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中共對內部反對派和外部顛覆勢力的恐懼，是理解共產黨領導層過去二十五年裏，在政治領域所作所為的基礎。

「2009年以來，不斷收緊的控制與持續增加的鎮壓，只是讓中國社會原本已經很嚴重的緊張，變得更加尖鋭，更加突出。在我看來，這樣的硬威權主義道路只會加速共產黨的萎縮與衰敗。不斷收緊的控制是零和遊戲，反映了一個高度缺乏自信，也不信任其人民的政權。鎮壓則反映了（它的）虛弱，而非力量。」

中國問題專家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在3月出版的最新著作《中國未來》（China's Future）中，直言不諱的表達了對目下中國的尖鋭看法。沈大偉是喬治·華盛頓大學(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政治學和國際關係教授，也是美國最著名的當代中國問題專家之一。

在該書中，沈大偉分別從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和外交層面，逐一解剖中國現時所面臨的處境，並從可能的不同發展路徑，推演了中國的未來走向。

該書引發熱議，因為沈大偉新的觀點除了讓人想起他去年在《華爾街日報》上，「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一鳴驚人以外，也讓人想起他在2008年的著作《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 Adaptation）。

沈大偉轉向，還是共產黨轉向？

在《中國共產黨：收縮與調試》中，沈大偉重點分析了中共作為執政黨具備的優勢、弱點、持久性和調適性，進而得出結論——中共具有長期執政的潛力。

在那本著作中，他認為西方分析家往往觀察不到，中國共產黨的改革是漸進和難以察覺的改革，並且發生在一黨制之內，目的是加強、而非取代一黨制，所以難以察覺。儘管中國存在諸多社會、經濟問題，但並非西方媒體所言的「隨時可能爆發」——相反，這些結構性的問題與矛盾，尚未嚴重到威脅中共執政的地步。

2008年以前，沈大偉認為，「有一件事毫無疑問，中國共產黨絕不會坐以待斃。儘管中國共產黨清醒的認識到失去執政地位的可能性確實存在，但是它的領導人和幹部也確信，只要進行自我反省、調整和實施具有先見之明的政策和改革，就可以避免滅亡的命運。」

在彼時沈大偉眼中，中國共產黨在思想、社會、經濟和政治生活各個方面開始收縮，控制力減弱；而對於社會分化與不平等加劇、腐敗盛行、失業率上升、農村地區動盪，中國共產黨則進行改革與調試，進而走入一個「改革——調整——再改革——再調整」的循環，這些改革足以保證中共繼續執政，甚至加強其執政地位。

以上結論，基本上代表了2008年以前，這位「中國通」對於中國未來的基本看法。

直到去年，他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即將到來的中國崩潰》，竟全然反對昨日之我，直指中國即將遭遇「大失敗」——因此引起軒然大波。

中國將保持繼續強大繁榮，還是即將崩潰，也成為海外的一時輿論熱點。而沈大偉則迅速從中國政府的座上客，變成了敏感詞。

今年3月，在新書發布會上，沈大偉對自己的觀點做了闡釋——他認為自己並非中國崩潰論者。他認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將是衰落（decline），而非崩潰（collapse）。

沈大偉用一本書的方式，更詳實的論證了一年前自己的結論——如果現任最高領袖繼續走目前這條「硬威權主義道路」（hard authoritarianism），的確會暫時將許多經濟與社會矛盾壓制下去；但因此，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的經濟改革藍圖將無法落實，四中全會的法治改革也將無法推行。而現實存在的各類矛盾，從經濟下滑到民族邊疆，都會迅速惡化，一切都將變得太遲。

他認為，如果繼續飲鴆止渴，那末日（endgame）就真的開始了。

但沈大偉並未放棄對中共的另一種預測，他仍然強調它可能的調適能力。他仍然認為，中共可能會轉向，從而走向一條「軟威權主義」道路。如果這樣，那末日就並未到來──所以沈大偉聲稱，不是我變了，而是黨變了。但沈大偉同樣認為，至少現任最高領袖習近平，不可能走這條道路。如果要走，會是黨內其他人。

閲讀《中國未來》一書時，我屢次想起布熱津斯基的《大失敗》。八十年代末，這位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用詳實的資料和清晰的脈絡，準確預言了不久後蘇聯與東歐的崩潰，以及中國改革可能走向的成功。

