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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自覺運動〈1963年〉史述論
           ─作為保衛釣魚台運動〈1971年〉的前史
 
前言

保釣運動發生在國民政府遷台後，因韓戰後的世局促成台灣海峽的安定已近二十年的1970年底；1971年的保釣運動作為島內知識青年在世局穩定後，第一次自發地由校園走上街頭的歷史事件，當然它不可能是偶然的。
有些人對當年各種運動的存活與發展，總提出國民政府權力鬥爭的陰謀論觀點，尤其，指蔣經國奪取權位必須撼動對手，因而才造成該運動可以發展的隙縫。對於那一代的青年，事實上，政治權力的活動隨時都可能在操作、進行，年輕人不知道，並不能就說絕無可能或絕未存在，而就當年國民黨的救國團例行的暑期青年工作主題的嬗變來看，與青年運動間，似乎確有某些關連 ；但是，由海外釣運顯然不是由國民黨發動，及台灣釣運也顯然與當時校園原本氣氛不合上看，政治權力者的步調最多只能說是努力跟上，並試圖掌握這個青年運動的方向；所以該陰謀論的觀點，研究者以為若真有該「陰謀」或「指導」 ，對於當年的保釣運動的形成與發展言，它應該也絕非重要的主導因素。
同時，就另一角度言，本文倒也不以為該運動會是在社會歷史發展中，突然由天而降的重大事件；歷史事件的發生，有其必須具備的條件，對於保釣運動三十年後的今天，回首細索其所以發生與發展與終於消聲匿跡的道路，換言之，本研究認為，這段歷史應該不是「1971年，台灣島內出現保釣運動。」 ，這類簡單的敘述，就足以呈現那個歷史事件的重要面貌。
基於以上的觀點，本研究就在很少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形下，不掩固陋地回溯在1970~1971年的保釣運動前，可能已醞釀了其必將發生的歷史條件。1963年的「青年自覺運動」應該就是那樣一個值得研究者重視的歷史事件；它的發動應該與官方有關；它的發展與煙消雲散也應與官方有關。我們不知道官方是否預期到它對於青年們可能造成的種種影響，但是它確實對於那個時代的年輕人造成了相當深刻的影響，這個影響可能一直影響到多年之後：
以下，本文將該運動的發展區分為「當時校園的氛圍」，「自覺運動的發動與展開」，「自覺運動發展的越位」，「自覺運動的結束」，「尾聲」與「結語」等六部份。

○  當時校園的氛圍
 
這是發生在1963年的，似乎今天已被遺忘的青年運動。
它在那戒嚴時期，當「自由中國事件」〈1960‧9〉發生剛過一年，文星雜誌刊出青年人李敖的「老年人與棒子」〈1961‧11〉，要求老年人交棒，直後不到兩年，在該刊上所翻起的所謂「中西文化論戰」的軒然大波，已轉而對簿公堂之際。此運動強調青年學生應該自省，重視公德心；當然，對於當時的政治與社會情境應絕對具有保守的意義。並且它的起始受到官方中央日報相當篇幅的報導，使我們有理由相信它應該得到官方威權當局的默許。研究者以當時一個自發參加的年輕人身分認為，當時確實不懂，如今則應可如此認知。
它直接的起因，是一位在台大讀書的外籍學生，以狄仁華 的筆名，在當年五月十八日的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了一篇名為「人情味與公德心」的文章，作者以研究過「中國歷史、文學和哲學」且「我很尊敬中國文明而且很喜歡中國人」的角度，寫出了他自稱「是外來的」，因此可以「由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看我們「社會裡的矛盾與危險」；文中即談到
 
「人情味是中國的一個光榮，但如果人情味侵犯法律的範圍，就會毒害國家了」
也指出
「法治的成功大部分靠有地位的人的良心和他們的尊敬法律的態度」
更舉出
「我為什麼要提到這些事呢？因為我想與將來要站中國指揮地位的人們攀談——就是今日大學生，我的同學們。按照我這兩年所看到的，台灣很多大學生缺乏公德心……讓我在底下舉幾個例子。……」
 
它舉出當時作者在台大所親身經歷的種種──排隊照x光時有人插隊、註冊時後到的人插隊、考歷史大家作弊、彼此隨便借用公車月票、住宿舍的同學不遵守住宿公約等實例──雖然，當時校園內可能並非處處那樣，但是，該文深深地在台灣的整個學生群裡引起了明白的反應。
尤其是台大的校園。因為，不僅狄文所談及的一些台大人的錯失；不久前﹝四月十日﹞我國旅德返台的法律學者俞叔平 ，當時為駐德國大使，在該校學生社團的一場名為「遊德觀感」的演講裡，則更曾尖銳地指出 ：
「以留學為光榮的觀念是十分錯誤的，」
「留學不是一種光榮而是很丟臉的事情，因為在自己的國家沒有東西可學，所以非到外國去不可。到了外國以後就好像伸著兩隻手跟人家要飯一樣……現在台灣的風氣，為了留學而留學，而讀書，這是錯誤極了。」

也強烈地批評校園的風氣：

「他們〈指德國〉的學生非常儉約而富於朝氣，我們這裡很多學生用的是鋼筆，他們連看也沒有看過，平常用的不是鉛筆就是原子筆；她們用的筆記有的是舊帳簿或者曾經印刷的紙張翻過來用的。在生活方面與我們相比……她們食物很簡單……但她們身體卻很棒。」

更對於社會，有如下列的強烈批判。
「台北還有很多酒家，酒家女郎是商人麻醉公務員的麻醉劑，在辦公室裡談不了的事情，在酒家一定可以解決。」
「〈德國〉職業有保障按步就班的升遷，年俸加功的待遇，可以擺脫一切人情，……那些轉彎抹角，鑽營奔走，為獲得一官半職不惜犧牲自己的人格，……那裡是沒有的。」
 
該演講內容也曾在狄文刊出之前﹝四月二十六日﹞的中央日報副刊上登載，儘管俞教授文中也有「從個人自由一方面來講，我們這裡可以說是自由得過份，雖然還在戒嚴期中，但半夜三更仍然可以在街上蹓躂蹓躂，毫無阻礙，」那樣可能來自其警政出身的保守觀點，但是，在台大校園裡等於已為擴大狄仁華批判的氣勢，營造了相當有利的雰圍。
 
○   自覺運動的發動與展開

該運動正式的發軔，在「人情味與公德心」一文刊出後的隔日，即五月二十日〈所以本運動簡稱「五二○運動」〉，在台大圖書館門前出現了一份署名「一群你的好同學」的公開信：
「有一位同學晚上八點多鐘才看到，他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很大的事情，有向新聞界聯絡的必要，於是漏夜向台北一家日報報導了這件事，還連絡學生社團慧光社的同學……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還特別趕印了一些海報，第二天張貼在全校各處。以後就激起了全國響應的熱潮。」

