在大牢裡，譚嗣同寫下了震驚清廷，震撼神州，震爍千古的〈獄中絕筆詩〉。

　　三天後的八月十三日，譚嗣同與康廣仁、楊深秀、楊銳、林旭以及劉光第等「戊戌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刑場，「斬於市」，壯烈殉國。「就義之日，觀者萬人，譚嗣同慷慨神氣，從容就戮」。臨斬，譚嗣同慷慨高喊：「有心殺賊，無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死時，年三十三歲。

　　譚嗣同的〈獄中絕筆詩〉，又稱〈獄中壁題詩〉、〈獄中壁題〉以及〈壁題詩〉等，不一而足。

　　〈獄中絕筆詩〉首句「張儉」一典，出自《後漢書》。

　　《後漢書》卷六十七，《黨錮列傳》第五十七：「張儉，東漢高平人，字元節。延熹初為東部督郵，疏刻中官侯覽不軌，覽怒，誣以黨事。遁去，望門投止。人皆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後至東萊，復因緣出塞。黨事解，乃還。獻帝初，百姓饑荒，儉傾竭財產，與邑共之，賴以存者以百數，後就徵為衛尉，卒。」

　　詩中，譚嗣同自比是張儉，而把日本志士的相救，比做是望門投止。

　　〈獄中絕筆詩〉第二句「杜根」一典，亦出自《後漢書》。

　　《後漢書》卷五十七，《列傳》第四十七：「杜根，字伯堅，川定陵人也。根性方實，好絞直。漢安帝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鄧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私語行刑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復甦，因得逃竄。及鄧后誅，乃得徵詣公車，拜侍御史。」

　　詩中，譚嗣同以鄧后暗指慈禧太后，以安帝暗指光緒皇帝。而他自己，倒不希望成為僥倖不死的杜根。

　　〈獄中絕筆詩〉最後一句的「兩崑崙」，根據梁啟超的說法，一是指康有為，而另一是指「大刀王五」。

　　梁啟超說：「﹙兩崑崙﹚其一指康南海﹙康有為﹚，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譚嗣同﹚作《吳鐵樵傳》中所稱王正誼者是也。王五為幽燕大俠，以保鑣為業，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為事。瀏陽少年曾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日，有所布畫，忽為義和團所戕，齎志以歿。」

　　另有《新語林》一書的作者陶菊隱指出，「兩崑崙」一是指「大刀王五」，另一是指胡七其人。

　　陶菊隱說：「民初北京有一老人名胡致庭，人稱胡七，綽號通臂猿胡七。戊戌變前，與譚嗣同為密友，大刀王五即由其介紹識譚。譚被逮前一日，胡七、王五早有所聞，堅勸譚走避，而譚不允。而緹騎至，胡王於危機一髮間躍身屋脊逸去。後又決定劫法場救嗣同，因戒備過嚴而未果。王五與胡七，同屬崑崙派。」

　　陶菊隱的這一說法，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

　　即同是史學家，同意的有左舜生，而不同意的，則有吳相湘。

　　吳相湘認為，譚嗣同〈獄中絕筆詩〉的前二句，所用的都是史書上的典故，而最後一句，如果是用江湖別號來入詩，於邏輯並不合。 

　　　　二． 

　　有道是，詩如其人。

　　在一首詩的背後，永遠站著這首詩的作者本人。

　　而這首〈獄中絕筆詩〉的背後，所站著的，究竟又是怎麼樣的一個人呢？

　　譚嗣同生於清同治四年，也就是西元一八六五年。父親譚繼洵，中過進士，官至湖北巡撫。母親徐五緣，是瀏陽國子監生徐韶春的女兒。

　　譚嗣同五歲就開始讀書，「即審四聲，能屬對」。十歲，與其仲兄譚嗣襄跟隨名師歐陽中鵠受課。歐陽中鵠中過舉人，官至內閣中書，學宗王夫之、黃梨洲。歐陽中鵠除精通國學以外，還精通數學，是一位思想前進的新潮人物。二十五歲，譚嗣同到新疆，拜見新疆巡撫劉錦棠，劉錦棠驚為一代奇才。三十一歲，譚嗣同到北京，拜訪康有為和梁啟超，與康、梁訂交。三十二歲，譚嗣同到南京，從佛學泰斗楊仁山學佛。

