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良少年的文學生活

五月底已如盛夏的氣溫中，2007台積心築藝術季文學講座請來黃春明開講，清華大學合勤廳老早便爆滿期待的聽眾，其中不少青春男孩女孩，高中年紀，一代故事大師的感染力顯然歷久彌堅。黃春明彷彿無視於主辦單位精心備置的舒適沙發，大背包、格子衫、休閒褲，一身行旅般裝束上台，便從此站定，整整兩小時，娓娓道來他一路行走過的「文學生活」。

黃春明首先幽自己一默，笑稱講題「我的文學生活」應該改成「一個不良少年的文學生活」。因為從小在宜蘭羅東鄉下長大、打架打成習慣、相信著天下只能靠自己「打」出來的他，在年輕時最重要的文學養成階段，卻在家鄉的高中連遭兩次退學，之後負笈北上念師範，又一路從台北、台南，被退到屏東，台灣頭到台灣尾跑了一圈。鄉里間，都知道黃家出了一個很會被退學的子孫。屏東師範報到那天，黃春明說：「校長考我一題地理，問屏東再下去是哪裡，我理直氣壯回答，巴士海峽，校長拍拍我的肩，說都知道嘛，那就好好念，再退學，巴士海峽就沒學校讓你念囉。」

這樣的求學經過，當然也使得黃春明的文學關懷在一開始就不可能走上學院派的路。當大部分的文藝青年只懂在學校裡啃食經典與理論，沒書可念的黃春明只好離家打工。他曾經在被退學後，遲遲不敢回家，打算一個人乾脆在外面找個工作，消失於茫茫人海，了此殘生；卻也曾經因為在鄰近紅燈區的電器行打工，三天兩頭妓女們一呼喝，就去幫她們修電扇等各式家電，心底累積了這些鄉土小人物在社會打滾的形形色色，因而寫出了代表作之一，〈看海的日子〉。

鄉土是要用感情去認識的

黃春明認為，從童年的成長經驗到青年時期的社會經驗，是作家的準備期，也是人格形成的重要認同來源。長於鄉村又在市井底層翻滾過的這段經歷，也就深深影響了他日後認同鄉土、講鄉土故事的文學觀。他認為，鄉土是要用感情去認識的，而不只是弄懂經緯度的測量或地理知識，「土地不像人那樣會說I Love you，但以前的農奴卻願意以死捍衛自己的土地，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也因此，對待土地、記憶，黃春明是充滿感情的，也堅持要以感情去記憶鄉土。譬如，他回憶起媽媽過世的那天，那時他還不滿八歲，跟弟弟蹲在廟庭撿閒聊的老人啃完龍眼後順手丟在地上的果核，孩子們不花錢的天然彈珠。祖父來了，老人們問起恁媳婦身體有卡好無，難得大聲的祖父一把拎起黃春明，大喝：「死囝仔！恁阿母就要死去啊，恁擱在這玩！」回家後，不滿八歲的孩子還不懂生離死別，但大人們催促他趕緊跟媽媽說說話，他只好趨前，對媽媽亮出手中的果核，說：「阿母，你看，我撿這麼多龍眼核。」

日後，學校的老師問他，知不知道媽媽是哪一天走的？他想一想，答，龍眼很多的那一天。老師和同學取笑黃春明這麼重要的日子也不記得，但他怎麼會不記得，他記得，每到龍眼開花的季節，媽媽的忌辰就快到了。對黃春明來說，那是比日曆上的數字更深刻的生命印記，也是他詩的發端，寫作的啟蒙。

老師把最珍愛的書送給他

只不過，有作家的才情，卻也要有足以迸發才情的機遇才行，這點，在同時具有壞孩子和詩人兩種特質的黃春明身上，似乎反映得更為明顯。黃春明的中學時代，他戲稱那是個「土地光復，語言卻還未光復」的年代，同學還在為口語如何能成為白話文苦惱，黃春明卻已因文章中閃現的詩的質地引起老師注意，但老師說的是：「文章要好，最好不要抄。」黃春明不服氣，要老師再給他出一個題目證明自己，老師說那就寫「我的母親」吧，怎知幼年喪母的他對媽媽早已印象模糊，靈機一動，寫，當弟弟妹妹吵著要媽媽，奶奶被吵煩了便撂下一句，恁阿母去天上做神，我去叨位給恁找一個阿母？這時，他便抬頭看窗外，看天上，天上有星星，有雲，但卻看不到媽媽。這回，黃春明戲稱自己取巧「打太極」，沒想到卻引起老師讚賞有加，從此認定了他的文才。

