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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免賦最多、國庫存銀也最多--乾隆帝以民為邦本
2013/06/07 15:02:29瀏覽1743|回應0|推薦1
【轉載】免賦最多、國庫存銀也最多--乾隆帝以民為邦本
免賦最多的天子

要想知道一位皇帝是好是壞,還是庸碌之輩,比較簡單的檢驗方法就是看其對賦稅的態度,是加賦,還是減賦免賦。歷史上被人們公認的英君明主,沒有一個是橫徵暴斂之君,他們最基本的一條德政就是減賦蠲稅,輕徭薄賦。

在這個至關重大的問題上,乾隆是很有作為的。他認為「民為邦本」,本固才能邦寧。治國之道,「莫先於愛民」;而愛民之道,「以減賦蠲租為首務」。因此,他多次地、大規模地減免國賦。他在即位之初大赦天下的恩詔中,就宣布免除雍正十二年以前的欠賦,僅江蘇、安徽就免了賦銀1010餘萬兩。此後的63年里,他以「災蠲」、「恩蠲」、「事蠲」、「逋蠲」等名義免除的賦銀超過一億兩以上。

更為難得的是,他還於乾隆十年、三十五年、四十三年、五十五年、六十年五次下諭全免天下一年國賦。
他於乾隆十年正月初六日下達的第一道上諭中講道:要想海宇乂安,民氣和樂,持盈保泰,「莫先於安民」。「況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聚於上,即散於下」。皇祖屢蠲租賦,又特頒恩旨,「將天下錢糧普免一次」。朕欲使黎民均沾恩澤,特將丙寅年(乾隆十一年)錢糧,通行蠲免。

從這道上諭,結合五次普免全國錢糧的具體情形,可以歸納出五免天下錢糧的四個問題。

其一,效法皇祖。
乾隆對皇祖玄燁十分崇拜,常講「以皇祖之心為心」,「法皇祖之事為事」,以皇祖為楷模,效其所行,法其所事,達到皇祖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並在此基礎上有所作為,功勛更著,是他畢生追求的一個重要目標。皇祖曾經普免天下錢糧一年,他也要這樣做,而且具體實施辦法也仿其例。當年因為一年之內全免各省錢糧,對國家財政影響太大,承擔不起,遂改為三年輪蠲,第一年免若干省,第二年再免若干省,第三年免前兩年未免之省。這次乾隆也是這樣做的,將各省分作三批,乾隆十一年全國應徵田賦丁稅銀2824萬餘兩,十一年免江蘇等十一省賦銀1042萬餘兩,十二年免廣東等省賦銀862萬餘兩,第三年免剩餘的山東等省賦銀919萬餘兩。

其二,知難而進。
普免全國一年錢糧,並非輕而易舉,沒有很大的勇氣,是不能行此特恩的。雖然經過十年的苦心經營,國庫存銀有所增加,乾隆十年庫銀有3317萬餘兩,但全國田賦、丁銀、鹽課、關稅,一年只有4000餘萬兩,其中田賦丁稅佔了將近四分之三,而每年官俸、兵餉、河工等項額定支出多達3000餘萬兩,萬一遇到大災或大的用兵,動輒需銀幾千萬兩,便會入不敷出。因此,御史赫壽上疏諫阻,力言「不應蠲免一年錢糧」。乾隆覽疏大怒,下諭痛斥赫壽「悖謬已極」,重申本固邦寧,「朕以愛養百姓為心」,故要普免天下錢糧。這樣一來,制止了反對普免的浮議。

其三,青勝於藍。
乾隆不只簡單地重複皇祖做過之事,而且是有所創新,有所發展。
一是皇祖是在即位五十年並且國庫充盈,存銀多達5000餘萬兩之時,才下諭普免全國一年錢糧的。而乾隆帝卻是在登基之後僅僅十年,便下諭全免一年田賦丁稅,此時國庫存銀才3317萬餘兩,不如皇祖時富裕。
二是皇祖只免正額賦稅,而乾隆還免除了歷來不在蠲免範圍內的甘肅「番糧草束」,福建台灣的「夷米」,陝西、西寧的「馬貢」等十多種名目的征派。
三是康熙帝只下了一次普免特旨,乾隆卻連免五次,普免次數之多,不僅在清朝是絕無僅有的,而且在整個封建社會的歷代王朝中,也是空前絕後的。

其四,理財方針好。
乾隆在第一次普免諭中說道:「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聚於上,即散於下。」過了25年,他又在乾隆三十五年第二次普免錢糧諭中更明確地指出:「天地只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寧使茅檐蔀屋自為流通。」這實際上是說要藏富於民,民富才能國強。這才是最好的理財之道。歷代幾百位君主中,能有這樣想法的皇帝太少了,將它落實於行動,多次全免錢糧的天子,更是少而又少,也可能就是乾隆這一位了。