多年前，我讀這本「反面教材」時，一直驚訝於布熱津斯基鋭利準確的灼見，但同時也充滿疑惑，該書中對於中國的樂觀預言，如何適用於現在的中國呢？在今天這個外表靜如止水，內裏波濤翻滾的年代，這份疑惑與不安就越來越大。

沈大偉的著作，某種程度上填補了這份空白。

轉向的沈大偉，會成為下一個布熱津斯基嗎？《中國未來》，會是下一本《大失敗》嗎？共產黨還會再度轉向，改變人們的預期嗎？

沈大偉給出了自己的推演。

中共的政治週期率

無論是經濟、社會還是政治，沈大偉判斷，中國未來都有四種可能，從而走向不同的未來。但經濟與社會的走向，嚴重的仰賴於政治走向。

在沈大偉看來，中共政治走向一直遵循着「放收週期」（fang-shou cycle），而這種精神分裂模式，來自於中共黨內的兩股勢力，「改革派」與保守派。對於改革派來說，他們主張經濟改革，同時認為政治鬆綁是對經濟改革和社會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保守派則認為經濟改革不需要伴隨着政治改革，甚至，他們也不贊同市場化，而是強烈主張國家在經濟中的作用。

據沈大偉總結的收放模型，中國政治走向如下：

1985-1989年，中國政治是自由化的新權威主義； 1989-1992年，經歷了六四之後，中國回到了新極權主義； 1993-1997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走在硬威權主義道路上； 1998-2008年，江澤民執政後期和胡錦濤執政前期，中國經歷了十年的軟威權主義時代； 而2009年開始，胡錦濤執政後期，到習近平上台，中國則回到了硬威權主義道路來。

「改革派每隔一段時間便興起，然後遇見保守派的抵抗，而被擊退。他們也許會因為懼怕迫害，而退避三舍，保持沉默，但他們的自由傾向，會在黨內和社會持續滲透，直到一個新的政治領袖興起，政治改革就再度時興。」沈大偉寫道，「當然，改革派也同樣認同一黨制和共產黨領導權，但是他們相信，共產黨更加開放和更具包容心，會讓黨變得更好，更能得到社會支持。」

為了論證這種「收放模式」週期律，沈大偉甚至追溯到1950年代。百花運動，「大鳴大放」之後是「收」，反右運動與大躍進相繼發動，55萬右派被打倒，超過3000萬人民死亡。巨大災難後，1962年至1965年因此成為「放」的年代，劉少奇與鄧小平等改革者推行了一系列經濟改革（這些改革因為文革終端，但都在1978年之後得到延續），也對被打倒的知識分子適度放鬆控制。緊接着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對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文化大革命，一場長達10年的災難由此發生。

此後，短暫的華國鋒過渡階段後，中國開始重建秩序。鄧小平在1980年發表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的818講話，成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開端。沈大偉彼時在中國讀書，在鄧小平改革年代早期，他親眼目睹了中國社會從漫長噩夢中的覺醒，但也同樣目睹了1984年保守派發動的精神清污運動，1987年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

鄧胡趙體制在80年代初成型，胡耀邦與趙紫陽分別探索「政治體制改革」與「黨政分開」的道路，但胡耀邦在1986年被不合黨內程序的打倒，趙紫陽在此後繼續大力推進政改，並一度奉行得到鄧小平認可的「新權威主義」，但一切在1989年中戛然而止。

1989年到1992年，中國回到新極權時代，許多毛時代的殘酷鎮壓手段大量使用，強硬路線的領袖掌握着政權與軍隊，以確保控制整個國家。直到鄧小平不滿「左派」對經濟改革的阻撓，進行了他最後的政治行動——南巡講話，並且設定了當年秋天，中共十四大的改革議程。

江澤民作為彼時名義最高領袖，完全繼承了鄧小平的想法。而鄧小平則在十四大之前，強行命令數位黨內強硬保守派退休，其中包括時任國家主席楊尚昆。並且，鄧小平指定了胡錦濤作為江澤民的接班人。儘管在那一屆政治局常委中，仍然有幾位保守派面孔，比如李鵬、喬石、劉華清等。但直到1998年，江澤民並未推行改革。而中國共產黨也未能從蘇東劇變的恐懼中回過神來，他們仍然相信，1989年如果不進行鎮壓，中國將遭遇蘇東一樣的結局。

