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各位網友與學者，就史實論連橫的「台灣阿片煙特許問題」

開篇要說明探究它的理由，這是一篇很著名的文章，過去提起他的人多，但是真正細讀過他的人少，而真讀懂過他的人可能更少；他究竟是怎樣的一篇文章呢？這次選舉中，由於連橫的後人參選，它成為一篇被其對手陣營一再提出攻擊的文章；〈另有一篇酬對性的詩文，知道的人較少，下次我們再另文論述〉個人不是政治狂熱者，沒有必要淌這種混水；但是，由於個人極為重視每個社會對於自身歷史應該深刻傳承的重要性，對於今天我們坊間與教室裡都充斥著虛假台灣歷史的現象深感憂慮；當我發覺選舉時刻可能是一個我傳播真正深刻台灣史的良好機會，我決定要把絕大多數人只聽過卻沒有讀過的這篇著名文章，加以解讀；當然，更重要的是，我將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向讀者報告真實的台灣史──不管這是否會影響當前您們的選票；當然，如果您害怕您素所仰慕的對象，或將因而失去您寶貴的一票，或者擔心您所尊敬的學者原來如此地無知，真實的研究將破壞了您心中的崇高偶像，請勿讀本文。

以下，本研究將由該文的標題與各段落的簡要解說開始，然後，討論該文之論旨與結構；再後，我們將提出幾個比較重要得的問題；最後，我們將透過該文作者寫作時期的日據台灣史的背景資料，以供我們探討那些問題。

一、 題解

該文一名為「新阿片政策謳歌論」，原刊於「台灣日日新報漢文版」；但是刊出時原名為「台灣阿片煙特許問題」，其署名為「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是對於此回問題致本社意見書」。我們由此應該可說該文乃是由於作者是名著「台灣通史」的作者而受到了重視。但是，難道他常常「自動」提出「意見書」給報社嗎？會不會有些奇怪？

其次，作為讀者，我們首先面對的是對於這篇文章的標題，應該如何理解的問題；今天，一般學者有稱為「新鴉片政策謳歌論」者，有直稱為「鴉片有益論」者，但是該文在刊出時的原名僅為「台灣阿片煙特許問題」，其下說明為「致本社意見書」，其文題既沒有「謳歌」兩字或「鴉片有益」四字，因此，個人認為在研究的態度上，該文應該還原為「連橫的『台灣阿片煙特許問題』」。

究竟該「意見書」是否真為連橫之作品，或其中有多少被竄改，或者若真是其作品，是在什麼情況下寫作，我們都不知道。似乎應該深入考察。

二、各段簡要大意

第一段

對於近月以來，大家所熱烈討論的鴉片問題意見紛紜，有主張嚴禁的，有主張繼續容許吸食的；作者以為不應該心存偏見，應該就其實際，「善為處置」。

第二段，

就其所知，論述鴉片在我島上流行的過程，他認為鴉片曾經在開墾上撫慰了開拓者病痛的精神，且當代研究者仍有指出「鴉片也曾被用來當作避瘴的藥品」者；因而，雖知鴉片有害，但是他認為這可說是有利有害，重要在於如何恰當使用。〈上引可見於「被混淆的臺灣史: 1861～1949之史實不等於事實」，駱美芳著，時報文化，頁30〉

第三段，

提出它所熟知的中國禁絕鴉片的失敗史，台灣當時雖曾嚴禁，但隨戰敗而流行，到中法戰後，更因戰時曾自行種植而更流行；作者以該歷史經驗而提出其悲觀的見解，認為難以一時禁絕。

 第四段，

根據他的認知，日本據台以來，採取的是鴉片緩禁政策，頗有效果；因而吸食鴉片人口減少；而要求獲得吸食鴉片特權者的人數並不多，無大關係，亦不成大問題；如今主要的議論問題是基於國際上國際聯盟的政策要求，不知何以大家議論紛紛。

第五段，

顯示他反對嚴禁鴉片的理由，是除了當時中國在禁絕鴉片上極為失敗之外，南洋群島及印度、波斯、土耳其都還有吸食，並且他還指當時美國除有兩百萬人吸食鴉片外，其嚴厲禁酒的結果，只是使得走私者不斷，以及賣酒者將酒館置於公海的船上，招來酒客而已。

