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廷獻先生（1930-1990）辭世至今轉瞬已23年，深深懷念這位亦師亦友的長者！

    記得民國59年（1970）時，我還是中興大學中文系一年級學生，曾修讀本系創系主任李滌生教授所開設的書法課。有一天剛上課，李主任即要求同學留在課堂臨帖，他得立即去行政大樓開會；他臨時找了一位老師在堂上督導，這是我第一次見到朱先生。當時他是本系助教，操著一口濃濃的山東口音，粗粗壯壯的身裁，卻寫著點畫極其秀麗的王體字，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後來知道他祖籍琅琊臨沂(今屬山東)，正是大書法家王羲之、顏真卿出生的地方。又從本系學長口中獲悉：朱先生是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的高材生，國學大師屈萬里教授的及門弟子，專研群經書法，因此格外感到敬重。

    大二時，政治大學中文系王夢鷗教授接掌中興大學文學院長，朱先生也同時調任文學院秘書。有一次為了申請演講場地找朱先生蓋章，與他進一步談話，才知朱先生自幼深受鄉賢感染，志在儒學。不幸遭逢抗戰與大陸易幟、政府遷台之變亂，隨著流亡學校轉徙大江南北，後來落腳澎湖，並在澎湖投筆從戎。十多年軍旅生涯，朱先生編過軍報、當過記者，在散文、小說、新詩方面，也有不少創作。民國47年823金門砲戰之後，因受傷退伍，以優異成績考入台大。畢業之後，由時任國立中央圖書館館長的屈萬里教授推薦至中興大學任教。

    民國62年（1973）我即將大學畢業，懷著不知何去何從的心情參加畢業旅行。我們行至花蓮時，居然在旅館巧遇新婚的朱先生。大家簇擁著朱先生和面帶羞澀的新娘子高政美女士起鬨，並且毫不客氣地吃光朱先生購買的花蓮土產。朱先生面對我們這批即將「畢業即失業」的同學，以自身的經歷為證，大大打氣一番。我們都深感溫暖，因為還沒見過哪個長者會用這麼和煦的態度勉勵我們。

    民國64年（1975）揚宗珍教授接掌中文系主任，想為系裡找個助教，我正好從軍中退伍，順利獲得這個返校服務機會。朱先生不時以過來人的經驗指點工作要領，同時也提醒我以一個後學的身份和師長共事，必須特別謹言慎行；以後十幾年，朱先生一直與我保有亦師亦友的深厚情誼。由於他的研究室與我隔鄰，每週必有一兩次見面機會。記得他見面頭一句話幾乎都是：「建崑！最近看過什麼書啊？」然後，暢談他自己最近的讀書心得，學界的近況；有時也會送一份最近發表的著作，當時我不過是一個年資尚淺的助教，他對我的關心出於至誠，我也覺得在眾多師長當中，與朱先生的相處最為真實自然。

    朱先生的學問，走的是俞曲園、王氏父子的路子，對於經書先作五經異文集證，次作古籍疑義考，然後才深入五經內涵。起初朱先生所作的「集證」、「疑義考」非但不能得到本系同仁的肯定，反而受到背後尖酸刻薄的訕笑。但是他仍強調：「讀書不要讀容易讀的書，作學問應作難作的學問。」他以五年光陰，完成了《易經》、《詩經》、《尚書》、《禮記》、《左氏春秋》五經的集證工作。可是朱先生完成這些工作之後卻說：「這只能算是打基礎，未來還會有一部一部精實深入的群經研究。」

    果然在民國76年（1987）1月，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朱先生的代表作《尚書研究》，這是一本文長60萬字、厚達680多頁的大作，高度意志力的結晶。此書上編「通考」、下編「考釋」，有關《尚書》的議題，無不網羅探討。更難能能可貴的是秉承屈萬里教授的遺訓，盡力運用大陸新出土的卜辭、彝器銘文去註解或糾正群經流傳所生的舛誤，獲得可貴的成果。

    舉例來說：朱先生以《利簋》銘文印證〈牧誓〉「甲子克殷」之經過、又以《禽尊》銘文，證知「成王五年營雒」並宅新邑；其他如〈多方〉作於返政之明年五月、〈費誓〉為伯禽伐淮夷徐戎而興師；前者作於踐奄之後，後者作於踐奄之前。經文如〈召誥〉之「天迪從子保」為「天迪格保」之偽：「我不敢知」為俗語「我不能知」；〈呂刑〉之「苗民」，為「苗國之君」；「民興胥見」之「民」則為「苗民」。凡此，都是當時言人所未言的創見。

    民國77年（1988）10月，朱先生又由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了《中國書學概要》二十萬言，是書為朱先生二十多年書法研究的成果。分成書法、書體、書論三編，對歷代書學名家之書藝，摭其肯綮、述其要略，以類比附、詳其原委，是一部非常有價值的書學著作。截至民國77年（1988）年底，朱先生完成的專書著作有：《尚書虛字集釋》、《尚書異文集證》、《孔孟研究論文集》、《春秋左傳異文集證》、《論孟研究》、《尚書研究》、《中國書學研究》。另有：《應用文》講義及文藝著作：《白雲集》、《中興湖》、《荒草忠魂》等書，總計發表在學術刊物之期刊論文近百篇。

    朱先生的體魄本來極為強健，如此勤於著述，終於付出健康的代價。先是發現輕微高血壓，接著又於78年（1989）春因積勞成疾住進台中榮民總醫院。其後雖好轉出院，醫生囑咐必須長期療養。我曾在興大見內到朱先生偕夫人在校園散步，整個人雖瘦了一圈，但是精神狀況很不錯。朱先生還同我談到要退休，然後計畫開個書畫展，我也十分慶幸他康復。79年（1980）春，驚聞朱先生以心臟病再次進入台中榮總診治，此番病情不輕，延至5月11日竟與世長辭。

    朱先生沒有顯赫的碩、博士學歷，生性澹泊，殫精竭力於教學與研究，長期開設「應用文」、「書法」、「大學國文」、「尚書」等課程。頗受師生愛重，卻僅僅一甲子之齡辭世，實在未盡天年。朱先生常提及前輩學者王國維、錢穆、屈萬里都是自學出身，獲致極高成就。我覺得：朱先生也屬於這一類型，今天在臺灣這個講究學歷不論實學、好作浮夸不實之研究的學術界，已不可能出現這種類型的學者。他焚膏繼晷、兀兀窮年，固然是渴求學術發展；更大的動力來自內心那種沛然莫之能禦的使命感，而這正是我迄今仍然感念、敬佩的地方！

    當年屈萬里教授辭世，朱先生作了一副輓聯哀悼先師曰：「經學足千秋，化雨春風偏厚我！絳帳今一哭，耳提面命更何人？」對於曾經受教於朱廷獻教授的所有系友來說，朱先生溫厚的人格、無邊的教澤，實在令人難忘。這一副輓聯，也正是早期系友思念朱先生的最佳寫照。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