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總是快樂

常言道：“窮人的孩子早當家”，我們平常都搶著幫媽媽做事。媽媽病重不能出門，

她每月的書面匯報就由我幫她轉交給包夾人。她不能參加義務勞動，就由我們幾個孩

子輪流代勞。從此，每次衣衫破舊、低頭彎腰的“四類分子”義務勞動的隊伍裡，就

多了一個十來歲的瘦小孩子。我低眉順眼地走在亂糟糟的“壞人”隊伍裡，在監管人

員惡狠狠的眼光下干著又臟、又累的義務勞動，簡直是無地自容。我心裡充滿了屈

辱、自卑，我的心在流淚、在流血啊！但我還得硬頭皮走下去。我們經常都有做不完

的義務勞動，比如掃廁所、掃大街、修路、栽樹等等，這些革命群眾不願做的事，都

由“四類份子”去完成。每周星期六下午要掃院子，居民小組長一喊，我就趕快就拿

起掃帚下樓，這對我來說壓力不算大，一是因為掃自家的院子，更主要的是鄰裡們都

知道我們家的情況，他們不歧視我。

讓我最傷心的是到外面去栽樹、修路等。那個年代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組織繁多，隨便

哪個組織都可以任意支派“四類份子”干不完的義務勞動，對他們實行勞動改造。每

當通知第二天要修路或者栽樹，晚上我就蒙著被子悄悄地哭。第二天早晨媽媽看見我

紅腫的雙眼，心疼地說：“孩子啊，是我連累了你，你不想去就算了吧。”我說:“不

行啊，我必須去。”我知道如果我不去，那些人就會來找麻煩，到家裡來批斗媽媽。

媽媽她勞累成疾再也經受不住批斗了。一路上，我排在“四類份子”的隊伍中，把頭

埋得低低的就怕碰見熟人，有時還聽到有人在旁邊說：“怎麼有這麼小的四類份子，

不知道她犯了什麼罪才來勞動改造。”霎時，血一下子沖上我腦門，臉漲得通紅，我

恨不得地下裂開一條縫鑽進去，因為這事，平常我還經常遭到一些人的辱罵, 但我們只

能把屈辱和憤怒埋在心底，從不告訴媽媽。就這樣，沒完沒了的義務勞動，伴隨著我

從少年走到青年，從青年走到成年，直到我結婚成家后才擺脫掉。

我們兄妹很懂事，學習都很努力，從沒有讓媽媽們操過心。1962年大表哥劉洪豹已上

高三，三哥李國智也進入高二，兩人學習成績都很優秀，還擔任了科代表，但因為他

們是“反革命”的孩子，兩個人都被學校勒令退學，他們不得不就此告別了學生生活

走向社會。媽媽和小孃都很傷心，她們逆來順受、苦吃苦做，一心想把孩子們培養成

材，如今連這個夢也破碎了。

為了減輕母親們的重擔，也為了自己的前途，哥哥們四處奔走找尋工作，但我們這種

家庭的人，什麼單位都不會錄用，誰聽了都搖頭，就業的門路全被堵死。當時群眾組

織起來的建筑隊，活重、工資低、無任何保障，一般人都不願去。兩個哥哥就去那裡

拜師學木工、泥工手藝。可是，“四清運動”一來，這種無人肯干的工作也不讓他們

干，從師未滿三年，就不讓師傅帶他們了。他們和母親們一樣，也有百折不撓的精

神，失去工作后就上山伐木、挖藥材、抬條石、拉架架車等，總之，最苦、最累、最

無人干的活他們都干遍了。哥哥們用自己的行動寫下了一個大寫的“人”字，傳承了

李氏家族世代相傳的精神，也讓母親們感到很大安慰。

文化大革命時，我家又理所當然地成了斗爭的對象，除了例行的挨斗、游街外，“紅

衛兵”還來抄家。這次只能讓他們失望了，他們抄了半天，除了十幾年的塵埃和地上

的老鼠屎，翻不到任何他們看得起的東西。他們一邊往外走一邊說：“今天真倒霉，

怎麼走到康定最窮的一家來了，什麼也沒撈著。”

我從記事起，就深感我們這種家庭的人與別人不一樣，我們總是比別人矮一等。等我

長大，靠自己勞動掙錢來幫助媽媽撐家已經非常必要了，但它對於我來說卻又是不敢

奢望的事。和我同齡或者比我小的人都分配了工作，而我除了義務勞動忘不了我，安

排工作卻根本輪不上我。我已到了應該自己養活自己的年齡，我想，沒有工作我或許

可以找點臨工做，於是去找有關單位，誠惶誠恐地懇求道：“我媽媽病重，不管多苦

多累的工作我都願意做, 哪怕隻是短期的也可以。”負責干部斜著眼，拖長了聲音回

答：“你也不想想你是什麼人？誰給你那麼大的膽子，竟敢來和貧下中農搶飯碗！”我低著頭，心裡那苦味就沒法提了。我仰望蒼天，多麼無望, 多麼無助啊! 現在我唯一

的活路就是在家跟著媽媽學織毛衣、做針線活兒，我還包攬了裡裡外外的家務事。也

就從那時起我學會了堅強，學會了承受，也學回了吃苦耐勞。

在那段日子裡我沒有與同學來往，就連最要好的朋友都失去了聯系，有時在街上遠遠

的看見她們就趕快躲開，生怕連累別人，更怕看見蔑視的眼光。

在四處奔波找活干的日子裡, 我結識了一位憨厚、老實的工人,后來我和他成了家。作為

房管部門員工的家屬,我現在不愁沒活兒干了。房管科主要是解決房屋的維修管理，還

要修建職工宿舍。建筑工地上的工作很繁重，開始我只能干點雜活，給泥工師傅打

雜。我背水泥、背磚、背瓦、背石頭，擔沙灰上幾層樓的房架，上房翻瓦撿漏，甚至

掏廁所出大糞，我干著各種和男人一樣的活。工作雖然又累又臟，但是至少我能夠正

大光明的為自己的生存、為病弱的母親和養兒育女那份責任而付出我的勞動。

我的心裡有一個計劃，我不會永遠干這份工作，從這裡開始，我還要往前走。慢慢的

我向老師傅學著做一些技術活兒，像安電燈、安門窗玻璃等，我邁開了向前的腳步。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全家長輩相繼得到“平反”，后來，我也從臨時工轉正，終於有

了一份正式工作。媽媽的話時時激勵著我, 我沒有停止前進的步伐, 我努力抓緊時間學

習、進修，終於考上了成人中專。可那時我已經四十歲並且是兩個孩子的母親, 班上的

同學比我小很多，他們的基礎比我好，反映也快。我隻能笨鳥先飛，用十倍的努力，

百倍的刻苦，來彌補我的不足，終於以優異的成績畢業。後來我又考上干部，成了國

家公務員。

1975年，爸爸終於被放回來了，緊接著，爺爺、大伯和大嬸、小孃和小姑爺、爸爸和

媽媽都得到平反。可是爺爺、大伯、小姑爺早已冤死獄中，一家人再也沒有團圓的可

能了。爸爸平反後，一如既往投身於康定的小水電站的建設，以強烈的事業心和責任

感繼續為康定人民做貢獻。2006年夏以九十高齡病逝。

現在，長輩們都相繼離開了我們，我也從幾個月的嬰兒步入了老年。我們兄妹永遠忘

不了過去那漫長的受苦受罪的歲月，更不會忘記奶奶、媽媽、小孃在艱苦日子裡表現

出的吃苦耐勞的精神和堅韌不拔的毅力，那就是她們留給我們最珍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