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鴉片戰爭爆發以來，中國傳統的政治模式遭到西方模式的挑戰，被迫進行轉型，包含制度＋軍事＋民生經濟等，都與往日的模式大相逕庭，當時的有識之士都知道：不改革就隨時面臨亡國滅種之禍，但如何改革才能切中時弊？沒有人能拿出一套真正可行的辦法，所以每個掌握一部分政權的政治家都利用自身對時局的認知進行試錯，其中在民生經濟方面也是如此，由於政府官員對於外在的挑戰一知半解，所以交了非常多的學費．

　　西方式的金融與工業化生產的效率遠高過中國傳統的農業經濟，其中最大的差異在於：西方式的金融與工業化，背後都由資本所控制，而為了持續發展，資本的運作模式就是赤裸裸的弱肉強食，工業化後的經濟體就是各類資源的吞金獸，不廣泛的吞食各類資源？自然就會活活餓死－所以工業化國家間對資源的爭奪，是現代國際關係最大的亂源．更糟糕的是，在學習現代化金融和工業化的過程中，西方列強會運用資訊不對稱與被侵略國官僚人性的弱點，從中撈盡好處，中國從清末到民國時期社會民生經濟的凋敝，其根源在此．

　　西方的現代金融進入中國後對中國政府的財務和民生經濟都造成極大的影響，這實際上是一把雙刃劍，用之得當可以解決發展過程中的財務困境，用之不當則會授敵以柄，對民生經濟傷害甚鉅．

　　清廷為了武力消滅太平天國＋捻亂＋回亂等一連串的武裝叛亂活動，在自身財務狀況不佳的情況下（平定這些武裝叛亂的總花費，約略是四億三千兩百八十萬兩白銀－相當於和珅的總財產），地方上的某些督府（所謂的中興名臣）鑒於中央撥款未到，自身平亂軍費籌措困難（不按時發餉？軍隊恐會譁變），基於活人不能被尿鱉死的認知，就聰明的透過手下的幕僚與地方上的買辦牽頭，向外國銀行舉債，籌措資金以應急需，待戰爭結束後再慢慢攤還．最早開風氣之先的就是上海，最初是清政府的蘇州府＋松江府＋太倉道等地方政府，向洋商借款十二萬七千七百兩（含本息），用於鎮壓在上海起義的小刀會亂黨，有了這筆資金的及時雨，小刀會的起義很快地被撲滅．其他地方的大小官員看到這是條解決難題的好路子，於是紛紛效法，自１８５３～１８６５年間，閩粵蘇等省的地方官員就在買辦的協助下，多次向外國貸款，總額達三百萬兩．簡言之，這種籌措資金的方式，能避免政府在某段時間的財政負擔過大，導致政治與社會的崩潰．不諱言，由於清政府不熟悉規則，以及部分買辦為了私利夥同外國銀行欺詐本國官府，使得部分借貸產生糾紛，但運用這些現代金融手段，的確讓清政府在一定的程度上緩解了財政壓力，並達到加強實力的作用，清廷最終能夠平定諸多動亂，和現代金融對其進行融資有很大的關係．

　　清末在處理內部動亂中最出色的一次現代金融的操作，就是由紅頂商人胡雪巖（當時胡是江浙地區主要的買辦）出面，幫左宗棠的西征軍籌措糧餉和械彈，大體上是由胡公出面幫清政府向英國人（怡和＋東方＋匯豐等洋行）借款，外加向俄國人購買一部分的械彈，讓左公拿者英國人的錢和俄國人的軍火，去平定由這兩個帝國主義者在背後操弄的新疆回變（主要是阿古柏的叛亂）．在這個階段，清廷的中央政府與地方的督撫，大致都能遵守財政紀律，知道必須控制外債的額度以避免失控，正因為清廷對此相當謹慎，因此它的外債策略十分有效．在面對外來侵略時，清政府一樣如法炮製，如在中法戰爭時，就由政府自己出面向英國人借款三千萬兩，用英國人的資金來對抗法國人的軍隊，沒這些錢？馮子才和劉永福與劉銘傳的軍隊早就散夥了．

　　可是資本是具有掠奪性的，在目標國還有一定的實力時，由資本在背後操作的列強，目標會放在長期的蠶食，有多少利息就賺多少利息，拿該拿的利潤而已，只要能對股東（資本家）有個交代，實際在台前負責貸款的銀行放款人也不至於做的太過份，但只要目標國的實力驟減之時，這些嗜血的資本就會迅速變臉，對目標國開始敲骨吸髓，必要時連還有一點良心的買辦一道幹掉．

　　清廷外債策略的崩解，要從甲午戰爭的失敗開始，與其他帝國主義的蠶食不同，伊藤博文在談判上異常貪婪，既要清廷割讓遼東半島與台澎，更索要２億兩白銀的巨額賠款．這筆龐大的賠款和後頭辛丑合約的賠款，導致清末政府與民間的資金大幅度的流往海外，對於經濟的損害可想而知．

　　列強的入侵逼使清末民初的執政者在民生經濟上做出重大的轉變，但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轉變不甚成功，具體而言就是當時中國的工業化策略非常失敗（中國的工業化之路是由中共完成的），無論在朝在野均是如此，慈禧太后雖精通權謀，對於洋務卻是一竅不通，地方督府則各自為政的搞槍搞炮（洋務運動），反而讓手頭的力量分散，中國國力孱弱的結果影響到民生經濟的方方面面，從清末到北洋再到民國，這些問題都沒有獲得解決，越後頭的執政者面臨危機時的策略是一蟹不如一蟹，最後由重整民間經濟資源的中共趁機崛起，一舉瓦解所有對手．

