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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14 20:24:06瀏覽19220|回應15|推薦44 | |
南方朔說:如果蔡英文當選,北京真的會對台灣怎麼樣?我敢肯定地說北京會有點頭痛,但肯定不會怎麼樣。北京已有心理準備來和民進黨政府重建關係,重新爭取台灣的民心認同。 他說:我相信馬再執政四年,兩岸的形勢不會變得更穩定,台灣內部可能更糟。 他又說:問題在於馬的確不是個對社會有深切關懷、對知識有博雅認知的領導人。他祇是懂得在既有結構中鑽縫隙搞點小權謀的普通靈巧型政治人物。他缺乏一個政治領導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 好了,我不再轉述,以免浪費閱讀者的眼力。馬的表現誠如大家所說的是無能、軟弱、虛偽,這都是實話。然而,我們千萬不可陷入要求領袖如同英雄或者是聖人的陷阱。中國5千年來也不過出了一個孔聖人。所以不可一方面反對造神,一方面又希望在民主體制下選出的總統是神,這是違反常識的。 一天到晚都在讀洋文書的南方朔,對民主的真諦應當很了解。民主體系它所選出來的政客,從來就不是英雄或聖人。這種制度只能確保選出了一個人民的樣本或代表罷了。不是嗎? 如果孔子生在現代,他肯定通不過選舉考驗的。因為一切你能想得到的骯髒事情,從一個小政客開始踏入政壇就開始了。從選里長、鄉鎮長、鄉鎮代表、市長、議長、市議員、乃至總統、副總統。那一關可以用君子手段從頭選到尾的。這不單是在台灣,那一個西方國家,他們是在選聖人呢?當然表面上,人民要求政客道德要高、能力要強。然而,實際上往往百不得一。其實這就是民主。因為。選民本身什麼德行,他的被選舉人也大約就是什麼德行。換言之,你絕不可能從一群綿羊中選出一頭獅子。 南方朔的文章,一向是充滿了移植自西方的思想精義。然而,橘逾淮則枳。西方的哲學思想,有它歷經數千年的背景,從希臘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思多德等大哲,加上基督教及羅馬帝國一系以降的的淵源,復加上自15、6世紀的大航海,到18世紀的工業革命,乃至一次、二次大戰,最後的自由經濟興起,以迄於金融風暴。它其實是一波接一波,環還相扣的。因此,以台灣這樣的先天不良,後天失調的攙弱體質,尤其是實施不倫不類的所謂雙首長傾向總統制的憲法,使得民主在台灣的實行,特別顯得顛沛流離,零零落落。 也就是說,台灣對於民主的要求其實是先求有,再求好。需知即使如老牌民國家英國,從1215年大憲章起,迄今已有797年了,因此台灣離成熟的民主其實還早得很。所以,馬的笨拙、固執,反而是守住了最基本的民主常識底線。他其實什麼都沒做,也都無所謂的。因為中華民國憲法明明規定行政院就是全國最高行政機關,不是嗎? 而由於修憲後總統的責任是國防、兩岸、國安、外交等,我認為這些方面他的分數是及格的。特別是他自上任後,推動一系列的直航、ECFA等政策,在民進黨的排山到海的反對下依然不為所動,堅持走下去。我認為甚值誇獎。 但是這樣的直航、ECFA等政策,何以遭到南方朔的堅強反對呢?這就是我前面說的,南方朔他搞不懂經濟上橘逾淮則枳的道裡。例如金融風暴的起因是自由經濟,這我是同意的。但是台灣的金融環境離充份開放的英美式的自由經濟體系是有相當一大段差距的。台灣的金融改革迄未完成(按:幸虧未完成)。而且因為金融改革未完成,所以許多金融產品未能在台灣行銷。例如造成風暴起因的房地美、房利美所發行的房貸質押憑證証券,類似的產品,在台灣就不能獲准買賣。所以說,由於南方朔的經濟知識是自學苦讀,在無明師指導下,自然不能將讀到的東西與台灣金融實務界,充份消化結合 (按南是臺灣大學森林學系學士,森林學研究所碩士。中國文化大學實業計畫研究所博士班)。他堅信所謂的經濟自主(不依賴它國)。以致三年來因為反對ECFA,未能獲得馬的善意回應,最後他基於讀書人的風骨、理念,毅然決然出面挺反對ECFA的蔡十八。 毛澤東的名言:「沒有田野調查,就不能取得發言權」,這話是有它真理的。我想起當年大陸淪陷,也是一大票知識份子對馬克思、黑格爾的生吞活剝,不求甚解。20世紀西方偉大的哲學家羅素(Bertrand Russell),他在1920年,第一次去俄國時,就看透了共產黨。他說道:「在俄國他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與每一件他們想要做的事情,與一個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所想做的剛好相反」。這年羅素48歲。甚至早在1898年,他就宣稱拋棄黑格爾了,那年他才20歲。 需知整個馬克思學說中重要哲學基礎之一就是黑格爾哲學,同樣共產黨的最重要的開創者之一的列寧,他的理論基礎也是依據黑格爾哲學。然而熱愛中國的羅素,並未能將他的看法影響中國的知識份子,這是很可惜的事。 我對南先生的讀書之深廣是素感欽佩的,也對他堅持讀書人特立獨行的風骨,同感無限感佩。但很可惜的是他誤解了西方的經濟理論與台灣的金融實務,也就是橘逾淮則枳的道理。最後造成他的挺蔡,這實在令人遺憾之至。 我亦可以這樣說,南先生的投蔡只是許多生吞活剝,不求甚解的知識份子的樣本代表。從當年中國大陸淪陷,一大票的左派學者,他們對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的真正了解,就明白了。因為中國當時的實際狀況並非如當年馬克思所處的歐洲的大富與赤貧的巨大差距。相反的當時(1930-1950),中國大陸的社會,只是小貧與大貧罷了。換言之,土壤不同,氣候不同,是不能隨便移植的。南先生,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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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事評論|政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