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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10/19 22:08:29瀏覽442｜回應0｜推薦6 | |
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之一 出版說明 在紛紛擾擾的世事中，我們迎來了二十一世紀。中國人有句古話，十年河東，十年河西，說明人事多變，環境多變，而最令人心驚的，是人心的多變。 南師懷瑾先生常謂：立國之本是文化。中華民族歷經千年萬載，文化源遠流長，在新世紀到來之初，正值世界瞬息萬變之際，炎黃子孫何去何從，不免令人茫然若失，徒呼奈何。 南師先於世紀之初，因感文化教育之重要，撰文自訴，即本書第一篇《中國文化教育的自訴》。文中，南師從遠古夏商周說起，直到抗日戰爭時期。在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一脈相承的中華民族文化、歷史、教育、生活，以及與政治、經濟交互影響所產生的演變，敍述清晰扼要，發人深省，令人有撥雲見日之感。 後因南師又屢經各方面敦請，遂隨緣講課，內容涉及廣泛，但終不離文化之根本。現將各篇講記整理，集結成冊出版，一則突顯眾所關心之話題，二則以饗長年熱心的讀者朋友。並盼大家為文化故，有志一同，則光明之前景，必定在望矣。 上冊目錄 一、中國文化教育的自訴 第一章 漫說上下三千年 夏商周的教育學制 中國的文化與教育，在上古的夏、商、周三代，歷史所記載其學制，有“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的名稱。但須知這三個學制的名稱，並非如我們現代政府的教育官制，它只是代表聚集士子的教育中心而已，並兼有習射、養老的用途，沒有像現在一樣設立專辦教育的經費，亦沒有專管教育的學官。 因為在上古夏、商、周三代，作帝王的，作諸侯的，作官的士大夫們，都有身兼“作之君”、“作之師”、“作之親”的任務標榜。此即古人所謂，為官即是為民父母而兼師保的內涵。 至於生員的來源，大家首先不要忘記我們上古的社會，是以農業為根本，以宗法（族姓）社會為中心。所謂受學的生員，是由農業社會的宗族中，從十人選一為士，進入官制的教育中，學習文事、文功的法制，所謂保國家而衛社稷，便稱為“士”。 再由士而優而選拔衛從政的大夫，便稱為“仕”。因此可仕者便出仕為官。“大夫”是上古時代官職的總稱，故有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的級別。至於一般社會上的老百姓，統稱庶人。要不要受教育，有沒有讀書，是各聽自由，並非必須接受教育不可。 這種教育的風氣和制度，直到周朝分封諸侯而建國，實行井田制度，建立了農業社會基礎，也仍是如此。 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 但周朝中葉以後，尤其從春秋時代開始，民風漸變，井田公有制度也漸行衰弊，從士而仕的社會風氣漸變，師道的尊嚴也漸形獨立，於是便有民間自由講學，私人傳道授業的形式產生，其中影響最大的人物，就是大家稱為萬世師表的孔子。事實上，我們所知道春秋、戰國百家之學的諸子，都是來自民間社會私人講學所產生的自由分子，也即是古書上所推崇的特立獨行之士，並且大多是“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的人物。你如不信，必須要冷靜去研究思考一番，便可知道了。 春秋、戰國這三四百年之間，在我們歷史稱作亂世。姑且不談歷史的統一觀點，更不論政權的一統，單從社會文化教育自然發展來說，實在是一個很值得好學深思的一代。在這三四百年中各種各類的學術人才，值得我們師法者，實在太多。但人才都不是公家教育所培養的，他們都是來自民間，是私人自學而成的。這豈不是歷史上的一大奇跡！ 秦漢時代的學官與學術 到了秦朝，推翻周代的封建，廢諸侯，建郡縣，統一天下而建立一代的秦朝政權，所用的將、相、官、吏，也都是由民間自學成才的人士出任，上自丞相李斯，下至當時被坑殺的博士們。但也不要忘記，在我們的歷史上，最初所置的博士的學位之官，是從戰國末期開始的，齊、魏等國都設有博士官，使學識淵博者任之，作參政顧問。因之，秦統一天下後，繼續設立博士官。後來漢武帝建立“五經博士”的官稱，並非是他新創，只是因襲秦制而建立。 漢朝四百年來的帝王政權，以我們歷史慣例的稱呼，分為前漢的西漢，後漢的東漢。唯一特出的，是漢武帝開始，創建了中國特有的“選舉”，就是用人才的規範和標準。所以漢代的“選舉”（後世亦有稱為“察舉”或“薦舉”），並非西方文化以及現代美國式的“選舉”。 漢代“選舉”的特式，是以人品道德行為，配合學術修養做標準，所謂“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為目標。其初肇始于漢高祖時期，再次成形于漢文帝，定制于漢武帝。 由此而知兩漢三四百年來的人才，皆非政府出資培養而成。在官制上，漢武帝開始設有“太學”，設“五經博士”為教師。但如周代的“辟壅”、“頖宮”，漢代的“太學”，只是教育貴族子弟的機構而已。真正兩漢的人才，大家比較熟知的，如董仲舒、公孫弘等輩，也都是來自民間，從社會中自學成才而選拔為國用。 漢初，在秦代“焚書坑儒”打擊讀書人、知識份子之後，遺民故老繼起，以平生記憶背誦所學，重新口誦授徒，因此後世得以流傳儒家十三經，以及諸子百家等書。 但因只靠記憶背誦口授遺文，難免有錯，因此漢儒漢學的興起，以注重考注文字與解釋言文的“考證”（亦稱考據）為主，形成兩漢學術特別注重小學（說文）、訓詁（釋義）的特徵。 魏晉南北朝的名士與學閥 到了東漢末期，漢學與漢儒所形成的學術尊嚴與權威，已經迥然與社會政治遙相脫節。如孔融、鄭康成、盧植等儒者，皆名重一時，但多無補與世變時艱。如仔細研究漢末及三國蜀、魏、吳史跡，就可知當時特別注重文學與謀略的曹操，在“建安”時期六七年間（西元二一○至二一七年），完全不顧人品道德賢良方正之說，曾經三次頒佈“唯才是舉”的明朗爽快、而極盡諷刺迂儒古板的妙文。 因此而開啟“建安七子”的一代文學風氣，促使魏、晉階段青年貴族子弟的開放思想，便有王弼注《老子》、郭象注《莊子》的玄學思潮等湧出。從此在我們的歷史上，就有三百多年魏、晉南北朝的分崩離析的局面出現。 在這一時期，南朝由東晉曆宋（劉宋）、齊（蕭齊）、梁（蕭梁）、陳、隋二百七十餘年，社會上的教育學風，統由宗法社會名門大族學閥所把持。平民社會上，即使有自學成才的人物，如果不依附與權門閥閱，始終難以出人頭地。魏晉時期，由士族權門所建立的官制管理“九品中正制”的實行，便使此時在朝從政的讀書士子，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譏刺與無奈。即如宋、齊、梁、陳幾代的皇權帝制，也不敢輕視這些權門名士。 北朝的文化與教育 在東晉初期開始，史稱為南北朝的二百餘年期間，北朝五胡十六國的亂華局面，都是漢、魏以來少數歸化的邊陲民族們，為了爭取漢化的稱王稱帝，爭權奪利所引發的爭霸戰爭。但對於中國文化，卻衍變為一種非常特殊的現象，因為北朝十六國漢化的少數民族，其文化習慣、根源，都來自西域之故。 