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重看了珍‧奧斯汀《理性與感性》《傲慢與偏見》，前幾天又看到一篇文章，提到小說的雅俗之爭。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sep/25/today-article2.htm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6/new/sep/26/today-article3.htm

這篇文章討論的主題：「當文學在資本社會已是非常邊緣之時， ( 文學作品 ) 雅俗的界線還存在嗎，雅俗之爭還有意義嗎？」我覺得頗有意思，想到心底一個相關的疑問：「珍‧奧斯汀的小說是雅是俗？」那當然是沒人說得清楚明白的。

雖然她小說關心的主題，永遠只是幾個待嫁小女子的春心蕩漾；在挑選對象或被挑時，互相的品頭論足。毛姆卻將之列入世界十大家小說家，作品被譽為永垂不杇。

更奇的是，她寫作的年代，歐洲正處在拿破崙鐵蹄踐踏之中。雖然英倫免於戰亂直接波及，有識之士莫不憂國憂民，文學能不反映時勢、關切國計民生嗎？

以舞會郊遊為場景的愛情遊戲，以風花雪月談情說愛為主要情節的作品；當時也曾被出版商被排斥，《傲慢與偏見》初稿完成次年欲出版不果，十八年後才得以出版。

如今，所有大時代驚心動魄的故事，都成過眼雲煙，一去不返。這些小女孩的心情故事，仍一再重複上演，令人百看不厭。

這篇引文所述的前提：「當文學在資本社會已是非常邊緣之時」， 其實是不必然的。兩百年前，資本社會仍未冒出頭，就有了珍‧奧斯汀，解開了小說的雅俗之爭。

中國古來所提倡的「文以載道」，不也是文學的雅俗之爭？前提是言之無物的「俗文學」當道，才需要提倡言之有物的「文以載道」。所謂「載道」，除了「國計民生」，最可笑者，當屬「民族大義」與「忠君愛國」了。

在五族共和甚至五十六族共治之後，所謂「民族大義」早已灰飛煙滅。在民主社會與世界地球村的世代，哪有不變的君可忠？哪有不移的國可愛？

世間的價直觀不斷的改變，「文以載道」的文章反映當代有其時代意義，時過境遷之後，當可藏諸名山，卻只有史料的價值。

唯有人性，貫串古今中外人的生活。深刻剖析人性、洞見生活本質，感動大部分「世俗之人」的作品，才具有永恆不朽的普世價值。

引用文章網址有其時限，特轉貼於下，以便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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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論《小說族》二十週年______(自由副刊20060925-26)

回首.(上,下)

◎林黛嫚 圖◎吳孟芸

人生有許多事，我完全沒想過。

1986年，我在台大夜間部中文系四年級，那時，想繼續念研究所，因為夜間部的師資和日間部不盡相同，為了更有把握考上，便去旁聽日間部的課程。我認真準備考研究所，後來居然放棄了，只因為，大四那年，我得了全國學生文學獎小說首獎，希代出版社找上門，為我出了第一本書《也是閒愁》，而且他們還等著出我的第二本書，於是，我放下準備多時的課業，專心寫小說。

雖然後來我又重回校園，成全二十年前的心願，但是那個時候沒有停下來想想放棄考研究所值不值得，過了這麼多年，也沒想過耽擱二十年的學位和這二十年的創作成績能否放在一個天平上秤量。不知不覺間，我的創作生涯已過了二十年，而且我重回校園研究的論題就是在八○年代掀起過一波浪潮的《小說族》，在那篇論文裡，我剖析了《小說族》所引起的文壇一場雅俗之爭，也間接回顧了自己的創作初期，當時我的結論之一是，認為這場雅俗之爭是不必要的，文壇其實有大和解的可能，沒想到，如今，才幾年，我的職場生涯走到了一個時間點，而台灣的文學環境也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當文學在資本社會已是非常邊緣之時，雅俗的界線還存在嗎，雅俗之爭還有意義嗎？八○年代的《小說族》現象到底有沒有《小說族》現象？這個問題從開始寫論文時就和我如影隨形。

