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22日，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刊发特别报告《熊的内部》（Inside the bear），全面检视今日俄罗斯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权力结构、外交政策、社会生活。该杂志还为这个报告配发专文《普京主义》（Putinism），这篇文章上来就称：4年前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M·罗姆尼断言俄国乃是美国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头号敌人”，但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许多人对此不以为然，认为冷战结束20年，俄罗斯早已今非昔比。然而，今天的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却几乎每周在制造惊奇。最近，普京把可以携带核弹头的导弹部署到靠近波兰和立陶宛的地区，俄罗斯航母被派到北海和英吉利海峡游弋，普京还威胁将击落任何敢于攻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军事力量的美国战机。甚至，普京谈到要用核武器对付俄罗斯面临的威胁。今日俄罗斯的咄咄逼人似乎证明了当年罗姆尼所言不虚。

作者认为，俄罗斯并非真的要和美国兵戎相见，它的好战语言在许多情况下不过虚张声势而已。但，它的确对当今世界的稳定与秩序构成威胁。为了理解这种威胁的性质，人们必须洞察俄罗斯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俄罗斯今天与过去的联系与区别，只有这样，人们才能理解，普京帝国的好战性格并非力量和复苏的象征，而恰恰是一个正在经历内部衰变的帝国弱点的表现。

前苏联的遗产

苏维埃共产帝国25年前轰然倒塌，俄罗斯看起来将走向基于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体制。然而，为什么这没有成为现实？普京本人又要对此负多大责任呢？

前些时，一项由俄罗斯民间调查机构“列万达中心”（the Levada Centre）进行的独立民意调查显示，多达90%的俄罗斯年轻人不知道发生于1991年8月的戏剧性事件，正是在那次事件中，主张改革的戈尔巴乔夫被苏共保守派囚禁于克里米亚半岛，发动政变的“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调动军队占领莫斯科政府机关，但遭到市民的抵抗，军队也站到了人民一边。叶利钦登上坦克号召市民保卫自由的画面被全世界捕捉到，成为那段历史的经典定格。这惊心动魄的三天标志着苏联共产帝国的终结，但它并没有成为新俄罗斯的奠基性神话。今天俄罗斯学校的教科书已经很少提到它们。在莫斯科，有一块小小的纪念碑，是纪念8.19事件中被坦克碾死的三位年轻人的，过去官方允许人们在碑前摆放鲜花寄托哀思，但就是这样小小的纪念举动，2004年以后也被禁止了。1991年革命摧毁了苏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使得15个国家从原苏联的版图中分裂出去。但是，正像这个国家历史上发生过的多次革命一样，被摧毁的东西很快又开始了复原。

首先被复原的是原苏联帝国的两项遗产：宣传术与镇压术。克格勃（KGB）在前苏联历史上臭名昭著，如今它们正在被重建，新机构的名称叫联邦安全局（FSB），它成为俄罗斯政治与经济权力的监视器。秘密警察再次被用来对付抗议者，监禁那些活跃的民间分子。就在上个月（2016年9月），列万达中心被克里姆林宫认定为“外国机构”，这标志着这个俄罗斯最负盛名的独立调查机构末日的到来。电视台每天播放大量的宣传节目，号召人们与“国家的叛徒”进行斗争。B·聂姆特索夫（Boris·Nemtsov），俄罗斯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被认为代表着俄罗斯成为“正常国家”的希望，就在克里姆林宫的墙外被暗杀，此事发生于2015年。

经历了本世纪初不到10年的经济增长后，俄罗斯经济重新回到苏联时代的停滞状态，自由竞争不见了，军工联合体（前苏联时代的经济核心）再次成为整个增长的引擎。政治方面，任何具有替代可能的权力中心已经被剔除，后苏维埃联邦制度徒有其名，俄罗斯重新回到中央集权的体制。

当然，今天的俄罗斯毕竟又和前苏联有了巨大差别。经历过叶利钦时代的改革，私有产权已经从无到有，俄罗斯有了私人银行、餐馆和手机网络。人们可以外出旅行，消费更多的服务，从商品到文化信息。虽然政府仍然控制着电视台，因特网还保持相当程度的自由，国家也不再企图垄断人们的全部生活。前苏联解体后，新的一代俄罗斯人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对世界的理解已经和他们的父辈很不相同。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危机使普京的统治模式备受质疑，虽然经济很快恢复增长，相信普京模式的俄罗斯人仍然从2008年底的35%降到2012年初的20%，而支持西式民主的俄罗斯人则从15%上升到30%。

