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謠概說 黃瑞田

2020年5月21、22日刊登於《更生日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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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歌，在許多兒童文學理論書籍中，稱為「歌謠」、「童謠」、「兒童詩歌」、「兒童歌謠」、「童謠」等等，眾說紛云。何三本在其著作《幼兒文學》一書中，將兒歌稱為「幼兒歌謠」，他說：「這裡為什麼不稱兒歌、童詩、童謠，而稱為歌謠呢？因為『歌謠』二字，不但包含了兒歌、童詩、童謠涵義，較為完整，而且又有古樸的味道。」。台灣省教育廳在1982年指令全省各縣市加強中小學「詩歌教學」，於是詩歌教學的內容、教學的方法就成為教學現場的老師們急於瞭解的課題，各縣市教育局因而紛紛舉辦「兒童詩歌示範教學觀摩會」，充實教師們的教學認知與技能，「兒童詩歌」教學就在台灣熱烈展開。到底「兒童詩歌」的內容有哪些？宋筱惠在《兒童詩歌的原理與教學》著書中認為：「「兒童詩歌」包括『兒童歌謠』(包括兒歌、童謠)和『兒童詩』兩部分」。她又說：「現代一般人，總是將『兒童歌謠』、『兒歌』、『童謠』等名稱混淆使用，甚至選擇其中的一個名稱來代表。」她認為「兒歌」與「童謠」並不相同，她認同蔡尚志在《兒童歌謠與兒童詩研究》的看法：「『兒歌』是歌詠與兒童生活有關的歌謠，『童謠』則是保留了『民謠』中有關政治性題材以外的部分，純粹歌詠一般描述成人的生活、情感、福禍、成敗、規諫、觀念、意識、道德、見解等的歌謠。」

陳正治在〈漫談兒歌〉對於兒歌的看法，又與蔡尚志不同，他曾經對兒歌下

定義：「『兒童歌謠』取一、三字，簡稱『歌』；取二、四字，簡稱『童謠』。在古代，人們多採用『童謠』一詞；在現代，大部分等人改用『兒歌』。兒歌和童謠雖然名稱不一樣，但是實質相同。」

   陳正治的看法和林武憲雷同，林武憲在〈兒歌在國外‧兒歌片論〉一文中說：

「『兒歌』和『童謠』其實就是『兒童歌謠』的不同簡稱，就像『考試卷』可以

簡稱『考卷』或『試卷』一樣。」

   杜榮琛在〈台灣創作兒歌初探〉的看法更直截了當，他說：「兒歌就是兒童歌謠，也稱為童謠。它可以簡單的分為古典兒歌(傳統兒歌)、現代兒歌(創作兒歌)。」

   台灣最早研究兒歌、用力最勤的朱介凡，在其著作《中國兒歌》書中認為「兒歌並非童謠」，他說：「童謠多是政治性的預測、諷刺，讓歷史學家取為治亂興衰的論斷。」

   周作人在〈兒歌之研究〉開宗明義就說：「兒歌者，兒童歌謳之詞，古言童謠。」兒歌是周作人新創的名詞，後來的研究者，把古童謠與民歌、民謠合稱為「歌謠」。

   兒歌、童謠、兒童歌謠，該怎麼區分？或是混為一談？各家說法不一，莫衷一是，實有深入探討予以釐清的必要。

   在古代，「歌」和「謠」是有區別的，《詩．毛氏傳》云：「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有伴奏、伴唱的是「歌」，沒有合樂的歌稱為「謠」。

什麼是「童謠」？童謠的別稱很多，例如「童子歌」、「小兒語」、「孺子歌」、「童兒歌」、「兒童謠」等等，杜文瀾在《古謠諺．凡例》中把「兒謠、女謠、小兒謠、嬰兒謠」也歸入「童謠」，各家說法各異，其內容大致相同。楊慎在《丹鉛總錄》卷二十五說：「童子歌曰童謠，以其出自胸臆，不由人教也。」

參酌上述說法，我認為「童謠就是兒童傳唱的、沒有樂譜或伴奏的歌謠」。

   童謠的歷史非常悠久，可以追溯到帝堯時代的〈康衢謠〉：

立我蒸民，

莫非爾極。

不識不知，

順帝之則。

這首〈康衢謠〉被稱為最早的童謠，讀起來艱澀難懂，但古代語言的字詞本來就不多，〈康衢謠〉是用古人的日常用語寫的，出自《列子》〈仲尼〉篇：

「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 堯乃微服遊於康衢，聞兒童謡曰：「立我蒸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這段文字是說，帝堯治理天下五十年之後，並不清楚天下是否治理好了，於是，他打扮成平民深入民間瞭解治績。可是，童言童語可信嗎？有人就利用「童言無忌」這個護身符，寫了反動思想的童謠，讓兒童來傳播。例如漢獻帝時的太師董卓，仗著權勢，作惡多端，於是就有人寫了一首童謠來詛咒董卓，這首轉引自《後漢書．五行志》標題為〈獻帝初京師童謠〉帶含讖語的童謠內容如下：