乾隆帝還三次下諭,全免八省漕糧。「漕糧」是江蘇、安徽、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山東、河南八省正額田賦中運往北京「京倉」和通州「通倉」的那部分糧食,供京師帝王官將兵民食用,每年定額400萬石,另外,江蘇、浙江兩省還要運送白糧99000石。

每年額定漕糧400萬石和白糧99000石,本身就是十分龐大的數目,百姓的負擔本來就很重的了,可是,更加苦累黎民的是,漕糧的實際費用遠遠超過非漕糧的400萬石正額田賦。因為,一般的正額田賦是收銀子,百姓到州縣交納錢糧時,不包括官吏的額外苛索,大致是一兩正賦銀要交銀子1兩1錢至1兩2錢(那多交的1錢2錢是正賦銀的火耗),就算交清了。但是,漕糧就不同了。這400多萬石「漕糧」是糧食,是要運到京師的,這上千里到幾千里的路程,需花多少運費?需交多少打點費?這筆開支非常大。

姑且不說貪官污吏的額外盤剝,就是按照官府的法例規定,每石漕糧就要另外徵收多項銀米。
一是「隨漕正耗」,每石加征耗糧3~4斗。
二是「隨漕輕齎,易米折銀」,每石征米2~3斗。
三是「隨漕席木板片」,每年徵收10~20萬兩銀。
四是「贈貼銀米」,乾隆每石漕糧大約征銀4~6錢。
五是「白糧耗米」,每石加耗三四斗。
此外,還有「行月」、「羨銀」、「廳倉茶果銀」等等名目。大體上,這些「耗米」、加派,每年多達七八百萬石,兩倍於正額漕糧。

由於「漕糧」是供京師帝王官兵食用的,因此一般是不能蠲免的。康熙帝這位以「蠲租為第一仁政」的天子,鼓足勇氣,才於康熙三十年特下上諭,蠲免一年漕糧。「以皇祖之心為心」的乾隆帝,效法皇祖的愛民之心,分別於乾隆三十一年、四十三年、五十九年三次頒發了全免八省漕糧的上諭。蠲免八省漕糧的次數之多,在歷代皇帝中,也是絕無僅有的。

乾隆帝的五免全國錢糧三免八省漕糧,對國計民生產生了重大的積極的影響。五免錢糧三免漕糧,估計蠲免了正額賦銀2億兩,加上歷乾隆刻本《農書·圃田》年「災蠲」等的1億多兩,共計3億兩以上。以當時米1石(400斤)折銀1兩計算,3億石米為1200億斤,按1人每日食米1斤,1年為360斤推算,1200億斤米可供1億人吃4年,或1000萬人吃40年。如以1畝田價銀10兩計算,3億兩銀可買田3000萬畝。1戶5人,有田地10畝,便可養活全家,照此推算,3000萬畝田地能長期養活1500萬人。可見其效果之巨大。

另一方面,朝廷糧賦,歲歲交納,違令抗糧,嚴懲不貸。有清一代,年年都有幾十萬幾百萬貧苦農民和中小地主因欠交國賦而慘遭貪官污吏豪橫差役的殘酷鞭撻和百般勒索。除了額定正賦正耗,還有各種額外苛派和「耗外之耗」,常常數倍於正額,一旦明諭蠲免正賦,那麼因征正賦而帶來的苛派,也就無從談起。正如乾隆帝宣布在苗疆永免苗賦的上諭中講道,正賦征之於官,收之於吏,繁苛之費,轉多於正額,只有將正賦悉行豁除,使苗民不與官吏有交涉之事,則差役就無法擾累苛索苗民了。因此,普免天下錢糧,對有土地的業主,特別是佔有少量土地的自耕農和中小地主,的確是一大福音,從而受到人們的普遍讚頌。江蘇崑山的巢林散人龔煒,出身書香門第,父親進士,岳父家乃婁東望族,本人喜經史,工詩文,善絲竹,然屢試不第,著書自娛。這樣一位懷才不遇頗有牢騷的雅士,對乾隆帝普蠲天下錢糧極力稱讚,在其《巢林筆談》中,專門寫了《乾隆十年全蠲丁糧》說:「乾隆十年上諭:本年各省地丁錢糧按次全蠲,與民休息。詔下之日,萬方怡舞。」皇恩至大,我儕小人,惟有祝豐年,「急公稅」,請香一炷,禱祝上蒼,祝願皇子皇孫永保黎民。