那些认为俄罗斯需要进一步实现经济与政治现代化的人本来寄希望于德米特里·麦德维杰夫，此人在2008~2012期间担任俄罗斯总统。很多人希望他连任第二个任期，麦德维杰夫却在2011年9月宣告——普京，当时的总理，将重返总统职位，且这是“早就安排好的”。很多人大呼上当。人们上街表示抗议，希望消除这种可耻的“二人转”现象，使俄国成为欧洲类型的民主国家。普京对此自然很生气，但他吸取了1991年的教训，深知坦克不能解决问题。普京采取了更聪明的办法，那就是吹响民族主义强国梦的号角。2014年，普京剑指克里米亚，这个战术果然奏效。抗议停止了，对普京的支持率从60%陡然上升到80%。

让我们回到2000年，那一年叶利钦选中普京继任俄罗斯总统，本来是希望他继续俄罗斯的民主转型事业，但成为总统的普京却最终把俄罗斯引回到古老、过时的俄罗斯统治模式。当然，期待一个经历74年苏维埃统治、之前又有若干世纪家长制统治的俄罗斯快速变成一个西方类型的民主国家是不现实的、幼稚的，但俄国重新变成一个威权主义国家也并非不可避免。它是俄罗斯精英一系列错误选择的结果。如今普京的俄罗斯更像一部打滑的战车，其中充斥着赝品和虚张声势。没有什么东西是它应该是的那个样子。选举不过走形式，不是为了变更权力，而是为了保持权力；所谓“反对党”乃由克里姆林宫制造；俄罗斯各级官员、甚至普京总统本人的博士学位头衔也是冒牌货，是抄袭、欺骗的产物。2014年，俄罗斯在索契举办冬季奥运会获得大量金牌，却又因兴奋剂丑闻而名誉扫地。普京无非是想用金牌激励国民，证明俄罗斯的强大。俄罗斯国家宣传机器用同样的办法增强民众的爱国感，那就是诋毁美国，同时炫耀自身的军力。这可不是虚的，不像兴奋剂，俄罗斯武力已经在乌克兰和叙利亚得到真实的展现。

普京的重建工程所以卓有成效，是因为苏维埃帝国的解构本来就不彻底。苏维埃、甚至前苏维埃时代的遗产，包括其政治建构、经济结构、社会控制方式等都已经被今天的普京政权所承袭、所强化。2011年到2012年俄罗斯民众抗议浪潮所表达的现代生活取向与传统政治回归之间的冲突只是被压制，并没有获得解决。

经济：症结何在？

2016年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俄罗斯银行家H·格里夫（Herman Gref）向与会者提出下列简短而又简单的问题：俄罗斯拥有竞争力吗？在场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科学史家L·格莱汉姆（Loren Graham）这样回答他：发明（invention）不同于创新（innovation），历史上，俄罗斯科学家有大量发明，但这个国家未能把科学智慧转变为经济收益，原因不在于俄国缺乏有商业头脑的人才，而在于缺乏完成这种转换的社会、政治与经济环境。俄罗斯当局花巨资建设经济开发区，却不允许独立商人的出现，压制不同意见和政治反对派。他们既要牛奶，又要杀掉奶牛。

当然，这些对格里夫而言并非新观点。早在2000年，当时年仅36岁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格里夫就被普京指定领导10年经济规划的制定和后来的改革。“新计划的中心是强调公民个人对国家的优先性”，格里夫曾讲，“国家面临着唯一的机会，借助改革、政治稳定和石油价格的攀升使自己复兴起来。除非我们抓住这个机会，经济衰退将不可避免，那时受到威胁的不仅是社会稳定，而且是俄罗斯作为国家的存在。”

在普京总统的头两个任期（2000~2008），俄罗斯经济获得每年7%的GDP连续增长，国家财政与金融日趋稳定，1990年代市场化改革的效应也开始显现出来。2005到2010年间的石油价格暴涨进一步刺激了俄罗斯经济，服务业和基础建设行业得到推动，同时刺激了大规模进口，经济开始过热。2008年经济危机，俄罗斯GDP下挫竟达10%，从高点一下跌入谷底。2010年后，俄罗斯经济恢复到正增长，但主要依赖政府支出。2010至2014年间，经济增长率仅有3%，尽管来自石油出口的收入比石油价格暴涨的2004~2008年要高出70%。借助出售国家资源换来的钱，俄罗斯创造了一个巨大的控股制国家，2005~2015年间，国家在整个经济中分走的蛋糕成倍增长，从35%上升到70%。而俄国普通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和人均消费水平却在急剧下降。