首先是我怎麼覺得。我當然覺得有《小說族》現象，那個時候，新書一個月再版一次，雖說在賣了一萬多本後再版的速度就慢了下來，但是在百貨公司專櫃、郵局窗口、咖啡館被服務小姐認出來，看到兩個人（對方和我）都紅著臉，有些羞澀、有些興奮，重要的是，我清楚知道我的讀者在那裡；不久前，一位出版社的編輯來邀稿，她的開場白就是，「我是讀你的書長大的」，她擁有每一位小說族的第一本書；再說今天，包括我曾服務的文學傳播，在談到九○年代的新生代之前，都會先提到我們這一群，那是被正確標識的新世代，文學史上有著我們的記錄啊。

當年以《海水正藍》大為暢銷、締造許多文壇紀錄的張曼娟聽到我敘述寫作此論文的緣起，聽到一些文學評論家衝口而出的《小說族》一詞，她的反應是驚訝和感動，「過了這麼多年，還有人記得呀？」在撰寫我的研究論文時，我的情緒與態度的轉變從接受、質疑、委屈、寬容到開放。當年我們聽到、看到、感受到一些非善意的訊息時，雖然不愉快，但是因為莫可奈何，也不知如何面對，於是以「大約本來就是這樣，就會碰到這些事，何況我們也真的不夠好」的心態接受。只是在完成這個研究的過程，我體會到從社會學的角度去看這件事，人類文明的進程不就是如此從不斷溝通、試驗過程中調整、改變？我很高興有這個機會從自身走過的歷程，還有那些和我一起走過的夥伴的經歷，去省視、檢驗這個過程如何發生、如何面對、如何運作。

《小說族》的崛起與全盛時代希代原本是在台灣羅曼史市場據有一席之地的出版社，因為老闆朱寶龍結識了一些文學作家如黃凡、苦苓、詹錫奎、林燿德等人，而對文學書產生興趣。

當時一個專為年輕學生而設的全國學生文學獎引起朱寶龍的注意，這個文學獎和中時、聯合文學獎最大的差別是參賽資格的限定，由於限定在學的大專學生，便把當時已有寫作成績的作家排除，讓有寫作能力的年輕創作者能出頭。

朱寶龍當年在接受報紙訪問時曾說，當時書市的文學書籍裡，知名作家的作品約占百分之六、七十，新作家的作品很少見，而且知名作家的作品幾乎都在少數幾家文學性出版社，他覺得這是一個空檔，可以有計劃地發掘和培植新作家。張曼娟的《海水正藍》長踞暢銷書排行榜，二年半就售出十餘萬本，第二本書《笑拈梅花》出版一年多也售出五、六萬本，這樣的銷售成果讓朱寶龍喜出望外，於是希代出版社自創《小說族》這個名詞，讓六位念中文系，甫出校園一、兩年，得過全國學生文學獎的女性作者集體出書，創造出更大聲勢。包括吳淡如、楊明、彭樹君、詹玫君、陳稼莉和我（雖然我在前一年已經出版了第一本書《也是閒愁》，但並未引起太多注意，遂也加入這一波新人行列），這六位新人不負所託一炮而紅，小說在短短半年內也各售出五、六版。

朱寶龍在接受訪問時曾表示，他認為出書本來就是商業行為，當然要考慮市場，於是這一系列每一本書從書名到封面、內頁設計都充份掌握作者和作品的特性，有的書還用作者本人經過造形師設計拍出的沙龍照，有的在內頁放了大量生活照，凡此種種，據朱寶龍的說法，「包裝當然是非常重要的，由於針對年輕人，因此設計上要有親和力」。這種做法在當時文學書只是素樸地把文字排滿的文壇確實引人注目。

六位《小說族》新人第一本書就有很好的銷售成績，希代進一步和我們簽下合約，約定每年出版一至二本書，總計六本新書，而成為希代的「專屬作家」。除了六位女作家，也曾獲學生文學獎的郭強生、侯文詠、安克強等人，也成為希代網羅的對象，並以同樣商業行銷手法，促銷他們的新作。

到1988年7月，希代發行《小說族》雜誌，以刊登希代作者群的作品為主，創刊之後一年內，每一期以一位《小說族》作者為封面人物，並專題介紹這位作者的生活及創作觀。這是《小說族》現象的全盛時期。

《小說族》現象一直到張曼娟和希代分手，新書、舊書都轉到皇冠出版，隨後吳淡如、侯文詠、郭強生、楊明都轉投皇冠出版社旗下，而其餘的《小說族》作者則產量減少，還留在希代出書的作者不論是作品的文學性，或作者的知名度，都不如前述諸人，於是還持續發行的《小說族》雜誌又回到希代出版社的本行，成為不折不扣刊登言情小說的雜誌。而這份雜誌也在三年多前停刊，《小說族》正式告別文壇。