其詳細的狀況，按隔日﹝五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上一篇附有照片而題為「台大學生自覺的呼聲：我們不是頹廢自私的一代」的報導：
 
「為推廣這項運動署名『一群你的好同學』的發起人，昨天在台大的校園的每個角落張貼海報；海報上有他們寫的一封公開信，和狄仁華的那篇『人情味與公德心』的剪報。他們希望台大學生不用開會、不空喊口號，自動自發的掀起這項運動，而不要讓歷史評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
然後，二十二日，該報又用頭版三分之一的篇幅刊出了自覺運動的新聞與圖片，並且以「提高公德心」作為當日社論的題目；其中提出

「社會上有些人以守法為恥，以抗命為高，這種心理如果流行，必然會破壞社會的秩序……」
「總統召示的守時、守信、守法、守分、守密，實為我們提高公德心的起碼的標準……」
「我們期待負有教育之責與社會領導之責者的倡導，我們更盼望青年們自動自發，身體力行。」

就在同日，羅斯福路的台大校園內貼滿響應「不要成為歷史罪人」與「不要被歷史評判我們是『頹廢自私的一代』」的海報，校門口樹出一塊張貼著上述當天有著「自覺運動」新聞與圖片中央日報的木板，其上大字寫著：

『台大熱烈展開青年自覺運動！全國同胞都等待我們去喚醒他們！來吧！同學們！內心的自覺！』

於是，運動就以此展開。

隔天﹝二十一日﹞，政大與建中響應，然後各大學與高中都迅速參加了這個運動的行列；據查，當時的主要報紙都對本運動有熱烈的參與，如中央日報最少還發表過兩篇社論，即「青年──時代的創造者」、「大學品德教育問題」兩篇；新生報有社論「擴大自覺運動至整個社會」；中華日報有社論「從心理建設中培養公德心」；青年戰士報有社論「青年的自覺與自強」、「對自覺運動的期望」；民族晚報有社論「人情味與公德心」；自立晚報有社論「公德心的覺醒」；其他各種短文、花絮更多。重要的中國廣播公司與台灣電視公司都播出了有關這運動的特別節目，警察電台更邀請了各學校的代表舉行空中座談會，中國電影製片廠還將他拍成新聞影片在個電影院中上映。
在那樣的情勢下，究竟當時有多少青年學生參加了那次的活動？我們沒有確切的資料。但是我們不難由如下的回憶性文字，從而想見當時的動人情境：

當年〈1963〉考入台大，即在台灣大學青年自覺運動的機關刊物「新希望」上，擔任編輯的王曉波的回憶是：
「當時在五月二十日在台大爆發自覺運動，我在台中唸高三，七月初要大學聯考，當時被這句話刺激了，書也不唸了，考試也不管了，到處去開座談會，刻鋼板，那個時候沒有影印機，要用蠟紙刻鋼板，然後一張一張去印，發傳單，貼海報，」

一位當時只是台北大安初中學生〈即：今天的國中生〉，數年後也考入台大，後來成為台北市長的學生，他對當時的回憶則是：
「我在教室佈告欄張貼了一張大字報──我們不要做頹廢的一代，更不要向歷史交白卷。」
　
當時，不知是有意或無意，它的發展似乎正是它遭遇難題的開始。對於整個自覺運動展開的史實，可以分為「社會輿論的呼應與停歇」、「青年運動內部的發動」、「青年運動的展開」、「青年運動內部的辯證」等四方面來認知：

一、   社會輿論的呼應與停歇

前者，即當新生報的「擴大自覺運動至整個社會」社論發表後，原來的「台大學生自覺運動」開始有了改名為「中國青年自覺運動」的發展，作為一項被社會肯定、被大眾重視的這項發展，卻也為後來自覺運動的領導權製造了若干重要的歧見，即台大學生自覺運動的核心，是否應該讓位給其他的熱心者參與的問題？
由字面的意義開始，「自」覺而成為運動，似乎確實可議，如「大華晚報」的社論「『自覺』不宜成為運動──談自覺之本義及保持其淳樸氣息之道」，是起步上的考驗；該文所持的態度是「求自覺每個人都是主體，都是自己的主宰，而在一個運動中勢不能不接受外間的指導，甚至策動，而於最後產生少數幾位英雄人物，這就與自覺顯得太不夠調和了。」，僅此就運動的文字層面加以批評；就給了運動相當的壓力。
由對於實際校園中公德心的反省論述中也形成一些不可忽視的異議，像六月八日「徵信新聞」上的一篇名為「同情心與可憐蟲──自覺運動我見」的長文，就可以說是很好的質疑；它由楊國團署名，頗可見該運動的實際問題；其中既從整個運動的發軔，何以必待外國人而起？一氣提出一連串的質疑；如少部份人缺乏公德心，運動者不應就以口號標語指謫全校同學、全國青年；同時強調運動的推行方式必須講求、不可空喊、亂貼等，它相當全面地提出了種種對該運動的批評。它的文章結語是質疑的所謂：
 
「大時代的青年，別再喊口號了，『自覺、自覺、再自覺』到底從什麼地方起？怎樣自覺？『作一個頂天立地的人』又如何做法呢？跟我們提出具體的方法來，並且負責你所說所做。……筆者知道，在此得罪了不少同學，但這是真話，叫我怎能不說？我只有等待接受各位的批評責備，因為這是一個挑戰性的時代，考驗青年的時代。」
 
相對於此，則只是該年六月十二日與二十二日的中副兩篇長文：
前一篇是署名「蔡愛仁」的「自覺運動中的心理障礙」，以反對「老成持重」者的姿態，不指名地提出對於青年「驕傲心理」〈指「為何待外人才自覺」為驕傲〉、「推諉心理」〈指遲疑及未參加者為推諉〉、「批評心理」〈指批評者說風涼話〉、「苟安心理」〈指反對運動者為苟安〉的指謫，但是，最後所提出的，卻是讓人看不出其真意的如下宣示：
「好在我們的大多數的青年是有活力的，是有決心的，要憑著這種偉大的力量匯合成一股洪流，把這一些不應有的障礙物，沖洗得一乾二淨……現在暑假快到了，不要讓這種有意義的運動隨暑假而無形消逝。」
後一篇是署名「巫慶朗」的「自覺運動中的錯誤觀念」，它除了對蔡文「深表同感」外，更志願作為該文的「補充說明」，此時「心理障礙」已被進一步定為「錯誤觀念」，文中對蔡文四種心理障礙外，更以「不是崇洋」、「無謂的忌妒」、「自覺不是懺悔，不是消極的，而是確立正當的生活原則」加以補充；雖然已直接對前及楊氏的「同情心與可憐蟲」內容提出批判，但是其駁論實在無力，而它對於這個進行中的運動的描述，則是好像嘲諷的：
「由中國青年內心的覺醒所發起的自覺運動從五月二十日到現在，剛滿一個月的時間；然而這項極有意義的活動，卻『似乎要由絢爛歸於平淡了』。我想這在每一位有血性有熱情的青年看來定然是一種最痛心疾首的現象了。」
 