目前的俄罗斯经济处于衰退之中。2015年GDP负增长达3.7%，人均可支配收入下跌10%。过去4年，固定资产投资下跌37%，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干预乌克兰事件发生后，这个下跌过程尤为迅速。虽然俄罗斯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很优秀，但一系列制约条件限制了他们的作为。2014年以来，卢布对美元贬值几乎达到50%，也使经济复苏的希望再次破灭，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厂家过去宁愿进口原料和零件而不是自己投资提高国内生产能力，而在卢布贬值背景下，进口外国中间产品已经变得难以承受。

石油价格的跌落和西方国家制裁确实使俄罗斯经济更加恶化，但它们并非俄国经济衰退的主因。衰退起始于2012~2013年，那时石油价格仍然处于高位且俄罗斯尚未入侵乌克兰。真正的原因乃在于俄罗斯并非自由的市场经济，规则不透明，又被国家强力所侵袭。作为一个中高收入国家，俄罗斯经济必须融入世界才能真正获得发展。问题是，与西方对抗和由此产生的一系列安全需求不得不成为俄罗斯国家的投资首选。“市场经济要求投资环境，但国家经济不需要投资环境，它只需要安全服务”，一位前俄罗斯官员如是说。而俄罗斯私营企业家不得不停止在自己的国家投资，因为他们看不到未来。

俄罗斯的权贵资本与腐败

前苏联垮台时，许多人曾认为一旦摆脱苏维埃意识形态的束缚而拥抱市场经济，俄国就将进入美好的时代。只有Y·盖达尔（Yegor Gaidar）等少数人意识到市场自身并不能解决俄罗斯面临的基础性问题。此类问题仍然和苏维埃时代的遗产有关。斯大林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是根据军事化、自给自足的国家发展目标而设计的，完全不计成本和人力损耗。很多工厂建于寒冷的不毛之地，使用强迫劳动，而其产出往往不抵能源和生产要素的投入。斯大林死后，这些工厂只能靠石油和天然气换来的钱维持。而管理这些工厂的“红色经理人”们却拥有巨大的权力，他们也惯于和莫斯科的部长们讨价还价。苏联解体后，不使这些经理人滋事的唯一办法就是把工厂卖给他们，这意味着许多企业仍然掌握在原来这批精英的手里。盖达尔曾认为，这是防止冲突或混乱必须付出的代价。

到1990年代中期，一些大能源公司逐步从原来的红色权贵那里转移到新式寡头手中，后者不一定有显贵的出身，有些颇具经商才能，但他们同样与政府建立了种种联系，以便获得于己有利的各种特权。1995年，一些寡头提出“贷换股”方案，即寡头们放贷给政府，以解政府缺钱的燃眉之急，政府则将一批重要企业的国家股份交由私营寡头掌管，并最终落入私人腰包。1996年叶利钦再次竞选总统，为了战胜对手，防止俄共卷土重来，曾不得不求助于这批寡头的支持。“贷换股”式的私有化过程损害了私有产权理念，也败坏了俄罗斯资本主义的声誉。

普京本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与其两段经历有关，一段是任职于克格勃，这使他成为一名国家主义者；另一段是在圣彼得堡任代理市长，涉足经济，这使他变成一个资本主义者，但属于特殊类型的。对普京来说，资本主义并不意味着自由竞争，而是建立人脉关系，拥有特殊渠道，并最终获得订单。这里，不择手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人们必须学会发现并使用法律漏洞，乃至创造这样的漏洞。成为总统后的普京并没有消灭、只是更换了寡头，在所有权与政治权力之间建立起更紧密的联系。他试图控制市场，把收益输送给那些他信任的人——圣彼得堡时期的朋友和前克格勃同事。

1990年代那批私营寡头冷酷无情，但至少有赚钱的本事，而普京提拔的这批新贵只是些镇压、控制的行家里手，靠拍马屁获得恩宠，并无任何经商技巧，他们却很快身居经济高位，利用人们对寡头的不满对之施以重拳，目的是为了自己快速积累财富。2003年，普京监禁了独立的、政治上雄心勃勃的石油巨头霍多尔科夫斯基（Khodorkovsky），一年后霍氏的尤科斯石油公司就被肢解，资产转移到一家国有石油公司Rosneft门下，这个国有公司的掌门人伊戈尔·塞林（Igor Sechin）恰恰是普京最信任的亲信之一。在石油价格暴涨的那些年，这些新贵不仅控制国内消费和分配，也控制市场准入以减少竞争。他们创造了一套“软性法律约束系统”，让遵守这些规则变得极其昂贵或几乎不可能，这样就为私下交易、非正式的特许创造了空间。

