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著名史家E.P. Thompson引人深思的一個註腳：

"Lest the reader should judge the historian too harshly, we may record Sir John Clapham's explanation as to the way in which [the] selective principle may order the evidence. 'It is very easy to do this unawares. Thirty years ago I read and marked Arthur Young's Travels in France, and taught from the marked passages. Five years ago I went through it again, to find that whenever Young spoke of a wretched Frenchman I had marked him, but that many of his references to happy or prosperous Frenchmen remained unmarked.' "——E.P. Thompso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intage, 1966), p. 210, n.1.

　　賈士蘅譯文：

為了避免讀者過分苛評這類歷史學家，我們可以引一段克拉凡的解釋，說明這種選擇性的原則何以會影響到證據的安排。「很容易在不知不覺中犯下這種錯誤。三十年前我在閱讀亞瑟‧楊的《法國紀行》的時候，我邊讀邊畫重點，並根據這些畫出的重點來教導學生。五年前我又把這本書重看了一遍，這才發現，只要是亞瑟‧楊談到貧苦法國人的地方，我都畫了記號，但是很多有關快樂或富足的法國人的敘述，都沒有畫上記號。」 ——E.P.湯普森著，賈士蘅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上（台北：麥田，2001），頁281-282。

　　在湯普森所舉的例子裏，克拉凡並不是有意進行選擇性的閱讀，他是不自覺地只注意到悲慘的法國人，並都打上了標記；而等到他發現自己的閱讀是有選擇的，卻已相隔了廿五年，這麼長的時間裏，他都以失衡的理解教導了學生，學生得到的印象，自然是歷史上某一個時期的法國人都很悲慘，而這卻是片面的。

　　克拉凡是有自省能力的，並且願意承認。許多人卻不是。

　　事實上，選擇性的原則不僅造成學術研究的不客觀，也是人們無法摒除偏見的一個主要原因。人們的注意力常常被自己的偏見所左右，只看到想要看的，因此就接收不到其他有用的訊息。有句話說：「許多人以為他們在思考，其實他們只不過是將偏見重新整理而已。」(A great many people think they are thinking when they are really rearranging their prejudices. - William James)如果不能摒除偏見，思考只是原地踏步，不能增加見識，更不能發現自己的錯誤。

　　人要去除偏見是困難的，何況很多人根本不認為自己有偏見。但是，惟有相信自己會有偏見，並且戒慎警惕，才有可能在認知上儘量接近客觀的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