在黃春明的回憶裡，那是一個年方二十六，從大陸來到台灣的女老師，銅框圓眼鏡，陰丹士林的旗袍，白襪黑鞋的女學生樣。她對黃春明說：「文章要更好，要多閱讀。」於是，老師挑了兩本課外書送給他，一本是沈從文的《邊城》，另一本則是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都是上海啟明書局印的。「打開，書上寫滿密密麻麻的眉批，老師把她最珍愛的書送給我。」黃春明說。從此，黃春明開始進入文學的世界，當教育制度不斷地排擠他，帶來挫折打擊，而社會也開始陷入白色恐怖的氣氛中，他在文學裡找到一塊足以超越自身經驗與環境的世界，從這些作家身上，他看到了表達的渴望，深入人心的文字力量，可以抵擋世間的不公不義。

但鼓勵他寫作的女老師，卻在肅殺的政治氛圍中被當作匪諜抓走，下落不明，直到中學的同班同學念醫學院時上解剖課，赫然見到躺在床上供作教材的大體，正是老師。多年後，第二屆國家文藝獎，文學類由黃春明獲得，領獎那一刻，「我突然不想講備好的得獎辭了，抬起頭看著天，我說：『老師，我得獎了。』」

曾任記者播音員 為大眾發聲

黃春明終究是往文學的路走去了，並且帶著一支要為大眾發聲、富含人文色彩的筆。學校畢業、退伍後，黃春明在家鄉電台裡當過一段時間的記者播音員：「為了讓收聽的鄉親都能理解，我堅持用他們最熟悉親切的宜蘭腔主持，而且走出播音間，街頭巷尾到處去訪問，看哪裡有什麼有趣的事。」

有一次，某國小裡的一位老師突然發狂似地徒手打破全校的玻璃，還把自己鎖在教室裡，和大眾形成對峙，所有的記者們都當成頭條前往現場報導，並且以簡單的二元對立邏輯，直說這位老師瘋了，黃春明也在現場，他說：「我知道我不能像其他媒體那麼嗜血，我必須把那位突然失常的老師當成一般人看待，這樣才能理解行為背後的原因，其實作惡的人也有無奈、悲哀的一面。」這就是小說與新聞報導的不同，對小人物的同情與理解，對現實懷抱更人性的悲憫，黃春明至此註定要成為一個作者、一位小說家了。

承諾有一天要把「龍眼的季節」寫出來

回首自己的文學之路，黃春明認為那其實就是集眾人之愛把一個壞孩子呼喚回來的過程，屏東師範學校校長對一個退學生的接納，女老師對他在寫作上的鼓勵，甚至是爺爺沉默的關心，都在為了把他推向作家之路而準備著。台南師範被退學的那年夏天，他還記得，本來想在外面找個工作度過一生的，終於因為錢都用光而回到家鄉，近鄉情怯，但爺爺並沒有責罵，只沉默著，直到他再度啟程去屏東念書，臨上車前才匆忙塞了一筆錢給他，大男人的關懷，彷彿怕給孫子拒絕似的。「我想，一個作家並不是從小就志願的，而是這些點點滴滴造就了他。」黃春明說。

座談最後，現場觀眾詢問等待大師的小說新作很久了，近年忙著兒童劇團創作和在地文學刊物《九彎十八拐》編務的黃春明笑言，小說不敢肯定，但承諾總有一天要把剛剛說的「龍眼的季節」寫出來。不過，隨即他又幽了自己一默：「國峻常說，每次聽我喊著要寫〈龍眼的季節〉，喊那麼多年，顯然應該把題目改成〈等待龍眼的季節〉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