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新聞記者歸回到神面前的心路歷程（上）

四川省　白雪

早在2000年，我就是中央一家有名大報四川記者站的記者了，後來又到地方報紙做記者、做編輯，在媒體行業裡呆了十幾年。要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從事媒體行業是相當吃香的，這個行業既被各種耀眼的光環包著，同時又是權威部門的重要代言人。

幾年來，我從《蜀報》、《商務早報》、《華西都市報》到《重慶晚報》，寫專題、寫新聞，後來就不想寫東西了。從小我就有個願望，想做一名記者，我對這行充滿羨慕和崇拜，覺得能做記者是件很神聖的事，用筆桿子做武器，書寫人間不平，匡扶正義，打擊黑暗與邪惡。長大後雖如願以償做了記者，但一路下來，才發現「神聖」只是媒體外表的一種光環，其實，在四處彌漫的銅臭味中充滿著各種見不得光的廝殺、見不得人的交易，四處滿了爾虞我詐，人際關係十分複雜，人與人之間互相防備，都是笑裡藏刀，軟刀子殺人。

如果有影響國家、政府、領導要人形象的事，要麼大事化小、小事化沒，要麼一點小事就給無限放大，小則影響工作，大則影響生命。曾經有一件事，某市船舶出事，起初聽到的現場消息是死了十幾個人，但政府部門為了減少對自己政績的影響，在處理時對遇難家屬封口，把新聞現場的採訪先壓下，上上下下各部門一勾兌，最後出現在民眾眼前的超特大事故就以死三四個人草草了事，類似的事情可以說太多了，老百姓都以為登載在報上的所有事都是真實的，其實我們自己都不看自家的報紙。《蜀報》有個記者在一篇報道中形容文中的人物「戴著江澤民式的眼鏡」，就因為這一句話傷了中央領導的大雅，報社總編好長一段時間日子不好過，當事記者也立即被作了處分。還有當時深受市民歡迎的《商務早報》，雲集了一批改革行業的衝鋒者，但就是因為他們報道了一些社會事實，即類似「外地人提起褲子滿地找廁所」之類的報道，政府卻讓它僅僅生存了兩三個月就「夭折」了。此外還有許多該報道的卻沒人敢報道，比如拆遷工作中那些所謂的「釘子戶」，為爭得點可憐的權利，自焚的、上訪的、血淚斑斑的控訴卻被淹沒在嘈雜的市井中，沒人敢提及此事；還有一些明明沒有的事，但為了炒作或政府需要，可以捕風捉影生出事來，有意製造輿論，引導大眾的攻擊導向。因著這些行規裡的潛規則，我們做記者的也就心知肚明了，我們就是政府的喉舌，它讓我們說什麼，我們就得說什麼，否則沒我們的好果子吃，對於這個社會中存在的黑暗面我們是絕不能曝光的。其實，從社會到網絡充斥著各種以訛傳訛的錯誤信息、垃圾信息，形形色色的假新聞更是防不勝防，老百姓卻都蒙在鼓裡，被愚弄得暈頭轉向，但仍樂此不疲地接受著。

民間流傳著這樣一句話：「防火、防盜、防記者。」雖然很多人討厭記者但卻不敢得罪記者。記者也無奈，記者也得進入行規才能生存。記者們的所做所行被民間的這樣一句話詮釋出來，記者居然與盜賊並列，真是絕大的諷刺。其實事實亦如此，在2004年之前，做記者還沒有統一考資格證，記者證或採訪證都是各家報紙自己整的。一般在一家報社，除了新聞版外，就由許多專版構成，諸如房產版、汽車版、教育版、名人專訪版等，這些版面就擔當了為報社找錢的任務。可以說，靠純粹地寫稿掙稿費，外加點紅包，始終比不上做專版提成掙的錢多。在各個版面裡，有的人既會拉廣告又會寫，這樣的人一般就單個跑；有的能寫，但嘴不會說不會拉廣告，就同只會拉廣告不會寫的人組合。所以說，從業人員並不全是科班出身，文憑高的、文憑低的、油嘴滑舌的、騙吃騙喝的、獵取女色的，可以說樣樣人物都有。只要名片上「記者」的頭銜一打，一個記者就出爐了，就可以開始「拉、吹、纏、騙」四步曲了。