俄罗斯的腐败是惊人的。以2015年为例，根据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提供的数据，丹麦的腐败指数最低，仅为1，英国为10，美国为16，中国高达83，俄罗斯则达到惊人的119！

权力结构：普京是如何控制这个国家的？

神话性、不可思议性和权威性被认为是独裁统治的三大力量来源，这三个东西普京样样具备。但它们都不如隐秘性更为重要，这才是一个出身间谍机构的统治者的主要工具。没有人知道克里姆林宫深墙背后正在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普京总统脑子里所思何事。但有几件事是越来越清楚了：普京统治正在变得越来越个人化，他的侍从队伍也在发生代际转变，而联邦安全局（FSB）正在成为主要的权力机制，其运作常常以蔑视所有其他安全机构为代价，包括警察。

普京曾主要依赖从前的克格勃同事，但吞并克里米亚以来，联邦安全局获得新的发展势头，它开始公开染指政治与经济权力。最近，普京任命了三位安全机构成员和一位前克格勃官员担任地方州长。事实上，自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克格勃一直被苏共中央严格控制，他们不希望斯大林式的清洗重演。苏共1991年垮台后，克格勃也失去了往日的光泽，但新的统治者根本没有想拆除它。一个政党没有意识形态就无法生存，克格勃却可以。如今，联邦安全局（FSB）完全听命于普京总统个人。FSB不接受任何其他政治控制，它是一个自我约束的封闭系统。FSB反倒控制着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一个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FBI）那样的机构。检察机构无法行使对FSB的独立监察权，联邦法院也要根据FSB的提示作出判决。议会只是FSB决定的追认机关，FSB起草了绝大部分的镇压性法律，议会只是在上面盖章而已。

虽然FSB是一个几乎不透明的机构，其首要掌门人我们还是大体知晓的。此人叫塞尔金·科洛列夫（Sergei Kololev），他曾是内务安全部的负责人，这个部有权调查所有安全机构、包括它自己的职员。科洛列夫最近刚刚得到一项新任命，监视全国所有金融与商业活动。近年来引起轰动的对各地州长、市长、警察厅长的拘捕，背后主角都是科洛列夫的团队。

几乎没有人相信此类抓捕行为有助于遏制贪腐，虽然它们对平息公众不满有些作用。重要的是普京用科洛列夫这样的人监管FSB内部的运行，保证其成员的忠诚，这使普京统治完全回到了斯大林时代，当年的斯大林就是用只对个人效忠的秘密警察机构实施对全党的控制、清洗。而今天，所有重要的俄罗斯公司和商业机构都有FSB官员驻守。

随着对普京个人崇拜之风的越演越烈，普京本人也开始疏远并逐步斩断和那些老同事的联系，这些人还记得普京曾经是一个低级别的克格勃官员；普京更愿意提拔一些年轻人，这些人只知道他是如今的俄罗斯总统。这些年轻人的前程完全仰赖普京。普京总统办公室的新首席官员安东·维艾诺（Anton Vaino）年仅44岁，祖父是苏联时代爱沙尼亚共产党的领导人。很多这样的红二代、红三代权贵已经进入国家银行和大资源公司的关键岗位。比如，前联邦保卫局局长莫洛夫（E·Murov）的儿子如今是俄罗斯最大的国营电力供应商Federal Grid Company的管理委员会主席，而俄罗斯安全理事会秘书长帕特鲁雪夫（Nikolai Patrushev）的儿子如今领导着一家大国有银行——俄罗斯农业银行。苏维埃政权时代的一个弱点是财富的不可传承性。当老的共产党领导人死去后，几乎给家里和后代留不下什么。如今俄罗斯精英已经可以把他们的财富传给子女，只是，无论财富安全还是人身安全，全部系于普京总统一人之手。

