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兩點是普遍公認的：一、從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６１年的三年「大饑荒」裡肯定餓死了不少人；二、不論總共餓死了多少人，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是餓死人最多的幾個省。

從全國範圍來說，餓死人的責任在中央，除了中央的責任以外，餓死人最多的幾個省的省委第一書記應該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是他們的個人責任使該省的死亡率大大高於全國的平均死亡率。所以，他們理應受到更多的清算。

這五個省委第一書記是：四川的李井泉、安徽的曾希聖、河南的吳芝圃、山東的舒同、甘肅的張仲良。這幾個人，除舒同以外，都是在「廬山會議」上攻擊彭德懷的猛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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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到一篇講四川大饑荒的，作者是成都人。

人禍的曠世大饑荒：我餓了整整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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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底我下鄉的生產隊[在]大饑荒[時期]死了一半人，有的全家死絕。四川死人全國第一，有八百萬。李井泉有重大責任，他的名言：「中國這麼大，哪朝哪代不餓死人？「

　　就我個人來說，對發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那場肇因於大躍進人禍的曠世大饑荒，記憶是雙重的，一是親身經歷的飢餓歲月[案：在城市]，一是十年後下鄉當知青時見證的大饑荒在農村造成的災難。

　　大饑荒開始時正是我讀小學將升中學的時候，給我一生留下了許多難忘的傷心回憶，最刻骨銘心的是我和弟弟餓飯兩日這件事。

飯票提前吃光餓了整整兩天

　　我家在成都，1959年饑荒浮現後，父親被他的工廠下放到榮昌縣種菜渡荒，母親那時在離成都很遠的郊區青白江工作，兩三個星期才能回一次家。家中只有我和弟弟兩個，沒有大人，我十一歲，弟弟九歲，在街道食堂吃飯。開始由鄰居馬娘娘幫我們管定量的飯票，吃一天發一天的飯票給我們。不知後來甚麼原因，馬娘娘不管了，交給我們自己管。由於老是吃不飽，肚餓嘴饞得不行，人小又管不住自己，有一個月還未到月底就把飯票吃完了，最後兩天沒有飯吃，我和弟弟在床上躺了整整兩個白天黑夜。......

　　當知青才見到大饑荒最可怕情景

　　1969年底我下放到四川省西北的安縣農村插隊，從當地農民的集體記憶中才首次知道這場大饑荒比我所經歷的要可怕得多，才知道災難絕大部份竟是落在種糧食的農民身上。

　　在大饑荒中我們城市人和農民承受的痛苦相比實在是小巫見大巫，甚至可以說是非常幸運。城裡人好歹每月有一些糧食供應裹腹，當我們在挨餓，在水腫，在拚命找吃求存時，中國農村已是餓殍遍野，「新鬼煩厭舊鬼哭，天陰雨濕聲湫湫。」只是中國的官方報刊仍在一片鶯歌燕舞，「喜看稻菽千重浪，」消息封鎖得死死的。

　　當時生產隊為我們三個知青建的房是在一個荒廢多年的舊屋基上，原來的房主人姓廖一家大小在大饑荒中全餓死了，農民說鬧鬼，不敢在這裡建屋，所以才荒廢下來。我們知青新來乍到，生產隊就瞞著我們，生產隊長還向全隊打招呼說不要告訴知青把她們嚇倒了。日子久了，看我們也未撞過甚麼鬼，農民才慢慢吐露真相，說我們知青未撞鬼是因為陽氣重。

　　農民告訴我，在1960年這個生產隊家家都有人餓死，有的去田裏幹活，走在田坎上就倒下去了。下山去黃土場趕場，回來沒有力氣爬坡，就倒在坡上，最陡峭的沙子坡，每個趕場天都會見到餓斃的屍體，也沒有人理，因為沒有人有力氣抬了回去或就地掩埋。我們生產隊長的老婆做姑娘時眼看要餓死了，生產隊長只用了一挑紅薯葉子做嫁妝就把她娶了進門……在農民的口中，吃食堂那幾年是他們有記憶以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

搞不清耶.
很久以前的消息 傳過來時語焉不詳
那時 離兩岸通消息 還早
是我舅去日本 順道託人打聽消息時 都已經是舊文了.
至於死在農村 還是老家 (是大城吧) 就不知道了.

正相反的是 我爸在四川的親人
沒一個有這種情況 上次去城都 沒聽他們提過.

我判斷您的外祖母住在農村。大饑荒最嚴重的有幾個省：四川、安徽、河南、山東、甘肅。其他很多省從北到南也受災，輕重不同。

三反係針對黨政幹部，尤其是財經部門的；五反係針對資本家。

大躍進雖也叫運動，但與整人的土改、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等運動不同，目的在於快速發展生產力，於極短的時間內獲得鉅大的經濟成長，而不在於整人甚至殺人。與張戎的說法不同，餓死人並不在於中共高層領導人的原定計劃之內。

因大饑荒而餓死的人約為三、四千萬人，幾乎都在農村，在糧食嚴重不足時，黑五類會首先遭殃（階級因素），女童會首先遭殃（性別因素），壯勞力會首先遭殃（因吃得多，也最耐不住飢餓），如果饑荒持續進行，整村的人都將遭殃。

我外祖母 躲過三反五反...
可是 卻在 大躍進時
餓死的.

她還不是 黑五類
老家在地方上 還是大家族
家大業大的 也還會餓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