起初在中央那家媒體做記者時，我們帶著採訪證美其名曰採訪，做「城市名片」、「名人專訪」，接觸的是省長、市長、大企業老總級別的人，其實背後就是盯著廣告、贊助。比如去了一個城市，給市長做個專訪，一方面，有媒體吹捧他對其升官發財是一條重要的資歷渠道；另一方面，他也得罪不起這班人，不買賬的話，記者可以隨便找點什麼在報上給他抹黑，特別是若在中央媒體上一露醜，麻煩就多了。所以「百忙之中」，他們都會接受採訪，但這個採訪是有代價的，他們會提供其所轄市區的一些知名有財的大企業，讓我們去「提錢」。

企業與媒體彼此心照不宣，為錢、為名、為利一拍即合。我們在報上包裝、粉飾企業，只要企業出錢，一句話，醜女「東施」都可以被我們吹得超過美女「西施」。我不會拉廣告就當「槍手」即負責寫文章，寫完後把拉廣告人的名字與我的寫在一起就行了。我們都自稱是高級騙子，起初我也備受良心譴責，但要有名氣，要住好房子、住別墅，要想有好車，要生活得比別人更好，這不是人一輩子追求的東西嗎？而且自小從家庭到社會給我們灌輸的就是要光宗耀祖，因著我的「特殊身分」，原來我們那條街上瞧不起我父母的人，對我父母討好巴結得不得了，時不時還藉著我給他們的孩子找個工作什麼的。在親朋好友面前，父母的臉面也得到極大滿足，這就是「成就感」啊，於是我也就漸漸地心安理得當起了「吹鼓手」。許多的企業就是被我們這一行的人「拔苗助長」，許多吹出來的企業也都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難怪國內的不少企業差不多都是各領風騷三五年，長命的企業太少，吹出來的東西畢竟沒有真正的扎實根基啊！

後來做房產版時，拉、吹、纏、騙就更是赤裸裸的了。通常我們手中會收集一批房產企業的名單，先打電話撒網，從中選出對象，然後就去採訪，先給企業一點甜頭拉關係，陸續吹出兩三篇文章見報後，就纏上他們要「支持」了，從提花廣告到整版廣告，少則簽幾天，多則簽一年，我們也就可以從這些廣告費中賺取提成了。如果企業不配合，我們就給他們找點茬子，寫點反面的威嚇一下，順從的自然就做些廣告，這時我們這些記者就聯合起來騙一騙企業。一方面是版面的幾十號人互相配合，你給我拉的廣告打電話，我給你拉的廣告打電話，一方面還可以發動三姑四婆幫著打打電話，或者讓他們有時間的去該地盤走走，詢問房子價格、品質，假意看看現場等等，總之就是給企業一個錯覺，覺得投入有效果。搞幾天後，有新的廣告出來，自然就少打或不打前面所簽的廣告了，因為那時它已成了砧板上的肉——跑不掉了，等企業醒過來，也只好自認倒霉。當然，也有廣告投出後民眾有反應的，企業就心甘情願與媒體合作，但巨額的廣告費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最後還是轉嫁到老百姓身上了。

2004年5月，報社通知我們去參加培訓七天，在這裡見到的都是各大學教授新聞的人，有的專業教材就是他們寫的。後來就考試，剛開始我還花心思去準備、去背，很緊張這場考試，因為這是業內第一次大面積的、上檔次的培訓，合格的才頒發中華人民共和國新聞出版總署印製的「新聞採編人員資格培訓合格證書」，這一年開始要求「進入新聞單位與從事新聞採編的人員，必須持有本證書」。沒想到考試很輕鬆，大家公開地交頭接耳，明目張膽地翻書，互相對答案，監考老師睜隻眼閉隻眼。同年8月底，我拿到了記者資格證。