千里草，

何青青，

十日卜，

不得生。

   這首童謠結合了離合格的字謎而成，「千里草」是「董」字，「十日卜」是「卓」字；若是按照「董卓」這兩個字來拆解，順序應該是由上而下的「草千里」、「卜十日」，然而這首童謠離合順序卻顛倒了，暗示董卓以下欺上、以臣淩君的惡行；若就整首童謠翻譯為白話文，是這樣的：「蔓延千里的野草啊，是多麼的青翠！占卜它們的命運，不過十天，它們就活不下去了。」

   這首童謠巧妙的以「卜」問天，「不得生」的結果歸於天意、天譴。而這首近乎詛咒的「謠」，透過童口流傳於民間，讓官方無法追究、禁止。中國亂世多、盛世少，古代童謠必然要承載許多政治元素，肩負著批判、預言、歌頌的使命。然而，要從童謠中找出歷史的真象，那是難上加難，這也是「謠言」不可信的原因。不過，有些皇帝也會學習帝堯微服出巡，探聽民隱，瞭解民情；也有些皇帝為了展現寬宏大量，廣納諍言，然而皇帝是否真的能接受建言，又是另一回事。

宋欽宗於靖康元年(西元一一二六年)正月，廣開言路，徵求建言，監察禦史余應求上書建言，獲得宋欽宗讚賞，獎賜他一套衣服。《大宋宣和遺事》有一首〈宋欽宗時童謠〉，諷刺當時的的情形：

城門閉，

言路開。

城門開，

言路閉。

   這首童謠的「城門」，是指邊關，言路是指抗敵意見溝通的管道。全詩只有十二個字，關鍵在於「開」和「閉」兩個字位置的調換。城門關「閉」了，言路就打「開」；城門打「開」了，言路就關「閉」了。雷群明、王龍娣在合著的《中國古代童謠賞析》中指出：「全篇四句，僅僅是這兩個字的位置有所更換，卻把統治者『求言』的虛偽和平時的偷安給充分暴露出來了。」

   考察以上的例子，古人所謂的「童謠」，有許多反映各個朝代社會及政治環境的「讖語」，也就是所謂的「時政歌」，是由當時關心時政的夫人，慨嘆時局之作，故意提供給兒童吟唱，以遂行他們的政治目的。東周列國志第一回〈周宣王聞謠輕殺，杜大夫化厲鳴冤〉記載：「凡街市無根之語，謂之謠言。上天儆戒人君，命熒惑星化為小兒，造作謠言，使群兒習之，謂之童謠。小則寓一人之吉凶，大則繫國家之興敗。」可見古代的童謠具有廣大的影響力。然而，古代的童謠留存下來的並不多，都散見於歷代文史書籍裡，直到明朝呂坤廣泛蒐集當代及古代童謠，進行改編，輯成《演小兒語》，於一五九三年出版，是中國最早的一部兒歌專輯。呂坤在《演小兒語》每首歌後面都加註評語，雖然有些牽強附會，不符原意，卻將古代童謠保存下來。經過呂坤改寫之後的童謠，文字淺白，更為口語化，方便於口耳相傳。

   繼呂坤之後，清代康熙初年間鄭旭旦輯錄的《天籟集》書中，錄收吳越地區四十八首童謠，其中兩首有目無歌。作品分為兩類，一類反映兒童心理和生活情趣，這類歌有成人創作，也有兒童隨口編唱的，例如遊戲歌「搖哎搖，搖到外婆橋」，以及「一顆星，掛油瓶；油瓶漏，炒黑豆」。另一類作品以成人社會生活為題材，雖然也能教給兒童社會生活知識，但大部分內容要等到兒童長大後才能理解。

繼鄭旭旦的《天籟集》之後，又有悟癡生編輯的《廣天籟集》問世。共收錄吳越兒歌二十三首，每首兒歌前後均有評語和按語。悟癡生還在按語中讚美了兒歌出於自然之音的「天籟」美。作品內容類別和形式各方面，都與《天籟集》相似。

