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31 18:45:11】
哈，三條魚上完課、剛回到住的地方，
還沒吃晚飯。
~~~編輯中~~~

【03/31 23:03】大家晚安，三條魚要睡了！

【04/04 17:45】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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晁中辰《崇禎傳》

〈P.146〉……不要說一般的官員隨時會遭到陷害，即使內閣首輔得罪了這些特務，下場也會很可悲。正如前文所述，崇禎帝曾經處死了薛國觀和周延儒兩個內閣首輔，這種情形極為罕見，儘管崇禎帝前後用過五十個閣臣，更換頻繁，也有不少人被治罪，但為了保存大臣之體，一般都不處死，而是罷職閒住了事。

那麼，為什麼薛國觀和周延儒偏偏被處死了呢？

〈三條魚：薛國觀被處死是崇禎十三年六月以後的事，見《崇禎傳》P.106，處死周延儒則是崇禎十六年十二月七日，見《崇禎傳》P.130。〉

仔細看一下，就會發現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得罪了東廠特務。

他們二人固然有許多罪惡，但罪過比他們大的其他閣臣也未被處死，就他們二人的罪來看，也還不至於到應被處死的地步。

薛國觀在朝廷上公開說，朝廷奸貪，是因為東廠不得人。周延儒第二次出任首輔後，諫勸崇禎帝，一度停止東廠緝事。這使得東廠特務刻骨痛恨，故千方百計地偵緝他們的隱事，激崇禎帝之怒，終於將他們二人處死。至於一般臣僚，就更視東廠如洪水猛獸了，自己隨時都可能成為他們的犧牲品。

〈三條魚1：《崇禎傳》P.117，崇禎十四年二月下詔，召周延儒再次入閣，於九月至京，遂為首輔。〉

〈三條魚2：這個地方充滿曲折的玄機，牽涉到明朝滅亡的重大關鍵，值得深入玩味──

(1)薛國觀怎麼得罪宦官、怎麼死的？其實很好笑，請閱讀《崇禎傳》，或見三條魚後續分析。

(2)《明史‧卷三百八 列傳第一百九十六》裡面，周延儒一並列入奸臣傳，這樣的人上疏崇禎帝、反對東廠，最後卻是在各方彈劾的奏章下，被降旨勒令自盡。以上參見《崇禎傳》P.115—130，光看他一個人佔了浩浩蕩蕩十六頁的論述，就知道他的份量非同小可，因而，他在崇禎一朝的起起伏伏的過程，中間的曲折複雜度，沒有經過仔細的體會，也就很難理解，請見三條魚後續的分析，目前只能這麼說──你以為奸臣就是頭上生瘡、腳下流膿？你以為沒有任何本事、光說好聽話，就會得到任何一個皇帝、即使末代皇帝的重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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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6〉崇禎帝還經常用這些特務對臣下動私刑。

有一次，言官熊開元和姜埰因言辭激切，惹得崇禎帝大怒，立即將二人下錦衣衛獄。崇禎帝私下對掌錦衣衛的駱養性說：

「熊開元必有主使，不行拷訊，是汝不忠。」

駱養性出來後，一邊走一邊思索、正在為難，忽然一個小宦官交給他一道手敕：

「取開元、埰斃命，以病聞。」

駱養性一見這道密詔，大驚失色。回去後和親近人商議此事，別人說到天啟時田爾耕等人在獄中私斃人命，下場悲慘，前車可鑒。

駱養性大悟，經對二人審訊，將二人的供詞和密詔一起交上，並附言道：

「誠如聖諭，天下只畏臣衙門之刑，不畏朝廷之法。」

但鑒於供狀無大礙，建議將二人「發部擬罪，肆諸市朝，始可昭垂後世。」

崇禎帝無奈，只好另發一密詔：

「開元、埰，前詔不必行。」

熊、姜二人這才得以免掉一死。

〈三條魚：大家以為這個掌錦衣衛的駱養性真的有什麼善意嗎？別鬧了吧！

(1)《崇禎傳》P.123，『……廠衛特務……這時竟被周延儒給削去了刺事之權，……掌錦衣衛的是駱養性，他本來是周延儒所推荐的，但也因此而對周延儒大為不滿。』P.127，『掌錦衣衛的駱養性是熊開元的同鄉，這時正對周延儒一肚子氣，反而藉審熊開元之機，將周延儒的許多陰私事揭發了出來。』〉

