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國破滅，非兵不利，戰不善，弊在賂秦，賂秦而力虧，破滅之始也！這是蘇洵對於六國最終為秦國所消滅的論斷，堪稱以論代史的佳作！今日本貓就效顰蘇老泉，論斷一下國民黨失敗之根源！

　　做為民國史的三大主角之一（北洋軍閥＋國民黨＋中共），國民黨佔有極重要的分量，這個黨對於推翻滿清與領導抗日，都有極大的貢獻，但其最大的弊病就在於組織力的極度低效（典型的有組織無紀律），導致其最終的失敗，被中共以武力推翻，驅逐往台灣苟延殘喘，到台灣後蔣氏父子勵精圖治，頗有一番氣象，然弊病至今未能根治，不時的發作更讓這個百年老黨積弱不振，乃至於屍居餘氣隨時任人烹宰．

　　國民黨組織之低效與其難以根治，實際上要從它的歷史開始說起．最初的國民黨起源於孫文的興中會與同盟會，這是一個一脈相承的反滿革命組織，這個組織的上層是當時具有新思想的留學生，至於組織的下層則是真正與清兵硬幹搞革命的黑道（洪門＋青幫）與新軍，本身就是一個大雜燴，乃至於下層真正在衝鋒陷陣的好漢們，對於上層提出的政綱屢有懷疑（實際上是看不懂），諸如共進會與文學社（均屬同盟會下的分支機構）要發動武昌起義前，還將反清口號裡的平均地權改成平均人權（人權要如何平均？）顯然同盟會這個反滿組織大雜燴的上下層除了反滿之外，對於政綱理想也不統一，只不過滿清實在太爛，效率比這幫好漢大雜燴更差（北洋系統例外），才給了革命黨機會．

　　實際盤點一下反滿革命時期的同盟會主要領導，孫文的主要工作是籌款＋外交（對外國政府爭取革命的同情和支援），黃興負責軍事（實際上黃興的軍事水平只有連長的級數），而汪精衛與胡漢民這兩大筆桿子則負責搞文宣（不以人廢言：汪某的雙照樓是第一流的好詩，胡某在廣州幫人當槍手，尚可一次幫兩人考上舉人－這學問的根底，讓人深為佩服），保皇派的康梁基本上不是其對手，顯而易見，這個組織的效率實際上比清廷高明不到哪兒去，但由於思想較新，導致決定性的武裝力量－新軍，尤其是南方各省編練的新軍，遭到革命黨人的深度滲透（北洋軍因袁世凱不用留日學生－同盟會無法滲透），再加上清廷為保持其政治權力，搞出皇族內閣，傷透了官僚地主階層（立憲派）的心，所以當武昌一聲砲響，革命軍打下了武漢三鎮，立憲派馬上與革命黨合流，再加上袁世凱北洋系的養寇自重，成了推翻清廷的最後一根稻草．實際上在推翻清廷的三股力量中，北洋軍最為關鍵，立憲派的總體實力最為強大，革命黨則屬於先鋒，承擔主要的攻勢，但獲得的政治收益最低，而且也是三大反清臨時合夥人中實力最弱的一支，當清廷被推翻後，這三股力量沒了共同的敵人，又開始內鬥起來，國民黨的弱勢就更加明顯，且由於上下無法一心，組織不夠嚴密，加上軍力與財政上遠遜於對手，很快就被北洋系擊潰．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原屬於同盟會系統的重要法政人才宋教仁，為了及早讓中華民國的政治上軌道，在同盟會原有的基礎上吸納大量的立憲派人士，成立了國民黨（這是國民黨這個稱呼在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亮相），投入國會議員選舉並獲勝，但在新生的國民黨中，原立憲派系統的新加盟人員，實際上遠多過原本的革命志士，假設當時的國民黨產生內部矛盾，這個黨的政策方向基本上會由立憲派所主導，基於黨內民主的原則，無論是名義上的領導孫文，或是實際上的領導宋教仁，都很難改變這種狀況．總而言之，打自一開始，國民黨的內部就派系甚多，而且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整個黨都是典型的利益團體，對於黨並沒有足夠的向心力，更遑論忠誠度，入黨搞政治的主要目標，就在於做官與分贓，黨員間的凝聚力很低．作為留日的法政專業人才，宋教仁死得太早，後人無法透過實際觀察，判斷其政治才華與施政能力，但他的死亡，除了導致二次革命的爆發之外，至少還產生下列三個嚴重的後果：

(1)對於美式制度仿製的中斷

　　袁世凱發大夢想做皇帝，以及孫文在日本搞中華革命黨，採用黑社會＋獨裁式的混合制度，弄到黃興與汪胡等老同志都暫時與其劃清界線，這都是政治上的鐘擺效應，孫袁等人都覺得民主沒啥用，朝野都開始搞獨裁，手法不同而已，基本思維都轉向極端．

(2)槍桿子裡出政權

　　既然數人頭弄不出個合理的制度，就只能用野蠻的叢林邏輯處理問題．

(3)喪失黨內矛盾調適的運作機運

　　黨外有黨，黨內有派是常態，但一個好的黨要有合理解決內部矛盾的機制，只要內部矛盾尋一定的處理機制，後續讓全黨產生了共識，全黨再依據共識來操作，整個黨才能煥發出戰鬥力．當然這個過程需要經過長期的試錯與改進，非一蹴可幾！然宋教仁死於暗殺，讓這個可以在和平環境下進行的試錯機制被打斷，培養議員們民主素養的最佳機會就這麼沒了．

　　宋教仁（字漁父）之亡，實民初華夏政治圈的一大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