該文的結論更是冷淡得出奇的：
「以上這些錯誤觀念，必須清除，自覺運動才容易更加擴展，更加持久。……我們但望每一位有志的國民，都能切實擁戴自覺運動，道德社會的生活，人生價值的發揚，便指日可待了。」

──官方的中央日報對於一個它曾經那麼熱烈推動的運動，如今面臨暑假的發展，它卻採取了這樣冷冷地態度，像是也預告了該運動在官方心目中應有的走向。
綜合地看，當時各報章上關於「自覺運動」的種種論述，確實對於該運動曾抱著相當的期許，甚至，也感覺到不應只是學生的自覺，社會各界也應該自覺地改革；但是我們在代表官方的中央日報上，卻發現到他們絕大多數聚焦在外國留華學生的那篇名為「人情味與公德心 」的指謫文字上，卻並不注重俞叔平教授在「遊德觀感」中對於社會現象的種種指陳；於是那就只是針對台大學生所曾經犯下的錯誤而來的批判，那只是一場局限在青年學生自身「公德心 」問題上的「自覺運動」。
然後，進入七月以後，暑假中，果然報章上關於學生自覺運動的消息就漸漸沉寂了……
 
二、 青年運動內部的發動

作為一個青年運動，當然，更值得注意的，應該不只是見諸報章上的資料，而這一運動在校園內部所發生激盪作用。
其中最與本題相關而值得提出的，首先是對於「青年自覺運動」的自我定位，是否應該只定位在一般報章所強調的個人「公德心」的反省層次上的問題？
儘管報章上的議論似乎並不重視該問題的存在，其實這卻更是積極參與者強烈關注的話題，當年該運動發展期間，至少舉辦過的兩次大型聚會裡 ，就有不少與會的青年同學認為自身公德方面固然應該重視，但國家、社會的前途，應非僅如此即可拯救，他們更擔心的是俞叔平教授的「遊德觀感」中所提，整個社會處處可見的種種問題，以及如何才能讓有抱負的自己「不要成為歷史的罪人」；他們激昂的話語──「我們不是五分鐘熱度的參與者」「我們不是頹廢自私的一代」「我們不要向歷史交白卷」──在會場中得到的極大的迴響。
換言之，自覺運動的發起以其強調的道德性言，固然深具保守性，甚至，如今回顧種種，前述官方操作的痕跡明白可見；但是，一旦發動以後，在各方密集的推動下，既有1957年中國人楊振寧、李政道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後，中國青年所增強的自信與自尊，又有長期標舉「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理由所支持下，一切既已萌發蓬勃，風起雲湧，曾經帶動起的年輕人敏感而熱烈的心靈，當然不會是那麼容易被掌控的。尤其，在他們取得相當的自主權，展開其熱切的運動之後。

三、青年運動的展開──

下面，就讓我們來看，1963年六月，在台灣大學，以推動「自覺運動」為己任的社團──「新希望」社，在他們創刊的「新希望」雜誌上的那篇由主編劉容生提出 ，極具代表性的，動人的宣言式長文，「榮耀歸於中國──我們這一代青年的呼聲」，以下由其中的四個片段來呈現這一在青年運動內部發生激盪的思考：
他們不僅在「前言」中，以「遊德觀感」與「人情味與公德心」先後兩文激勵讀者，用「中國！中國！難道真的就這樣喪失在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手裡？」激盪起青年的責任感，並且，既批判了把各種問題都歸給「缺乏公德心」的不當：
「……公德心的缺乏，只是當前問題的徵候之一，因此，徒喊「提高公德心」決非解決問題之根本辦法，我們唯有把眼光放遠，把問題擴大，切實地討論問題之根源與癥結之所在。……」

而且坦率地由迴護青年自身可同情的處境，指出問題的真正所在：
「我們只能說一篇『遊德觀感』，一篇『人情味與公德心』只是問題發生的導火線，……真正燃燒起來的，是我們這一代無數青年一顆火熱的心，那是已經積壓在我們這一代青年心中很久很久了的問題。」
「我們每個青年都看到我們的國家淪落到這個地步，然而，我們再看看，我們所表現的，卻是多數青年對社會的詛咒，對環境的不滿，他們變得消沉了，自私了，他們的心靈也萎縮了，麻木了。他們不再是他們自己了，他們不再是一個充滿朝氣、充滿熱情的青年了，雖然他們仍有著青年人的體力與敏慧，卻拖著一顆世故、冷漠的心靈。因此，他們把眼光只囿於現實利害，失去了理想，忘卻了國家，也忘卻了民族，他們哪裡還會想到『公德心』呢？」

他們提出了相對於現實教育與社會體制極具挑戰性的自我期許：
「我們青年自覺其個人存在之價值而養成對一切高尚事物真理、知識、道德追求的熱情，建立起正確而獨立的思維與判斷能力。……因此，『自覺』是要我們每一個人了解，做一個『中國人』的價值，在看他能對所賴以作為一個「人」的祖國，能貢獻出多少的心力，犧牲多少的血汗，而不在其個人所得之功名利祿。進一步打破苟安、自私、人人為己的思想，而代之以對其真理、知識、道德追求之熱誠。……然後，以各人正確而獨立之思維與判斷能力，辨明何種事情將最有益於國家民族之發展，然後貢獻出自己，以發揮個人之最高價值。」

他們強調的，用來實現其理想的「我們的態度」是：
「……因此，我們要痛下決心，徹底檢討我們自己的過失，我們要勇敢的批評，莫再一味的隱惡揚善。我們要有迎接光明的決心，首先必要有面對黑暗、罪惡的勇氣。……中國年輕的一代！我們必須打破世故的面具，還我純樸，還我本真，想著我們那可愛而又可憐的祖國，近百年來，可憐的祖國，她受盡了多少的恥辱，他遭致了多少的迫害，……我們難道忘了多少的中國人，從古到今，爲了中國的命運與榮耀，流了多少血出了多少汗犧牲了多少生命。而終於這個擔子落到了我們這一代青年的身上了。我們還能自私嗎？我們還能苟安毫無理想的活著嗎？……我們希望國家當局者，請聽我們這一代青年的呼聲：『我們國家當前最需要的是嚴格的執行法治』 ……合理而公平的嚴格執行法治，將使人民更尊重法律，同時也就是在尊重政府。我們要求所有的國民，尤其這一代的青年養成對法治尊重的觀念，而能以一種合作而守法的態度，與國家共同把法治的基礎奠定好。我們不要藉詞把這一個重任一代往一代的推託下去。」
〈以上節錄自「人情味與公德心」〈青年自覺運動專輯〉，晏祖編著，五洲出版社，1972年印行。頁147~158。〉

