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詒和：

四十年代民盟成立，中共也看中民盟，因為它是有政治號召力和思想活力的。毛澤東心裡很清楚，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能參加民盟，不等於願意跟共產黨走，故對民盟很下工夫。比如重慶舊政協開會的前後，周恩來總是主動上門，到國府路300號民盟總部來商談。周鯨文回憶道：「周恩來商談問題一般都不在客廳，而是約在羅隆基或我住的房間。」那時，我家住北碚的半山新村，周恩來爬上走下地來走訪，與父親協商問題。林彪在重慶負責統戰工作只有數月，他也曾探望父親。當時張瀾、張君勱、黃炎培、羅隆基以及父親在內，都不想完全切斷與國民黨的聯繫。父親與陳誠之間、羅隆基與宋子文之間一直都保持著很好的交往和私人情誼。恰恰老蔣死命擠壓民盟，盯梢，跟蹤，暗殺，直至解散，硬是把個中間道路堵死，硬是把個民盟推到中共一邊。加之，毛澤東及時放出來「新民主主義」的理論和高揚「聯合政府」的旗幟，它們終於打動了這些民主人士。務虛的羅隆基、務實的章伯鈞都相信了。儘管他們都不信共產主義和馬列主義，但都覺得中國歷史進程的確需要「民主主義」，中國社會的確需要「聯合政府」。無論作為政黨、還是作為個人，這些民主人士都覺得在「聯合」期間，是可以有所作為的。

評：當時的國民黨真笨，共產黨真聰明。

章詒和：

中間路線既反對國民黨搞的那一套，也不同意共產黨主張的那一套。所以，這是一條兩頭不討好、被國共兩黨左右夾擊的艱難之路。父親（案：章伯鈞）早在二十年代就跟隨鄧演達先生搞第三黨（即中國農工民主黨），成為第三勢力的代表人物。即使四十年代在民盟中央主持工作期間，他一方面明顯靠攏中共，另一方面也仍在暗中堅持搞軍事活動（另文敘述）。而羅隆基則是堅守、積極宣揚西方政治思想的理念，把希望的眼光投射在英美派知識分子身上。

評：不知章伯鈞怎麼在國共之外另搞軍事活動？很好奇，很想看章詒和的「另文敘述」。

章詒和：

羅隆基從昆明時期就認為中國有三個政黨就夠了，一個國民黨，一個共產黨，一個民盟，取消小黨派。羅隆基後來還向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做了「合併小黨派」的建議。李維漢說：「這些問題你不要擔憂。我們有政策。」說畢，與羅隆基拉拉手。羅隆基很奇怪，這個話題怎麼就不能討論呢？連我也聽羅隆基勸父親：「伯鈞，你那個農工黨就別搞了，全放進民盟算了。」後經過打聽，羅隆基才弄清楚了——原來「小黨派不要合併」是毛澤東的意見，毛說：「既然開銷（指民主黨派）差不多，為何不多掛幾個招牌。看來也火熱。」繼而，羅隆基在與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又提出新的要求，要求盟內的中共黨員應該公開身份。毛澤東立即說：「你不要清黨！」

評：毛澤東對「民主黨派」的真正態度，在以上對話中，清清楚楚地顯示出來了。原來，中共之所以讓「八個」民主黨派存在（一國九黨），純粹只是因為：既然「開銷差不多，多掛幾個招牌，看來也火熱」！善欺世者，毛可謂頂尖。

章詒和：

（羅隆基）《論人權》。 這篇長文和以後幾篇文章裡，把人權理論說得個淺白透徹。他不依托以往的人權理論，靠自己的功力提出了人權的三個基本點：（1）維持生命；（2）發展個性，培養人格；（3）達到人群最大多數的最大幸福的目的。的確，羅隆基不像現在的研究者把人權問題寫成書，洋洋萬言，喋喋不休，叫人越讀越糊塗。他的一個極具價值的理論貢獻，是論證了——為什麼說「言論自由是人權」。他認為：是一個人，就有思想；有思想就要表達。表達思想就非要說話不可。他要說自己要說的話，不要說旁人要他說的話。說他要說的話，這就是發展個性、培養人格的道路。我有了言論自由，才可以把我的思想貢獻給人群。這是人向社會的責任。在社會方面，這是思想上的參考材料。這就是人群達到至善的道路，這就是人群最大多數享受最大幸福的道路。反之，取締言論自由，所取締的不止在言論，實在思想，不止在思想，實在個性和人格。取締個性和人格，即係屠殺生命，屠殺個人的生命，屠殺人群的生命。羅隆基還說：最危險的思想，是想壓迫敵人的思想，思想上最大的危險，是思想沒有人來壓迫——瞧，多麼出色而簡練的人權定義和表述！再聯想到如今中國人權狀況的緩慢發展。言者諄諄，聽者藐藐，真是想痛哭一場。

評：羅隆基講得真好！這樣的人才被中共糟踏了。話說回來，即使在今日，中共也仍然容不下這種「異端」。

延伸閱讀：〈讀《最後的貴族》（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