　　一八九四年「甲午戰爭」以後，國勢日危，而西風東漸，譚嗣同轉而醉心西方的新學說，也喜歡和外國人交朋友。其時，譚嗣同初讀《聖經》，對於耶穌所提倡的「平等博愛」的精神，極為推崇。在外國朋友中，當時在中國從事翻譯工作的英國人傅蘭雅( John Fryer)就是其中之一。

　　譚嗣同出身官宦世家，自幼即聰明倔強，其堅毅人格之養成，多得力於母教。據譚嗣同自述，「先夫人性惠而肅，訓不肖等諄諄然，自一步一趨，至植身接物，無不委曲詳盡。」更因「為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是一受虐兒，所以，心靈感覺特別敏銳。長大以後，所交往的朋友，不是豪傑之士，就是開風氣的時代人物。譚嗣同之所以能成為時代的先知，誠其來有自。

　　譚嗣同除博覽群書，遊學士林以外，也涉足武林，學技擊劍術，與劍士俠客交遊。幽燕大俠大刀王五和任俠胡七，就都是他的好朋友。

　　譚嗣同為人落拓不羈，好冒險犯難，喜新奇刺激。

　　在譚嗣同寫給友人沈小沂的信中，有這樣的話——

「嗣同弱嫻技擊，身手尚便，長弄孤矢，尤樂馳騁。往客河西，曾於隆冬朔雪，挾一騎兵，間道疾馳，凡七晝夜，行千六百里。嚴谷無阻，都無人跡，載饑載渴，斧冰作糜。比達，髀肉狼藉，濡染褲襠。此

輩所目駭神戰，而嗣同殊不覺。」

　　另外，在《劉雲田傳》中，也說到——

　　「﹙嗣同﹚獨喜強雲田並轡走山谷，時私出近塞，遇西北風大作，沙石擊人，如中強弩。明駝咿嗄，與鳴雁嗥狼互答。臂鷹，腰弓矢，從百十健兒，與凹凸鼻黃鬚雕題諸胡，大呼疾馳，爭先逐猛獸。夜則支幕沙上，椎髻箕踞，匊黃羊血，雜雪而嚥，撥琵琶，引吭作秦聲，或據服匿，群相飲搏，讙呼達旦。」

　　這是當時，譚嗣同與他的朋友，在西北荒漠飆馬打獵，飲血狂歡的鏡頭。

　　正因為譚嗣同有這生龍活虎的軀體，所以，才會有這叱吒風雲的氣魄！

　　譚嗣同喜歡遊歷，青年時期的十年間，足跡踏遍大半個中華大地，先後到過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安徽、陝西，江蘇、浙江，新疆、甘肅等省，令人訝異的是，他居然與寶島也有緣份，約距今一百一十年前的一八九○年前後幾年，譚嗣同他來過台灣。

　　譚嗣同不只四肢發達，頭腦也不簡單。

　　譚嗣同從少年時代就開始著書立說，到了三十歲時，成果已經相當可觀。他曾經把他三十歲以前的著作，包括詩集、文集、政論、劍經、劄記以及書信等等，彙集出版，總名為《譚氏三十以前舊學》。三十二歲那年，譚嗣同到南京專心著述，完成了他短短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一部著述——《仁學》。

　　《仁學》主要是採納基督教《新約》的博愛精神，佛教眾生平等的理念，墨家的兼愛非攻，以及王船山的民族思想、民主思想等等，綜合成《仁學》的意識形態。《仁學》以仁愛為基礎，強調「仁與通」，提倡「人與人通，人以仁通」。早於一八九七年，就率先提出「地球之鄰」——即今日「地球村」的觀念。

　　當然，有關思想的論著，必須以深厚的學養做為基礎，對於年僅三十二歲，急於學術近功的譚嗣同來說，自不必寄予過高的期望。多有學者指出，《仁學》一書，「拉雜失倫，如同夢寐」，「幼稚、不成熟」。