細心的讀者應該已看出了，這篇文字與我們前引的各報導的文字有多大的不同；除了可說是已相當廣泛而深入地觸及了自覺運動的相關各方面，更重要的是，它絕對堅定地對社會舊體制作出了明確而沉穩的有力挑戰。換言之，當每期發行近萬份的「新希望」雜誌 ，以自覺運動的機關刊物而透過各校的管道流佈出去時，當然可能在青年運動的內部引起值得注意的激盪──可惜我們不能確實估計當時這種內部激盪的程度，只能由前面的描述，「在會場中得到的極大的迴響」，想像其熱烈共鳴的程度。
換言之，不論，有關方面是否真把自覺運動導向自省式的「國民道德運動」或「提高公德心運動」，甚至於如前引，1963年6月蔡愛仁文所擔心的「現在暑假快到了，不要讓這種有意義的運動隨暑假而無形消逝。」與巫慶朗文所擔心的「剛滿一個月的時間；然而這項極有意義的活動，卻『似乎要由絢爛歸於平淡了』」？我們由前引的台大「新希望」雜誌創刊的「榮耀歸於中國」長文，可以看到儘管有人會採旁觀者的態度冷言冷語，但是，本研究要指出，對於真正曾熱心參加運動的青年學生言，他們不僅於呼口號，不僅於與人辯論，他們真的熱切而真摯地探索著自己的處境與社會群體的未來；拒絕讓自己成為所謂「五分鐘熱度」的運動參與者，拒絕讓自己手中「新希望」的火炬熄滅，已是當時絕大多數參與者的共同心聲。

四、青年運動的內在辯證

此外，值得在此指出的，在該刊其後的實際內容上的辯證 ：

以1964年初的周鴻慶事件言，該一大陸投奔國府的人士周鴻慶，竟被枉顧人權的日本政府遣返大陸，當時引起此岸與日本關係之緊張；該刊本於對周氏的關切及痛心日本違背正義之作為，曾於1964年1月，緊接著剛出刊的第四期，發行「增刊」， 雖然只有原刊篇幅之半，但是，其中通篇以「侵略者的真面目」、「警鐘再一次為我們敲響」、「血債」等各文，透過歷史的回溯，強烈指責日本當局，呈現了昂揚的熱情；相對的，該刊也在第五期的頭版刊出標題長文「民族的自卑感」〈鄧維禎著〉，強調
「我們要求我們自己的，便是在遇到挫折時採取非攻擊性的反應。不能借『父親意象』、『歷史回溯』的情緒反應的行為，消除由自卑感引起的不安與不快。假如我們落後，我們貧窮，不要找藉口，不要找理由來掩飾。承認事實並不可恥，迴避事實才是可恥。」
則表達了內省的冷靜。

以1962年，由青年作者李敖在「文星雜誌」的一篇「老年人與棒子」，引起的接棒風潮言，自覺運動以尚未畢業的校園青年為主體，則在1964年4月出版的第五期，在其第二版出現了「棒子、國家、責任」一文；作者陳達提出了來自「自覺」的自我批判：

「當然，我們不可妄自菲薄，但我們更不可自我陶醉，在責備老年人以前，先看看自己吧。……我從心裡希望我們所有有抱負的青年，不要花時間於批評老年人上，而盡全力於扭轉我們青年中不正常的現象，讓一些不良的惡習於我們今日的老年人中及身而絕吧。讓我們有新生的下一代，高上純潔而有理想，……」

則反映了該刊對於校外事務關切的一個保守但是堅強的純真面向。

以對於青年作者李敖所引起的另一風潮──「中西文化論戰」言，該刊則在其第六期刊出了依據當代行為科學研究的方法──迥然不同於校外各自表述的論戰風格，而整理出來的研究報告「時不我與」〈楊國樞撰〉，它針對國人傳統用來勖勉年輕人的所謂「大器晚成」，提出有力的批判；它根據西方人已有的數據，指出科學家的「多產年限」平均都在35歲以前，完全與國人所謂「大器晚成」相違背；它是相當雄辯地站在批判傳統文化上發言，代表著這個青年自覺運動所胸懷的，異於社會的「新觀點」。它在文前的第一段所謂：

「中西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不可謂不大，不可謂不重要，但是，參加討論的人士卻大都以業餘的態度來漫談一下感興而已，……過去，歷次有關中西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問題的討論，都是文人為班底的；由於歷次論戰都是無『結』而終，叫人不能不懷疑單靠文人是否能夠解決這樣的一個大問題。」

就是青年學生可以在這個運動中看到了可能超越社會爭鬥以外的一種冷靜、理性而雄辯的「新希望」。
總之，這些實在都可以視為在這一個青年學生刊物內部正進行著一場由情緒而理性的辯證發展之試探過程。

○ 自覺運動發展的越位──「新希望」觸犯忌諱

由當年「新希望」所刊行的內容看，青年自覺運動的辯證發展，是可圈可點的，已如上述。
然而，前及，青年自信與自尊增強之後，又有長期標舉「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理由支持，一切既已萌發蓬勃，由於，它們應該不理解自身週邊確有看不見的政治限制，然而，他們也不會是願意被掌控的。
它的逐漸越位在第七期、第八期越來越明顯起來。
首先，1965年1月，第七期中，它在社論「扛起科學與民主的大旗」之後，就刊出了那1960年在政論雜誌「自由中國」上翻江倒海的健將，被疑為當時「文星集團」幕後指使者的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的「論讀書初階」；雖然，那不是批判性的題目，但是，其後兩篇「我們應該打破容忍與沉默」〈何秀煌撰〉與「論儒」〈張系國撰〉兩篇，甚至後面的兩篇譯文「科學的情操」與「論教育」，則都是有相當批判性的文章；而尤其醒目的，可能是在其底頁的「編者的話」裡有一段鼓勵讀者的話，其中推崇殷先生：
「殷海光先生是台大最受歡迎的教授之一，從以前他寫的「我為什麼反共」一文我們可以知道殷教授是一位自由主義的鬥士。殷教授的文章在台灣也是句句警語，句句喝棒。好久不再屬文的殷教授很熱心地為本刊寫了『論讀書初階』。我們以為一個運動員的持久不在於其短暫的狂熱，而在於暧暧的理性之光，我們也只有充實自己的學問，才能使五二○運動在這代青年身上顯出它的輝煌。」。
顯然，在那個白色恐怖的年代，編者在這個號召青年學生在各校響應其運動的刊物上，推崇殷先生這樣的人物，是會被視為該運動越位的動作。

然後，接著的第八期，其中起首的社論「幸福之階──愛及尊重」與第一篇「談中學的數學教育」〈曹亮吉撰〉，「似乎」批判性較弱，也沒有了殷先生的文章，但是，卻出現了介紹與發揮殷先生思想的「容忍與姑息」〈王曉波撰〉，不只把殷先生「應該向權勢者說容忍」的觀點在胡適與毛子水兩先生的觀點間突顯出來，更與殷先生一樣由歷史的角度批判，最後，把現實中的「守法」視為是自身努力免於毀謗罪的一種「容忍」──「少了〈這種容忍〉就會犯法，多了〈這種容忍〉就是姑息」──該文雖以「我贊成胡適所提倡的「守法」的容忍，但我絕不同意姑息的容忍！」為結語，但是，卻以硜然地

