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樂府制度小考

按：有關周代的樂府制度，雖有論者據《周禮》記載為說，不過，《周禮》一書，並非周代官制的實錄，而是戰國時人的創作，雖或有採當日諸侯或周室的制度為行文參考，但真偽滲雜，己有不少學者加以考證，故不可為據．而依西漢初年所輯成包含戰國末年所作的篇章的《禮記》，於〈樂記〉裡的說法：“自黃帝已後，至於三代，千有餘年，而其禮樂之備，可以考而知者，唯周而已也．《周頌·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之樂歌也；《清廟》，祀太廟之樂歌也；《我將》，祀明堂之樂歌也；《載芟》、《良耜》，藉田社稷之樂歌也”，但史料裡，可以考見的東西周的樂府制度的史料己喪失無餘．不過，從出土的如戰國時的諸侯小國的曾國，其小君的墓葬裡，竟有那麼多的樂器，則想見如無像《周禮》裡所述的樂官制的具體而微，怎能制器、奏器、訓練、管理及組織等功能．故只是因文獻無足夠可徵信而已，但實應周室及大小諸侯國各有一套其樂官的制度．

但因秦代以來，因戰亂及項羽毀阿房宮，周及秦代以來的樂器及典籍制度史編喪失殆盡．至少到了漢武帝時，連郊祀這種國之大事，都沒有音樂，所以《漢書‧禮樂志》有言：“民間祀有鼓舞樂，今郊祀而無樂”．於是漢武帝定郊祀及立樂府皆由是而起．此所以《漢書‧藝文志》有言：“自孝武立樂府而採歌謠，於是有代趙之謳，秦楚之風，皆感於哀樂，緣事而發，亦可以觀風俗，知薄厚．”

但，實際上，依《漢書‧禮樂志》所言：“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則知惠帝時有“樂府令”之職，而且依《史記‧樂書》亦言：“高祖過沛詩三侯之章，令小兒歌之．高祖崩，令沛得以四時歌舞宗廟．孝惠、孝文、孝景，無所增更，於樂府習常肄舊而已”．而漢文帝時賈誼的《新書》裡也提到『樂府』，而建言讓樂府用“胡戲”及百戲舞蹈來誘惑匈奴．故知，漢初的樂府其職掌亦不只宗廟祭祀之類的雅樂，也司掌宮廷內的俗樂．

但漢初的樂府是否是沿自秦代之制呢．

《漢書‧百官公卿表》指出：“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蔔、太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又諸廟寢園食官令長丞，有廱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諸陵縣皆屬焉”，故知，秦有奉常之官，實為漢代太常官職的起源．而其職務乃『掌宗廟禮儀』，故郊祀亦當屬之，或據以認為秦代音樂機構設有樂府、太樂之說．樂府，如下所證是有史料及文物得兼之佐證，而言秦代有太樂機構，唯一所據亦只《漢書》及後世唐代杜佑《通典》自我引申之言：“秦、漢拳常屬官有太樂令及丞，又少府屬官並有樂府令、丞”．因《漢書》只言秦官名為“奉常”，而杜佑自已與漢代的太常及太樂劃上等號．而今人又有只據漢代的太樂及樂府機構的職掌及功能，完全去比照及適用於其談秦代的掌樂機關及其職掌與功能，但實無秦代文獻的足夠佐證，故說服力實恐未必充足．

不過，至於是否有樂府之制，則《漢書‧百官公卿表》亦有言：“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太醫、太官、湯官、導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左弋、居室、甘泉居室、左右司空、東織、西織、東園匠十二官令丞”．故後來唐代杜佑的《通典‧職官七》言：“秦、漢拳常屬官有太樂令及丞，又少府屬官並有樂府令、丞”，即依《漢書》作推測成連秦代皆有如漢代的太樂令及樂府令等等．但《漢書》言秦之九卿之一的少府內設有『樂府』屬官而已，即，秦"樂府"屬"少府"所轄，或以其責為『管理民間俗樂及其具有的鐘類樂器的鑄造、發放等相關職能』．（陳瑞泉〈秦"樂府"小考〉）．而唐朝的顏師古《漢書》時指出，漢武帝“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起於此，哀帝時罷之”，表示是漢武帝時才首先置樂府，以《漢書》及土出文物可知是不正確的說法．樂府之制，秦代已有之．

在1977年，於陝西秦始皇陵附近出土一枚秦代的鐘，上刻有“樂府”二字（後保存於陝西省博物館，1986年10月被盜），論者多主張是表示秦代己有“樂府“的建制．而1983年的廣州的南越王墓亦出土了刻有“文帝九年樂府工造”的青銅句鑃八枚，並順序標明“第一”至“第八”．按句鑃此樂器，不見於古史獻記載，而只見於出土樂器上之命名，作祭獻或宴享用的樂器，學者或考其為鉦或鐸或鐃或鐲同一類的鐘類的擊奏樂器．而且，又由近年來西安市郊出土不少秦代的封泥，其中有“樂府丞印”、“左樂丞印”、“左鐘雍樂”（按，或有學者作“雍樂左鐘”的讀法，和其他封泥自右從上到下再自左從上到下的順序不符，故誤），可知秦代一如《漢書》所言，是有『樂府』的屬官，且有“樂府丞”、“左樂丞“等官職，出土文物亦己證明之了．（劉有恆）（取材自《天祿閣曲談》，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