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一個講故事的人，最大的問題不是要講什麼，

而是聽眾到底要聽什麼？

當聽眾要從負面去解讀，可以有各種扭曲的解釋方法，

當你認識的女人已經結婚，可以說你對有夫之婦有興趣，

當你只看男性主播的新聞，可以說你是同性戀，

當你的目光從一個女人轉到另一個女人的身上，

可以說你的感情不專一，﹝以上參見《誰是兇手？》〈之八〉﹞

以前的三條魚堅持講「對」的話，

現在的三條魚認為面對不同的人，要講不同的話。

如果對方只從負面觀點解讀你，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說話。

從極度震驚的昏睡中醒過來的三條魚，

早就發現自己徹徹底底的搞錯，

「不是同志、就是敵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這種低級的政治文化薰陶的台灣社會裡，

與其說某些人想要利用你的能力，

不如說她們是在「調查」或「掩飾」。

「只不過國小一年級說了個謊、拿到模範生獎狀，有那麼嚴重嗎？」

「有什麼好“調查”、又有什麼好“掩飾”呢？」

爲了讓這本書具有小說的形式、方便大家的閱讀，

我必須按照時空的脈絡，逐步地展現三條魚的生命發生過的事，

但是，小說型態的敘事方法，

卻模糊了事件的真相和問題的焦點，

解析人類世界最適合的方法是“倒述法”、或“中心輻射法”，

按照法國社會學大師傅柯〈Foucault〉，

那叫做“知識考古學”的方法。﹝以上參見《誰是兇手》〈之九〉。﹞

偵探福爾摩斯追查犯罪的過程，必定會採用類似的方法，

但是，這種敘事方法太過複雜，

三條魚先前嘗試過一遍，沒多久時間，很多讀者都昏倒了，

因為大家陷在五里霧裡面，搞不清方向。﹝以上參見《誰是兇手》〈之十一〉。﹞

問題焦點當然不在三條魚的身上，

問題焦點也不是只有那張模範生獎狀，

而是爲什麼有人願意讓三條魚得到那張獎狀？那些都是什麼人？

在三條魚得到獎狀之前的童年，發生過什麼事？

在三條魚全家搬離山佳、搬到北投以後，

我相信類似的「調查」，圍繞那個女老師持續的進行，

但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調查的人，很自然地，會成為另一個被調查的問題焦點，

在這種交錯的「調查──被調查」的混亂狀況中，

很自然地，偶發因素會造成某種失控，

意外地衍生一個新的事件，

比起三條魚的那張模範生獎狀，遠遠大得多的新的事件，

比如：某個調查者不小心出了車禍、死了，

她身邊的人、她同夥的人，開始懷疑那是不是蓄意的暗殺，

然後，就出現新一波的、規模更大的、交錯的「調查──被調查」，

參與過上述複雜過程的人，

自然要不斷「掩飾」身分、「掩飾」做過的事。

一種可能，身邊許多人真的透過我在尋找兇手，

許多人認為雖然我不是兇手、我的家人應該也不是兇手，

我卻是找到兇手的關鍵線索，

所以，我身邊許多人都像烏龜躲在殼裡一樣的躲在暗處，

理由只是擔心兇手發現他們的蹤跡，然後隱藏起來，

就再也找不到兇手。﹝參見《誰是兇手？》〈之四〉﹞

另一種可能，是我身邊的某些人就是兇手，

“某種意義”下的兇手、輕重程度不同的兇手，

唯一的共同處，是他們都害怕自己做的事情被發現，

一方面充耳不聞、當作一切的事都和他無關，

另一方面不斷窺伺，卻又害怕過大的動作反而成了開啟謎底的鑰匙，

他們相信古老的諺語：

「沒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最後，就像我在今年對施寄青作出世紀大審判，

只有等待某個石破天驚的時刻，

三條魚把這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揭露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