「姑息風氣的養成，犯規的人得不到應有的懲罰反而在心理上收到獎勵的作用。整個社會變成了一種反淘汰的情形，惡人跋扈而好人永久出不了頭。目睹著這情形，我們還要『容忍』嗎？我真不知道地下的胡適要做何答覆？」

強烈地批判了在不久前與政治力量相妥協的胡適。
此外，本期另有延續上期「我們應該打破容忍與沉默」的一篇「論容忍」〈何秀煌撰〉，及兩篇英國羅素的通俗論著「我願意生活在的世界」、「『自由』或者『死亡』」之譯文；羅素是一位殷先生所推崇、思想極具批判性的世界級重要哲學家，在兩文裡，對於鐵幕內外，竟然都充滿了類似的政治愚蠢與恐懼，提出其透闢的批判：前者，直指「較富的集團將告訴你：較窮的集團沒有理想，他們只關切物質的東西，他們因嫉妒而具有破壞性……而另一方將告訴你所有世界上的紛擾乃係較富集團貪婪的佔有所引起，……沒有一方會告訴你確確實實的情形。」；後者，則對雙方狂熱的敵意及不惜核戰的態度強烈批判：「以自我為中心的正義觀兩邊都流行，不論在那一邊都同樣令人作嘔。」，「全部這類束縛減少了東西兩陣營間的差別，而且使西方想被稱為『自由世界』這個要求成為十分可笑。」；當然，這些批判在當年的政治氛圍下，都是強烈忌諱的越位行為。
這一期出版的時間是1965年4月10日。同年8月，文星雜誌第90期，初次遭查禁，至12月，該誌98期，再被查禁；從此，台灣社會繼自由中國雜誌領導一時風騷的文星雜誌，就永別了人間。
然而，台大或中國青年自覺運動的「新希望」的命運呢？

 
○自覺運動 的結束──『無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
 
關於自覺運動的結束。
由於本運動的史料，過去在社會上未被充分的重視，其存在只有在1979年，那戒嚴時期出版的「台灣學生運動1949~1979」一書中，曾給予若干的地位，其中那篇吳國棟先生署名的「520青年自覺運動」 長文，是當年極罕見的一份資料整理，本研究現在就以對應於該文各觀點的方式，來展開我們對於自覺運動如何結束的探究。
首先，看吳文整理所稱：

「有一點也許我們要替當時的現象加以補充說明的，就是運動開始不久馬上就到了期末考的時刻，接著又來了漫長的暑假，對於運動來說人力資源的缺乏和時間上的中斷，都是無可彌補的損失。」
「於是整個運動的範圍又縮小了，又回到了台大，回到了運動的機關刊物──『新希望』雜誌的一小撮人群中。」
「他們把公德心缺乏的社會問題，又追溯成傳統文化的問題與歷史包袱的問題，『公德心之缺乏和中國之衰弱並非問題之根本所在，真正的問題的根源在於傳統的文化和現實的環境。』於是又導出了如何現代化的問題。……於是他們又打起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將『五廿自覺運動』轉變成再『啟蒙運動』。他們的辦法是『在各種經驗科學，尤其是行為科學的基礎下，從事探究原因；再訂下最好的工程設計，由足夠的、及格的、熱情的教育家們來執行這個設計。……』
「然而新希望的人矯枉過正，他們不事宣傳，不重組織，並且只著重於在文化上尋找新出路，而不能提出具體可行的新方案，也未曾揭意於與社會密切的配合。因此，它當然無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於這種長期性的文化建設工作。『自覺運動』的轉向並不能振衰起蔽，反而將整個運動導入一個新的死胡同。到了五十三年春天，一切又成過眼雲煙了。」

前面，關於「新希望」的發展，我們剛才已明白見到它延續到1965年，所以，吳氏該文的結語「到了五十三年春天，一切又成過眼雲煙了。」顯然是錯誤的。不贅。

然後，關於自覺運動究竟是如何「結束的」──在此，我們先看上引文所謂「有一點也許我們要替當時的現象加以補充說明的，就是運動開始不久馬上就到了期末考的時刻，接著又來了漫長的暑假，對於運動來說人力資源的缺乏和時間上的中斷，都是無可彌補的損失。」，這確是當時的事實；但是，那確是所有學生運動都不能避免的情境。不過，吳文所謂「於是整個運動的範圍又縮小了，又回到了台大，回到了運動的機關刊物──『新希望』雜誌的一小撮人群中。」；以及第三小段，所稱「他們把公德心缺乏的社會問題，又追溯成傳統文化的問題與歷史包袱的問題，……於是他們又打起科學與民主的旗幟將『五廿自覺運動』轉變成再『啟蒙運動』。……」，本研究要指出，吳文所描述的，只可謂接近「真實」，但卻有極重要的疏漏，那就是未介紹「新希望」創刊號那篇「榮耀歸於中國──這一代青年的呼聲」裡的真精神；以及在第八期中，該誌在美國加州大學的負責人劉全生，在致編者的信中所指出的「固然在發起之初，必要些慷激昂來吸引人的注意，掀起人的感情，但要持續不斷，則必須要理智的、冷靜的來選擇正確的方向、適當的途徑、具體的工作與目標，才能容納熱情于實際的工作，作具體的貢獻。」當然就很難深刻地把捉到當時的真實樣態。

換言之，既使真如吳先生所云：「新希望的人矯枉過正，他們不事宣傳，不重組織，並且只著重於……」，真是「『自覺運動』的轉向並不能振衰起蔽，反而將整個運動導入一個新的死胡同。」？
對於這樣一個只在大眾媒體上被短期肯定，終至不能不自謀生路的青年運動，真應該如此被責備嗎？更何況，如前面的研究所見，史實絕非如吳文所概略描述者。──

顯然，關於自覺運動的史實與其解讀，前文對於其在「社會輿論的呼應」與「運動內部的發展」上的巨大差異，及其後來的越位，已如前述。
下面讓我們更進一步打開1964年10月出版〈這就是吳文所謂「春季」以後〉，由報紙型轉為雜誌型，的「新希望」第六期〈本月16日，中國大陸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與其以下各期；在第六期上所揭櫫的「我們的目標及態度」，那延續創刊號的呼聲的宣示，是這樣的：
 
「本刊創刊於自覺運動最熾熱的時候；……經過我們深思熟 慮之後，現在我們深切地體會到一切關係整個民族生活習慣的改變很少有簡單便宜的辦法。……中國現代化的路程將是長期的、崎嶇而艱難的過程。兩千年前一句中國古老的俗語：『富者贈人以財，智者贈人以言』。我們都是當代的知識份子，我們所能做的便是貢獻知識份子所能貢獻的力量。」
 
