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的後續發展

        隨著各地蜂起的反政府運動，在臺灣各地紛紛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然而，長官公署的態度卻是一面虛與委蛇，一面與中央聯絡。另一方面處委會的參加分子十分複雜，所提出的軍事方面的要求被政府視為是反叛的證據，因此派軍鎮壓。中央軍隊於3月8日抵台進行全面鎮壓行動，在濫捕濫殺、風聲鶴唳的情況下，才使二二八事件告一段落。

        陳儀在二二八事起之初，可能也希望以政治手段化解危機。然而，事態的演變頗出陳儀意料之外。原來，台灣人累積一年多之政治不滿與經濟剝削已達沸點。而處委會見民氣可用，乃進而提出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改革要求，而此種要求陳儀當然不能接受。原因是獨攬大權之公署制度原乃其所設計提出的，如今面臨全盤瓦解之命運，對其政治聲望、地位實乃一沉重打擊。但事態的發展已非其所能控制，因此陳儀轉而要求中央加派重兵鎮壓。大軍抵台後，他身為台灣最高軍政長官，卻未能有效約束軍警人員依法執行綏靖任務，以致「警察及警備部軍士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並令「憲兵駐台特高組秘密逮捕國大代表」等，擴大了事件追究之打擊面，引起台灣人之驚恐與怨恨。然而，事後他只「承認這是他的一次失敗，不承認他的政策有誤」，自然不能為國人所諒解。

        據檔案資料顯示，蔣主席與陳儀反對報復政策。3月10日，陳儀即下令軍法處徐世賢處長與參謀長柯遠芬：稱有士兵凌辱台灣人事件多起，規定連排長以上人員必須不斷出巡，制止士兵凌辱台灣人行為。同日，柯氏也下令所屬各部遵行。3月11日，徐世賢處長報稱，自戒嚴至今，各部隊機關拘捕民眾一三五人，經訊問後，發現問題極多，常與「事實大相逕庭」，而解送之人犯「重傷者有之」、「財物被奪者有之」。因此他建議陳儀應分良莠，避免株連無辜；並下令官兵「不得恣意報復」。可見濫捕、濫殺、劫財之事不少。訪談中亦印證此事。

       彭孟緝於6日下午出兵綏靖後，電報陳儀，受到陳儀的指責，陳儀指出：「台灣問題應由政治途徑解決，聞高雄連日多事，該司令輕舉妄動，應負此次肇事之全責，著自電到二日起，全部撤回兵營，聽候善後解決。」。7日敉平高雄後，彭氏再度向陳氏解釋用兵的原因，且請允處決數名「暴徒」首領。此電發出後，警總立刻覆電，稱彭氏「處置得宜，實堪嘉慰」，並允處決主犯。陳儀之所以改變態度，原因之一當在安撫彭氏，且南部必須由彭氏主導戡亂之故。

        蔣中正在平息「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是眾所矚目的問題。當時身為國家元首，蔣氏對叛亂活動，自有派兵鎮壓之職權。然而，此項決定有無瑕疵、執行過程有無弊端，也不容忽視。根據各項資料顯示，處委會之所做所為充其量只為求高度自治，並無反叛中央之意，但蔣中正因軍務繁忙，無暇查證，又過度信任陳儀，接受其請兵之要求，不能不說有失察之責。其後，蔣氏亦了解真相，但歷史的錯誤已造成，難於挽回。其次，在執行綏靖任務時，報復、違紀事件不少，亦是一憾事。固然蔣氏的確曾一再嚴申紀律、禁止報復，但終未能防止弊端之發生。而事後台籍官僚(如丘念台、蔡培火等)曾建議懲治失職者，以平民怨，但未被接納，以致留下長期的社會傷痕，確實是有考慮不周之處。

        3月1日凌晨，南京中統局接到台灣調查統計室十萬火急電文，報告「二二八事件」後每天急電二次。中統局局長葉秀峰向蔣主席建議加派勁旅三師赴台。中統局刻意強調事件之嚴重性，例如五日電稱參加暴動者多屬前日軍徵用之海外回來浪人，全省約計12萬人。在加油添醋的報告下，不難想像中央對此事件的反應。而資料也顯示，憲兵司令部與中統局3月12日報告蔣主席，陳儀在國軍登陸後濫行報復。13日蔣主席以急電諭令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命論罪」，口氣極嚴厲。同日，陳儀也急電回報稱，已嚴禁軍政人員報復，但「自當再行嚴飭」。14日，陳儀乃再飭所屬軍政人員，嚴禁報復。儘管三申五令，報復事件仍無法禁止。

        林茂生，字維屏，號耕南，1887年生於台南府城。1916年，林茂生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士學位，成為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的第一個文學士。民國16年，林茂生被遴選為「在外研究員」，公費赴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進入該校著名的Teacher’s College 。民國34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林茂生雀躍的心情，不可言喻，他舉家遷居台北，並擔任國立台灣大學先修班主任，過一段時間，又接任文學院院長，同時，台灣省政府教育處處長范壽康組成教員甄選委員會，他也被網羅其中，成為12位委員之一。民國36年2月27日因專賣局緝察私煙人員施暴，引發翌日群眾暴動。事態擴展開來之後，林茂生憂心忡忡，感慨地說：「局勢不好了！看樣子，台灣人將要更加艱苦了！」後來有電台廣播，請他出面磋商處理的方法，他認為一個學者對實際政治無從參與，也就沒有積極參與，只有在3月4日時去了一下處理委員會，發表了簡短的意見，督促他們要公平，要有建設性，以後就沒有出面了。3月10日晚上林茂生被帶走，從此就沒有再回來了。

        王添灯（1901－1947），出生於新店，民國19年6月「台灣地方自治聯盟」成立，王添灯擔任台北支部的主幹（即支部負責人），後來並膺選為自治聯盟的理事，開始投入政治社會運動。戰後初期王添灯對於新時代充滿希望，希望貢獻一己私力來建設新臺灣，因此積極活躍於政壇和新聞界；民國35年當選省參議員，問政期間，十分認真。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擔任「處理委員會」宣傳部組長，王參議員膺此重任，不敢掉以輕心，在一些同仁參議下，草擬三十二條處理大綱，要求當局付諸實施，後來在大會中又追加十條，但這四十二條卻在兩日後成為「反抗中央背叛國家陰謀」的罪證，成為大屠殺的藉口。此四十二條處理大綱向陳儀提出後，卻遭陳儀震怒拒絕。王添灯沈痛的在電臺廣播，認為這次事件已不能由處委會單獨處理，只有全體省民的力量才能解決。3月11日淩晨，憲兵隊包圍王添灯住處，王氏在睡夢中被拖走。據聞，他被抓後，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審訊，卻因大聲抗辯不屈不撓，而遭人以汽油焚身而亡，令人不勝欷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