此時所謂的西域，指的是現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及阿富汗到伊拉克乃至遠及印度等地區；這些地區當時都是盛行佛教。 因此，北朝十六國中，前秦的苻堅，後秦的姚興，以及北魏政權的建立，都在大量引進佛教的佛學經典，集體翻譯，與中華本土的儒、道兩家參合對比。等於現在我們大量引進西方文明科學，一樣是熱鬧無比的時代。因此隋、唐開始，形成以儒、釋、道三家為主流文化，取代自戰國以來以儒、墨、道三家為主的地位。 略舉其例而言，如秦王苻堅派遣大將呂光率領大軍去征服龜茲國，後秦王姚興派兵攻打後涼，都只是為了迎接一位西域高僧鳩摩羅什東來。鮮卑拓跋族自建立北魏以來，與南朝的東晉並策中國天下，成為南北朝並存的局面。北魏大興佛教，乃至僧眾二百萬，寺院三萬餘座。即今所謂的雲岡石窟、龍門石窟、敦煌莫高窟、麥積山石窟、洛陽永寧寺等等，多在此時所創始。但當時所有參與翻譯的僧俗等人，亦皆為民間自學成才之士，並非任何政權機構所培養的。 總之，南北朝兩三百年間中國文化的衍變，可以說是繼戰國以來諸子百家之後，第二次學術人才的匯流。只是此時的社會人才，大多數是探索追尋宗教哲學與生命的認知哲學為主，大抵都與現實政治疏離，浮華有餘，卻與現實社會難以融洽。 隋唐開科取士的考試制度 一個國家民族的文化根本精神，是顯現在文學的基礎上。從中國文學的演變來說，由春秋戰國以後，直到兩漢的文章，確有其古樸而簡練的特色。 流變到魏、晉時代，由於曹操、曹丕父子文采風流的影響，加上建安七子的新文藝，直至南北朝隋、唐之間，演變為辭藻華麗、對仗工整的駢體文為主的學風。以致民間社會，以及政府機構的實用行文，只顧音韻和優美，內容令人大有不知所云之感。類似現代一些注重邏輯的堆砌性文章，讀了後只感層層重疊，道理的言說雖多，也有不知所云的感受。觀今鑒古，不禁使人想到文化文學的演進，經常會出現扭曲的疲憊，這又是一種時代反映的畸形現象，實在值得深思反省。 所以在唐高祖李淵開國初期，就首先下令寫公文要明曉通暢，不可用駢體文字。再到唐太宗李世民當政階段，就擴充隋朝考試選舉雛形，一變為正式開科取士的考試制度，以民間自學成才之士，自動報名參加考試，得以進士出身為官從政的晉身初地。因此他在第一次實行考試之後，站在上面看著考取進士人們的沾沾自喜，便開懷大笑說：“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他知道民間社會自學成才之士，有了智識能力，如無出路，必會自謀出路，甚至不好駕馭，也許會造反；有了考試制度以後，可以獵獲天下才子，一進入官場，便可減少因名利之心不能滿足而引起的反動。“彀ㄍㄡˋ中”，便是射箭時，把弓弦拉滿的整個射程目標的範疇。 由唐太宗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這句話看來，深感唐初考試進士真是唐史上一件偉大的舉措和好戲。但考試制度真能一網打盡天下的英雄嗎？事實不然。唐代許多知名成功的人才，很多是不經考試，而靠推薦保用出身的。除此之外，因唐朝受宗法族姓觀念的驅使，欽定老子李老君的道教為國教，同時，又對佛教教外別傳的禪宗倍加推崇，因此而使民間社會許多自學成才的高士們，產生一種跳出世網的觀念。所謂“祿餌可以釣天下之中才，而不可以啖嘗天下之豪傑；名航可以載天下之猥士，而不可以陸沉天下之英雄。”所以，唐代三百年間，出了許多隱士、“神仙”；禪宗“一花開五葉”的五個宗派中，更產生許多大德禪師，聲名煊赫。又在考試制度之外，把叢林中參禪打坐的場地，取名為“選佛場”，儼然別開一格。這就是唐代文化教育別具風標的特色。 其實,唐代用考試開科取士之外，同時還並行推薦人才的辦法，並非完全只由考試取士的一條路。例如，文起八代之衰的韓愈（昌黎），在他未成名之前，便到處寫信，拜託前輩者的援引推薦。又如傳為千古佳話的白居易（樂天）晉身的故事，都是蜚聲唐代文壇的事實。白居易在年輕未得意時，謄寫了自己的作品到唐代首都的長安找門路。他來見當時文學辭章富有盛名的顧況。顧況看他很年輕，便說“長安居，大不易”，因為米珠薪桂啊！柴米的價格貴得像金子，不好生活啊！你這個年輕人，住在首都找出路，你能負擔得了這裏昂貴的生活費用嗎？況且能不能有出路呢？講完了，翻了翻白居易的作品，看到“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就說：哦！你行，可以住在長安了。白居易由於前輩顧況的褒揚推薦，因此而成名為一代名宦而兼名士。在唐、宋時代，由這樣自學成才而經人提拔推薦的故事，在歷史上有不少的記載。由此可見人貴自立的榜樣很多。有志之士，千萬不要被這些框框圈圈所限制，反而把自己的天才埋沒了。 總之：千古事務，有一個永遠不變的大原則，那就是“法久弊深”的道理。唐初所建立的考試取士制度，是在勾引民間社會自學成才的有識之士為國所用，就像是民間有女自長成，麗質天生，而被挑選入宮為用。但考試不能像選美，自幼童時一級一年考選試用啊！像我們現在流行的考試，是幼童入學前就要考試，入學之後，有月考。年考、畢業考、留學考、職業考，一考又一考，把一個好好的腦袋，一輩子放在考試上面烤到死。 再說進入學校之前，以考試來決定錄不錄取，那學校教育民間子弟又有什麼意義？更何況考試成績好的便可入“名校”；不好的只能入差等的學校；這豈不是教育體制自暴其短的掩耳盜鈴嗎？教育的目標，就是要教導改變無用者，使他變成有用，愚者變成聰明，即古人所謂使“貪夫廉，懦夫立”的道理。我們應該反省深思，不能單以一法而埋沒後來聰明才智的人才。 唐宋時代考試策論 唐、宋時代的考試，主要是由主考官出一個與時事政治有關，或對照古今有關於治國親民等題目，叫參加考試的士子們，發揮思想和意見。這種文章，叫做“策論”。策，是包括有謀略、有計劃、有辦法的意義；論，就是文字言語上針對主題的發揮，並無一定規格，更無一定框架。除“策論”的內容外，也考試士子們的文學詞章，包括毛筆書寫的字體。並非如明清後代只考“八股文”，切莫混為一談。你只要多讀傳統古籍，就可明白，不要妄作聰明就瞎說一套。“八股文”是明朝以後開創的考試陋習。 現在的考試則完全不同，是依照規定的教科書，或加主考者的自我解釋，先定標準，再出題問答，對和錯是固定的，沒有你自己的思想和發揮。這用之於自然科學的聲、光、電、化等物理科學，是比較準確的，但以此而概括人文的通才學科，那就是很大的不合理之處了。 總之，現在學校的考試方式，主要在於猜題，不管什麼叫學問與學識，只要會猜題，就對了。而且猜題有時還如猜謎一樣，靠運氣。清人有對考八股文章取士的怨諷說：“銷磨天下英雄氣，八股文章台閣書”的名句。所謂“台閣書”，是考試所規定用公文上的小正楷，不是什麼大書法家的書法。那麼，現在的考試，就是“銷磨天下英雄氣，意識框中猜對題”了，豈不可歎而又可笑。 我曾碰到一個學生，學問並無長處，但她自小學讀到外國留學的博士回來。我笑問她：“你為什麼那麼厲害？”她說：“老師啊！我根本不喜歡讀書，可是我會猜題，所以每考必中，偏要把我送上讀書的路上去，氣死我了。其實，我讀書是為父母家庭爭面子，讓社會上知道，我有學位。我看，讀書考試，都靠運氣，所以老師你講曾國藩說靠運氣是對的。”我聽了，只有啞然失笑，為之首肯而已。 唐末五代到兩宋 唐朝李家的帝制政權，在唐中期以後一百五十餘年之間，先有北方“藩鎮”“節度使”等軍閥的內亂；後有書生扮強盜的黃巢起兵；復有西南邊疆與西北邊疆歸化的少數民族割據立國。