再看在該期目錄的背面，則印有美國傑佛遜總統的名言〈八則取其三〉：
 
「沒有人比我更真誠的願望，將知識普及人間，也沒有人比我更相信，其成效足以維護自由而良好的政府」
「我寧願遭受由於太多的自由而引起的種種紛擾，也勝過由於自由過少而致的紛擾。」
「事實是不確的話，應該舉出反證；如果其推論是謬誤的，應該予以駁斥，但是請看上帝的面上，讓我們自由地兼聽兩方面吧。」
 
這正是本文前述──關於「青年自覺運動」是否應該只定位在一般報章所強調的個人「公德心」的反省層次上──的重要問題，作為台灣最高學府的知識青年，已把該個人形式的問題提昇到對於社會群體文化模式的批判層次了；他們的作為勿寧是知識青年想要深化與強化自覺運動的一種合理的表現；這正是該刊在編者言裡所謂「鼓吹學習做一個現代人是本刊的主要目的。」的實踐；應該正是一條可大可久、沒有止境、止於至善的自我反省的道路，怎能輕率說這些知識青年的努力是「反而將整個運動導入一個新的死胡同。」呢？
 
至於，吳氏所謂「它當然無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於這種長期性的文化建設工作。」；更是直截地正斷言著關於本運動的結束問題；它是根據什麼而指為「無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讓我們打開那出版於1965年5月15日，它告別讀者的專號吧，看看是否真的「無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並且由於此理由而自然結束？

現在，讓我們看那印在僅有六摺蝴蝶頁，首頁上的「給讀者的話」，節略其概要，是這樣的：

「五月一日，我們收到了台灣大學訓導處的命令，命令上這樣寫著：
『一、查新希望第八期所刊編輯委員包括各大專及一部份中學超過本校規定範圍應不能列為本校學生社團且該刊第八期稿件之發行復不接受本校之指導應即取銷該刊登記。……』〈原刊無標點〉

事實上，本刊的編輯委員並沒有包括其他學校的同學，第八期所刊的各校負責人，只是負責轉發『新希望』的工作。沒有接受學校的指導是因為我們在第八期上刊登了王曉波的『容忍與姑息』，羅素的『我願意生活在的世界』及『自由或死亡』。   接到了訓導處的命令之後，在『服從法律』的原則下，我們決定解散『新希望』社及停刊『新希望』雜誌。   第九期稿件早已整理好，但我們遺憾不能刊行了。這裡我們只把第八期的徵文印了出來，這樣我們覺得對得起讀者。餘下的地方，我們刊登了讀者的來信。其他的稿件我們交給其他的刊物發表。……    這個事件發生的時間是：中華民國五十四年四月卅日。地點：自由中國的最高學府國立台灣大學。」

相對於吳文所謂「新希望的人矯枉過正，他們不事宣傳，不重組織，並且只著重於……」，真是「『自覺運動』的轉向並不能振衰起蔽，反而將整個運動導入一個新的死胡同。」？我們由該告別號所自辯的「各校負責人，只是負責轉發『新希望』的工作」，是否可以把15位學校負責人 看做也是一種組織，而「新希望」雜誌本身也當然是一種文宣；而該告別專號兩項徵文中，題為「想像中的大學生活」的應徵文，其投稿者包括花蓮師範、新竹師範、省立台中二中等五篇；另一題為「想像中大學畢業後」的應徵文，則其投稿者包括成功大學、政治大學、師範大學等代表性三篇；而在讀者來信部份，則有八篇，包括今天著名的中國思想史學者韋政通先生、今天電腦軟體界名人李振瀛先生，及交通大學、屏東農專、建國中學的學生；1969年寫作該文的吳氏，當時若有心蒐集關於自覺運動的資料應該遠較今天容易，吳氏怎能如此信口雌黃，說什麼「回到了運動的機關刊物──『新希望』雜誌的一小撮人群中。」以及「新希望的人矯枉過正，他們不事宣傳，不重組織，」？並出現所謂「當然無法吸引人們的注意力」的論斷？

總之，青年自覺運動，其結束應該不是由於吳文所稱的諸理由，可能恰恰相反地，反而是由於，它宣傳成功，組織得法，發展順利──看本研究前面所提示的各資料，以及它在第七期還只有6位學校負責人，第八期封面內已刊出了16校區的負責人，但是，在該期封底還繼續刊出「徵求各學校負責人」的啟事；一個發展得相當順利的青年運動，在威權時代，竟明顯觸犯了羅素所謂「自由世界」的禁忌時 ，真是怎麼可能得到當年強勢者的容忍呢！

○尾聲
 
之一──

根據當時「新希望社」那位編輯成員的回憶，除了停刊雜誌的行動外，在1965年5月20日，即自覺運動兩週年的紀念日那天；新希望社另有正式宣佈解散的活動，在台大活動中心的餐廳，宣布隨著「新希望」社的解散，台大自覺運動也停止了活動。台大的自覺運動是正式真的「結束」了。
不過，他的回憶這樣寫著一段尾聲──
 
「『新希望』社並不是自動解散的。其愛國、救國、自省、自覺的精神，並未因此停止。所以有一批同學接掌了『台大青年』；又有一批同學接辦了「大學論壇」 ；並且湧進了『大學新聞』的主筆組和編輯部；繼續了自覺愛國的言論提倡和發揚了台大校訓『敦品勵學、愛國愛人』的精神。其後這批同學陸續的畢業了，他們分散了，但分散不是力量的散失，而是力量的擴散。因之有鄧維禎所創辦的『大學雜誌』 ，有張系國在美創辦的『大風季刊』，有林孝信所首創的『科學月刊』，還有王渝、林孝信現在奔走的『兒童月刊』。自覺運動精神不死，真正的愛國青年永不會被社會積習所埋葬。」
「『自覺運動』雖被『疏導』 了，但是一時風氣喚起了許多青年深藏在心底的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自覺運動後，鑑於科學救國的重要，有林孝信與『新生報』合作的『科學週刊』，……林孝信等人出國赴美繼『科學週刊』創辦『科學月刊』 ，後又創刊『兒童月刊』。孝信為創辦這兩個刊物，在美國各大學校園『沿門托缽』，以窮學生的獎學金集腋成裘的創辦這兩個月刊，有纇苦行僧，孝信的堅忍不拔與熱忱，同儕間稱之為當代『聖人』」。 