普蠲天下錢糧的恩詔下達之時,「萬方怡舞」,這是對乾隆帝大蠲租賦的最好讚揚,可見此舉之深得人心,對促進農業生產,繁榮社會經濟,改善小自耕農、中小地主的處境,均起了不可忽視的積極作用。

國庫存銀的多少,是反映國力強弱的一個重要標誌。乾隆帝於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和九月下的兩道上諭,講述了國庫的情形。其中說道:「今戶部帑項充盈,各省藩庫積存充裕。」乾隆即位初年,戶部庫銀不過三千萬兩,四十餘年來,三免天下錢糧,兩免八省漕糧,以及賑災,用銀「總計何啻萬萬」,用兵新疆、金川,又用了大量軍費,但「賦稅並未加增」,庫銀卻已增至七千餘萬兩。並且庫銀之增加,又「非如漢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齡」,「以掊克為事,而致府藏充盈也」。

乾隆四十年正月二十九日,軍機大臣奏報了康雍乾年間戶部銀庫存銀數目,其中乾隆元年至三十九年的存貯數目是:

元年,實在銀3395萬餘兩;二年,3438萬餘兩;
三年,3485萬餘兩;四年,3258萬餘兩;
五年,3048萬餘兩;六年,3146萬餘兩;
七年,3274萬餘兩;八年,2912萬餘兩;
九年,3190萬餘兩;十年,3317萬餘兩;
十一年,3463萬餘兩;十二年,3236萬餘兩;
金嵌珠天球儀十三年,2746萬餘兩;十四年,2807萬餘兩;
十五年,3079萬餘兩;十六年,3249萬餘兩;
十七年,3863萬餘兩;十八年,3987萬餘兩;
十九年,3760萬餘兩;二十年,4299萬餘兩;
二十一年,4322萬餘兩;二十二年,4015萬餘兩;
二十三年,3638萬餘兩;二十四年,3673萬餘兩;
二十五年,3549萬餘兩;二十六年,3663萬餘兩;
二十七年,4192萬餘兩;二十八年,4706萬餘兩;
二十九年,5427萬餘兩;三十年,6033萬餘兩;
三十一年,6661萬餘兩;三十二年,6650萬餘兩;
三十三年,7182萬餘兩;三十四年,7622萬餘兩;
三十五年,7729萬餘兩;三十六年,7894萬餘兩;
三十七年,7874萬餘兩;三十八年,6967萬餘兩;
三十九年,7390萬餘兩。

另外,《清高宗實錄》等書載稱: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庫銀有8000餘萬兩;四十一年十月,部庫存銀6000餘萬兩;四十二年正月,庫銀還有7000餘萬兩;四十六年八月,庫銀有7000餘萬兩;四十九年八月,庫銀7000餘萬兩;五十一年閏七月,7000餘萬兩;六十年,7000餘萬兩。

根據上諭,結合戶部庫銀情形,可以表明當時財政的五個特點:

其一,國庫存銀之多,空前絕後。康熙中年,國庫存銀已經很多,四十五年、四十八年有銀5000餘萬兩,超過前代。
雍正七年八年,庫銀有6000餘萬兩。
而乾隆三十七年,戶部銀庫存銀「多至八千餘萬」,超過了雍正朝,前代各君更加無法與之比較。並且,康雍乾三朝不是只有某一年的庫銀多,其他年份卻劇烈下降,而是國庫充盈的時間很長,這在乾隆朝更為突出。從乾隆元年到三十九年,只有3年存銀在3000萬兩以下(八年2912萬餘兩,十三年2746萬餘兩,十四年2807萬餘兩),其餘36年都在3000萬兩以上。三十年庫銀都在6000萬兩以上。這樣長時間的巨量存銀,也是前所未有的。

其二,「各省藩庫,積存充裕」。各省布政使司的藩庫存銀,也非常多。乾隆二十八年,廣東藩庫的「田房稅契銀兩」積至120餘萬兩之多。三十六年,陝西藩庫貯存之銀「現有四百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四十七年,浙江藩庫存銀101萬餘兩。四十九年,河南藩庫存銀250餘萬兩,甘肅有470餘萬兩。五十年,山東藩庫有銀396萬餘兩。

其三,開支巨大,存銀不減。庫銀之多,並非削減必要的開支而存起的。乾隆年間每年固定的正額開支,如兵餉、官俸、驛站、漕船、河工等等,都比康雍年間有所增加,像河工歲用銀兩多達400萬兩,比過去增加了很多。還有,軍費開支也很大,兩征金川用銀8000餘萬兩,征准平回用銀3000餘萬兩,加上征緬攻廓爾喀,共計用銀1?5億餘兩。至於蠲賦賑災,一般是每年需支出幾百萬兩。各類開支,雖然很大,但庫銀並未受到很大影響,除個別年份有所減少外,總的來說,庫銀仍在不斷增加,數量仍然巨大。