首先是雲南的“南詔國”（五代時變為“大理國”），接著，全國被擁兵稱霸者共分十三處，因此形成後梁（朱溫）、後唐（李存勗）、後晉（石敬瑭）、後漢（劉知遠）、後周（郭威）等史稱為“殘唐五代”的紛亂局面。北方歸化的少數民族“契丹”便在此時乘勢而起，形成後來與宋朝相對峙的遼、金、元時代。 在這一段的歷史流程中，無論官府和社會，對於文化教育並無建樹。整個的社會民生，只有忍受離亂、流亡、饑寒的痛苦而已。禪宗和仙道，深受人們敬信而昌盛；至於傳統的治國、齊家、平天下的儒家學術，反而凋敝無力，幾乎遭遇既不能救國、更不能自救的痛苦。唯一特別的，卻有一兩處開創石刻儒學的十三經經文，似乎以此表示對天下太平的渴望，以及人道入世之學的復興的期待。繼此之後出現的，便是有名的趙家三百年天下的宋代王朝了。 兩宋的守文弱主 大家都知道，宋朝是文風鼎盛的一代，也是過去歷史上最尊重文人，而且最尊重相權的一代。貧民出身的宰相，可以與帝王政權的君主相對論道。絕不像明朝的宰相，只能站著向皇帝稟告，甚之，還隨時可能被和尚出身的朱皇帝在朝廷上當眾打屁股。所謂明朝，真是一個三百年來缺少明君的一代。清朝的宰相，也是站著說話，那是學明朝的榜樣。 但是，宋朝也和兩晉一樣，三百年來分為北宋和南宋兩截，而且根本沒有把當時的中國恢復為一統的江山。站在我們歷史習慣的正統觀念而言，不能統一全國而治平天下的，幾乎稱不上正統，所以宋朝應該算我們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 我們也都知道宋朝的天下，是由趙家兄弟（趙匡胤、趙匡義）二人，加上一個唯讀得“半部論語”便可治天下的同宗趙普，三人合謀，從“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取天下于孤兒寡婦之手開始。趙家兄弟以職業軍人而愛好讀書，尤其是後來的宋太宗趙光義，在兵間馬上十餘年，手不釋卷，說了一句“開券有益”的千古名言，完全是一個書生扮強人角色。 所謂“知兵者畏兵”，在兵變回軍征服中原以後，趙匡胤便採用文人政治，縱觀北宋一朝，北方的燕（北京）雲（山西大同）十六州始終為“契丹”所有；西北的陝、甘一帶，也被少數民族“大夏”佔據；雲南有“大理國”雄峙西南；遼東（東北）一帶的事，根本就沾不了邊。雖然如此，但此時在唐末到五代百餘年間，正值生民凋敝、受苦太深之時，大家只希望暫得一個有道明君，安定天下，也就心安理得。何況趙匡胤又是一個由前方統帥而叛得天下的人，最怕掌兵權的同袍學樣重來，因此就專重文治而放棄武功，建立起文人政治的一代特色，由文職的大臣指揮軍政。後來如岳飛、韓世忠、辛棄疾等名將，不明白趙家天下這一祖傳秘方，不是被處死，就是永被閒置一邊，休想掌兵恢復中原。這等於是經商的公司老闆，根本不想擴充發展，可是那些做職工的夥計們不明白，還拼命去開發業務、擴充地盤，豈不是大大觸犯老闆的忌諱嗎？ 宋代的書院 我們現在稍加說明兩宋王朝情勢，就比較容易瞭解，由於宋朝代重文輕武的文化教育，才會產生許多名臣賢相，以及很多的詞人騷客，將唐朝三百年文采風流的詩律規範，改變成為宋代的詞章和理學。 宋代建國之初，仍依唐制，以考試取士網羅天下的人才。初期賢相如王曾、王旦，之後便是名相晏殊，他極力提拔窮苦孤兒自學成才的范仲淹，而且他與范仲淹二人又特別提倡平民辦書院講學的風氣。以此先有孫複在泰山腳下開館授徒，後有胡瑗講學吳中，提倡師道。而民間講學之風由此大開，直到南宋末代不衰。范仲淹影響所及，培養出來的名臣良相，有寇準、富弼、文彥博等。至於光耀宋明理學的五大儒——張載（橫渠）、周敦頤（濂溪）、二程（程顥、程頤），以及南宋理學巨擘朱熹，這些史稱關、洛、濂、閩諸大儒的理學家的發跡，也幾乎都和范仲淹有關，與私人講學的書院制度更是息息相連。 舉例來說，大儒張橫渠，青年時到西北邊疆投軍，見到范仲淹。范仲淹勸他應當好好讀書，成才報國，並順手抓了一本《大學》送給他。張橫渠便拿著《大學》回來，後來成為一代名儒，並有四句聲振千古的名言流傳後世：“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范仲淹可算是千古讀書人的好榜樣。大家都讀過他在《岳陽樓記》中的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並且知道他是宋代事功顯赫的人物，卻不太知道他在中國文化教育史上的大功績。但他不是“理學家”，他是一個大儒、通儒，不可與“理學家”混為一談。 宋代理學家們開了孔家店 我們為了濃縮敍述以往文化教育的歷史演變，不敢牽涉太廣，只以宋代興起私人講學的書院後，上述史稱五大儒的理學家為代表，稍加瞭解他們所講的孔、孟儒家之道，其中的量變和質變。理學家們所開設的“孔家店”，販賣的貨色品質，與孔、孟老店的原來貨品，大有不同。二十世紀初期，中國學運要打倒的“孔家店”、“吃人的禮教”等，大多數是那些理學家們加上去的弊病。當時打倒的風氣暴發，一概將之歸罪於“孔老二”，實在有冤枉無辜之嫌。 簡要的說，宋代理學家對傳統儒學的解釋，有些關鍵處，就好比歐洲中世紀天主教經院學派所解釋的神學。但我說的好比，只是限於比方，千萬不可因比方又節外生枝。這比方只是說，理學家們的儒學，是把孔、孟的學說變成經院化，變成宗教式的戒條化。更複雜的是，他們用理、氣二元來解釋“形而上道”，又和人道的修為拉扯在一起。內容非常龐博而精彩，如果研究學術，也不可等閒視之。它之所以形成，影響兩宋到明、清，且錮蔽了中國文化近千年之久，也並非偶然。將來有機會、有時間，另當專講。你們如要瞭解大綱，必須要讀黃梨洲起始編著的《明儒學案》與《宋元學案》，還有禪宗的《景德傳燈錄》、《指月錄》。這四大巨著，其中大有可觀之處，千萬不要輕視。 那麼，理學家們的學說是怎樣產生的呢？這個問題很大，很重要。這就和隋唐以來禪宗與佛道兩家的興盛有關。理學家本是堅持中國本土文化的儒家，堅決反對五百餘年來風靡社會各階層的禪佛和道家。理學家們因襲唐代韓愈的《原道》和《師說》之意，又受李翱的《復性書》的啟示，起而援禪入儒而再非禪，援道入儒而又摒道。但其所稱理學的“理”，恰恰又是借用禪宗達摩祖師“理入”和“行入”的說法，再加上佛學的“理法界、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而來。“理”就是道，就是禪。 孔、孟儒家之道，本來就有其勝於禪和道的內涵，不過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認為凡是離開人世現實而言禪和道，都非聖人之道。所以人人都可為堯、舜，人人都可成聖人。你只要讀了宋、明儒的學案，就可窺其大概了。 在唐、宋時代，弟子們記載禪宗大師們的說法，叫作“語錄”；因此理學家們便也有“語錄”。禪宗大師們把個人學佛參禪而開悟的對話因緣叫“公案”；理學家們便把個人的學養心得和師生的對話叫做“學案”。禪宗修禪定作功夫的方式叫“修止”“修觀”或“修定”“修慧”；理學家們則把修養主旨叫“主敬”或“存誠”。又如宋、明學案的巨著，更是仿照禪宗的集著的體裁，其用意是，你有醬油我有醋，你有醇醪我有酒，各家自有通人愛，誰也並不比誰低。但最重要的，是從中國文化發展史來講，自宋儒“理學”興起，也就是禪宗衰落的開始。這是中國學術演變史和中國哲學史上的大問題，在此暫且不談。 但要知道，濂、洛、關、閩的儒家或理學，也是各有門庭設施的不同，並非一致，與唐末五代禪宗分為五家宗派的情況非常相似。