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城臺北

日昨在金石堂書店看到一本舒國治先生的《水城臺北》，書中對民國四、五十年間的臺北街道做了蠻仔細的介紹，捧在手中不自禁的從頭翻到尾，一氣讀完。

舒先生的文筆細膩，著墨深淺，每篇故事都像是一段紀錄片的鏡頭，畫面從街角的這頭掃到另一頭，每一格都帶給我對少年時光的記憶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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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住在四四西村，國校三年級時轉到市區的東門國校，上學都得到三張犁車站搭車。當時從三張犁發車的公車路綫有19，20，30，31等；其中19路走基隆路朝北過了縱貫鐵路右轉往南松山到松山火車站，20路是走信義路往西直行到總統府右轉重慶南路再接衡陽路中山堂（早先公車可以在總統府前來來去去的），30路走基隆路往南右轉入羅斯福路到螢橋（？），31路則先走光復南路再左轉往中正路朝西到臺北車站/中山堂。

【註】中正路就是現在的忠孝西路—忠孝東路—八德路這一段。據我所知，為了表達擁戴當年的領袖『政躬康泰、萬壽無疆』，全省各地的中正路編號作業都是一路到底，中間絕對不能像其他路的『分段』——任誰都不敢犯忌。（不公平的是，中山路就可以既分南北，又分段！）

在此我來補充舒先生書中所提到8路車的一段故事：早先公車編號是四條循環綫各由起站往台北車站繞一圈，依環繞區域分：0東（東門站——今新生南路/信義路口）、0南（公館站）、0西（龍山寺站）、0北（大龍峒站）；另外便是各個直去直囘的起點~終點綫路，其編排是從1路車依次而列，順著路綫的開發而加入新號，不按區域排序。

起初是很自然的排了個8路公車，由三張犁到臺北車站。猶記得幼時曾拉著父親的衣角還搭乘過8路車；那年頭車身都不大，橫木條長椅成面對面兩排，右側中段開一單門，還有欄杆圍出車掌小姐的位置。但是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有人突然連想到8路不就是“八路”嗎？而八路就是當年共產黨的『八路軍』也，那麽那些排隊等8路公車的人不都是在等“八路”了嗎？

這下還得了！在那個『反共抗俄』的年代，凡事要政治正確，思想正確，錯了就會沒命的——於是趕緊改名。因爲其行駛路綫在過了光復路口後，大部分與7路車重疊，所以原先是改為7路甲（簡稱7甲）；沒三年，公車處又添了好幾條路綫，7甲就順著再度改名為31路了。

【註】原來也曾有4路和13路，後來這兩條路綫分別因爲犯了『死路』的諧音和『十三不吉』的民間忌諱而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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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提到『市民住宅』，那應該是當年最早興建的連棟公寓樓房。早先，除了商店樓房、獨門獨戶洋樓，臺北街道一般住戶都是平房，無論是日式、中式、農家式，或我們住的眷村式，都僅有一層。突然那會兒在村子的北邊空地上興建起一批漂亮的紅瓦磚牆兩層樓水泥房，樓下每戶前面還圍個僅膝蓋高的矮磚牆。共三排，每排三棟，每棟單層好像是六戶、六戶、八戶，二樓的每兩戶共用一樓梯；設計排列整齊，並且整個看上去很是洋味兒。繼而見到那些搬入的住戶們也都是乾乾淨淨的，讓我們這群眷村仍掛著鼻涕的娃兒們看得非常新奇。

沒多久，在兩層樓的後面（北面）又蓋了一批黑瓦灰牆的三層樓公寓，整片樓房區合著仍共稱『市民住宅』（位於光復南路415、417、419巷與基隆路之間），但感覺上還是兩層樓的比較漂亮。之後好一陣子，從台北開始延展到全台灣的建商一直都是依此格局設計公寓樓，不同的只在於層數的高低與社區規劃。

那時每逢節慶，尤其是過年、國慶，我們村裏的男娃兒們會擎著火把四處亂竄（燈籠是女娃兒或是五歲幼童的玩意兒）；因爲『市民住宅』的巷道寬，我們都喜歡往那頭奔去。周日，我們玩「官兵捉強盜」或是「四郎真平大戰魔鬼黨」的遊戲：一群瘋野的娃兒們個個頭上蒙著汗衫——好人只蒙上額頭，壞人則蒙整個頭（露雙眼）——兩派人馬，揮著自製的木劍，從村内『殺』到『市民住宅』，把那兒的媽媽們看得驚嚇壞了。

【註】除了作者書中提及的『活水號』雜貨店之外，「市民住宅」的419巷另有一間『康樂士多』小店。兩家店皆是小型雜貨店；但前者就是臺省傳統的「柑仔店」擺設，後者則略有點呈現像洋式街角的drug store，擺置較有排列層次感。

那時候，我一直不懂什麽是『士多』，甚至在學了store這個字之後好長一段時間才會過意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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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中提到子路書局，位在大安區公所站（早先好像叫台北市工站）。那時候，它可能是第一家離開市中心區位置（原來的城中區）開設的綜合型書店。以前買書都得到重慶南路，自從子路開張後，對臨近的居民提供了相當的方便——可以算是臺北最早的『圖書便利店』！

說起來也引得另一番童年的故事：當年我喜歡班上的一位女生，她家就在子路書局後面的台北市工宿舍；有一天為了探知她住那兒，放學後就使腦筋搶著比她搭早一班公車（因爲她與我是放學同隊，所以都同搭20路公車），我一下車就趕緊先躲在子路書局裝著翻書，等她下班車到了之後，我就跟著走便找到了。接著便去敲她家門，之後便好幾囘帶著功課到她家去作。

那年頭，東門國校三、四年級男女生合班，但是男生絕對不會去找女生一起玩，否則被大家笑弄。所以一段時間，我都是放學之後才去找她的（那時是半天班）；到了五、六年級男女分班，大家又開始有初中聯攷的壓力，學校還刻意安排男生班和女生班間隔個寬寬的樓梯，於是就越分越遠了——六年級的有一天，我從三張犁上車，坐著車手上還拿個沒吃完的饅頭，一個沒當心，猛然見她上了車就站在我正前面，我一下兒窘得不知該怎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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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舒先生當年住在市區的東端，對那邊的描述較多；而四四西村也是在市郊的東緣，且當年的東區仍可見處處的稻田、小澗，加之不遠處的拇指山，因而當童時唱著「我家門前有小河，後面有山坡...」的時候，都還真以爲作歌的人就是拿我家的景象寫的呢！

小時候，還見過田裏隨風搖的金黃稻浪、田間牛背上的鷺鷥、雨裏穿蓑衣的農夫、馬路上滿載徐行的牛車、兵工廠旁的車輛動員演習、延吉街邊從五級保養厰開往華山貨運站的軍列車、街角巷口排班的三輪車、『新』建八棟連排的中華商場、兒童戲院放映的《我的舅舅》、限載30人卻擠進50人硬板條公車、臺北火車站前一段段公車候車亭、立在公車站牌旁大小不一既售車票又兼賣報紙/雜誌/香煙/地圖的公車售票亭、臺北大橋一跨弧一跨弧的鉄鋼梁架、中華體育館的亞洲杯籃球賽/節慶晚會......都是「水城臺北」的一角。

［原作于2011/0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