最近，普京总统又宣布建立一个新的安全机构——国家保卫总局（the National Guard），该局由维克多·祖鲁托夫（Viktor Zolotov）执掌，此人曾是普京的贴身护卫。国家保卫总局拥有25000~40000名特别突击队员，另有40万人组成的部队。这些部队并非大约93万俄罗斯国防军的一部分，而是直接听命于普京。有一种意见认为，创设这个新机构是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出现的“颜色革命”。克里姆林宫从1991年8.19事件中学到的教训之一是，当面临政治危机时，使用一般的国防军去镇压抗议者未必得心应手。此外，作为普京总统的前侍卫，祖鲁托夫当然要对普京的个人安全负责。这个新机构还提供了某种平衡，以制约联邦安全局FSB。在一个封闭的政治系统中，信任是最最稀缺的东西。

外交：战争之雾

1946年，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曾这样分析当时的苏联：俄国人并无与美国及其盟国开战的意愿，他们更倾向于用非军事手段破坏西方国家的政治与战略潜能，制造混乱，刺激各种形式的分裂活动，瓦解西方国家的信心。他们在美国人之间煽动对英国人的不满，在英国人之间煽动对美国人的不满，在德国人那里则煽动对两个盎格鲁-撒克逊政权（英、美）的不满。哪里有怀疑之火点燃，俄国人会再加几扇子；哪里没有，俄国人就要想办法去点燃它。

70年过去了，情况似乎并无变化。这是由于凯南当时描述的系统如今又被重建起来。

今天的俄罗斯是发动网络攻击的高手，到处散布假情报，干预周边国家和遥远国家的内部事务。俄罗斯军机威胁北约和美国在欧洲的舰船。美国政府已经正式指控俄罗斯黑客入侵美国，试图干扰、影响美国总统大选。在叙利亚，俄国人破坏美国解决巴沙尔阿萨德政权的努力，并威胁如果美国军机攻击阿萨德的部队，它们就将被击落。在德国，官方情报机构正在调查一些俄国人在柏林的活动，前不久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报道，一个13岁的俄罗斯-日耳曼混血女孩在柏林被阿拉伯移民强奸，这条虚假报道引发针对德国总理默克尔的抗议。在法国，俄国人出资支持勒庞（Marine Le Pen）的右翼党。《今日俄罗斯》（RT），作为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对外电视宣传渠道，已经为英国前极右翼政党领导人法拉格（Nigel Falage）提供了专门栏目。俄罗斯对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是尽人皆知的，川普也曾在《今日俄罗斯》节目中露面，这已成为正在进行的美国大选中的一个话题。

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是新鲜事，前苏联时期的共产党情报机构早已惯常此道。安德罗波夫，1970年代克格勃的首脑、普京心目中的英雄，曾经设计出一系列课程训练苏联的情报人员如何采取“积极的行动”。在冷战高峰期，大约15000名苏联谍报人员从事制造谎言和其他心理战。苏联解体后，老机构的名称变了，但任务并没有变。现代高科技帮助这支队伍隐藏其规模，它也帮助俄国人制造更多的谎言和混乱。甚至，不断制造的谎言达成这样的效果，那就是撒谎者自己也不再相信有什么真的东西存在。俄国官方传媒习惯于用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去描述西方，似乎西方国家的政策同样充满伪善。

现在看，俄罗斯官方传媒的宣传术在西方并不成功，它们也很少影响欧美各国的政策，但清醒的政治观察家已经注意到俄国影响的某些症候。普京自己则称：美国试图把俄国形容为“邪恶帝国”，恰恰证明了俄罗斯正在上升的国际影响力和这个国家对世界的意义。

在俄国一般民众眼中，普京总统确实已经恢复了这个国家苏联时代的国际地位。根据芬兰一家智库最近的研究报告，西方对俄国吞并克里米亚的愤怒反应正好是普京所希望的，那就是它证明了西方国家面对俄罗斯超级混合战争能力的自叹不如，他们既羡慕又惧怕俄罗斯作为全球行动者拥有的力量。过去数年间俄国对叙利亚事务的干预就是用来强化俄罗斯作为全球大国的想象的。它确实改变了事件的进程，把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从几乎不可避免的覆灭命运中拯救了出来，并且进一步恶化了叙利亚的人道主义灾难。但俄国并不在乎叙利亚的未来，它把在那里的战争只看作迫使美国承认俄国在这个地区（它属于前苏联地盘）仍然拥有影响力的手段而已。