「這就是錢思亮校長時代，每逢考試時都要張貼一次的公告中所言的『自覺運動』。」
 

之二──

如果細看在筆者手頭收集還不完全的「新希望」，〈筆者收集到的是劉容生先生的作品影本，與劉源俊先生提供的五期原件與自藏的兩期〉由報紙型的1~5期到雜誌型的6~9期，外加1964年1月的增刊與最後前述的「告別號」，我們可看到當年這發行達萬份的該青年刊物，由1963年~1965年，當時，「中西文化論戰」在文星雜誌上李敖先生引起的筆戰已轉上法庭之時，它所擁有的筆陣，除了當年在此岸的健筆，如，自由中國雜誌的大將殷海光，與民主評論的徐復觀；不少後來嶄露頭角的知識人，如：何秀煌、許倬雲、楊國樞、張系國、劉福增、曹亮吉、黃碧端、汪其楣、高信疆等，也都出現在其作者或讀者陣容裡。
至於，如果細看其內容，更可貴的，它們可能由於年輕的編輯群確實擁有熱烈的願望，希望把自身的所有力量，真誠地貢獻給自己所摯愛的社會，所以，其落筆處處透著樸拙的真誠、絕少有一般青年常有舞文弄墨、濫用才情、肆行批判的缺點。例如，在第七期的「讀者與編者」的話裡，就明白地顯示了這樣的特色──在該期編者覆給讀者姚先生的公開信中所稱：

「您寄來的『群眾、輿論與宣傳』一稿我們收到了……稿子後面您附了一封信，信裡您用『燈塔』來讚美『新希望』真使我們感到驚訝，『燈塔和『崇拜瞻仰昭示等詞語一樣帶有權威味兒，一個成熟獨立的個人，除了在上帝及愛人面前是不用它的。上一期的『新希望』大部份的篇幅，都強調這一點；不要維持或轉移幼時依賴及服從父親的情緒行為。尊重每一個人，但我們不無條件地服從或跟從任何一個人。希望您能把我們的話，當作一位朋友坦率的建議。』

由其樸拙的文體裡，我們見到那時在與「青年自覺運動」的群體激盪呼應中學生中產生了一種文風，與當時「文星」或過去「自由中國」兩大雜誌確是截然不同的；雖然，它們在當時成年人眼中或許不夠成熟，但是，由於它是與某些集體行動呼應的，所以，它們對於參加過那個運動的青年，會別有一種誠懇而堅持的引人力量。在這樣樸拙的文章裡，他們的腦海裡同時映照著彼此在運動中對望的焚眸情熱；他們彼此互相啟蒙著、護持著。〈本段，根據筆者當時本身參與「青年自覺運動」與閱讀「新希望」刊物的感受而寫成〉
他們似乎相當地表現了那個年代裡青年學生的理想主義之樸拙特質。

之三── 自覺運動與保釣運動的關係

 以上，是將自覺運動作為保釣運動的前史，加以探究，因而，將被遺忘、被忽略的史實，還原之部份。
然而，自覺運動除了與保釣運動有時間先後的關係外，是否更有其他值得重視的關係？以下讓我們探究可能存在的關係。
 
一、在海外保釣運動的起動上──依1970年底保釣運動掀起於海外言，我們可以看到1963年當年台灣青年自覺運動的參與者出現在保釣運動中；例如，最早將釣魚台問題整理為文章在「中華雜誌」發表，從而引起海外釣運的王曉波，是前引台大新希望社的編輯群之一人，也就是本研究前述畢業後考入台大成為新希望雜誌編輯人的那位高三應屆畢業生；而使留學生得以彼此聯絡與溝通而發揮組織作用，促成海外保釣運動發展的林孝信，也正是當年「新希望」雜誌的編輯委員之一；而當時在台大與林孝信同班 的劉源俊，到海外釣運發起時，也成了重要關懷者。總之，甚至由許多1963年時因認為「自覺」只是自己份內事，而沒有正式參加該運動，至1970年立刻響應海外保釣運動的例子，像抓著那期「中華雜誌」去找劉源俊、林孝信而推動了保釣運動的胡卜凱，或當初覺得自覺運動大得奇怪而未加入，後來在美國也曾積極參與保釣運動的郭譽先等，本研究以為，該後兩人雖然早先都沒有參加自覺運動，卻都應該可看作在自覺運動風潮下，雖不乏未正式參加「自覺」運動的個人，但是其實他們都難免受到另一種「自覺」風氣的激盪，所以他們和當年自覺運動內的正式成員，後來都成為「保釣運動」的推動者，實在不是難解的事。
 
二、在台灣島內保釣運動的發展上──這是,1971年春，海外保釣運動的影響傳回台灣，這時在台灣的青年學生，在自覺運動的當年多數還是初〈國〉中生年紀，他們雖然絕大多數沒有正式參加那個運動的行列，但是由前述所引個別初〈國〉中生在佈告欄上表現，和前引「新希望」雜誌徵文的應徵者中師範生最多，可以讓我們想像到該運動在學校所可能造成的影響──師範生已畢業，進入學校應已任教三、四年；換言之，台灣島內保釣運動的發起，就是由當年還似懂非懂的清純少年們，至1971年已進入大學的青年們為主力而推動的。但是，其中應該仍有不少的例外，是像前述由高三應屆畢業生而成為「新希望」雜誌編輯兼撰稿人的王曉波，他是到1971年又以台大哲學所研究生的身份參加了島內保釣運動的前列；另一位重要編輯兼撰稿人鄧維禎則在1968年自行創辦「大學雜誌」，在自覺運動後繼續以文字宣揚青年時代的理想，後來該刊成為保釣前後領導青年活動風潮的重要刊物；此外，自覺運動時代在「新希望」上寫稿的楊國樞助教，在後來保釣運動中也繼續以副教授的身份付出著他的關心；在「新希望」雜誌停刊號上刊出來信的讀者韋政通，也在七、八年後支持了保釣運動後改革運動的發展；就都是很好的例子 。而前引的大安初中學生，後來成為台北市長的馬英九，則雖在保釣運動中沒有成為主將，但是在後來「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的論戰中，他已以國民黨員身份，呼應了改選的聲浪 ；並且數年後，又陸續以其博士論文「東海海床劃界及外人投資的法律問題」〈1980〉及著作「從新海洋法論釣魚台與東海劃界問題」〈1986〉深入探究了與保釣運動相關的重要問題 ，也應該算是一重要的例子。

三、在面對戒嚴體制的關聯上──1963年的青年自覺運動，與1970~1971年間的保釣運動，都發生在戒嚴體制的白色恐怖之下，回顧起來，前者的蓬勃與發展應該更在體制的控制之下；相對地說，後者則在時間上晚了七、八年，他們的主力，以海外言，曾經經歷自覺運動的長期自覺的薰陶與自省──「我們拒絕成為歷史的罪人」、「我們不能在歷史上交白卷」，可能使他們比過去的海外青年更有使命感；在堅持拒絕「五分鐘熱度」的嘲笑上，他們經由多年的自我警醒，使它們比別人有更高的堅持；此外，中國近代史的「五四」傳統，雖然在政治上往往只被作為發起白話文，提倡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來強調，但是在學校課堂上，卻總以一場偉大的、引人仰望與企及的學生運動來加以肯定；那時，學生運動足以扭轉國家社會發展的正面意義，深植青年們清純而熱烈的心底；同時，在那時代，他們的作為當然也應有相當程度的所謂「時代考驗青年、青年創造時代」的，自負的，救國團體味吧。