第六段

作者明顯地完全沒有指責政府的錯誤，竟由「今政府既有特許之意，人民又有希望之心，自可照議而行。」，而稱許官方美意；但是他並沒有期望官方美意實現，而離奇地寄望於「其受特許者，苟非體氣之大弱，痼疾之癮癒，自任改除；即舊時之特許者，互相勸勉，冀斷其癮，以促成政府漸禁方針之美意。如是，不及三十年，臺灣阿片不禁自禁，豈非持平之道哉！」作結。

三、全文意旨

上述六段，如果照著部份主流學者使用的標題「鴉片有益論」考察，只有其第一段描述鴉片曾經在台灣開拓史上有過某種功勞，可說「有益」，並且只是「曾經有益」而已，其他五段皆與該「鴉片有益」無關，怎能就稱其論述為「鴉片有益論」？因而，我們可說發現了前述題解上，部分主流學者的一項錯誤。

綜觀全文，主要是他沒有批判官方當時顯然的惡意，反而肯定了官方緩禁的成績；這應該是該文發表後深受各界攻擊而導致不能不離台的原因；不過，也因此，該文若題為「新鴉片政策有益論」，也就是前及部分主流學者的「新鴉片政策謳歌論」應該比較適合；但是，由於該文的性質，不知其提出時的性質，是否僅為遊戲之作，或另有其他目的？故所謂「謳歌論」，似乎不如仍以「意見書」稱之。

因之，本文將之稱為「連橫的『台灣阿片煙特許問題』」，而查看當時林獻堂先生日記，稱其為「意見書」，本文就以「意見書」與其原名混用。

四、全文結構

全文六段，前五段各有主題已如上述；只是在第六段時，雖然作者肯定了「新鴉片政策」，也認為我台人吸食鴉片的習性難斷，但是他對於我台人吸食鴉片的問題，既非主張放任，也並不期望官方所推動的所謂「緩禁政策」，真能成功；我們在該文中所見到，他所寄予希望的竟然是我們先民的自動自發！──這裡會不會很矛盾，前面還說我台人在中法戰時自行種植，沉溺過深過久，難以禁絕，此時卻說可以自動自發禁絕，這是怎麼一回事？

通常一個文人，對於萬事可以隨便，苟且，但是對於自己的文章恐怕都難免有一份儘量修改到盡善盡美的傾向，所以該文讀來，個人覺得這個矛盾太大了，怎是一位成名的文人所能容忍的？

五、幾個相關的重要問題

一〉該文的主要缺點何在？

我們知道，該文刊出後，各界批判之聲不絕，然而，我們細看之後，除了文章中的那個奇怪的矛盾外，該文真的有那麼多缺點，那麼嚴重的錯誤，以至於使連橫無法在台立足嗎？

二〉作者撰述該文的目的何在？

如前述，作者在該文第六段中包含了一個明顯的矛盾，他的「謳歌」是真正的「謳歌」嗎？

三〉該文真的是連橫所做的嗎？

據說連震東曾說，是謝春木為了阻止他進入「台灣民報」而假托連橫之名投稿，真的有可能嗎？或者其他‧‧‧

六、相關於那個時代的重要史實背景

此處為了深入掌握問題，顯然應該考察當時社會的情勢、台灣鴉片問題的重要歷史：

一〉當時社會的情勢

1930年是一個悲慘的年份，1929年的世界經濟恐慌波及所有的工商業先進國家，東亞以日本受創最重，連帶的殖民地等於陪葬；但是殖民統治者依舊踩在被殖民者的頭頂上，透過高壓的剝削過著他們一貫豪奢的生活；這時我台人卻有著極為悲慘的境遇；1930年是日據下平均死亡年齡次低的一年，1931年是日據下平均死亡年齡最低的一年，前者22.8歲，後者21.5歲，這是日據下我台人平均死亡年齡最低的一年[1]；而直接關於1930年的社會經濟情勢，我們可以看到這樣的資料──

「北港郡下自嘉南大圳開鑿以來，農民每年一甲要多負擔組合費約二十元，況遭經濟界不況，物價日漸崩落，郡下重要產物以甘蔗為巨，而製糖會社將損失轉嫁農民，蔗價降減以致一般農民入難償出，徒呼負負。……就是大地主，一概既苦連天。」〈「北港產物見租稅多農民苦痛難言」，1930年6月14日，台灣新民報，〉

