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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2/12 00:10:59瀏覽328｜回應0｜推薦1 | |
|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 朱元璋于一三八六年創建明朝，他的種種措施在中國近代史上講實為不利。 他看到宋朝以經濟最前進的部門（如紡織業、冶金、鑄幣、水運等） 為主體造成行政之張本，結果節節失敗， 卻沒有看透其原因乃是帶服務性質的事業（民法、商法、保險業及銀行等） 沒有展開，私人財產權缺乏固定性，無從在數目字上管理。 他只憑己見認為凡是提倡擴大經濟範圍的說法即是「與民爭利」和「聚斂」， 亦為道德敗壞之徵象。明實錄的《太祖實錄》裡 有這樣的一段：「上曰：『……昔漢武帝用東郭咸陽，孔僅之徒為聚斂之臣， 剝民取利，海內苦之。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財，小人進競， 天下騷然，此可為戒。』於是言者愧悚，自次無敢以財利言者。」 朱元璋也曾斥漢朝的桑弘羊和唐朝的楊炎「得財有限，傷民無窮」， 而自謂「我國家賦稅已有定制，撙節用度，自有餘饒」。 他用這種思想作出發點，又將撙節的宗旨一再宣揚， 各地區的賦稅數即立碑刊刻於戶部。茲後數百年正是西歐各國飛黃騰達的時候， 中國的第三帝國即因其所賦有的永久性格，長期蟄伏著不圖長進， 我們也可視之為宋朝企圖全面突破而失敗之後的一種反動。 ……什麼是洪武型的財政？簡言之為缺乏眼光，無想像力，一味節省， 以農村經濟為始終，憑零星雜碎之收入拼湊而成，當中因素都容易脫落。 並且只注重原始型的生產，忽視供應行銷間可能的技術上之增進。 可是說到這裡，我們也要附帶申明：這種觀點只因我們在六百年後體驗到， 一個內向和非競爭性國家不能適應於外界新潮流之創痛，才能產生。 在十四世紀明太祖朱元璋決策時，一般人士未嘗不以之為得計。 一個大陸性格的國家動員時注重數量而不注重品質， 企圖長期保持各地區間之平衡，不計較對外折衝時一時一地的禍福得失， 都有它特殊之邏輯。所以用最低度的因素為全國的標準，並不完全是缺乏頭腦， 明朝即為中國惟一之朝代其用兵由南至北而統一全國， 而且因為其資源零星擱置，各地的總督巡撫無從跋扈割據而尾大不掉。 有明一代除了有幾位王室人物和農民造反外， 並無文武官員擁兵自重背叛朝廷的情事， 像嘉靖朝的張經和崇禎朝的熊廷弼都可以由皇帝一紙文書的逮捕， 隨意處決，為以前所未有。而承著明朝的二百七十六年之外， 清朝又繼續如此的紀錄達二百六十七年。除了所謂「後三藩」， 系明降將曾舉兵反之外再無一個重臣背叛朝廷，這樣的紀錄為西方之所無， 在中國也僅有。因為其整個社會重文輕武，國家不待軍事力量而依然存在， 於是更提倡社會價值（social value），所產生的社會秩序， 以「尊卑，男女，長幼」作綱領，有替代法律之功效。 雖說今日我們已不能欣賞此作風，也知道其標榜不盡符合事實， 卻無法否定其為地緣政治下之產物。 本書已一再提及中國反映著亞洲大陸的特殊需要， 政治初期早熟，以熟讀詩書之士人統治大量農民，無法應付變數（variables）， 所以才強調均一雷同（homogeneity and uniformity）。 這些特點都因明清帝國而發展到盡端， 直到鴉片戰爭才徹底暴露這樣的體制不能在現代社會裡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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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知識學習｜隨堂筆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