而在宋朝當時，理學並不像元、明三四百年間那般，完全歸於朱子（朱熹）的一家之言。例如南宋理學的最大而有趣的問題，便是朱（熹）、陸（象山）的異同之爭。朱熹主張“道問學”，陸象山卻主張“尊德性”。換言之，朱熹的主張，相等於禪宗的“漸修”；陸象山的主張，相等於禪宗的“頓悟”。這也是中國哲學思想史上極具風味的一個地方。 兩宋的儒林和文學 我們現在只是針對中國過去的教育經驗，著重在父師之教和自學成才的重點，特別對宋儒的理學家們多做了一些說明。因為這與後來明、清六百年間以八股文考試取士的關係太大，須要大家明白。除此之外，兩宋三百年來，所有自學成才而考取進士的名儒和大文學家，也是非常之多；他們並非都是理學家。如眾所周知的北宋名相又兼文史學家的司馬光，以及歐陽修、王安石，父子齊名的三蘇、黃庭堅（山谷）等，文學詞章都非等閒之輩。他們每個人的身世歷史，每個都有一部好小說可寫，非常熱鬧。 但宋代在文學詞章方面，何以又與唐代風格迥然不同呢？這就是我在前面所提立國體制的原因所在了。 宋初立國開始，建都在豐腴之地的汴梁（開封），基本上沒有成功北伐渡過黃河，與漠北天南的開闊風光，了不相關，所以在文學境界上，就遠不及漢、唐的遼闊。而在政治經濟上，只憑長期給敵國“歲幣、歲帛”賄賂外敵而圖苟安。兩三百年來，好像是為北朝的遼、金、元充當經濟資源的補給站一樣。宋真宗趙恒在澶淵之役中急於議和，甚至說：“必不得已，雖百萬亦可。”身在敵前的宰相寇準極力反對，私自秘密召見議和專使曹利用說：“雖有敕旨，汝所許過三十萬，吾斬汝矣。”最後，曹利用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簽約而歸。如此這般，朝廷文弱可悲。但正好碰上社會人心思安的時候，也便可稱為一時的盛世了。例如歐陽修的兩句詩說：“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著耕耘。”讀此真令人掩卷深思而不禁長歎了！ 所以宋代的詩詞文學，大多飽含天下承平的田園風味，農村的氣息非常濃厚。最有名的是名臣楊億等人，因喜愛唐人李商隱詩的風流蘊藉，而開創了“西崑體”的詩格。後來又有富於山林風味的“九僧”的禪詩，也突顯了宋代承平文學的特點。南渡以後的宋朝，有名的詩人范成大和陸放翁，同樣充分展現田園的風味。由西崑體而衍變為依聲譜曲的長短句，就出現宋代的詞學風格了。 除此之外，到了南宋，也出了不少提倡實用學派的人才，甚至也有人公然反對儼然標榜聖學的理學；他們和朱熹雖然也是朋友，但學術觀點和意見截然不同，如史稱為金華學派的呂祖謙（東萊）、陳亮（同甫），永嘉學派的葉適（水心）等。可是卻唯獨一生機遇特殊的朱熹，其所注的“四書句解”，竟然成為明、清兩代六百年“八股文”取士的固定意識形態，豈不是古今得未曾有之奇嗎？ 研究兩宋時代的文化教育問題，特別不要忘掉同時要研究遼、金、元史，因為這時等於中國歷史上第二個南北朝。在這三百年間，北方的遼、金、元，也同樣傳承中國儒、釋、道三家等的文化教育，只是在帝制的政權體制上有別而已。遼、金、元和南北朝時代的北魏一樣，比較崇尚佛教，但在中國整體文化來說，入世治國之道，他們仍然是注重儒家傳統的。 北宋後期到南宋之間理學的興起，在北方的儒者，卻認為這如同儒學的怪胎，或是儒學的駢拇枝指。例如北方的名儒李屏山，便著有《鳴道集說》，中和融會儒、釋、道三家的觀念而兼駁理學家的說法。至於在金、元期間，禪宗曹洞傳法的高僧萬松行秀，以出類拔萃的聲望而望重士林，終於振興嵩山少林寺的禪風。金、元之間的名士如元遺山、耶律楚材等，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尤其在中國的醫學史上，繼唐代孫思邈的高風，到了金、元之際，出了四位名醫，其著作流傳千古，至今仍具有醫學上不衰的權威。也可說金、元時代，北方出了幾位對生命科學貢獻卓越的醫藥科學家，那就是河間劉完素、張子和、李東垣，以及浙江義烏的朱丹溪，他們皆不同於南方的名儒理學家們高談性命之說、坐論理氣二元卻不切實際的作風。 明清的四書和八股文 中國文化學術史上最為遺憾的事，就是自明初朱元璋立國以後，到後來明、清兩朝近六百年間，採用宋儒理學家朱熹注解的四書，作為考試取士標準的思想意識形態；又將士子考試所用的文章體裁規定為八股形式。我們為了濃縮專題來講，朱熹注解四書的是非、好壞、對錯，牽涉到漢唐以來許多經學範圍，事屬專精而廣泛，真是一言難盡，姑置之勿論。 至於至今成為大家口頭語的“八股文”，其內容又究竟是什麼呢？ 大概來講，所謂八股文，是根據朱熹注解的四書，任隨主考官的意思，取它一兩句書的內容，定出一個題目；密封以後，由進考場的士子們拆開。士子們則根據自己所知四書中這個題目的內容，以及朱熹所注解的意義，自行發揮。首先對本題有個固定的規格，那就是先要“承題”，再來“破題”。然後全篇文章，要有一定的“起、承、轉、合”。而在“起、承、轉、合”的每一段、每一節，又須有正反相對稱的文字韻律，可以琅琅上口，讀來既有內容，又有音節。 我在年少的時候讀書，雖然已經廢除科舉，不考八股文了，但我很好奇，想盡辦法找了幾篇八股文來看。讀後，雖然認為廢除八股文是對的，但也覺得它的規格內容不可隨便鄙視。我很頑皮，有時候自當主考，出個八股文的題目考大家，題目是“何謂里美？”我又自作考生自誦承題而又破題曰：“子曰：‘里仁為美。’里豈有其美者乎？蓋美不在人，而但有仁而已。仁其美乎？仁不自美，而在人之所為而美，故成其美。”讀了，大家大笑。笑完了，又故意用白話作錯誤的承題說:“鄰里有美人嗎？不知道真有美的，或是醜的。美的自然美，醜的當然醜。美的，醜的，配在一起，那不是鄰里中美醜都有了嗎？”大家又大笑。 試想在明、清兩代，是由這樣的八股文來考取秀才、舉人、進士的三級考，你看，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才子？可想而知，在這近六百年間的文人、學者、才子，有幾個肯在他的文集中刻上自己當年考試錄取的八股文章啊！ 過去有個笑話，一個考取舉人的士子，到朋友家裏去，看到朋友在讀《史記》。他就問，你怎麼有空讀閒書？朋友對他說：這是司馬遷的名著歷史書。他聽了又問：“司馬遷是哪一科的進士啊？” 這便相同於現在進學校讀書的青年，在一級一次的考試通過以後，誰又會因反覆回憶自己當時所答的考試題目而得意呢？為了應付考試，在強烈的電燈光下讀壞了眼睛，拿張文憑作進門鑰匙而來找工作，學非所用，用非所長，這豈不又是一番新八股的大諷刺嗎？ 可是明、清間許多名士大臣，例如明代的王守仁（陽明）、張居正，清代的曾國藩、左宗棠、張之洞、翁同龢，最後的狀元張謇等人，都不是由明、清兩代的官學國子監出身，他們當初都是由家塾或書院自學成才，在隨俗走八股考試的功名路線而來。這也就是明、清兩代傳統所說的：“十年窗下無人問，一旦成名天下知”的自我苦讀而成名的豪語。 明清理學的道德禁錮 明朝的文化教育，在注重理學家的儒學；而理學家的儒學觀點，切守迂疏固執的禮節教條，大如宗教家的戒律。例如教導提倡婦女守貞潔，便使還未婚嫁的女孩都要望門守寡，爭取死後立個貞節牌坊。到現在你只要看貞節牌坊最多的地方，就可見到當地理學家教育的威望了。 至於一般讀書人，要想去考科舉功名的，必須要嚴加敦品厲行；切信功名的考取與否，同人生行為的因果有密切相關。所以從小讀書開始，必須每天要有功過格，做了一件壞事，動了一點壞心眼，要在圈內點一點黑。