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體：小 中 大 |
|
|
|
| 2013/10/05 09:46:40瀏覽222｜回應0｜推薦2 | |
| 談南宋的《草堂詩餘》詞選的價值－－談南宋的金曲排行榜
最早的宋詞總集，而由南宋人在南宋年間所編選出版的，現存只有三種．一是由北宋末及南宋初年的南宋（1127－1279）曾慥（～1155），於紹興十六年(1146)所編的《樂府雅詞》三卷；到了淳祐九年（1249），又有黃昇編的《唐宋諸賢絕妙詞選》十卷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十卷（明毛晉彙刻《詞苑英華》，而合稱爲《花庵絕妙詞選》）．但以上二種，連同己佚，而由鮦陽居士所編的《複雅歌詞》五十卷（《直齋書錄解題》及《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自序），皆為從文人的角度所編，而另一種，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載：“《草堂詩餘》二卷，書坊編集者”，則是由書坊為射利所編，按，此《草堂詩餘》的二卷本己佚，今存中土最早的《草堂詩餘》，是蔵日本狩野直喜氏於的至正三年(癸未,1343)江西廬陵泰宇書堂刻本，及蔵於台北國家圖書館的元順帝至正十一年(辛卯,1351)孟夏雙璧陳氏刊本，題為“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實編選”，則究竟此位何士信是否是南宋書坊出版本的原編者，實亦無法可考出了，但後之刻本，如明初洪武江西遵正書堂刻本《增修箋注妙選群英草堂詩餘》即題為“宋‧何士信”．至於今人或列入南宋詞選的楊朝禮的《陽春白雪》或周密（草窗）的《絕妙好詞》皆是元代出版的，故不列於此． 而此一不只在南宋，為符合社會人心共同喜好所編成的《草堂詩餘》，就有其無比的重要性了，因為，它的內容是反應了當日民眾的風尚及當日尚能流行傳唱的往日詞作，是一部有著充份史料價值的著作，一如明代戲曲興盛時期，社會出現眾多書坊刻印的戲曲選集，如《詞林一枝》、《八能奏錦》等等，可以反映明代的社會上流行的雅俗戲曲的折子的縮影了．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考證：“王楙《野客叢書》作于慶元間，已引《草堂詩餘》張仲宗《滿江紅》詞證蝶粉蜂黃之語”，故考證此書當成于慶元(南宋寧宗，1195-1200)以前．此書於明代大大流行，各種刻本及評注大盛，至清初浙西詩派朱彜尊之起，大詆其俗，而推尊姜白石及張炎一派，對於此書的成書時，姜白石（1155-1221）己應已四十歲左右，但從此書可知，他的詞作是不被歌場風行，故而不被收入（說見後），而朱彜尊(1629～1709)于《詞綜》詆此書為“不登其（姜白石）隻字“，亦可見朱氏於此處未加以考據其不能流行的源流始末（如後論），而一改其平日的如《經義考》的水平，反而信口雌黃，恐亦只是拿此為幌子，實以反對此一《草堂詩餘》俗本為實了． 南宋此一《草堂詞餘》，計收作詞作三百六十七首．前集上下卷之首，均冠以《名賢詞話》書名，後集上下卷之首所標書名則爲《群英詞話》‧己故學者吳世昌先生(1908-1986)，於是認為此書“爲宋代說話人而編之專業手冊”、“說話人編集之類書”、“乃說話人之手冊，非倚聲家之範本“（吳世昌《草堂詩餘》跋－－兼論宋人詞集與話本之關係，香港《大公報》，1973年8月27日《藝林》副刊）．並指出：“如此書後集卷下所收蘇東坡“滿庭芳”詞(“香靉雕盤”)，《清平山堂話本‧戒指兒》首頁即引此詞，惟僅爲描寫陳丞相之女玉蘭容貌之用‧同卷周美成詞《憶秦娥》 “香馥馥，樽前有個人如玉”，《古今小說》卷十七“單符郎全州佳偶”詠楊玉即用此詞‧”按：己故吳世昌先生之論，似有偏，不如早在明代毛晉之語為近實．毛晉在《詞苑英華》重刊汲古閣本書末跋文指出：“《草堂》一編……幾百年來，凡歌欄酒榭，絲而竹之者，無不拊髀雀躍‧”故此書，當為南宋的書坊所出版，提供當日的“歌欄酒榭”中，歌伎演唱用的詞本．同樣的，於南宋嘉定四年辛未(1211)劉肅序本的陳元龍注的周邦彥《片玉集》十卷，於序文內指出，陳元龍病曹杓“舊注之省略，遂詳而疏之，俾歌之者究其事、達其辭”，故周邦彥的詞，到南宋一代都至少尚有部份仍能被“歌者”演唱．於是我們也可以在這一由書坊出版，為了牟利為目的所編的當日尚可以被之以唱腔的往日的詞作，以實用為目的，所編出的歌詞集的價值來了．故清代宋翔鳯《樂府餘論》以“《草堂》一集，蓋以徵歌而設，故別題春景、夏景等名，使隨時即景，歌以娛客，題吉席慶壽，更是此意”，就很精確地表達了此書的出書的目的． 但如果書商是拿當日己失唱腔而不能演唱的往日的詞編入，則其為“歌者”而出版的目的及宗旨，就沒有達到，也達成不了歌伎人手一冊的而能夠暢銷的最高指標了．