最後，可能是更不該忽視的，是旁觀1960年代晚期西方社會青年學運的高潮經驗 ，甚至當年對岸青年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應該會給予1970~1971年海內外保釣運動的參與者，相當強烈的啟示；此外，前及在當年自覺運動中被校方作為「新希望」雜誌停刊理由的羅素自由主義觀點，八年後，在島內已傳承成了保釣青年用以「自覺覺人」與批判現實問題的犀利工具 ，應該也是一不該忽視的情境──應該是這樣的，就使分處於海內外的他們，在戒嚴體制的白色恐怖的暗影下，有了招展起「保衛釣魚台」大旗的勇氣，而保釣運動後，一連串由校內言論自由、民主生活到關懷社會國家的前途而主張學生運動及高倡政治革新的發展，終於使他們在戒嚴體制的白色恐怖的暗影下，也有了過去讀到歷史教科書五四運動的史頁時，所嚮往的青年自覺的團結，真能感受到了那似能左右社會和拯救國家命運的熱烈使命感。

 
○   結語──「自覺運動」與「保釣運動」聯結的意義？

保釣運動距今已是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了。作為一個自發的愛國運動的開展，尤其，對於島內的保釣運動言，更作為一個大學生突破威權禁制的學運的起始點，也是社會力突破威權禁制的起始點，它的意義應該是重大的；但是，它在威權體制下與威權體制解體後一直都沒有得到合理的重視，直到最近，才因為它是一本詳細的回憶錄題材 而被注意。
對於這樣一個深具歷史意義的運動，爲什麼它會被嚴重的忽視 ？除了我們熟知政治現實的因素之外──需要多麼成熟的統治者才能接受學運成為社會制衡中廓然大公地角色？
我想，幸運地成長在自覺運動與保釣運動之際的我，以我自身的成長審視這段歷史的意義，它最可貴的部份應該在於沒有目的，一種無私的情操；自覺運動中，年輕的臉龐彼此熱烈地看見，彼此宣示「我們不要被歷史批判是自私頹廢的一代」，「我們不要成為歷史的罪人」「我們不是五分鐘熱度、我們將堅持」，如同彼此宣誓；不論讀書或工作的。
在彼此熱烈的、激昂的談論中，據說就出現了這樣的情景：

「在一個溝通的會場上，有消息傳來，誰主張示威遊行，警總就逮捕誰。當時韓國僑生杜學域就首先站起來說：『那請您逮捕我。』接著與會的同學一個個都站起來了。同學們那種悲烈欲泣的情懷，……」
 
而一位半工半讀的青年學生有這樣的回憶：

「那時，我好不容易考進師大，對於一年多的課程內容很失望、沮喪，怎麼自己多年努力的目標竟是這樣的東西？……在保釣中，我每天去看貼出的讓人激昂的大字報，看完師大，再看台大，差不多參加了台大的每一場座談會；那些熱烈與激昂的場景，治療了我那一年來的沮喪，啊，我感覺原來這才是大學！……」
 
「自覺運動」作為「保釣運動」的前史，它的特點可說是沒有目的的，只有一種熱切奉獻與追求理想的態度；這似乎正接近了南方朔先生在其探究美國60年代的學生運動的專書──「憤怒之愛」──裡所提，對於學生運動的理想型態的探討，所謂
 
「所有學生運動都是『非目的導向的』，每一學生運動都是個別社會情況下自發的產物。其所以更值得珍貴的是青年學生們都能從『非目的導向的』運動中，經由參與的行動經驗，迅速的掌握了正確的對人生，對社會，對世界的看法，然後再匯成『目的導向的』更深入地批判社會和改革運動。這樣的過程是沒有被污染的理想主義揉合了人道主義的。……一個沒有被現世主義滲透的運動是最能發揮影響力的運動。」
 
在本研究中，我們似乎就看見自覺運動中的青年們在接近「非目的導向」 中磨練了自己，然後完成了8年後那嚴格說是「不可能成功」的保釣運動──以客觀的現實言，在國際環境的制約下，那是個不可能的任務，但是，它在鐵幕外的「自由世界」裡完成了攔阻美、日私相授受釣魚台主權，以及其後可能出現的後繼行動。
另一方面，自覺運動的「新希望」社的觸犯禁忌，以致於社團解散，雜誌停刊，與文星雜誌的被禁止發行，同在1965年間；儘管，本研究曾指出，「新希望」的批判態度，顯然比「文星」穩健，但是，在「新希望」上的健筆，竟然與「文星」相類，都有台大哲學系的殷海光教授的影響在內；同時，到1971年掀起保釣運動時，台大哲學系師生又成為批判官方的主力之一，這只是一樁偶然的巧合，還是學術發展的理想──政教分離──的必然傾向？而保釣運動最後以「台大哲學系事件」而告結束，是國府把1965年前後自覺運動的老賬一起清算的嗎？
最後，在歷史的時間序列上，「保釣運動」是否也應該有其作為另一場青年運動前史的意義？來自沒有目的的「自覺運動」發展出來的「保釣運動」，為什麼既曾經轉出「目的導向的」發展，但是，卻似乎並沒有能連鎖性地為往後改革運動的發展帶來有力的影響？──是還沒有被重視，所以未被發現，是有待我們的清理，還是那個保釣世代的青年們的怠惰，因而未能再接再厲的展開呢──或是由於如前述「保釣運動」比「自覺運動」受到威權者更廣泛的打擊？還是另有其他值得探討的問題？

不過，在本文結束的此刻，筆者謹在此另外略及當年「青年自覺運動」下的另一項不可被輕忽的發展，那是與當年台大「新希望雜誌社」不同的，更為讓人遺憾的兩股力量，牠們竟然後來都成為往後白色恐怖直接的受害者──其中一較大股變成1969年「統中會事件」，起訴者五人，似為冤案，但案情渾沌難斷；一小股則成為1972年的「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案」，起訴者三人，感化者一人；其結果則前者之主持人許席圖，政大學生會長，曾任官方自覺運動總會秘書長與第二屆主席，竟在獄中精神失常；後者，其主持人王競雄，自覺運動發起時為台大哲學系研究生，原本有心參與，但為友人所阻，然而其「自覺覺人」的心志，一起不收，後為文化大學教授，最後則終身監禁而瘐死獄中；兩案之餘生者中，今以「大同主義青年革命軍案」中的洪惟仁與樊邦弘最為著名，一為台語專家，一為紅色出身的大企業家。本文之撰述方向，不在該兩案之上，然實感慨，謹此敬提一筆，嗚呼，魂兮歸來，尚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