做了一件好事，點一點紅。每天要考察自己的起心動念。並且要熟讀《太上感應篇》和《陰騭文》。 以我來說，從小就受家教影響，對於這些可謂耳熟能詳。例如“救蟻中狀元之選，埋蛇享宰相之榮”的話，就聽得太多了。孫叔敖看見兩頭蛇會害人，就殺了它埋掉，他因做了這件好事，後來做了宰相。另有一個讀書人，看到天雨沖塌螞蟻巢，動了惻隱之心，就把全巢螞蟻救了。後來他考進士，在文章裏寫到“主”字，少了一個點。主考官看他文章很好，但錯了一個太重要的字，皇上的主字少了一點，所以不敢錄取。但又捨不得丟了好文，再一看，“主”上又有那一點。他懷疑自己夜裏看卷子眼花了，再仔細一看，原來是個螞蟻。主考官明白了，這個人一定做了好事積德，就悄悄提筆加上一點，那是主考官犯法的舉動，但他做了。此人考取進士後，見面一問，果然不出所料。像這些故事也聽得很多。又有說，考試的時候，也會有鬼來報仇的。如果你姦污了婦女或遺棄了情人，她死了，就會到考棚來使你頭昏腦脹考不成，或者把你弄死。 還有傳說，宋代歐陽修主持考試時，夜裏在蠟燭燈下看考卷，總覺得左手邊上有一個穿紅袍子的人影站在那裏。他每選定一卷，那個影子點了一下頭，那就對了。有的他選取了，那個影子不點頭，他就再三詳審，終於不敢錄取。所以他說：“文章千古無憑據，但願朱衣暗點頭。”這是歐陽修真的故事嗎？不知道，相傳如此而已。 明清文化的演變 明朝三百年來的政權，雖然是在這種禁錮式的理學文化教育中，但朝廷的權利從頭到尾始終離不開那些不男不女的太監們當權的範圍。甚之，在萬曆時期，廢除天下書院為公廨，而且為了皇室的子嗣之爭，下放禪宗的和尚憨山（德清）到廣東，引進天主教神父利瑪竇。終於形成儒學的東林黨和太監們互相爭權的鬥爭，導致滿族入關而明亡於清。這豈不是中國歷史上更大的諷刺！ 我常說中國歷代帝制政權很有趣，在漢代的皇帝，是與外戚女禍（后妃娘家的親屬）共天下。在魏晉的皇帝，是與權臣、學閥共天下。唐代是與藩鎮（地區軍閥）、女禍、太監一起共天下。宋代是與賄賂敵國共天下。明代是與太監共天下。只有清朝的初期比較穩妥，沒有外戚（女禍）、藩鎮、太監的跋扈，但卻誤於只抓小辮子、馬蹄袖的八旗子弟，令關外東三省和八旗子弟只准習武，嚴禁漢化，認為以此即可鎮守四方，但不知因此反而使東北的文化教育落後遲延。故而清代近三百年的文治，自上到下，都與紹興師爺共天下。這些也正是中國文化教育史上的重要事實。清代三百年來作官府幕賓的師爺，是考不取功名，或不願考功名的讀書人，但也都是由家塾或書院自學成才之士，並非從國子監的官學出身，而且多是律法專家。 你不要認為這些歷史都已成為過去了。人，畢竟是人，人的聰明智慧畢竟不會太過高明的，此中有深意，欲說已忘言了！而且最可怪的，英雄們打下了江山，征服了天下，便說自己是“順天應人”而稱帝稱王。但古今中外所有的英雄，幾乎必然被英雌——女人們所收拾，非常明顯。近代史上，眼見愛新覺羅的一族，在三百年前由孤兒寡婦入關，建立大清十三代的王朝；最終仍由寡婦領著孤兒，收拾細軟出關了事。 文藝復興時的明朝 明朝中葉，在“正德”、“嘉靖”、“隆慶”、“萬曆”這四個年號的一百年間，正是西元的十六世紀階段，歐洲文藝復興運動開始，由此而改變了西洋文明，而使人類歷史漸次進入世界性全球化。其實中國的文化教育史，在這個階段的宋、明理學，也有所改變，影響最大的，就是王陽明一派學說的興起，甚至正式涵蓋了禪宗和道家的風氣而使之衰落。因此就有李贄（卓吾）及袁中郎三兄弟“公安派”文學的崛起，意在反擊王陽明等學派的倡狂。當時有人嘲笑明朝末期的理學家們，有“聖人滿街走，賢人多於狗”之譏。至於陽明學說的是非、高下，事屬專題，而且比較複雜，姑置不論。但我們須要知道，陽明學說的“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說法，在他過世二百年後，卻被東方日本維新派完全接受，因此開啟了日本明治維新的一代。甚而反轉影響了我們推翻清朝的革命思潮，一直到民國中期，即西元一九五○年左右。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明代自學成才的民間學者，繼元朝的唱曲說戲之後，將文學形式擴展為章回小說的寫作，若有意若無意地抗拒理學的禁錮。例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遊記》、《封神榜》、《列國志傳》、《金瓶梅》、《三言二拍》等小說，成為明朝一代文藝運動的代表，足以與漢文、唐詩、元曲、宋詞等時代特色文學一脈相承。 清代文化教育的巨變 滿族入關以後建立了清朝，一切文化教育制度，全盤因襲承接明代，仍然用朱注四書、考八股文等。但自康熙、雍正、乾隆三代一百餘年間，學者的風氣卻大有轉變，漢儒重拾對經學（四書五經）的考證工夫；所以在清代兩三百年間，另有對儒家十三經的各家考據大作出現。表示對朱注的積極反省。但有妥協宋、明理學，而冠為義理之學。至於文學詩、詞，在康熙、乾隆之間的一百年來，又別成一格，與唐宋詩詞，各有千秋。這便是清代文化上的“考據”、“義理”、“詞章”三大特點。但在乾隆、嘉慶之後，也便漸形衰落，唯有“考據”一門，仍與現代的“考古”銜接而已。我們要知道，在清代入關後的三百餘年中，也正是歐洲文藝復興，西方文明席捲全球的時期。接著，便是咸（豐）同（治）開始中國文化教育演變和現在的關聯了。 清朝兩百八十餘年的帝制政權，對中國本身而言，大概可分為兩個階段。前階段鼎盛時期，是康熙、雍正的階段，雍正十一年（西元一七三三年）特別頒發諭旨，提倡各省設立書院，此後雍正在位期間，中國的書院就從明朝的二千多所，迅速發展到三千多所。雍正之後到乾隆的末年，無論文治武功，也都頗有勝場。因此，乾隆晚年得意忘形自稱為“十全老人”。其實，真正衰敗的原因，早在他的晚期便已埋下根柢。所以嘉慶接位以後，就開始形成衰落。況且當時的中國，上自清廷，下及全民老百姓，完全不知天下在中國以外，還有《易經》所說“地火明夷”許多外夷的天下，並且它們分分合合斷斷續續，又連接在一起而有其不同的文明存在。因此由嘉慶、道光到咸豐，初有鴉片戰爭，繼有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等外侮，內有“太平天國”的內患。種種等等，都屬於中國近代史的事故，大家很明白，不必多加述說。我們現在所講的，只限於文化教育的專題。總的來說，從咸豐到同治時期，無論從我們中國人的立場來講，或從清廷政權來講，經過上述許多的內憂外患，便如“遊園驚夢”般大夢初醒，自己的文化教育必須轉變方向了。 因此在同治元年（西元一八六二年）設立“同文館”，準備有計劃的翻譯洋書，幾經轉折而到現在，還始終不見如南北朝時期姚興為鳩摩羅什法師開設逍遙園譯場，或如唐太宗為玄奘法師成立譯經院的百分之一的成就。接著又在同治十一年（西元一八七二年）開始，派“出洋留學生”。光緒廿一年（西元一八九五年），康有為在北京、上海設立了半公半私的“強學會”，由張之洞出資支持。光緒廿三年（西元一八九七年）湖南鄉紳王先謙在長沙倡設“時務學堂”，由梁啟超主講。光緒廿四年（西元一八九八年）設經濟特科。但須注意，這個所謂經濟，不是現在學科所講有關財政金融等的經濟學。清廷官辦的經濟特科，是要考選對時局能振衰起弊，有經綸濟世、安邦定國才能的經濟之士。同時，又開辦京師大學堂，也就是現在北京大學的前身。 光緒三十一年（西元一九○五年），停止全國科舉，不再用八股文來選天下人才了。