主流文壇與菁英品味的拒斥我或許不能代表所有「小說族」發言，但至少當年我對出版這件事只是很單純的想法，我愛好文學，喜歡寫作，出版社願意為我出書，並且努力宣傳，讓我們的作品送到讀者手中，這是值得感謝的事，此外，關於一個文學社群是如何運作、進入文壇要拿哪一種名片……這些，似乎不是我們這些初出社會的人要在意的吧。

但是張曼娟的作品形成一股風潮， 並和率先設立暢銷書排行榜的金石堂的圖書產業變革結合，其後《小說族》的六位新人又造成流行，文壇原本並沒有注意到這些不是從傳統途徑（副刊或報社文學獎──文學出版社──文學評論的肯定）崛起的新人，這時也不得不正視所謂的「小說族現象」。

可是主流評論界卻始終輕忽這個龐大市場寵兒存在的事實，倘若評論界視八○年代新興的都市小說為「通俗作品」，一概以輕蔑態度拒斥，又如何能提昇這些新世代作家們創作的視野？各種文學選集完全忽視《小說族》作者的作品，以1985年到1990年間的年度散文選、小說選、文學大系等選集為例，這段期間，《小說族》作者的作品產量非常多，有些作品也在報社副刊發表，但除黃凡主編的希代版《新世代小說大系》外，「小說族」的作品從未被選入各種選集內。一位主持文學大系的出版人坦承，他曾經在評選會議上提議選入張曼娟的散文，但在場的評論家、學者紛紛表示反對。

當時可說是主流媒體代表的《中國時報．開卷週報》，除了在〈第三隻眼〉等另類書評的方塊中以匿名方式把《小說族》譏為「紅唇族」（當時流行樂壇受少女少男歡迎的歌手組合）外，更以全版報導來探討小說族現象，這篇題為〈排行榜新青春偶像派爭議多〉的報導，甚至由當時該刊的主編親自執筆，充分展現主流媒體對「小說族現象」的焦慮與不安。

在這篇報導中，次標題的幾個問題，雖是問句，其實卻明白點出文學媒體的立場：「是為文壇新人造形，還是驅策他們成為商業遊戲的順從者？是培養作家，還是窄化了他們的未來？是創造文學人口，還是淺化了讀者對文學的品味？」（《中國時報》1988，5月8日，23版）再談到文學出版社的反應，解嚴前還是文學市場大好的時代，洪範、爾雅、九歌、純文學、大地這五家出版社（一般稱為「五小」）的出版品還能擁有一定的銷售量，《小說族》的暢銷其實並沒有威脅到文學出版社，但是這些出版人是主流傳播的讀者，於是他們知道有一些年輕作家，專寫愛情小說，這些人寫的不是文學，這些人不是文學社群的一員，這些人的作品不值得看，儘管這些出版人從未看過任何一篇《小說族》的作品。一位文學出版人說：「《小說族》的書暢銷會不會影響到文學書的銷路？我認為不會，因為要看學者的書的讀者，不會買吳淡如的書來看，所以不會有排擠效果。」那麼主流文壇的焦慮不安是奠基在什麼地方呢？我們或許可以這麼歸結，文學場域的資本固定，朱寶龍的說法「不但爭取文學人口，更創造文學人口」，正是認為他出版《小說族》的書是擴大文學場域的資本，但正典文壇雖然在意文化資本被瓜分，但更在意的是正典聲譽被侵犯，包括所謂「守門人未善盡職責」、「應該負起提昇新世代作家創作視野的責任」，還有如《開卷週報》所說「中國小說會因缺乏深刻的東西而完蛋」，以及文學出版人認為「作家應有社會責任，尤其是對年輕人有影響」，在在顯示正典文壇的意識形態，這種強調文學的社會角色、教化功能，以及文學藝術形式的菁英品味，自然無法接受《小說族》以「不是很優秀的作品，大受年輕學生歡迎」進入正典文壇來魚目混珠一番。

