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歷史上絕大多數戰爭的勝負，取決於哪方的資源先枯竭，越打越弱，最終力屈投降。少數的例子則是少數名將透過謀略和軍事技術的創新，將自己的局部優勢發揮到最大，從而克制絕對實力佔上優勢的對手，使對手在還沒能動員起資源力量就已經失敗(德國在二戰初期時迅速擊敗英法就是著例)。

    所以，戰爭的勝負其實只有兩個途徑，一是在宏觀上的資源能力壓對手，利用持久性的消耗戰來榨乾對手的資源(一如二戰時美俄對德國的戰略)；二是在微觀上發揮用兵藝術，透過迅速殲滅對方主力，迫使敵喪失戰鬥意志，屈膝投降。

除此之外，士兵和軍需，可以都是消耗品，在資源沒有枯竭之前，都是可以獲得補充的。

    但是，貧道認為要實現上述戰爭勝利的兩個途徑，最重要的關鍵，還是戰爭的主動權(也就是孫子所強調的「制人而不制於人」)。掌握戰爭主動權的一方，不僅可以預選對自己有利的戰場，還可以選擇對自己最為有利的時機發動主力會戰，更重要的是，掌握戰爭主動權的一方，可以在同等情況下，加劇對手的資源消耗。

　　但是，就一個業餘的戰史研究者來說，研究一場表面能發揮將領主動積極性，來克制資源上佔優勢，卻顢頇無能的對手的戰爭，無疑較單純的資源消耗戰來的有趣，也更有價值(例如粟裕大將的蘇中七戰七捷，就是一場典範)。

 　　以甲午戰爭來說，初步工業化的日本利於速戰，農業的中國則利於持久，但這點日本政要深為了解，中國清廷則幾乎不知，甚至連清廷中唯一的半現代人李鴻章也對此也一知半解。在戰略層面上，中國就已喪失先機。

 　　在實際戰場上的交鋒，日軍更是能發揮主動積極性，創造對己有利的條件，全力的打擊清軍，創造擊潰性(陸軍)和殲滅性(海軍)的戰果。這是在中日兩國追求現代化(工業化)較量上，日本先拔得頭籌的必然結果，將責任完全推給李鴻章是不公平的。貧道個人認為，中國近代國家動員體制的初步建立，要到國民政府的貨幣改革完成之後(建立法幣體系)；至於中國近代工業體系的建立，則要到毛主席逝世之前才完成。在這之前，中國要戰勝外敵，都是十分辛苦的事，因為在資源動員的效能上，農業中國都遠遠及不上工業化的列強。

    歷經那麼多代仁人志士的努力，如今中國終於強大起來，踏上復興之路，如果今日再交手，日本要戰勝中國，幾乎是天方夜譚！即使加上美國，要想再來一次甲午戰爭，也是不可能的事(想想中共佈署在沿海的導彈，真正的作用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