政府設立“學部”，興辦學校，這也就是清末民初教育部的前身。清廷與民間，對於改革文化教育這一連串的舉動，好像還在寫劇本，尚未正式排演出場，不料時勢急轉直下，到了宣統就退位下臺。 西元一九一一年，推翻滿清的革命成功，同時也取消了幾千年來的帝王專制政體，隔年改宣統三年為中華民國元年，稱國家的元首為總統。當時有人對“民國”和“總統”的名稱非常反感，寫了一副對聯，上聯說：“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下聯說：“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極盡諷刺的能事。 接著就有一九一九年的新文化運動了（一般習慣稱為五四運動），號召全國只要民主和科學，打倒舊禮教，打倒孔家店，廢除文言文，宣導白話文。 同年，又請來主張教育實用主義的美國教育專家杜威教授，在北京大學講學，並在各地演講，風靡一時而影響直到現在。其實，教育之目的，當然就是學以致用。如果只是為找工作謀生，或是看社會、政府需要哪一種專才，然後才辦教育來造就那一種實用的人才，那是屬於專業教育或技能教育的範圍。假使把整體文化教育的目標和範圍，都跟著這種觀念走，其流弊和差錯就非同小可了。我們應當深思反省。 第二章 新舊文化交替的代溝 民初三十年的文化教育 如要研究我們國家民族在二十世紀這百年來文化教育的問題，就須瞭解推翻滿清而稱共和民國到今年，還只九十五年；從五四新文化運動到今年，還只八十八年。如果按照傳統古老的觀點，以十二年為一小變數，稱之為紀。三十年為一大變數，稱之為世。那麼，在這九十餘年間，小變八紀，大變有三世而已。 借用這個數字來說民國以來文化教育的衍變。我們必須要知道，由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到一九三六年（民國二十五年）這一階段，國內正在軍閥割據，互爭權力的內亂時期。無論在地方或中央，除了少數留洋（留日多數）回國的革命黨人之外，大體上仍是前清遺老，或是趁機而起的投機分子。這個時期在上位的當權執政者，都是由清末民初的軍事學校出身的人士。領兵割據的，百分之八十都是由北洋系所辦的“保定軍校”學生。極其少數是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的人。至於下級軍官，大半是在清末民初各省所辦的初級軍士學校出身；各省名稱不一，有稱為講武堂，有稱為武備學堂，也有稱為陸軍小學，甚之還有在軍隊中自辦的弁目學堂等。大家試想，在這樣局勢中，只有古語可以形容它的大概了，那就是“豺狼當道，安問狐狸”。 而且當時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民智未開”，教育更不普及。初期在北洋政府時代的一二任教育總長，和後來改稱的教育部長，也正陷入政治鬥爭的漩渦中，幾曾有暇為國家民族的教育定出百年大計而靜思擘劃呢！即使有心，亦無先知遠見，誰知半個世紀後的天下變化大勢啊！ 當時全國只有一個著名大學，就是由清廷的京師大學堂改制的北京大學。各地的公私立中小學還正在萌芽。唯一受人注視的，就是新辦的法政學校與北京師範學校；因為法官和教師，不可能由軍人完全包辦。除此之外，各省各地也有少數民辦師範學校和高等小學，其目的，都是先以普及教育最為重要。至於其他各地的地方首長，先有稱為督軍的，後有稱為省長的，也有從清末舉人或秀才出身的書生扮軍閥的，都不少見。各級政府機構中的公務員，如果是提過考籃、中過秀才的，那就視為特殊人才了。少數新畢業的大學生或留洋回國的學生，也只好在軍閥的帳下，依草附木存身而已。 凡此等等，都是我童年耳濡目染非常深刻的印象。所以我亦自少要習武，要進軍校，意在縱橫天下，據地稱雄；同時也想研究政治和法律，以求治平。到了國民軍北伐的時期，有一位舉人出身的老師還對我說：什麼軍事北伐，那是虛晃一槍，沒有用的。其實啊！軍事北伐是空言，政治南伐是事實。我就問什麼是政治南伐？他說，你還年輕，你看到嗎？他們搶到了天下，懂得什麼民政啊！所謂刑名（即法治的刑律和民法），所謂錢榖（即經濟、會計、統計），他們懂嗎？還不是靠一班清末遺老來辦公撐場面啊！你們年輕，罵清朝貪污、腐敗，割地求和、喪師失土。我看啊！照這樣下去，將來的這些情形，比現在還嚴重。所以我告訴你，這便是政治南伐。這一番話，真把我當時聽呆了，心裏念著古文：“其然乎！其不然乎！”我的天哪，中國的苦難還有多久才完啊！ 到了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外患內亂，還正在紛紛擾擾之中。孫中山先生和革命黨人等，鑒於中國過去歷史上非武功不足以統一的經歷，正如杜甫詩所謂：“風塵三尺劍，社稷一戎衣。”便在他到北京之先，在廣州創辦了“黃埔軍校”，欲以現代嶄新的軍事教育，收拾北洋舊軍閥們的惡勢力。稍後，在文治思想方面，又開辦了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的國民黨黨校，以配合隨軍北伐的政治工作。但以當時交通和資訊的困難，又加上舊社會“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的老觀念，全國青年，要艱難到達廣州進入這兩所革命大本營的學校，實在很不容易。尤其家族怕子弟到廣州參加革命，那是殺頭的事，多半阻止不前。所以對一二三期的黃埔同學而言，誰也沒料在一、二十年前後，就躋身獨當一面的方面大員，資兼黨政軍三合一的文武重任，更藉此而接替了保定一系老一輩的權力，豈非異數。 講到這裏，我也情不自禁提前插進一樁有關“黃埔軍校”史料的一件事。時在一九八四年秋天，當時我情不得已，正值要離開臺灣赴美國的前夕，“黃埔軍校”第一期的資深同學蕭贊育（化之）兄（湖南邵陽人），特別約我和他兩人在臺北一個咖啡廳見面，他對我說：“時事到了這個時候，我有一件重要的心事，要想請你幫忙代辦了。” 他說黃埔同學有一筆經費，由我保管到現在，我也年紀大了，又不能隨便交托給人，大家正想編著一部黃埔同學的史實，我再三思維，只有你才能擔當此任。我想把這一筆經費和這個任務，交托給你辦。我聽了便說：此事最好由令弟蕭天石兄來作（他是黃埔八期的同學，也是我的好友）。他便舉手阻止我說：“君才……”我聽到這裏，也立即舉手阻止他說：“我知道你在引用劉備在白帝城對諸葛亮說的話：‘君才十倍曹丕。’請你不要再說下去。一、我如答應了你，此事不是一年半載可以完成，我實在力不從心。二、第一期的前輩同學，還有幾位在臺灣，也許另有想法。三、我再直截了當地說，此事叫我下筆很難，因為修史要直言無隱。你知道宋儒張南軒，是南宋名將張浚的兒子，宋史上的張浚傳，是和他主筆有關。但張浚對處理岳飛的事很有問題，因此古人說：‘為有南軒下筆難’。黃埔先後期的長官、教官、同學那麼多，是非功罪，各有千秋。這個任務，我實在不能接受。” 最後，我告訴他，我也正要出走番邦以避地了。他聽了我最後一句，目瞪口呆，幾乎有泫然欲淚的樣子。我也為之動容而深感難過。他是一個笑不露齒、木訥寡言的誠篤君子，他和鄧文儀等素來擔任政治工作有年，到臺灣以後，他從中將轉任立法委員。而且他受過校長的訓斥，曾經命令他到馬一浮先生的“復興書院”去進修一段時間。而我與馬先生又是師友之間的交情。所以當時臨別握手，彼此極其依依。