所以書商一定於選詞時要重實用，於是便得重視此一詞作能不能還被演唱之外，還得注重的是，所選應該以尚且為十分流行的為唯一選歌指標，也就因而可以看出，此書的價值，不就是，凡書中所選的詞，應是南宋寧宗應元年間左右，於社會上尚在流行，可以傳唱的往日的詞作了，那些己失掉唱腔的詞，不會被選入列，於是，我們只要檢視本書內容，可以明暸當日社會，尚在傳唱的往日的詞作的大概了． 按，《草堂詩餘》裡，北宋末年的周邦彥的詞作，依吳世昌先生分析，於全書367首中佔了58首，約六分之一，最多．依次排下來，其次是秦觀的28首，蘇軾的26首，柳永的18首，歐陽修的13首，康與之的11首，辛棄疾的10首，張先的8首，黃庭堅的8首，李清照的7首，賀鑄的6首，胡浩然6首（其中有一首其自創調的《秋霽》(虹影侵階)，《全宋詞》斷為無名氏作）等等‧按，孫克強先生於《試論〈草堂詩餘〉在詞學批評史上的影響和意義》（中國韻文學刋，1885年第2期）一文裡，以其考證的排行榜，因為對於詞作者的認定的不同，而排出是依次為周邦彥、秦觀、蘇軾、柳永、康與之、歐陽修、黃庭堅、章棄疾、張先． 如此看來，周邦彥的詞的詞樂，於南宋當屬仍在傳唱特盛．這也可以從史料裡看出．於北宋亡，南宋初興，兵弋鐵馬時際，於京城的杭州，周邦彥的《蘭陵王慢》大大流行一時，見於毛幵《樵隱筆錄》：“紹興初，都下盛行周清真詠柳《蘭陵王慢》，西樓南瓦皆歌之，謂之《渭城三疊》‧以周詞凡三換頭，至末段，聲尤激越，惟教坊老笛師能倚之以節歌者‧”以是知周邦彥的詞，在兵荒馬亂之際，如其《蘭陵王慢》，還是當時京城的流行歌曲，“西樓南瓦皆歌之”而十分“盛行”． 南宋：樓鑰（1137～1213）的《清真先生文集序》“公之殁，距今八十餘載，世之能誦公賦者蓋寡，而樂府之詞，盛行於世，莫知公為何等人也”（《攻媿先生文集》卷五十一），又，陳郁（1184-1275）的《藏一話腴》指出：“其以樂府獨步，貴人，學士，士儇，伎女，皆知其詞為可愛，非溢美也”．吳文英《惜黃花慢》詞叙指出：’吳江夜泊惜別，邦人趙簿攜技侑尊，連歌數闋，皆清真詞”． 即如到了南宋亡後的元朝大德四年(1300），張炎在其出版的《山中白雲詞》裡，於其詞作《意難忘》序指出了：“中吳車秀卿，樂部中之翹楚者，歌美成曲得其音旨‧餘每聽輒愛歎不能已‧因賦此以贈‧” 而又在其詞作《國香》序指出了：“沈梅嬌，杭妓也‧忽于東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屬餘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 可以看出，周邦彥的部份的詞作到了南宋末年及元朝初年，還能被“樂部”的樂伎或杭城一般的樂伎傳唱，成了傳世的老歌．周邦彥的詞作的媚力由此可見，連張炎聽到都“愛嘆不能已”的程度了．故由此例，亦可以知，南宋的《草堂詩餘》以周邦彥的詞作收入最多，是因為周邦彥的詞作於南宋保留而尚能傳唱的數量最多之故了． 亦由此可以概見南宋時，於往日的詞作，其被社會愛好，是其能被保留下來的動力，一個詞人的詞作及所入的樂，感人之處，魂魄為之不能不動搖而情至於不自禁，則其傳也久遠，不需要今世一些滿腦子因為特定思考作祟，而產生的一些偏頗之論的所謂學者的放言及偏見來誤導學界了．未被歷史的潮汐的沙汰，就代表了此詞作的價值，因其可以深植於民眾的普遍同理心是那麼的契合，這些詞作才是親近人民之聲的． 由此書可以看到其價值所在，就是可以替南宋慶元以前的，社會上公認的詞人的排行，立個排行榜了．如姜白石的詞作，不管南宋末或後世的文人（如清初浙西詞派及今世）多麼推崇，但是南宋的社會及民眾是不喜愛的，因此不被傳唱（即使姜白石自度曲，有曲譜可依），或是根本徒詞而無法演唱，故沒有流通民間，所以書商也沒有收入其作．黑格爾所指出的“只表現作歌者本人個性的歌畢竟比不上具有普遍意義的歌，因為後者的聽眾較廣，打動的人很多，引起同情共鳴也比較容易會由眾口流傳下去．凡是當時就不是一般人都歌唱的歌，根本就很少是真正的藝術”（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則姜白石的詞作價值的只有案頭價值，不就耐人尋味了． 在此排行榜裡，奪得金曲首獎的是：周邦彥 第二名：秦觀 第三名：蘇軾 第四名：柳永 第五名：歐陽修（若依孫克強先生之排比，則為康與之） 又按，胡元翎《從准草堂詩餘初選本蠡測文人曲化詞之文本標准》(2010，193期，《學術文流》）則依洪武本，加上元本未數收者，而再刪去其內所指出係的新增25首及新添的80首，乃收詞270左右，認為較接近南宋原刻而據以分析得出，其中，周邦彥25+20首，蘇東坡21+3首，秦觀19首，歐陽修12首，柳永11+5首，晏同叔4首，李清照4首，康伯可4首，僧仲舒4首，趙德麟4首，胡浩然4首．（按：加號後面的數字是洪武本標示新添的數目）． 以上就是南宋社會上的民眾心目中的詞人排行榜，及詞人在人們心中的份量．不像後世一些所謂詞學家，在自已心目中以自我或特定目的而說三道四，所可以比擬的．（劉有恒）（取材於《天祿閣曲談》，臺北） |
|
| ( 興趣嗜好｜其他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