　　梁啟超評《仁學》說——

　　「《仁學》之作，欲將科學、哲學、宗教冶為一爐，而更使適於人生之用，真可謂極大膽、極遼遠之一種計劃。嗣同之書，蓋取資於此三部分，而組識之以立己之意見，其駁雜幼稚之論甚多，固無庸諱，其盡脫舊思想之束縛，戛戛獨造，則前清一代，未有其比也。」

　　中國哲學史大師馮友蘭，在他的《中國哲學史》一書中，評《仁學》說——

　　「譚嗣同在經學方面，雖不及康有為之顯赫有建樹，而在思想方面，則所著《仁學》發揮大同之義，較康有為為精密。」

　　馮友蘭贊譽譚嗣同——

　　﹁參與康有為立教變法之運動，而其思想亦足自立者。﹂

　　史學家錢穆在他《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一書中，評《仁學》││

　　「《仁學》要旨也，嗟呼！卓矣！雖語有過急，而憂慮思遠，上比梨洲《明夷待訪錄》，無媿色矣。」

　　大陸新一代學者李澤厚指出——

　　「譚嗣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負哲學氣息的思想家。」

　　日本學者田野橘次推崇《仁學》一書——

　　「闢東大陸未有之思想，造黃種無量之福，實為支那革命獨立之一大原動力也。」

   譚嗣同的家鄉瀏陽，出產一種奇石名叫「菊花石」。

　　菊花石質地溫潤，紋路縝密，看起來又粗獷又雅致，譚嗣同非常喜愛。

　　因此，譚嗣同把他的住家命名為「石菊影廬」，隱含有「溫而縝，野而文」的深意。

　　譚嗣同在三十二歲時，在北京，拜訪光緒皇帝的老師翁同龢。

　　在翁同龢的劄記中，有如下的記載：「譚嗣同，號復生，江蘇府班，敬甫同年繼洵子。通洋務，高視闊步，世家子弟中，桀傲者也！」

　　梁啟超撰《譚嗣同傳》，評譚嗣同——

　　「﹙譚嗣同﹚少倜儻有大志，淹通群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譚嗣同﹚即仁即智即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眾生。」

　　清光緒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是保薦譚嗣同給光緒皇帝的人。

　　在他的奏摺中推薦譚嗣同說：「江蘇後補知府譚嗣同，天才卓犖，學識絕倫，忠於愛國，勇於任事，不避艱險，不畏謗疑。內可以為論思之寄，外可以備折衝之選。」

　　誠然，說「康梁變法」也好，說「戊戌政變」也罷，其最終招致失敗，不必怨天尤人，自有其失敗的種種原因，而歷來史家列論也多。

　　簡單說來，就如同康有為的弟弟康有溥所說的，是因為「五太」。

　　這「五太」是：「規模太大、志氣太銳、包攬太多、同志太孤、舉行太大。」 

　　　　三、 

　　譚嗣同其詩其人，謹如上所述。

　　思一代英才，忠於愛國，勇於任事，可以出生，可以入死，行誼磊落，轟天撼地，殺身成仁，壯烈殉國。

　　其為人也，正氣凜然，吐氣如虹。發言為詩，文光四射，震爍千古。

　　　　我自橫刀向天笑，

　　　　去留肝膽兩崑崙！

   所謂「文無定法」，「詩無定解」。

   吟誦〈獄中絕筆詩〉再三，只覺得在詩中，隱然有一吞吐正氣，如山嶽在呼吸，如江海在起伏，能搖撼河嶽星月的心胸。

　　而詩中的「兩崑崙」，不正是詩人的心胸，詩人的肝膽嗎？

　　這敢於「橫刀向天笑」，能吞吐河嶽星月的心胸肝膽，難道不正是崑崙兩山嗎？

　　吾國青史之所以正氣浩然者，蓋江山代有如譚嗣同、如「戊戌六君子」之英烈出也！

　　英烈長昭，浩氣長存！

寫於「戊戌六君子」殉國六十七週年紀念日　　

原刊一九七五年十二月號《傳記文學》

二0一二年三月一日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