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生大災難時，總統必須同時扮演三種角色：果斷的三軍統帥，撫慰人心的傳教士，以及替人民發聲的國家發言人。

    　民眾，尤其是倖存者，他們在災難過後，想從政府，尤其是國家領導人身上，尋求三樣東西：尋求領導，尋求撫慰，以及尋求保證。

    　但馬英九在莫拉克災變中，就像小布希在卡崔娜災變中一樣，應該扮演的三種角色都徹底失敗；民眾想從他們身上尋求的三樣東西，也全部落空。

    　莫拉克與卡崔娜救災，都是一樣亂無章法，但布希歸咎於「卡崔娜是個不正常的颶風」；馬英九卸責給「莫拉克帶來百年罕見雨量」。而且他們都忘了，當統帥走上第一線救災時，就應該抓大放小，但布希卻像開洗衣清單一樣，洋洋灑灑列出各種聯邦救援數字；馬英九也一一列舉，十天救出了多少人，其中直升機又救出多少人等等。但總統祇知「計算」而不知「領導」，不但讓災難「瑣細化」，也「瑣細化」了他們的領導角色。

    　另外，他們也都缺乏「情境警覺」。災變中死了那麼多人，那麼多人流離失所，但布希在救災過程中，卻不忘笑談他年少輕狂時在紐奧良花天酒地的往事，「沒有了紐奧良，美國還像是美國嗎？」這種幽默，讓災民怎能不欲哭無淚？

    　馬政府官員也不遑多讓。數百具屍骨未寒，邱正雄卻委屈辯駁「我三天沒回家，今天連早餐都沒吃」；薛香川也納悶「父親節吃個飯有錯嗎？我岳父愛吃地瓜稀飯」。黎民冤亡，累累河邊骨隨處可見，災民哭救，淒淒夢裡人各地盡是，中央大員卻以家未回、餐未食為憾，政府不仁，莫過於此。

    　馬英九的「國慶停辦」與「南太平洋訪問取消」，也讓人有不知從何說起之嘆：災民命在旦夕，你辦不辦國慶，出不出國訪問，干我何事？於我何益？國家領導人與災民「疏離」至此，簡直不可思議。

    　更重要的是，總統有特殊話語權，國家災難發生後，舉國能行使「國家哀悼」話語權的，唯總統一人。他必須要像個傳教士，哀悼死者，撫慰倖存者，團結浩劫後不安的全國人心，既要把國家悲劇「意義化」，更要把「毀滅」轉換成「重生」。

    　但布希與馬英九卻始終未曾進入這樣的「人性空間」裡。紐奧良全市淹沒，布希卻祇在幾千呎高空上「鳥瞰」災情；災民哭喊求見時，馬英九卻皺眉以對「你不是見到我了嗎？」土石流奪命，馬英九也歸咎「他們不撤離」，並且自嘲「我是大號出氣筒」。上帝可以高高站在雲端上，但行使「國家哀悼」話語權的總統，卻必須走下雲端，與民為伍也與民同悲，腦子裡與嘴巴上也應該祇有一個代名詞：「我們」，否則，國家領導人怎能說出或做出感動人心的言行？

    　而且，傳教士是沒有「自我利益」的，也不需要「自我辯護」；災民痛罵國家領導人罔顧人命時，傳教士必須概括承受，絕不替個人利益辯解。但布希卻將應該由他承擔的責任，轉移給不願放棄權力的州長與市長，以及不專業而遭撤換的聯邦救難署署長。

    　馬英九也是一樣。別人說他未發布緊急命令，不像個三軍統帥，救災無能無方，對災民冷漠冷血時，他也替自己辯護：「我的領導強而有力，但不是在媒體面前展現」；幾百條人命在災變瞬間消失，數萬人至今無家可歸，他卻還像個法律系的模範生：「我是依法行事，不能為所欲為」。

    　「一個祇會自我防衛、自我辯護的傳教士，根本就稱不上是個傳教士」，小布希當年曾經被美國輿論這樣的定位；馬英九在莫拉克災變中，也完全不像個「國家傳教士」，他把「國家哀悼」這個總統的特殊權力，糟蹋得一乾二淨。

    　「他們展現他們的領導能力，他們講到我們內心深處，他們撫慰我們的傷痛，他們讓我們相信，我們的苦難不會重覆，我們能有一個安全的未來」，卡崔娜災變後，美國一位學者替民眾描繪出他們心目中的災難總統條件；小布希已可聽而不聞，馬英九雖為時已晚，但為來者追，卻不能不聽，不能不引為血淚殷鑑；這才是災變對他的教訓，不是對災民的教訓。

    　（作者為中國時報前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