這件個人的小故事，好像和本題無關，其實，“道是無關卻有關”，亦不必細說了。 抗戰時期的文化教育 換言之，在民初到抗日戰爭開始的三十年間，我們的文化教育，正如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還在“軍政時期”。他那時所說的“民智未開”，是說國人文盲太多，對於民權和民主，實在還沒有個人自主的思辨能力，故要先求軍政的統一，所以叫“軍政時期”。同時，要積極提倡教育的普及，使大家明白真正的民主是什麼，這便叫作“訓政時期”。所以在這個階段，隨軍所在的政治工作，也就到處辦“民眾識字班”，張貼大字的“壁報”，藉此以開發民智，以補公私立學校教育的不足。這種“壁報”，也就是後來諸位所講的“大字報”的前身，有民間文藝，有民意言論等等。當然，我所說這一時期，也有人叫它是大革命時期，是兩黨合作階段的先後期，各地所謂“農會”、“工會”、“婦女會”等的成立，“地方自治”、“鄉村自治”等的宣傳推廣，都在這個時期。 在這同一時期，外侮“蠶食”的侵略，與清末差不多，壓力甚大。列強敵國的日本，隨時都在施展“鯨吞”的外交手段，並非只求“蠶食”了。在這種時局情勢之下，整個國家民族都處在寢食難安的狀態中，異常紊亂，所以對於全民的文化教育，可想而知就更無餘力能及了。禍患隨之而來的三十年中，又有兩黨分裂，兩黨中黨內有黨，黨內又各自有派系，而且黨內黨外知識份子的思想分歧，外來的學說和傳統固執的意識，也隨之莫衷一是，紊亂如麻。 這時正反兩派，口誅筆伐的地盤，大多在上海一隅和香港，這兩地幾乎足以代表了全國。因為上海還有英法等外國租界的“治外法權”，香港還是英國的租界地，可以藉此以避禍害。所以在民初三十年間，一切正反派的言論報刊，都以上海、香港為革命或反革命的溫室基地。 接著便是“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的發生，對日抗戰的戰火點燃了，終於迫使國民政府撤到大後方的重慶，將全國分為十二個戰區，全民奮起而抗日。 這些現代史的事故，我想大家並不陌生，但細說其祥，也非易事。至於這十二個戰區的司令將官，大多仍是如前面所說，是“保定軍校”出身的人物。因為人生際遇的不同，後來多位都與我有友生之間的關係。所以其中的得失是非，頗難細說了。 抗戰期中，無論普通大學或中小學，除了在淪陷區之外，大部分的學校成員都變為隨政府遷移到大後方的流亡師生。有的或轉入“戰幹團”等進行各種戰時軍訓教育，名稱不一。這種流徙播遷文化教育的情形史無前例，我也幾乎是親身經歷並目睹耳聞。 例如大學方面，在西南的，就成立了西南聯大；在西北的，就成立了西北聯大；在四川成都華西壩和望江樓的，便有“金陵大學”、“齊魯大學”、“朝陽大學”等；在四川本土的，如“四川大學”、“華西大學”等。全國的老少菁英聚集，也可算是濟濟一堂，際遇特殊了。 至於在東南、西北各地，以及全國的中小學生，隨學校流亡遷移，寸步維艱而到戰地後方繼續求學，那一幕幕的景象，一點一滴的艱辛血淚，也是史無前例的說之不盡、知之難詳。 那些學生在流亡途中，自身背著書包、小板凳，隨地上學，他們用的課本，雖然紙張不像紙張，裝訂不像裝訂，卻又是哪裏來的？這就使我要講後來在臺北街上擺地攤出租武俠小說的一位朋友宋今人。他在戰時，擔任“正中書局”的重要人物，負責出版中小學教科書。當時戰地的課本，雖然是粗製濫造，但他眼見青少年的愛國壯志，為了職責所在，他盡了無米之炊的最大供給能力了。所以我很佩服他，也為大家所不知而感激他。他到了臺北，不向任何機構報到，不去求人，自己把隨身所帶最喜歡看的武俠小說擺地攤出租，維持最低生活。同時又發動同好寫武俠小說，後來他就成為出版武俠小說的老祖師，這便是我給他的封號。因此我也戲笑他們為憑空捏造、亂了中國武俠文化的罪人。他們答覆我說，那大多是從你著作佛道兩門的書中所啟發的，我們對武術一無所知，只好寫左手打右手，捏造從無到有的武功啊！ 為了保存文化，我把手邊僅有的梁漱溟先生的《印度哲學概論》，叫他翻印出來，以免絕版。我們兩人還笑說，把梁先生的大作，交給出武俠小說的“真善美出版社”來印行，也是大變亂中的奇事。因為我怕前輩者的心血，就此喪失在亂離之中，未免罪過。 抗戰時期大後方的形勢和人文 ——萬眾一心團結難 我們所謂對日聖戰的“八年抗戰”，正是前面所說民國成立的三十年階段，也就是西元二十世紀初期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之間。 四川，古稱“天府之國”，從來便是中國的一個大省，共有一百多個縣份。其實，四川有東川、西川的界別，成都是西蜀四川的首府，也是省會；重慶，是川東的重鎮。可是從民國建立到抗戰興起，全國還在國民革命軍北伐的內亂初定時期，無暇西顧。而在四川境內這二三十年中，各派系的軍閥，擁兵自重而互爭地盤，如同全國縮小型的內亂。諺語相傳有：“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後治”之說。我在一九三六年的初冬到重慶，一九三七年的春天到成都，隨時可以看到沿途的餓殍。據當地的朋友告訴我，地方軍閥們已經預行徵收全省的苛捐雜稅到民國一百年了。秀麗雄偉的山川，對照一副悲切切民不聊生的情景，當場的心境，只有無語問蒼天。 當國民政府被迫西遷武漢，在遷重慶，作為抗戰的根據地，在文宣的名義上，便稱重慶為“陪都”，這是中國文化正統觀念特定的用語。 可是進四川，到重慶，就這麼容易嗎？不然！當時整個四川，由大軍閥吞併了小軍閥而存在的軍頭，還有好幾個。名義上接受中央節制而任省長的是劉湘，在川邊新建省的西康省長是劉文輝。其他如鄧錫侯、潘文華等，都不甘心聽命于劉湘，更不誠心臣服於中央。川東的重慶，則是老軍頭楊森的地盤。當時為了國家對日抗戰，要楊森讓位做抗日根據地，雖亦經過一番周折，但他畢竟深明大義，可以說是川軍將領中值得讚許的人物了。因此，你就可想而知，在這八年抗戰的時期，要糧、要錢、要兵，如四川這班老軍閥們，真肯甘心輸誠嗎？ 抗戰時期，四川重慶的內幕是如此。那麼其他各地呢？內在的形勢也差不多。只是不明內情的不知道，所謂無知的老百姓，畢竟是善良的，知事少時煩惱少啊！雲南、貴州、廣西、廣東、山西、陝西、甘肅、寧夏、新疆、西藏、河南、河北、山東等省的主腦軍頭，一言以蔽之，都是各懷二心，意存觀望。誰也不願以自己的全部實力投入戰場，都不甘與強敵同歸於盡。但是我們終於把日軍的戰線拉得這樣長，把自己本身的戰區也劃分為十二個。若有意，若無意，抗日戰爭的堅挺苦忍，硬拖了八年。這真是歷代戰史上絕無僅有的一次可以大書特書的奇跡。 現在為了訴說中國的文化教育，不免稍微牽涉每一時代的情況，不可離題太遠，所以只略作交待。我在少年時讀書，大家經常會戲說一句成語：“讀兵書而流淚，替古人擔憂。”因為身經八年的抗日戰爭，而又比較略知內在的形勢，然後翻思唐史，才知道郭子儀的恢復兩京，真正可說是千古表率的榜樣，談何容易。 唐朝在安史之亂時，玄宗出走，長安失守，各方藩鎮尚且擁兵自重，坐以觀變。唯有郭子儀一接到詔令，立刻帶領自家十八騎的老兵上馬，一路走，一路招收散兵游勇，隨即成軍，而赴前敵；終於收復兩京以後，他便又瀟灑痛快的交出兵權，優遊于富貴林下。這便是讀書貴在明理，學以致用，並非只是為作官或賺錢。可惜在我們八年聖戰前後，為國家，為民族，能臨危受命，功成身退，提得起、放得下的並不多見。這都是數十年來軍政教育的敗筆，值得後人借鑒。 ——大計持平籌策難 讀書、學史，由現實的經歷而體認學理，這時讀書明理的實踐經驗。