「國稅額自大正九年度的好景氣時代與昭和五年的不景氣時代，徵收而井僅減少六百萬元，然就地方稅觀察起來，大正九年是五百萬元，然至昭和五年度一躍加重至三倍半，達至一千八百萬元，可想地方稅的膨脹是因施行假裝自治制度改正招來的結果了。」〈大正九年即1920年，昭和五年為1930年；引自「不可輕視的台灣人負擔的現狀」，1931年7月25日，台灣新民報。〉

在此期間，我台人耆宿曾經留下如此「言論自由」的紀錄：

「榮鐘持宣言書被高等警察課長削除『欺瞞』、『水深火熱』諸處文字示余，余囑其俟肇嘉歸來，與之商量，然後修改。」〈林獻堂日記，〈三〉，1930年6月29日〉

「上午『台日』〈台灣日日新報〉的謝倉君來訪，下午的晚報報導一小段。文中沒有我說的話，反而全寫我沒說的話。御用新聞的本質使人作嘔。」〈葉榮鐘日記「上」，1931年2月24日，頁30〉

「事前幾天要先提出演講稿〈當時稱為「腳本」〉，由警方審核 ，演講時，若有逸出腳本的說詞，警方有權立刻中止講演。」[2]

那是個怎樣的時代？

1920年代，我們近代台灣史上，最重要的社會運動就是由「台灣文化協會」所主導的「台灣文化運動」，對官方強調，日人說台人落伍，我們就是要改進台灣文化，當時稱為「提高民度」；它們辦了一系列的講演活動；其中最長期而固定的講座暨是「台灣通史」一項，該講座就是當時台灣第一史學家連橫長期負責的；後來台灣文化協會分裂與台灣民眾黨成立，社會運動複雜化，隨時局變化，政治運動高漲，文化講座自然漸弱；至1929年，保守的地主派將由日漸激進的民眾黨出走，整個「反對鴉片新特許運動」是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發展的。

我們知道，主持該反對運動的是當時社會裡那日益壯大、激進，尚未被禁止結社的台灣民眾黨中的西化知識分子，主要是各地的醫師們，其時該黨內較保守穩健的地主派已經開始醞釀了「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可見於「林獻堂日記」，1930年一月〉；

當時該一反對運動之風起雲湧，應該是蔣渭水以其醫師的身分與全台各地醫師聯繫，主要是西化知識分子所形成的社會壓力；據稱連橫署名的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各方紛起批判之聲中，民眾黨表示作者不是該黨黨員，以至於中部傳統詩社櫟社，雖其負責理事中，有過半吸食鴉片者，也提議將連橫驅逐出社〈除名〉──後因內部確實有人反對，改以連平時出席不足而使其「退社」。

這時連橫的處境，在這謀生不易的時代，據稱，1927年創立的「雅堂書局」，初期頗為轟動，但往後不見佳，晚期至1929年時，已門可羅雀，不堪賠累而收攤；此後，他受雇於「三六九小報」，收入不多，生活清苦。其子連震東由慶應大學政經門畢業返台，希望就職於此時的「台灣民報」；該報當時仍在激進派手中，連震東非激進派，與當時主持報社編輯實務、親蔣渭水的謝春木不合，可以想見；據稱林獻堂原有意起用震東，但因發生該「意見書」事件，終未能實現。以致震東只能投入連橫曾經高度批判與嘲弄的御用報紙──昭和新報；若該「意見書」真是其作品，是否只是因為當時實在清苦而受日人之託寫作該「意見書」，或是在其他情況下，寫作該「意見書」呢？自有待研究。

二〉台灣鴉片問題的重要歷史──尤其是被日人抹殺的部分

做為當時島上史學界第一人的連橫，其文中所及的鴉片歷史的種種，應該都不是空穴來風的吧，論述問題立基於史實之上，應該沒有大錯可言；不過，值得注意的，除了在連雅堂傳記中曾以過去連氏對於嚴厲禁絕鴉片吸食問題曾採取肯定的態度[3]，作為其辯解外，作為「台灣通史」的作者，他應該對於日據下的史實也會給予高度的關注，雖然他可能難有公開該史實的機會，但是，他給予高度的關注是應合理的──尤其，日據下曾有一次關於壓制我台人自動戒絕鴉片運動的重大史實時，而這一定是殖民統治者感到「如芒在背」的。