强硬背后的虚弱

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叙利亚发生的战事显示了俄罗斯运用军事手段达成政治目标的意志和能力，但这些并非俄罗斯力量的标志，毋宁说，它们反映了俄罗斯深深的焦虑和不自在。就像凯南曾经指出过的，克里姆林宫看待世界神经质的眼光植根于这个民族传统的、近乎本能的不安全感，正是这种感觉提供了俄罗斯不断增强其军事与政治力量的动力。这也是多少世纪以来俄罗斯强国梦的由来，但是，在俄罗斯强国主义概念中，攻击与防卫这两者是无可救药地混淆在一起的。至今，俄罗斯民族主义（强国主义）仍然形塑着这个国家的行为。

普京把战争视为提升自信的手段，同时也视为对抗西方的需要。2014年3月拿下克里米亚后，普京在克里姆林宫面对他的听众说：乌克兰的情形就像一面镜子，反映了过去几十年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那些由美国主导的西方同伴不愿意根据国际法办事，而更愿意遵从武力原则。在乌克兰，西方的行为已经跨越红线，这使得俄罗斯除了派出部队到克里米亚以外别无选择。然而，就在几天前，普京还亲口告诉德国总理默克尔克里米亚没有俄国的军队。“看来他完全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默克尔后来对奥巴马说。在普京的世界中，西方一直试图颠覆俄国。发生在前苏联共和国的颜色革命和俄罗斯境内2011~2012年的抗议都是西方人搞的鬼。

但是，正像许多人已经注意到的，这样一种把西方视为威胁的态度并非普京刚上台时就有。那时的普京对西方表示过友善。2000年普京上台后第一次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曾说：我不能想象俄国可以孤立于欧洲之外，对我来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并非俄罗斯的敌人。如果北约视俄罗斯为平等的伙伴，俄国可以考虑加入北约组织。甚至，当2004年春立陶宛等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时，普京仍坚持说俄罗斯与这个西方防卫联盟的关系是积极的、正面的，他“并不担心北约的扩张”。然而，几个似乎并不相关的事件的发生改变了普京和西方的关系。首先是2004年末北高加索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1200平民被恐怖分子扣为人质，在平息这次事件中，300多平民丧生。普京指责这是西方背后在捣鬼，暗中破坏俄罗斯。接着是肢解尤科斯石油公司和霍多尔科夫斯基事件的进一步发酵，使普京更加认为西方有颠覆俄罗斯的企图。而恰在此时，乌克兰发生的橙色革命又给了普京新的根据。美国小布什政府支持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发生的自由运动，赞扬“民主的召唤正在进入这个地区人们的心灵”。而在普京看来，格鲁吉亚成功的改革和它结束后苏维埃体制而拥抱西方的决定是对俄罗斯的威胁，正像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自由化改革威胁到苏联一样。当年的苏联为防止东欧自由化运动殃及自身而出动坦克强占了布拉格，出于同样目的，2008年8月普京派出俄罗斯军机和坦克强行进入格鲁吉亚。也正是在那次战事后，普京下令全面提升俄国的军事现代化水平，军费开支占GDP的百分比从2008年的约3.3%迅速上升到2015年的5.4%。

普京同样指责奥巴马政府和希拉里国务卿支持2011~2012年俄国内的抗议运动。诚然，美国和欧洲确实把鼓励一些国家政治与经济的变革作为其外交政策的一部分，促进民主和开放的市场经济是西方政治体系和价值观的应有之义。但当西方各国政府把这种努力视为善意之举时，普京却把它视为威胁。2014年普京签署的一个新军事条令中，反对压迫性当局的公众骚乱被划入敌对军事行动的范畴，这给使用军队镇压骚乱提供了理由。

再来看乌克兰。2013冬到2014年初发生在基辅的革命推翻了亚努科维奇政权，在克里姆林宫看来，这是西方威胁的升级。俄罗斯官媒把革命后的乌克兰新政府描绘为法西斯主义者，其实是在为俄国特种部队进入克里米亚铺路。俄国军队迅速占领了这个黑海要地，推翻原来的合法政府，任命新的警察官员，后者马上提出克里米亚重新并入俄罗斯。而在普京脑海中，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东乌克兰的行动仅仅是对西方敌意行为的反应，更何况收回克里米亚并未流血。在东乌克兰，俄国人的任务略有不同，并非吞并领土而是在当地制造冲突，以阻止乌克兰投入西方怀抱。

白俄罗斯，另一个讲俄语的斯拉夫国家，也可能成为普京的目标。白俄罗斯的统治者亚历山大·卢卡申科同样被视为欧洲的独裁者之一。到目前为止，普京还在用天然气支持这个政权，但一旦俄国人觉得卢卡申科地位不稳或有可能倒向西方，会很容易采取行动将其取而代之。