在這次培訓中，我認識了一個「同學」，他是某中央級大報西南片區的負責人，聽他說培訓這幾天，他已私下把來上課的幾個著名教授都拜訪了，打得十分火熱，儼然是這些人的關門弟子，簡直「光芒四射」，令人又陡添不少崇拜仰慕。我就很佩服他，覺得他太聰明了，是個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後來我們就合作過幾次。他主要是做公安這條線的稿子，先是提前給一個公安局做篇稿子，然後就去談，說要上內參，就是送給國家主席、委員之類的人看。於是這個公安局就被忽悠了，給他個三五千甚至上萬元，還專門給他安排好賓館，隨便他住幾天，走時給前台打個招呼就行了，他們自己來買單，吃飯自然更不用考慮。我也幫他寫過三四篇這樣的稿子。最後一次合作是去××的一個小鎮，我們到一個農民家，那裡早已坐了幾個代表在等。原來這個地方的政府不讓種糧食了，要求全部種桑樹，政府按人頭補償錢，好幾個村有的人一直沒收到，有的收到一部分，算下來幾十萬，他們要反映當地鎮上的領導幹部搞貪污。「同學」把這個信息抓到後，就叫我協助。在現場採訪時，看見這些老實巴交的大爺、大嬸、大姐，粗粗的手一把鼻涕一把淚地抹臉、控訴……是啊，糧食不能種了，桑樹也不是馬上能長大，當農民的還得買糧吃，但沒有錢啊，我的心揪得很難受，認真地記錄著，希望通過「同學」把這些情況遞上去，早日解決他們的問題。「同學」一板一眼地問著他們的種種難處，表現出對他們極大的同情。走時，在場的代表都出來送了又送，言語和目光充滿了期盼。但後來我卻得知「同學」並沒把稿件傳走，他拿去要挾鎮政府的頭頭腦腦，詐了一筆錢，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打擊。

那之後有個採訪對象請我吃飯，幾年來，我是一直堅持不喝酒的，實在推脫不了，也僅僅是小抿一點，但這個採訪對象東說西勸，在聽到他對我的仰慕傾心之類的話後，我喝下了整整一杯啤酒。酒下肚後不久，我就感覺血氣上沖噁心想吐，於是想去洗手間，沒想到剛走幾步，我的眼睛突然什麼也看不到了，雙耳聽不見任何聲音，我的心發慌，一剎那間，我就像離開了這個世界，墜入無邊的黑暗中。我好想好想找個地方躺下，但又要維持臉面，於是我強撐著站在那裡，也不知站了多久，才慢慢聽得見一點聲音，模模糊糊可以看見四周。採訪對象嚇得把我攙扶到洗手間門口，我蹲在洗手間裡，身體的、心裡的種種不舒服積在一起，有種說不出來的巨大悲哀從心底升出：這麼多年，我究竟在幹什麼呢？各種感情引誘、金錢引誘、地位引誘，為了周圍人羨慕的工作，為了保住這個飯碗，不斷打拼，還要不斷地逢場作戲，我活得失去了自我，沒有人可以真正傾訴，在父母家人面前、在朋友面前還得撐起，不能讓人看笑話。幾年來，錢我也掙了些，生活也比同齡人好，但我為什麼覺得這麼悲哀呢？也許是因著職業原因，看到了許多不該看到的黑暗面，使我對生活、對社會的美好憧憬都破碎了、失望了，我好苦，我覺得做人好沒意思！政客玩弄權術，我們玩弄的又是什麼呢？不就是良心嗎？我的心活得越來越累、越來越煩。有錢不是好事嗎？有名、有地位不是好事嗎？讓父母、家人臉上有光這不是我的職責嗎？但我為什麼卻越來越不開心呢？我究竟需要什麼才滿足？對此我陷入了極度的迷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