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同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最大遺珠，但顯然的，捷克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與村上春樹是兩個截然不同的類型。昆德拉早年曾參加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註一）改革運動，因而早期作品入世、深刻、本土化、有對共產黨的批判性，但隨著流亡法國，他開始去政治化，加入自我的思索，最後，以全法文寫作，宣稱自己屬於法國文學，並將自己定義為一般小說家，而非政治作家或流亡作家，大量的哲學思辨完全取代政治性，此時他在書中名言是：「我不是反共，我是反對媚俗！」

昆德拉的生涯波折而多變，最後乃至成為兩個全然不同的典型（從捷克流亡政治作家到法國一般小說家），但也是因為這樣的歷練底蘊，讓他有異常豐富的養分寫出深厚的作品，這自與開酒吧、玩爵士樂的村上，是不同的路數。
昆德拉最有名的代表作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LInsoutenable Légèreté de lêtre），並被美國改拍成同名經典電影“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獲得雙金多項提名，台灣翻譯為《布拉格的春天》。這絕不是一部如同《戰爭與和平》（War and Peace）一樣的歷史長河小說，有著史詩的璀璨和浩大，而是一部愛情小說，如果理解了上述昆德拉寫作生涯向「法國一般作家」靠攏的轉變，就不難明白為何這是一部愛情小說而非大時代小說，時代在變，一部深刻動魄的愛情小說，當然也能成為傳世經典。

再度與村上不同的是，《布拉格的春天》與《挪威的森林》雖同為愛情小說，但卻充滿沉重的思辨，乃至直指愛情的形上問題――愛情最後存在的本質是甚麼？而非僅是虛無時代愛、情、性、慾的描述。從「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這幾個字，便可看出昆德拉對於愛情特質「極端對立」的思辨，「生命中不可承受的」是何等重，但它又是輕的，故事背景設定在蘇聯軍隊鎮壓民主運動，並占領布拉格的時空，在時局動盪的壓抑、流離和苦難下，這個愛情主題因而能做更深刻緊迫的探討，但卻不是中國抗戰小說中亂世兒女的堅貞苦戀（註二），而純粹是愛情的、性慾的，這也顯現東西方文化的差異。

而這個極端對立的因素是甚麼？是愛V.S性、情V.S慾，是必須緊密結合而不可分的嗎？當必須緊密結合時，它們就是「沉重」的，當它們可以獨立存在時，就是「輕浮」的。片中有四個典型的不同例子，男主角外科醫生兼政治異議分子托馬斯（Tomas）是愛與性分離者，他是有愛的，包括對妻子和國家的愛，只是他對妻子的愛，和對其他女人的性是可以分離的，而他對社會的正義感也沒化昇為對婚姻的道德。托馬斯服務員兼業餘攝影師的妻子特瑞莎（Tereza）是位性愛結合者，她傳統內向，渴望一生一世相互眷顧的愛情，並認為沒有愛的性是骯髒的，因而飽受丈夫外遇所苦。托馬斯的畫家情婦薩比娜（Sabina）則是一位中間者，她享受愛也享受性，又不願意被兩者綑綁，但前提是性必須建立在有愛之上，因而性、愛是一種美學而非道德，一如她的職業。薩比娜逃往瑞士後短暫邂逅的大學教授弗蘭茨（Franz）則是愛偷腥卻又害怕背負道德譴責的人，所以他堅持必須在旅行到居住地日內瓦之外的地方才能和薩比娜做愛，以迴避和減輕自己的罪惡感，或者也才能免於醜聞被發現，因而他們的戀情就真的變成「地下情」――如果說，托馬斯是一個公開的浪子或者大腦無法控制下半身的男人，那麼弗蘭茨則是天下都會犯錯然後都想隱瞞的男人；特瑞莎是典型靈肉合一因而飽受束縛的良家婦女，薩比娜則是追求性愛不受約束也無不良企圖的天生小三。

情敵之間也是對立的，一向堅持愛情忠貞的特瑞莎遇到天生小三薩比娜時，個性懦弱善良的特瑞莎在情場高手薩比娜巧妙的強勢引導下，因為美艷的薩比娜充當模特兒讓特瑞莎拍攝裸照，而終至兩個女人袒裎相見，在彼此略帶心結的情況下暫時玩成一團，這也會是男人最想要看到的場面吧？但事情絕不會如異想天開的男人想像的那麼美好，薩比娜雖然甘於擔任托馬斯的床伴且能接受他不與自己過夜而在表面上居於劣勢，但她怎會是一個能安定下來的女人呢？所以後來她還是一個人去了瑞士，理由是逃脫種種專制禁錮，而非小三的罪惡感，並且很快又結識了可以依靠的有婦之夫。

劇情也提供了反面思考的可能性，極端的浪子是否可能回歸家庭？極端的良家婦女有無可能開啟性解放（特瑞莎曾為了報復丈夫的風流而與一位出手搭救她的男人發生性關係，卻因而深覺齷齪與險惡）？答案似乎是否定的，這是否意味昆德拉認為愛情永遠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最後，當兩人有意回歸田園，嘗試過著遠離政治紛擾的日子時，一場車禍卻又奪去兩人的生命，是否又意味昆德拉認為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最終都是悲劇？

我們無法清楚是否是因為時局動亂，讓昆德拉見了太多愛情的悲劇，因而寫出這樣絕望的作品，我們也不清楚，諾貝爾是否因為昆德拉沒有在亂世裡照見愛情的堅貞而讓他擦身而過，《布拉格的春天》從對立因素難以相容的立場來辯證一切因緣終將消散的本質，與中國陰陽對立卻能相容相生的哲理，和黑格爾（G. W. F. Hegel）「正反合」的「結構」辯證法背道而馳，不過現代本來就是「解構」的時代，圓滿常常不是人們追求的，現在人們或許還比較喜歡沉浸在華麗的哀愁中，然後將一切解構掉，而非結構起來，包括愛，尤其當昆德拉將自己定位為法國文學家之後。

《布拉格的春天》的美國電影版（另有蘇聯版），拍攝極富藝術性，除了有黑白仿紀錄片呈現當時的歷史背景外，薩比娜的冶豔演出也頗能表現出情色藝術化的美感，攝影和配樂優雅而淒美，更襯托出本劇的氛圍。此外，不易閱讀的原著，在重新整理後成為通暢優美的版本，雖然招致部分讀者反彈，但終獲奧斯卡提名最佳改編劇本的肯定，而這也是改拍是一種再創造的最佳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