根据一些军事观察家的分析，俄国的军事优势依托于下列两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出奇性和不可预见性，因为普京决策不受任何机构和自己团队智囊的束缚。另一个是快速部署训练有素的部队的能力，这得益于2008年以来的军队现代化，俄国目前拥有一支约8万人的精锐部队，可以在数小时内部署到必要的战区。但俄罗斯常规军力的扩张受限于人口状况。据俄官方自己的估计，今年部队增员最多1万名，也就是一个师的规模。电视中播放的战争场面也令公众厌恶。根据列万达中心的报告，支持俄国军队入侵乌克兰的民众已经从2014年6月的47%下降到2015年的25%。

与北约相比，俄罗斯的常规军事力量是落后的，为了弥补这个缺陷，俄罗斯的唯一选择是威胁使用核武器。吞并克里米亚不久，普京就对外宣称他已经做好准备，用核武器捍卫其国家的“历史领土”。斯大林死后的一代苏联领导人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倾向于反对发动另一次大的战争，尤其恐惧使用核武器。更何况当时还有苏共政治局集体领导的制约，尼基塔·赫鲁晓夫让苏联陷入古巴导弹危机后不久，就被政治局解除了职务。而今天的普京呢？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限制他，他也不在乎发生战争。事实上，普京作为总统的声望最初就是在镇压车臣反叛力量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而“收复”克里米亚再次提高了他在俄罗斯人心中的“伟大形象”。

当然，普京并没有为意识形态理由而发动一场战争的打算。他真正想要的，是像二战结束时雅尔塔协议那样的一纸新协定，在俄国和西方之间建立一道缓冲带。这个缓冲带的缺位使得普京必须继续面对他想象中的敌人，并用各种军事的、非军事的手段对付它。西方的制裁只是强化了普京对抗下去的决心。

普京没有征服世界的计划，他可能是缺乏理性、缺乏逻辑的，但他对军力高度敏感。他知道自己在常规力量方面不如对方，但他却能迅速挥舞核战争的大棒，相信在这样的对峙中，对方最终会首先服软。在过去16年中，西方面对这样的讹诈也确实鲜有作为。

守护好俄罗斯？

1999年末，当叶利钦最后一次步出总统办公室的大门时，他对普京说了句非常著名的话：“请守护好俄罗斯”。但叶利钦所说的“俄罗斯”是谁？是那个1991年革命产生的新国家，还是苏维埃政权垮塌后复兴的旧俄国？

事实上，1990年代俄罗斯的自由之所以能够保持，并非因为俄国已经有了一套文明国家的制度准则，而是因为当时俄罗斯政治、经济行动者的多样性，因为安全机构的走向衰落，以及叶利钦本人刻意捍卫这种自由。而叶利钦政权之所以获得俄罗斯民众的支持，又是因为人们拒绝共产党那套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当局生产了太多的导弹和坦克，而对基本民生弃之不顾。

意味深长的是，叶利钦们拒绝了共产主义，却没有把俄罗斯描绘为一个新国家，而宁愿把自己视为布尔什维克之前那个俄国的继承者。他们借用了旧俄国的许多标志，包括国旗。他们还把苏维埃时期理解为俄国历史发展进程的中断或背离。但他们没有能清晰界定新的、后苏维埃俄国的性质及其发展目标。与此同时，1991年革命之所以避免了流血，很大程度上又是因为苏维埃时代的许多政治和经济精英继续保持了权力。经过74年苏维埃的统治，俄罗斯已经没有新的精英可以选择。而1990年代那批新产生的寡头，则缺乏对这个国家的历史责任感。普京本人就是在这个背景上继任俄罗斯总统的。