　　從清末到民國的民間經濟有如下幾個特點：

（一）政府抽稅方式的轉變

　　具體而言是以關稅來取代原本的土地稅與丁稅（人頭稅）等農業稅的稅種，政府也非常仰賴關稅的收入，因為和需要有縝密戶籍資料的農業稅稅種相較，關稅系統無論是海關還是內地關卡（收取厘金）非常方便政府抽稅，只要有人有貨通過關卡，政府就能雁過拔毛．即使因外國工業產品大量湧入，讓中國在清末民初一直出現鉅額的貿易逆差，對於政府而言（無論是清廷還是北洋與國府），它都有豐厚的收入，即使要借外債？關稅也是最好的抵押品，清末民初的某些年分，關稅甚至直接控制在外人手上（例如李鴻章對於赫德的倚重），而在外國的資本市場，則非常歡迎中國政府前來舉債，只要你願意舉債，勞資就百分之百敢借給你，中國政府的債務是當時國債市場的績優藍籌股，因為你不敢不還，而且你最大一筆的收入（關稅），還掌控在勞資的手裡，你欠的每分錢？俺都能照收利息不誤，一分錢都不會少！

　　即使後頭國民政府有所謂的關稅自主，並把它當成政績來宣傳，實際上也不過是一場騙局而已，在這場騙局中， 政府與外國投資者都是獲利者，民間則是唯一的輸家，外國投資者可以將自身的損失(關稅提高-而且國府也不敢任意提高關稅)轉嫁到中國有買洋貨需求的老百姓身上，因為你自有技術有限，自己搞不出來這些商品，只要你有需求？無論俺出什麼價？你都得接受，這是形勢比人強！另外民國海關中的華籍官員，若非是既有的貪腐官僚，就是留洋且受洋人培養過的菁英，所謀者若不是照章（加上潛規則）辦事，就是與洋人合夥撈更多的銀子．帝國主義者均非傻冒，無利可圖？沒有內應？這幫人會輕易放棄龐大的既得利益？

　　國府的真正地盤（實質控制區域）在東南五省，其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是關稅，豐厚的關稅是蔣介石的黃埔系在中原大戰中能夠戰勝其餘軍閥的主因，黃埔系的財力遠勝於旁系的軍閥，讓蔣介石在打仗之外，可以使用各種的謀略（收買對手手下）來取勝．相對的，有了關稅後，相對不容易收取的地方稅，例如統稅（雜貨稅）與農業稅則交給地方政府和殘存的雜牌系統軍閥去收，徹底掌握更多資源後，黃埔系在國民黨內獨大．但是在他們所忽略的地方財源上，最後給了主要對手共產黨出面整合的機會（共產黨的組織遠比地方軍閥嚴密，能榨取每一份可用的資源，同時不傷害到地方經濟），這是在國共經濟對抗中國府的第一個敗因．

（二）持續進行資本累積

　　其實清末的社會在學習西方優長的速度並不慢，除了戰亂時期外，中國經濟一直處於高速發展中，尤其是在中國南方，已經逐漸形成一個比較成熟的商業社會，有政府力量作為後盾的官商資本以及民間願意吃螃蟹的資本家（基本上都是買辦），比較樂於接受西方傳來的新式商務邏輯，這段時間民間社會的自發成長可以被視為早期中國商業的收穫期．

　　在正常狀態下，農業經濟體系要轉向商業經濟體系，主要發生在當國門打開後，直接與海外接觸的沿海地區居民（以中國主要城市來講，上海就是最佳的代表），以及一部分的上層官員，這兩內人分別代表民間與政府，最先看到自己的不足，開始仿效海外經濟的發展模式．這套模式的特點是，有眼界的部分官員會開始主導第一波的近代化浪潮，後續再由民間同樣開風氣之先的資本家，於累積了足夠的資金與知識後，完成接棒，進入一個更加自由的經濟時代．　　     

　　但累積資本階段的現實層面上就是弱肉強食，若政府完全沒辦法干預市場，更會形成資本吃人的慘況．由於當時中國的金融高邊疆被攻破（沒有經濟上的自主權），即使是有良心的大買辦（例如胡雪巖），那怕是想替自己和國內的合作者爭取多一點的利潤，也會遭到買辦對手（盛宣懷）＋外國資本的聯手打擊，較強的良心民族資本都頂不住外人在商業上的攻勢，更別說一般的升斗小民，他們更是被掠奪的重災區．

　　以民初的社會情況來講，大城市（例如北京和上海）經常都是遍地流民，這幫流民都是在鄉間混不下去後到城市裏頭討生活，順道被資本家來剝削的，每到冬天，這些住在大城市中的貧民窟中的流民，在缺衣寡食的狀況下經常成批的被凍死，真是典型的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至於在鄉間，一樣流行著自古以來就有的土地兼併，地主除了有民團作為護衛之外，還和地方軍閥勾結，至於一般窮人的死活？並不在他們的考慮之中．所以當紅軍一進入貴州這種窮省時，人無三錢銀的干人（貴州話：窮人）才會拼命加入紅軍之中（中國電視劇：偉大的轉折有演到這一段），生命會替自己找到出路．

　　正因為流民遍地走，社會貧富極端不均，民初民間也充滿著暴戾之氣，日軍名將石原莞爾在中國擔任武官，化妝成苦力進入某城市蒐集情報時，就曾被當地的黑社會與北洋政府轄下的軍警分別暴打過（石原如當時被打死？就沒有日後的九一八事變），身上的錢財（沒有證件）和衣物且被搜刮一空，只留下一條內褲，因而嘆曰：如今的中國－官乃貪官，民乃刁民，兵是兵痞，一旦國家有事？人民不會支持政府！此言足以為當時的寫照．資本的原始積累不但不浪漫，還非常的嗜血．

（三）黃金十年鑄下大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