十九世紀末葉許多中國學子到歐美去留學，帶回來西方人文主義思想，例如思想解放、人權與女權、、兒童教育問題等等，漸漸受到有識之士的關注，當時社會改革的代表人物有梁啟超、黃遵憲等人。梁啟超在《飲冰室詩話》就曾論及兒童詩歌；黃遵憲也寫了〈幼稚園上學歌〉(1902年)十章和〈小學校學生相和歌十九章〉，摹擬幼兒的口吻，以傳統歌謠體，描寫幼兒的生活畫面，生動的傳達了兒童快樂上學的心情，這兩首兒歌清新優美，朗朗上口，流傳極廣。

一九○○年，八國聯軍攻打中國，清廷被迫簽下不平等的「辛丑條約」，喚醒了中國的民族意識，為了向年幼一代灌輸愛國觀念，當時李叔同、沈心工、曾志忞等人，也開始大量創作愛國兒歌，提供「學堂樂歌」(學校音樂課)教學之用。例如沈心工的〈竹馬〉，寫出了兒童從軍的志氣：

竹馬 沈心工

小小兒童志氣高，

要想馬上立功勞，

兩腿夾著一竹竿，

洋洋得意跳也跳。

沈心工的〈竹馬〉，最生動的是「兩腿夾著一竹竿」，那是許多人兒時騎「竹馬」經驗的重現。沈心工以騎「竹馬」聯想「要想馬上立功勞」那種興奮的心情，充滿童趣。

音樂家曾志忞對「學堂樂歌」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有精深獨到的見解，他認為：「今吾國之所謂學校歌曲，其文之高深，十倍於讀本。」意指學校的所教的歌曲，歌詞比語文課本難十倍；他又指出「學堂樂歌」要以「適於教育之理論實際」為目標，「通俗上口又蘊涵深意」，「質直如話而又神味雋永」， 要使「童稚習之，淺而有味」。他認為「學堂樂歌」的創作原則，是要「以最淺之文學，存以深意，發為文章。與其文也寧俗，與其曲也寧直，與其填砌也甯自然，與其高古也寧流利。辭欲嚴而義欲正，氣欲旺而神欲流，語欲短而心欲長，品欲高而行欲潔。」雖然這些是曾志忞對「學堂樂歌」的創作觀念和創作方法的見解，也是現今兒童文學創作應遵循的理念；我們只知道曾志忞是中國近代音樂史上頗有成就的音樂教育家、音樂理論家和音樂活動家，卻忘了他是中國兒童文學理論的先驅。在曾志忞編輯出版的《教育歌唱集》所收錄的二十六首歌曲中，有八首是幼兒歌曲，例如〈老鴉〉，在當時幾乎每一位兒童都會唱：

老鴉   曾志忞

老鴉老鴉對我叫，

小鴉真正孝。

老鴉老了不能飛，

對著小鴉啼。

小鴉朝朝打食歸，

打食歸來先喂母，

自己不吃猶是可，

母親從前喂過我」。

這首兒童詩歌是以擬人手法寫「烏鴉反哺」的情景，讓幼兒在吟唱過程中瞭解孝敬父母的傳統美德，歌詞的遣詞造句是百年前上海方言的用語，現在讀來雖然有點拗口，卻也不難理解。

民國初年，察哈爾《陽原縣志》卷十一，記錄了一首宣統元年流行於民間預言童謠：

大青灰，大青藍，

大青黑紫，大青完。

陽原縣有許多出售染料的商人，其中有大青灰、大青藍，黑紫是不好的顏色，少有人會買。這首流傳的童謠最後一個「完」字，隱喻大清將要滅亡。

一九一八年，正當五四白話文運動熱烈時期，北京大學的蔡元培、沈伊默、劉半農、魯迅等人，創辦《歌謠》週刊，發表而蒐集的各地歌謠作品，將其中的兒童歌謠稱為「兒歌」，從此，「兒歌」這個專有名詞被廣泛使用，沿用至今。雖然，一九一八年是「童謠」與「兒歌」名稱轉換的關鍵年，但是，「童謠」與「兒歌」的本質還是有差異，不能混為一談。中國幼兒文學作家鄭光中在他編著的《幼兒文學》一書中說：「現在所講的『兒歌』，不是指民間流傳的童謠，而是指作家的詩歌創作，對童謠則稱為『傳統兒歌』。」鄭光中將童謠與兒歌作了簡單的區分，成為日後研究者依循的圭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