原來日據初期有一被日人掩藏抹煞而我台主流學者絕對也不提的該史實，可簡述如下：

1895年，日據初期，日軍惡毒地違背馬關條約，在台推行殺戮攘逐政策，因外人干預而止殺；不到兩年，我台先民消失達七十萬人以上；改推出鴉片緩禁政策，毒害我先民，意圖戕害其心志，以利其奴役；但我先民識破其毒計，透過宗教信仰的力量，掀起各地「扶鸞降筆會」主導的「自行戒絕鴉片運動」，風起雲湧，不僅感人至深，並且由於符合戒毒的「宗教輔導」、「團體輔導」、「心理輔導」之原則而效果極為良好；當時是官方明知道「鴉片之害，一旦染其吸食習癖，將無法終止，且終將養成惰民之原因。凡罹鴉片中毒症者，益食多量為足，終致破產廢業，其子孫心身俱不健康，各種能力均益趨劣弱。」[4]，改「嚴禁」為號稱關切「人道」的「緩禁」；我台人經前述屠殺之後，自不肯聽其該奴役性的擺佈；遂有前述當時世界禁毒史上的偉大戒吸鴉片運動。

有當時史料可以為證──〈有興趣的話，可讀拙作「應以史實更正教科書的相關論述」，郭譽孚著，海峽學術出版社〉

「降筆會先以一度乩示：應予禁忌吸食鴉片以來，使各地吸煙者靡然奉以為信，因而據聞欲廢煙者頗多，現今在於台南所聞吸煙者之減少人數……本年4月與6月兩月之鴉片請賣人數……幾乎將鴉片請賣者之數減半。至此減少之傾向，仍在繼續中……」 [5]

「扶鸞會（按：即降筆會，亦稱扶鸞降筆會）之戒煙風氣頗盛，在光緒26、7年當時，勢如燎原之火。光緒27年，南北信徒，大見增加……全省戒煙情形如下：台南、鳳山、東港、阿猴、蕃薯寮、大目降、麻豆、鹽水港及嘉義等九所，光緒27年7月，當時鴉片癮者64,929人，……戒絕煙癮者，37,072人中，由飛鸞降筆會戒絕者達34,370人。」 [6]

 其感人者，以「台南降筆會」為例，如史料所稱

「嘉義紳民假外較場王爺宮為神壇降乩之所，惟戒煙人等尚無房屋可棲，各莊運送竹、木、茅草，以助蓋造之需，今日肩挑背負者，更覺接踵於途，現已堆積如山矣」。 [7]

 「降筆會戒煙盛行的地方，一般經濟都變得很好，如修築很好的堤防、道路，沒有一戶滯納稅款。蓋鴉片癮者戒煙後，當比戒煙前可減少有害無益之煙費支出，可改善其家庭生活。」[8]

「現在全縣下任何地方，並無降筆會之勢力所不能影響及之處……」。[9]

更有簡直可以讓「頑夫廉，懦夫立志」者──那是當時降筆會主持人對於日警高壓宰制的抗辯書內容所及的：

「堂中施行之事，以降筆造書，勸戒洋煙為主，其書中所引證者，皆是善惡應報之事，使民人若知警省，不敢為非，大有關於風化；若戒煙一事，又屬顯然之利益也；至於堂內供職之人，皆為行善起見，各皆自備飯食，並不敢取分文，豈邪術師巫惑世圖利者，所可同年而語哉。……未知身犯何罪，律犯何條，誠令人不解也；倘政府強欲加之以罪，私等有殺身成仁之美，政府有妄辱善民之名，雖肝腦塗地亦無恨焉。」[10]

以上的史實，雖經我個人完整提出，然今天主流學者絕對不提；個人認為當年連橫先生是一定都知道的；他一定也注意到日人不僅抹殺我台人上述偉大的主體性表現，並且他也讀過日人在我台人公學校教科書中肆意扭曲我台人偉大形象，讓我每次讀到時都衷心疼痛欲淚，逼我台人自卑仰望日本的課文──