那一群「族人」們

出版第一本書的喜悅還正新鮮，結識一些有相同志趣的創作伙伴更讓寫作這件事興味昂揚，郭強生走進金石堂書店，打算去翻翻自己的書，去看看那些自己的讀者的模樣，郭強生跟我談到那次經驗：「我還沒走到擺放希代出版社作者群的書櫃，就看見一位文壇前輩，手上拿著以我為封面的當期《小說族》雜誌，對著圍在他身邊的讀者，在批評些什麼，因為距離太遠，我聽不見這位前輩作家說些什麼，不過從他的表情──鄙夷、不屑加一點憤激，我感覺一定不是好話，趕緊逃離書店。」這樣的經驗也許不多，卻很深刻。

現在仍然活躍文壇的張曼娟，書最暢銷，當年也是最受責難的人，她有長達十年的時間不參加任何文學活動，只和自己的作品、自己的讀者在一起，便是因為這個文學環境曾經如此傷害她。張曼娟告訴我，「當年我很在意旁人對我們的看法，每一篇評論都找來看，看完之後的感覺是這些人浪費了媒體的版面，有這麼大幅的空間，為何不認真去討論我們的作品，而只是抓著商業包裝、行銷手法這些外圍的環節展開攻擊。」侯文詠在這場戰火發生時，並未決定當一位作家，而且他在自己的醫學領域有一席之地，所以看不到界線一方對另一方排擠的情況，不過他也提到某知名作家，也主持電台節目，在侯文詠的《白色巨塔》出版後，邀請他上節目接受訪問，但這位作家主持人對侯文詠說，因為他寫了《白色巨塔》，才邀他上節目。

當時在副刊工作的吳淡如，是《小說族》中唯一曾經對這些評論文章發表反擊文章的人，但是零星的反擊似乎沒能引起注意。此外，包括楊明、詹玫君等人都有無力感，認為幾乎所有的評論都是朝著《小說族》而來，很少針對單一作家（作品）做深刻的剖析，所以無從反應。

表面上看來，在希代的商業行銷中，《小說族》是贏家，如同朱寶龍在接受《開卷》訪問時說，「作家們既能得到讀者的熱烈回響，又可拿豐厚的版稅，會覺得很值得，很高興。」尤其在當時台灣的文學場域，新人要出版第一本書並不容易，那麼我們這些《小說族》又如何看待自己成為商業促銷的對象這件事？張曼娟並未和希代簽下長期合約，事實她和希代的關係在出版第二本書《笑拈梅花》後就因理念不合而漸行漸遠，她對商業手法促銷的大環境頗感無能無力，她覺得就發掘新作家而言，出版社這類做法是很好的，但像《小說族》那樣的出書做法，則容易抹殺每位作者的個別容貌，使得作者日後需要加倍的努力，才能建立自己的風格。

吳淡如也有類似的說法，她很感謝希代為她出第一本書，但也對希代後來採取的粗糙商業策略感到不滿，認為希代只是要製造螞蟻雄兵來占領市場；詹玫君則說，「希代包裝《小說族》的方式雖然獲得快速（但短暫的）的商業利益，但扭曲了作品的文學性，局限了作者發展成長的市場空間。」

記得當年午後悠光

轉眼二十年過去了，三、四年前我研究這個論題時，《小說族》雜誌還持續發行，現在也已經消失在世面上，即使現在還在文學創作崗位上的「族人」，可能也忘了曾經存在的小說族現象，但是我常常回首，希代出版社的發行人朱寶龍為了讓我們這些初出茅蘆的文壇新鮮人正視自己的文學生命，他也在意正典文壇對我們的批評，所以辦了一個讀書會，希望藉由檢視、討論、批評彼此的作品，進而拓深、拓廣我們創作的內涵。週末下午，在民生東路希代舊址，小說族聚在一起，住在中壢的陳稼莉、台中的詹玫君還常專程北上，我們一起閱讀、發表各自的新作。那是酷熱的夏日午後，室內涼得恰到好處的冷氣反而容易令人昏昏欲睡，加上嚴肅正經的話題，我幾次發現朱先生斜倚椅上閉目養神，不禁莞爾。後來這個讀書會不了了之，然而朱老闆的堅持卻讓人印象深刻。

沒有希代出版社，張曼娟會不會是暢銷作家？沒有小說族，吳淡如、楊明、侯文詠、郭強生，甚至包括我，會不會在文壇冒出頭？答案是肯定的，誠如郭強生所說，《小說族》的崛起固然有許多大環境的因素，但其中重要的一點，是當時很少有作家像《小說族》的作者們如此真誠地面對校園的年輕心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