其四,庫銀雖增,賦稅未加。國庫存銀的增加,並非加賦而來,不像乾隆所說漢武帝之用桑弘羊,唐德宗之用裴延齡,「以掊克為事,而致府藏充溢」。乾隆不僅沒有增收田賦丁稅,反而五免天下錢糧,大蠲賦稅,總計蠲免賦銀3億餘兩,相當於7年全國賦稅收入。蠲賦次乾隆皇帝的膳單(乾隆十二年十月初一日)數之多,銀兩之巨,空前絕後,它不僅沒有使庫銀減少,反而是促進全國經濟發展,促使國庫存銀不斷增加,以致達到「府藏極盛」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

其五,入多於出,年年有餘。乾隆年間的收支情形,尤其是每歲開支後的餘額,呈逐漸上升的趨勢。初期,結餘不多。乾隆十年戶部尚書梁詩正奏稱:每歲天下租賦,以供官兵俸餉各項經費,惟餘200餘萬兩。此後年度結餘不斷增加。以乾隆三十一年為例,這一年的「歲乾隆銅鍍金八角鼓式嵌鐘錶座凳(清宮造辦處造)

入之數」是:田賦丁稅2991萬兩,耗羨銀300餘萬兩,鹽課銀574萬兩,關稅540餘萬兩,蘆課、魚課銀14萬兩,茶課7萬兩,落地、雜稅銀85萬兩,田地房屋買賣契稅銀19萬兩,牙行、典當稅16萬兩,礦課有定額的8萬餘兩,常例捐輸銀300餘萬兩。總共是4854萬餘兩。另外還有江蘇、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等省漕糧、白糧米460餘萬石、新疆屯田歲收糧24萬石。其「歲出之數」是:兵餉1700餘萬兩,王公百官俸銀90餘萬兩,文官武將「養廉銀」427萬餘兩,外藩王公俸銀12萬餘兩,京官各衙門公費銀14萬餘兩,內務府、工部、太常寺、光祿寺、理藩院祭祀、賓客備有銀56萬兩,採辦顏料木、銅、布銀12萬兩,織造銀14萬兩,寶泉、寶源局工料銀10萬餘兩,京師各衙門胥役工食銀8萬餘兩,京師官牧馬牛羊象芻秣銀8萬餘兩,東河、南河歲修銀380餘萬兩,各省留支驛站、祭祀、儀憲、官俸役食、科場廩膳等銀600餘萬兩,歲不全支更定漕船歲約需銀120萬兩。總計約3500餘萬兩。兩相抵銷,每年結餘多達1300餘萬兩。但這不包括蠲賦、賑災、用兵以及河工大災搶修等用費。

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大學士等奏稱:「現在統計部庫每年出入大數,約餘銀九百萬兩有奇」。乾隆五十七年,戶部總冊奏稱:上年各省實征歲入銀4359萬餘兩,開支俸薪、兵餉、驛站等費銀3177萬餘兩,「餘銀一千八十一萬餘兩」。每年結餘在1000萬兩左右,餘銀數量確實大得驚人,這就是保證國庫長期存銀5000萬~7000萬兩的根本因素。

魏源在《聖武記》卷十一《兵志兵餉》中,總論乾隆年間國庫存銀之多時,作了如下的概括:

康熙六十一年,戶部庫存八百餘萬。雍正間漸積至六千餘萬,自西北兩路用兵,動支大半。乾隆初,部庫不過二千四百餘萬,及新疆開闢之後,動帑三千餘萬,而戶庫反積存七千餘萬。及四十一年兩金川用兵,費帑七千餘萬,然是年詔稱庫帑仍存六千餘萬,及四十六年之詔,又增至七千八百萬。且普免天下錢糧四次,普免七省漕糧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共計又不下二萬萬兩,而五十一年之詔,仍存七千餘萬。又逾九年而歸政,其數如前,是為國朝府藏之極盛也。

「府藏之極盛」,就是乾隆年間國庫充盈、藏銀巨萬、空前絕後情形的簡明概括,這也為乾隆帝普免錢糧,進行「十全武功」,六下江南,四次東巡拜謁祖陵,編纂《四庫全書》,大修宮殿園林寺廟,提供了物質條件。


來源:摘自《乾隆畫像》作者周遠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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