「……夫阿片之流毒於人不少矣，然在本島人視之以少吃何傷也，而不知吃愈多毒愈深，斯癮癖愈固，遂至每日不食，則困苦萬狀，而不能堪焉。試問好吃阿片之人，體瘦氣衰而百事卒無一成者，何其不知悔悟也，世如此者曰煙鬼。」 [11]

「許多煙鬼最堪憐，憔悴形容如坐禪；不覺漸成長命債，對人無語更淒然；煙鬼癡迷真可憐，室家重寶化成煙；人人談笑渾無恥，剩得妻孥泣涕漣。」[12]

我想連橫先生一定像我一樣想把它說明清楚，希望子孫要有自信，不要自卑啊；面對當時的所謂「新鴉片政策事件」，有誰比他更為清楚其脈絡？但是他能找到機會說明嗎？

七、對於連橫該「意見書」的解讀

有了上述的資料，我想可以進行種種的判讀；由於篇幅限制，此僅舉出兩種重要觀點給大家參考：

第一種，該「意見書」，由於連橫深知上述日本官方進行過壓制我先民自動戒吸鴉片，極為成功的活動，那絕對不是日人願意人們提起的往事；並且1930年日本不景氣嚴重，官方不可能減收鴉片專賣費；所以，他不太可能就史實來寫那樣的意見書；況且，如前述當年「葉榮鐘日記」所指出，御用媒體的新聞，「文中沒有我說的話，反而全寫我沒說的話。御用新聞的本質使人作嘔。」；所以，那篇文章就可能不是連橫的作品；是否可能一如葉榮鐘，對外也不敢公開說明呢。

第二種，該「意見書」，如我們前面閱讀所見，全文雖然沒有揭穿日本新鴉片政策之惡毒，甚至承認日方「緩禁」為美意，但是其第六段中有明顯的重大矛盾；為何一面說我台人因中法戰時，曾自行種植，沉溺已久，難以禁絕，但是全文終結的主張，卻又是希望我台人自動的禁絕呢？

這裡有兩個問題，

其一，是連橫應該知曉當時社會風氣已開，是什麼使他在這個時點上出頭，甘願冒此受眾人打擊之風險──對他而言，應該不會比得罪官方差多少吧？

其二，是上述第六段，何以留有那樣巨大的矛盾？個人認為，由於該文之作，原來應該不是給報紙發表的，僅是一篇「腳本」，要交給官方事先審查的，是迎合上述「事前幾天要先提出演講稿〈當時稱為「腳本」〉，由警方審核 ，演講時，若有逸出腳本的說詞，警方有權立刻中止講演。」的嚴格規定，所以，必須迎合官方的意思；而我們發現存在著巨大的矛盾的空間，就是史學家連橫講演時將把他對於降筆會自行戒毒高度成功的經驗鋪成開來的設計──那樣的話，是否就正可接上他那我們先民可以自行戒毒的主張？！

此外，看刊出時的報社之解說文字，那「台灣通史作者連雅堂是對於此回問題致本社意見書」，是連氏常常如此無緣無故地向報社提出自身的意見嗎？那樣是否太荒唐些？該所謂「意見書」如何到該報社去的？原來是一尋求警方審批的合法講演的腳本，為了通過，必須有肯定官方政策的觀點，為了保留空間，宣揚史實，必須留下矛盾，然而這也就形成了官方可以把它交給媒體，可以「移花接木」的狀態。

連氏是自從文化協會成立以來，少數為該會長期主持「台灣通史」講座，應該是有使命感的學者，如果，是由於為了向自己的同胞宣講上述可歌可泣的史實，延續我台灣人的亢然挺立的主體性，表面肯定統治者，我們今天是否應該容忍當年這一被指為「諂媚」，而必須如此才能公開宣講的「必要之惡」？

此一文章的探討，可以尋求的方向極多，但以時間不足，且篇幅有限；而網上朋友之熱望在即，先就目前根據個人所能掌握到的史實，其已整理出來的兩種可能性，提供給關切此一問題的網友們參考。是否與其他主流學者偏於耳傳的簡單處理方式，有可以互相啟發的地方，歡迎大家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