我每在行年九十的遲暮生命中反思，有時真會傷感一生的遭遇，有時卻也慶幸一生的際會。例如講到我們國家民族的往事，由幼聞推翻清朝到眼見北伐，繼而親身自歷八年抗戰的過程，等於實踐了歷史記述上的變亂和大戰爭實況。因為牽涉太大，並且不是本題主旨，只是略說其大概幕影而已。 但有兩件重大的事故，必須告訴大家以及後人，備作重要決策的參考。大家須要知道，我重複述說國家民族所遭遇的八年抗戰是史無前例的，然而當局者在戰前及抗戰期中，自己觸犯了歷史中難定其是非的過錯。那是什麼事呢？一、是內政上實行保甲制度。二、是軍政上實行徵兵制度。這兩種制度，都是歷史上強國的典範，一是周朝土地國有的井田制度而來；二是在春秋時期管仲用以輔助齊桓公稱霸；後來商鞅亦據此幫助秦國而使之富強。 書多讀有用，但書讀多而不知變化運用之妙，反而有害。從周朝建國，以及管仲的霸齊，商鞅的強秦，那都是社會變革形勢初定的革命時期。猶如在殘破的廢墟上，正是需要開始建設的時候，當然是事半而功倍。但用在天下未定，或安而不安的時代，如東漢時期的王莽改革新政，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變法，那便完全是適得其反了。 可是在抗戰前後的當局者，先即在全國實行保甲制度，成立鄉鎮公所，下轄保長和鄰長，遴選農村地方社會上的人士，擔任鄉長、鎮長、保長、鄰長的任務。這在理論上很像民主的先驅，但在事實上，一切皆由農村社會強有力的特別分子把持，逐漸形成農村地方惡勢力的膨脹。甚之，到了抗戰後期，更有各鄉鎮聯保制度的產生，地方惡勢力者，有的當上了聯保主任，那種作威作福，魚肉善良懦弱民眾的作風，實在非常可怕。於是，真正的民怨沸騰，並統統歸罪於最高當局了。 接著，抗戰軍興，兵源確實成最大的問題。於是就廢除募兵制而提倡全民皆兵的徵兵制。當然事先也經過審慎的研究討論，如當時的知名軍事學家，蔣百里、楊傑、史久光等人，皆曾參與討論，各有專文。但終於決定實行徵兵制，藉以充實兵源，作長期抗戰的決策。獨子的家庭，當然可以免除兵役；一家三子，先抽一個服兵役，再從剩下的二子中抽一服役。各省設立軍管區，主管稱司令。省以次的有師管區司令，有團管區司令。這在當時民智尚未盡開的中國，一邊是日寇侵略，已是家破人亡，雞飛狗跳；一邊又是抽壯丁服兵役，等於家庭破碎。有錢有勢的，便出錢買兵痞子來冒充替代；無錢無勢的家庭，為了逃避兵役而被追捕的，便等於強行拉壯丁充軍，那種景象，比起杜甫的《兵車行》所說“爺娘七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還更悲慘。 鄉保長，正是抽壯丁、服兵役的基層執法人員。秉公執法，就得罪於鄉里，演變成仇恨。稍存偏私，便厚此薄彼，更加怨結。徵兵制的抽壯兵，與買兵痞冒名頂替的逃亡情形，互相矛盾，終於形成天怒人怨，加重亂源。這是抗戰時期的實況，足為鑒戒。 其實，保甲制與徵兵制的本身，應該屬於善政，只是在行政的運用上，首先要把握時與位的關鍵。更要知道漸變與突變的要點。時代與社會的轉型，是形勢的趨向。一個大小的國家，在時代形勢的轉向中，必須先要瞭解自身所處的本位。我們的國家命運，在這一百年的大變革中，自身冒犯了突變的失誤太多，這就值得在文化教育上深切反省檢討了。 例如保甲與徵兵兩個制度，為什麼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後，用之於臺灣方面直到現在，雖經稍加修整，但並無如抗戰時期的缺失。 一、臺灣省人民經受日本管制統治五十餘年，已經比較慣于守法。接收光復之初，把這兩種體制，照例用在當地自然沒有什麼新舊變革的不同，認為這就是國家的體制，當然就安之若素了。 二、臺灣地區，在清末，只是福建省行政體制的一個廳。等於是抗戰時期江西贛南的一個行政區。地小，人口不多，自然容易施政。後來又經法律規定，到了法定年齡，人人均有服兵役的義務，除了生來不健康，或有特殊殘疾者，皆一律平等，沒有話說。至於所謂“二二八”事變，開始是因小市民對煙酒公賣的反感，一經鬧事，便受潛伏在台的日本浪人與別有野心者的叢恿，所以釀成禍變。這與保甲、兵役兩制無關。 但法久弊深，鄰里鄉村保甲的體制，到現在已成為民主選舉的重要“樁腳”，為票選勝負的基本影響，仍然屬於農村社會中強有力者所可左右；不過，流弊還未太深而已。至於受過教育的大專學生，必須要受軍訓，服滿兵役，方可出國留學，亦已養成慣例，不足為異。只是高層次學歷的知識份子，在受軍訓時，對於政治意識，便另有觀點，並不如已往的普通士兵們容易統率了。例如一個學生服完兵役回來，便說“究竟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這樣的問題，就非只靠軍訓教育中必須絕對服從的教條所能解答了。這也便是文化教育上的大問題，頗難預期。 ——人文薈萃的川蜀 大家都知道，在現代史上，我們所謂的抗戰，是指一九三七年起，日本發動九一八及盧溝橋事變，開始侵略我國，因此而使全民奮起反抗。但從人類的國際史上來講，先由日本發起侵略中國，同時也是日本先與德國取得默契，終於互相同盟，由德國發動對歐洲的侵略戰爭，就此而展開分為東西兩戰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為了應對全民長期抗日戰爭，我們將抗戰的根據地定在重慶，同時將代表全國中央的國民政府，也定都在此。除了已被日本侵略佔據的沿線城市地區成為淪陷區之外，全國任何地方，都是前線的後方，並非只有重慶才是大後方。概括的說，由雲南、貴州、廣西、廣東、湖南、湖北、四川、西康、西藏、新疆、青海、甘肅、山西、陝西、河南、山東等地，都是整個的大後方。但在人們習慣的觀念上，都只把中樞所在地的重慶，視為是代表自己的大後方。於是不願淪陷於敵區者，都競相奔走聚集，尤其是四川的重慶、成都各地，稱為戰時人才薈萃之地。當時對人力、物力、糧食、資源等等，負擔最重，出力最多者，當然莫過於四川，由此也可見古稱“天府之國”的名符其實了。有一位川軍老將領還對我說，有人擔心川軍不可靠，當年宋太祖趙匡胤也有此想法。蜀中有一位書生寫了兩句詩獻給他說，“君王切莫憂巴蜀，稱伯（霸）由來非蜀人”。聽了他的語意，彼此會心一笑。 我在八年抗戰時期，經常往來于成都、重慶各地；過後思量，正是因此際遇，才結識了平時仰望難及的老一輩學者名人，交遊新一輩的留洋學者，還有失意名宦，以及草莽英雄，乃至川軍下野的將領，彼等大都成為忘年之交的好友。因此，有人笑我是年紀輕輕，輩份老大的小子。如果我會寫小說，誇張一點來講，可寫一本現代的遊俠傳，或新的《儒林外史》，乃至宗教人物志。可惜我沒有寫文章寫小說的天才。但我也常對同學們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還是不夠，要再加一句，“交萬個友”，才可體會到“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名言內涵。這和人生的文化教育看似無關，卻很重要。日本投降以後，大家忙著“復員”，還鄉接收，我還在雲南多留了一年，體會昆明與大理之間的史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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