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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李安的推崇台灣記錄片，不是齊柏林「看見台灣」的斬獲金馬獎，以及超過1億2000萬元的票房記錄，龍應台是否會在毫無配套下，不需細予估算，搶著端出「5年5億記錄片行動計畫」，以及包括翻修《電影法》、設置電影基金在內十年為期的「沃土計畫」，實在大為可疑。

表面上兩項計畫聽來悅耳，宛如伸手可掬的香甜果實，但只消動點腦子，不難發現此一「錦上添花」，根本是幻夢，畢竟事實歷來殘酷。試想，把一整卡車的鈔票砸進荒野裡，就能指望來日生出耀眼的稻穗？

龍部長或許與聞英國大詩人W‧H‧奧登的名言，「詩不可能使任何事發生」，自當明白非但文學無法改變國家現狀，就連電影也改變不了世界局勢。比如馬奎斯在小說技藝上，是最受拉美人民尊崇的魔幻寫實大師，但早年所寫的《百年孤寂》，以及《獨裁者的秋天》，依然無法抹平哥倫比亞迄今長達百年之久的內戰。

又如其摯友密戈爾‧立頓，昔年所拍一部智利1973年流血政變後的人民慘狀記錄片，哪怕震驚歐洲無數觀眾，也仍舊無法推翻虐殺百姓的皮諾契特政權。

終究文學工作者，乃至電影導演的作品，只能反映自身對於本國文化的焦慮感，並且透過書寫紙質、拍攝影像文本的原創性，和讀者觀眾對話，協助他們挖掘自我，覓尋自我，認知自我。

而這種出自文化「影響的焦慮」，在上世紀更成為美國文學批評大師哈洛德‧卜倫《西方正典》的中心思想。書中，他不厭其煩告訴我們：「美學，從來就不是社會性的議題；它是屬於個人的。」易言之，倘若一首詩、一本小說、一部記錄片，如果逸出美學範圍，遂告淪為譁眾取寵的文宣產品。

例如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一般認為此書為民主開路發聲。可一旦讀過原著，必然驚覺自己被西方自由主義的政媒給矇騙了。他們從不告訴你，盧梭的散文極其聳動，既質疑議會共和取代君主制的可行性，更在聲稱直接民主斷不可行之餘，也要為極權獨裁辯護，導致日後的希特勒竟成其忠實追隨者。

職是之故，但凡涉入政治意識形態，不拘詩、小說、電影，都不可能是美學的，並且會產生錯殺無辜的負作用。畢竟該等作者對於美學和藝術的要求，從來不真誠，也可能不知美感、美德為何物。

因此我們必須認清，齊柏林基於個人情感、情緒「空拍」的「看見台灣」，本質只是一部發洩式記錄片。我們或可理解其「關懷台灣生態」之心切，也知道他最近告訴媒體的「我所做的只是善意提醒」，但這種自賣自誇，恰好反證影像的虛無空洞，只得另以泛政治化的語言填補。

此即何以我們在影片中發現侯孝賢掛名「監製」，吳念真旁白解說時，頓生匪夷所思之感，須知以侯、吳拍過的「悲情城市」和「多桑」而言，後來都遭到九份、金瓜石等民眾的譴責，痛批為破壞當地自然景觀的元兇。如此畫面，何其諷刺！

這不啻說明，只要電影公司取景山林，進行拍攝工程──哪怕日後得獎或賣座──對原野生態都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可怕的是，這種宛若歷經浩劫的慘痛代價，影片上映時是看不出來的，往往要經過一段時日才會逐一顯現。

因此當政治立場向來挺綠挺蔡的吳念真，不斷以旁白教訓我們要怎麼愛台灣，豈能不讓慕名而來的理性觀眾格外難受，大為慍怒？試想多年來荼毒台灣生態最凶狠的，不正是扁執政那八年？何以他們彼時默不吭聲，如今卻放馬後砲？然則這部記錄片卻也因此滲入特定意識形態，變成「政治正確論」的媚俗文創產品。

凡此足證「看見台灣」，表象未必為實，頂多只能讓人看出彼等文化上的焦慮感，散發出政治的虛無感，難怪會選擇性的讓「清境」淪為百口莫辯、媒體砲轟的倒楣鬼，而非蔡英文為了興建其父墓園，新北市青潭山區慘遭破壞的景象。

請問，有誰因此看見真實的台灣了？很遺憾，看到的仍是李安批評的「台灣電影的氣很虛」。或許齊柏林和龍應台，更該細讀卡爾維諾的後現代名著《看不見的城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