普京既不是自由主义者，也不是斯大林主义者，他向人民宣扬的只是俄罗斯作为强大国家的价值。而普京2000年1月上台时，的确有高达55%的俄罗斯人支持这一主张，只有8%的人认为普京应该带领俄国走西方的路。下一步，合乎逻辑地，普京提出恢复苏联时代的国歌，只是重新填写了歌词。他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并无兴趣，他在乎的是国家，国家形象和国家威力，它曾使沙俄帝国获益，也同样使苏维埃帝国获益。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时代苏共中央宣传部长，一位坚定的改革者，比任何人都理解改革面临的挑战和艰巨性。1985年他就指出：上千年来，俄罗斯一直是人治而非法治。我们现在要做的，并非仅仅割除斯大林主义，而是要替换那个旧的、实行了上千年的国家统治模式。不幸的是，这个模式并没有被割除，普京已经把它重新建构起来。根据他的一位前顾问回忆，普京真正担忧的是俄罗斯国家的解体，在普京眼中，1990年代的俄罗斯并非自由与稳定的象征，而是混乱的象征。为了保证帝国中枢的权力，普京削去所有可能的权力替代者，终止了地方直接选举，使全国的立法机构标准化，在各地任命他自己的直接代表。这样，普京彻底破坏了联邦主义原则，正是这个原则保证了1990年代俄罗斯的统一和政治稳定。就像他的许多前驱（包括斯大林）一样，普京深信，这个国家的巨大体量和民族多样性决定了只有集中经济资源和政治权力才能保持它，而实现这一点的最得力工具就是国家强力机器。

但是，像莫斯科、圣彼得堡、甚至喀山都已经是现代化的欧洲城市，它们完全不同于地方集镇或车臣这样的边远地区，只有去中心化，鼓励自治和竞争，才能焕发这个巨大国家的活力。这样一个把俄国建成“合众国”的想法早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那里就已经出现，这是一群贵族青年军官，曾经领导了一次不成功的造反或起义。

为避免这样的观念再度产生，普京需要用统一的叙事方式重新解释历史。最好的例证就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普京将其解释为一个伟大国家的创举，而不是所有盟国团结一致、在人类价值旗帜下的胜利。而神话卫国战争胜利，必然演化为重新神话斯大林，当然这一切都打着爱国主义的旗号——这个所谓爱国主义，其实是旧俄国的正统主义、强国主义和专制主义的混合而已。

作为二战的胜利者，俄国从未面临清算斯大林主义的压力，就像德国清算纳粹主义那样，尽管这两个政权在许多方面如此相似。最近，克里姆林宫甚至把建立多年的、以反思斯大林主义罪行为主题的人权组织“记忆”定义为“外国机构”（叛国者的代名词），这简直是对斯大林时期成百上千万受难者的侮辱。

普京主义是压迫性的、集权化的国家主义的最新版本，同时揉进了苏维埃极权主义的某些要素。但应该指出的是，普京并不是杀人暴君。虽然他重建了暴力机关并有选择地使用暴力，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但他并没有试图重建斯大林主义的经济基础或重新制造恐怖。普京采用了更精妙的统治方法，比如操纵选举，诋毁自由主义反对党，以及更有效地利用电视传媒。而今天俄国国家主义的、反美的宣传之所以比苏维埃时代更见效，是因为很多俄罗斯人选择相信它。俄国人的反美情绪并非建立在真实的两国关系冲突中，而是建立在俄罗斯国内的失败上。相信有一个敌人，有助于减轻这种失败感或脆弱感。这是普京主义能够起作用的社会、民众基础。

总之，俄罗斯表面上的复兴并非力量的显示，而是虚弱的表现。这个处于时代错位中的国家没有能力面对各种现代挑战，解决国内严重的不平等问题，以及提供关于未来的共同愿景。俄国地区间的多样性，城市和边远地区间的巨大不平衡将继续是引发各种冲突的来源。而在国际领域，正像英国历史学者D·莱文（Dominic Lieven）所观察的：就大部分俄国历史而言，进攻与残存是同一回事。20世纪沙皇俄国和苏维埃俄国先后同德国、美英对垒，结果把自己撞得粉碎。普京治下俄罗斯的有限复兴并不能掩盖如下事实，那就是今天的俄罗斯比这个国家过去300年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为虚弱。

普京也知道自己面临的问题成堆，在保持个人权力的同时，他也在寻求改变，以提高政权的合法性。他可能效仿邓小平，一方面继续对抗西方，另一方面引进某种程度的市场自由主义。但俄国不是中国。普京应该意识到，就像托克维尔说过的，对一个坏的政府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恰恰是它准备开始改革的时刻。俄国历史上已经有过太多这样的教训。除非俄国改变目前的走向，重新回到1991年革命开辟的建设现代国家之路，这个国家就没有希望可言。

本述介依据的相关文本信息如下——

标题：Putinism; Inside the bear: a special report on Russia

作者：The Economist

时间：The Economist，2016年10月22日

网址：http://www.economist.com/news/ special-report/21708879- when-soviet-union-collapsed-25-years-ago-russia-looked-set-become-free-mar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