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戲曲創腔係『依腔按字』之真相導論 
----『依字聲行腔』或『土腔說』『腔調說』不成立史料證據確鑿

中國戲曲創腔真相是『依腔按字』，並不是臆想的『依字聲行腔』或『土腔說』『腔調說』之屬。以下即從史料證之。 

按，『依腔按字』為明代正德、嘉靖年間的教坊樂工頓仁之語，其談到南曲《琵琶記》是『依腔按字打將出來』，即指南曲是先創腔後，再依著創好的唱腔，把一個個的字再填入，而指出南曲是依腔行字，故亦可看出南曲亦非依字聲行腔，而是依腔而不管字聲的填入而創立的詞譜。

●北曲

有關元代北曲的創腔是先創寫出唱腔，一如宋人於史料裡所提及，所有的宋代俗樂，含宋詞的詞樂，是唱腔先寫成，到了元曲亦然，此于明末沈寵綏的《度曲須知》的《弦律存亡》一章裡即有言明白指出：

『古之弦索，則但以曲配弦，絕不以弦和曲。凡種種牌名，皆從未有曲文之先，預定工尺之譜。夫其以工尺譜詞曲，即如琴之以鉤剔度詩歌。又如唱家簫譜，所為《浪淘沙》《沽美酒》之類，則皆有音無文，立為譜式者也。而其間宮調不等，則分屬牌名亦不等，抑揚高下之彈情亦不等，如仙呂牌名，則彈得新清綿邈；商調牌名，則彈得悽愴悲慕；派調厘宮，涇渭楚楚，指下彈頭既定，然後文人按式填詞，歌者准徽度曲，口中聲響，必傲弦上彈音。每一牌名，制曲不知凡幾，而曲文雖有不一，手中彈法，自來無兩。』不但依燕樂二十八調的『弦律』，而且還是定腔，即沈寵綏所說：『凡種種牌名，皆從未有曲文之先，預定工尺之譜』、『皆有音無文，立為譜式』、『每一牌名，制曲不知凡幾，而曲文雖有不一，手中彈法，自來無兩。』皆指元曲為各曲牌為固定唱腔（定腔）的歌曲。曲文即使改變了，但樂器還是奏固定的曲牌旋律，唱法也不改變。

亦即嘉靖二十三年，黃佐《樂典》裡所說的『金、元又變為北曲，如正宮端正好、商調集賢賓、南呂一枝花、黃鐘醉花陰、中呂粉蝶兒之類，依腔填詞，一定不易，以便快口唱過．』即元代北曲都是『依腔填詞，一定不易』．每只元代的北曲曲牌實質都是唱腔一定不變的歌曲．直到明代的北曲還是每只曲牌的唱腔固定．

由『凡種種牌名，皆從未有曲文之先，預定工尺之譜』、『皆有音無文，立為譜式』、『每一牌名，制曲不知凡幾，而曲文雖有不一，手中彈法，自來無兩』『依腔填詞』等，亦可知北曲決非『依字聲行腔』，而是相當於頓仁的『依腔按字』。

●南曲（含海鹽腔及崑山腔等官腔）

何良俊《四友齋叢說》談海鹽腔之言

 萬曆七年(1573)去世的何良俊，于隆慶三年初刻《四友齋叢說》三十卷，於去世前再成後七卷，而於三十七卷論詞曲，內有：『近日多尚海鹽南曲，士夫稟心房之精，從婉變之習者，風靡如一。甚者北土亦移而耽之，更數世後，北曲亦失傳矣。。。。。。余令老頓教伯喈一二曲，渠雲：伯喈曲，某都唱得。但此等皆是後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然不按譜，終不入律，況弦索九宮之曲，或用滾弦花和大和釤弦，皆有定則。故新曲要度入亦易，若南九宮原不入調，問有之，只是小令。茍大套數既無定則可依，而以意彈出。如何得是』。對於南曲，頓仁也明白指出，『依腔按字打將出來』，而下文即說明何謂『依腔』，即『正如善吹笛管者，聽人唱曲，依腔吹出，謂之唱調』，是指所謂『依腔』，是吹笛者，聽到唱者唱的某旋律，就同音伴奏，依著唱者的唱腔，依樣葫蘆去吹出來以應和之，所以其所指的南曲是『依腔按字打將出來』，即指南曲是依照著事先每只曲牌各自專屬的唱腔（即，一定的唱腔，如現今的一首一首歌曲，一隻曲牌，即一首唱腔固定的歌曲），把新詞『按』著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擺將進去。

而明末沈寵綏更于《度曲須知》裡抨擊當日的知名清工亂自由行腔時，指出戲工的唱崑曲才合聲腔格律的矩度時，指出，崑曲是『一曲牌，只一唱法，初無別樣腔情』，即指崑曲每一曲牌的旋律（因崑曲的唱腔，依陰陽八聲再調定腔的腔，故此指其原有的定腔的基本曲調），是固定的，即『只一唱法』。

于此可以看出，南北曲裡的南曲，其也是依腔按字打將出來，亦無後世不知樂的文人口中去猜想會有什麼『依字聲行腔的詞樂曲唱』之類的不合史實的臆想而害真相了。

●南曲裡的俗劇如戈陽腔亦是固定唱腔

明末的淩蒙初《譚曲雜劄》中說『江西弋陽土曲，句調長短，聲音高下，可以隨心入腔』，即指出即若弋陽腔，也是唱腔先寫好，而至於填詞是完全沒有和字聲的平上去入或陰陽有什麼相關連，而是字『聲』的平上去入的『高下』，『隨心』而沒有什麼依字聲排入腔裡去。故亦可以明白看出，不論宋詞或南北曲，甚或明代所出的俗劇如弋陽腔等，各種戲曲的創腔皆是先由樂工寫出每一首旋律，當成一隻曲牌的唱腔，後之文士，只是把詞填入進去，這就是宋詞及中國戲曲的唱腔先定，唱詞的詞譜後起，依腔行字，而非依字聲行腔或『腔調說』者口中的依土腔的字聲去創出戲曲的腔調出來的純猜想了。

故宋詞及後世南北曲戲曲（含元曲、海鹽腔、崑曲、弋陽腔等等）的依腔按字始為事實，而『依字聲行腔說』及『腔調說』在以上史料對照之下，是非真相一見即知了。（劉有恆，取材於《天祿閣曲談》，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