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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8/03 09:31:05瀏覽375|回應0|推薦0 | |
成長總是快樂 常言道:“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們平常都搶著幫媽媽做事。媽媽病重不能出門, 她每月的書面匯報就由我幫她轉交給包夾人。她不能參加義務勞動,就由我們幾個孩 子輪流代勞。從此,每次衣衫破舊、低頭彎腰的“四類分子”義務勞動的隊伍裡,就 多了一個十來歲的瘦小孩子。我低眉順眼地走在亂糟糟的“壞人”隊伍裡,在監管人 員惡狠狠的眼光下干著又臟、又累的義務勞動,簡直是無地自容。我心裡充滿了屈 辱、自卑,我的心在流淚、在流血啊!但我還得硬頭皮走下去。我們經常都有做不完 的義務勞動,比如掃廁所、掃大街、修路、栽樹等等,這些革命群眾不願做的事,都 由“四類份子”去完成。每周星期六下午要掃院子,居民小組長一喊,我就趕快就拿 起掃帚下樓,這對我來說壓力不算大,一是因為掃自家的院子,更主要的是鄰裡們都 知道我們家的情況,他們不歧視我。 讓我最傷心的是到外面去栽樹、修路等。那個年代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組織繁多,隨便 哪個組織都可以任意支派“四類份子”干不完的義務勞動,對他們實行勞動改造。每 當通知第二天要修路或者栽樹,晚上我就蒙著被子悄悄地哭。第二天早晨媽媽看見我 紅腫的雙眼,心疼地說:“孩子啊,是我連累了你,你不想去就算了吧。”我說:“不 行啊,我必須去。”我知道如果我不去,那些人就會來找麻煩,到家裡來批斗媽媽。 媽媽她勞累成疾再也經受不住批斗了。一路上,我排在“四類份子”的隊伍中,把頭 埋得低低的就怕碰見熟人,有時還聽到有人在旁邊說:“怎麼有這麼小的四類份子, 不知道她犯了什麼罪才來勞動改造。”霎時,血一下子沖上我腦門,臉漲得通紅,我 恨不得地下裂開一條縫鑽進去,因為這事,平常我還經常遭到一些人的辱罵, 但我們只 能把屈辱和憤怒埋在心底,從不告訴媽媽。就這樣,沒完沒了的義務勞動,伴隨著我 從少年走到青年,從青年走到成年,直到我結婚成家后才擺脫掉。 我們兄妹很懂事,學習都很努力,從沒有讓媽媽們操過心。1962年大表哥劉洪豹已上 高三,三哥李國智也進入高二,兩人學習成績都很優秀,還擔任了科代表,但因為他 們是“反革命”的孩子,兩個人都被學校勒令退學,他們不得不就此告別了學生生活 走向社會。媽媽和小孃都很傷心,她們逆來順受、苦吃苦做,一心想把孩子們培養成 材,如今連這個夢也破碎了。 為了減輕母親們的重擔,也為了自己的前途,哥哥們四處奔走找尋工作,但我們這種 家庭的人,什麼單位都不會錄用,誰聽了都搖頭,就業的門路全被堵死。當時群眾組 織起來的建筑隊,活重、工資低、無任何保障,一般人都不願去。兩個哥哥就去那裡 拜師學木工、泥工手藝。可是,“四清運動”一來,這種無人肯干的工作也不讓他們 干,從師未滿三年,就不讓師傅帶他們了。他們和母親們一樣,也有百折不撓的精 神,失去工作后就上山伐木、挖藥材、抬條石、拉架架車等,總之,最苦、最累、最 無人干的活他們都干遍了。哥哥們用自己的行動寫下了一個大寫的“人”字,傳承了 李氏家族世代相傳的精神,也讓母親們感到很大安慰。 文化大革命時,我家又理所當然地成了斗爭的對象,除了例行的挨斗、游街外,“紅 衛兵”還來抄家。這次只能讓他們失望了,他們抄了半天,除了十幾年的塵埃和地上 的老鼠屎,翻不到任何他們看得起的東西。他們一邊往外走一邊說:“今天真倒霉, 怎麼走到康定最窮的一家來了,什麼也沒撈著。” 我從記事起,就深感我們這種家庭的人與別人不一樣,我們總是比別人矮一等。等我 長大,靠自己勞動掙錢來幫助媽媽撐家已經非常必要了,但它對於我來說卻又是不敢 奢望的事。和我同齡或者比我小的人都分配了工作,而我除了義務勞動忘不了我,安 排工作卻根本輪不上我。我已到了應該自己養活自己的年齡,我想,沒有工作我或許 可以找點臨工做,於是去找有關單位,誠惶誠恐地懇求道:“我媽媽病重,不管多苦 多累的工作我都願意做, 哪怕隻是短期的也可以。”負責干部斜著眼,拖長了聲音回 答:“你也不想想你是什麼人?誰給你那麼大的膽子,竟敢來和貧下中農搶飯碗!”我低著頭,心裡那苦味就沒法提了。我仰望蒼天,多麼無望, 多麼無助啊! 現在我唯一 的活路就是在家跟著媽媽學織毛衣、做針線活兒,我還包攬了裡裡外外的家務事。也 就從那時起我學會了堅強,學會了承受,也學回了吃苦耐勞。 在那段日子裡我沒有與同學來往,就連最要好的朋友都失去了聯系,有時在街上遠遠 的看見她們就趕快躲開,生怕連累別人,更怕看見蔑視的眼光。 在四處奔波找活干的日子裡, 我結識了一位憨厚、老實的工人,后來我和他成了家。作為 房管部門員工的家屬,我現在不愁沒活兒干了。房管科主要是解決房屋的維修管理,還 要修建職工宿舍。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很繁重,開始我只能干點雜活,給泥工師傅打 雜。我背水泥、背磚、背瓦、背石頭,擔沙灰上幾層樓的房架,上房翻瓦撿漏,甚至 掏廁所出大糞,我干著各種和男人一樣的活。工作雖然又累又臟,但是至少我能夠正 大光明的為自己的生存、為病弱的母親和養兒育女那份責任而付出我的勞動。 我的心裡有一個計劃,我不會永遠干這份工作,從這裡開始,我還要往前走。慢慢的 我向老師傅學著做一些技術活兒,像安電燈、安門窗玻璃等,我邁開了向前的腳步。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全家長輩相繼得到“平反”,后來,我也從臨時工轉正,終於有 了一份正式工作。媽媽的話時時激勵著我, 我沒有停止前進的步伐, 我努力抓緊時間學 習、進修,終於考上了成人中專。可那時我已經四十歲並且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班上的 同學比我小很多,他們的基礎比我好,反映也快。我隻能笨鳥先飛,用十倍的努力, 百倍的刻苦,來彌補我的不足,終於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來我又考上干部,成了國 家公務員。 1975年,爸爸終於被放回來了,緊接著,爺爺、大伯和大嬸、小孃和小姑爺、爸爸和 媽媽都得到平反。可是爺爺、大伯、小姑爺早已冤死獄中,一家人再也沒有團圓的可 能了。爸爸平反後,一如既往投身於康定的小水電站的建設,以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 感繼續為康定人民做貢獻。2006年夏以九十高齡病逝。 現在,長輩們都相繼離開了我們,我也從幾個月的嬰兒步入了老年。我們兄妹永遠忘 不了過去那漫長的受苦受罪的歲月,更不會忘記奶奶、媽媽、小孃在艱苦日子裡表現 出的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那就是她們留給我們最珍貴的財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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