(2)見〈原註〉《明史‧卷二百五十八 熊開元傳》，或見三條魚後續分析。總結還是上面說過的，明代末期的各個事件環環相扣，各個角色中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絕不是單獨得一兩個概念主軸就可以釐清的。

崇禎帝身為一國之君主，居然視處死大臣如兒戲，不經過正常司法途徑，而下片紙密詔，用廠衛特務處死大臣。他一面經常責備臣下欺蒙，另一面又教廠衛特務如何造假，暗中處死人，卻要「以病聞」，即不是被處死的，而是病死的。

這固然反映了崇禎帝處置此事的荒唐，同時也反映了崇禎帝對這些廠衛特務的信任。

〈三條魚：這個事件對於了解亡國之君朱由檢具有重要的啟發性，一方面，朱由檢和老祖宗朱元璋對於法律的態度有著驚人的類似，肆無忌憚的用盡各種方式殺戮臣下，終究的原因只是源自對臣下的猜疑。

另一方面，在處理的手段上，作為末代皇帝的朱由檢和開國皇帝朱元璋則是徹底的相反，朱元璋公然地扭曲法律、依據個人的好惡大肆殺戮，徹底表現開國皇帝征戰沙場的霸氣，朱由檢則是躲躲閃閃，明明就是他自己想做的事情，卻要假藉臣下之口，以防眾人的議論。類似的狀況在崇禎一朝十七年中不斷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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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77〉有的官員摸清崇禎帝的脾性，用刑故意從嚴，以免受到譴責。例如曾任刑部尚書的甄淑就對下官說，凡是按照刑律該擬杖罪的，就判為徒刑；凡是該擬為徒刑的，就判為遣戍；凡是該擬為遣戍的，就判為斬首。以為這樣一來就會合乎崇禎帝的心意，就「不可駁」了。

難怪這些官員殘忍，主要的是崇禎帝專用嚴刑所使然。

崇禎帝甚至恢復朱元璋時常用的廷杖，將平時頗為體面的大臣當廷用棍棒毆打，

輕則遍體麟傷、重則斃於杖下。行杖由宦官指揮，錦衣衛官校施行，這時，被杖大臣的命運就完全掌握在這些人手中，……朱紳是內閣大學士朱國楨之子，因恩蔭得任內閣中書，連上四疏、彈劾湖州知府朱大受，惹得崇禎帝大怒，「奉旨廷杖，遂斃杖下。」

〈P.147〉崇禎帝還不時用宦官對朝臣當廷用刑，甚至毆打。

崇禎十六年〈1643年〉七月，因蔣拱宸等彈劾周延儒和吳昌時「朋比為奸」，崇禎帝親自審問吳昌時。吳昌時堅不認罪，崇禎帝遂「命內侍用刑」，儘管許多大臣力諫，謂從來沒有在殿廷間用刑之例，但崇禎帝拒不聽從。這些宦官用大枷當廷將吳昌時的兩條腿夾斷，致使吳昌時昏迷不省人事。

當崇禎帝要蔣拱宸作證，他嚇得抖成一團，說的話自相矛盾。崇禎帝一時怒起，喝聲「打」，司刑的宦官照蔣當頭一棍，「紗帽為裂」。

在這種場合，宦官就成了殘害大臣的鷹犬，這也就是許多大臣見了這些鷹犬就害怕的重要原因。

〈三條魚：崇禎十六年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周延儒的失勢、以至最後被勒令自盡。隔一年就是明朝的滅亡，崇禎帝的手段越是激烈，當然就是反映著他的心態越是焦躁不安。〉

〈P.177〉崇禎帝本來的心意，是想通過用重刑使臣下盡心用事，不敢懈怠和欺矇，但結果事與願違。正像前面所述劉宗周等人奏請的那樣，刑愈嚴而弊愈深，臣下救過不及，唯恐因小過而被誅，只有因循苟且，遇事則百般推脫罪責，寧肯眼睜睜地看著國家大事敗壞，也不肯主動前去挽救。

崇禎帝本想用嚴刑整肅吏治，結果吏治愈加敗壞，這大概是他所沒有預想到的。

〈三條魚：上面已經說了，這些事件對於了解亡國之君朱由檢具有重要的啟發性，他和老祖宗朱元璋對於法律的態度有著驚人的類似，亡國之君和開國皇帝的界線在這裡顯得極度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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