沈大偉說，「理解中國共產黨對於內部反對派和外部顛覆勢力的真實恐懼，是理解共產黨領導層過去二十五年裏，在政治領域所作所為的基礎。」

根據這個觀點，理解中共對於1990年代蘇東劇變、2000年之後的顏色革命，乃至於2010-2011茉莉花革命的評估，是人們理解中國後八九時代，政治演變的核心。

但儘管恐懼不斷，中共對於這些事件的評估也在不斷變化。中共保守派素來將其理解為敵對勢力的和平演變與顏色革命，主張嚴酷鎮壓。但改革派則認為，發展經濟與融入世界，才是維持政權的基本要素。而保守派只會讓政權陷入僵化、萎縮、衰敗，以至於最終崩潰。

保守派在90年代一直佔據上風，直到1997年十五大，因天安門事件而形象敗壞的總理李鵬終於被調任至人大委員長，朱鎔基取而代之，進而迅速推行了經濟改革。胡錦濤也進入政治局常委。仍然在世的天安門強硬路線執行者紛紛退休，其他高級領導重新洗牌。

國家主席江澤民在十五大報告中，用一整個章節強調「政治體制改革」——這也輕微的暗示了政治改革者已經重新站上舞台，開始了維持十年的政治改革。

1998-2008：中共從改革到謝幕

沈大偉對於中共政治體制改革的時段總結是新穎的。

不同於許多中國觀察家，往往習慣以領導人執政週期斷代，沈大偉總結的政改時段，則跨越江澤民執政的後四年，以及胡錦濤執政的前六年。

在十年內，中共進行了一系列民主嘗試，沈大偉總結如下：

差額選舉黨委書記，同時擴大全國範圍內的地方政府官員差額選舉； 讓商人和知識分子入黨（江澤民的「三個代表」）； 擴大協商民主與多黨合作； 增加政治局程序透明度； 增加黨內討論與反饋機制，擴大黨內民主； 共產黨與政協進行常規化協商；重建地方黨組織和委員會； 對幹部實施更加精英化的管理評價標準； 對4500萬黨和國家幹部進行強制性職業中期培訓（每三年，三個月）； 強制性的任期制和退休制； 放鬆對國有及市場化媒體的控制； 給予知識分子更多空間，發出更多元的聲音； 允許公民社會，包括境內與境外的NGO的大量增長； 在高校介紹更多外國思想……

中共領導層非常明確地試圖在不失去掌控的情況下，用以上的改革措施，增加政治自由度，他們認為，這些改革是避免蘇東劇變等災難的唯一方式。而這樣的「改革派」觀點，直到2009年以前，在共產黨內都普遍盛行，而這種模式被稱為「彈性威權主義」，或者按照沈大偉在此前著述中所提出的，這是中共的「適應」範式。

而中共之所以能維持長達十年的改革之路，其幕後操盤手，在沈大偉看來，就是曾慶紅。他被沈大偉稱為中共政治改革的主要策劃人。曾慶紅由江澤民提攜至中央，屬於「上海幫」，但不僅與江澤民關係密切，也取得了胡錦濤的信任。曾慶紅進入中央後，迅速鞏固並擴大權力，成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組織部部長、中央黨校校長，在2003年至2008年期間，擔任國家副主席。

沈大偉特意提到中共2004年16屆4中全會，不同於18屆4中全會的「法治」主題，16屆4中全會的主題，是「加強黨的執政能力的建設」，而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直接任命曾慶紅負責起草《中共中央關於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這份決議也是中共對蘇聯崩潰及其啟示的全面總結，並且認為，中共只有培養危機意識，從失敗與成功的執政黨中，全面提高執政能力，「必須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並將其上升到中共生死攸關的高度。

而曾慶紅在大會上做了關鍵演講，總結蘇聯崩潰的經驗，這成為政治變革的藍圖與命令。他認為，一個執政黨如果「不能跟上潮流與時俱進」，那麼就會脱離人民，終將消亡。他雖然承認蘇東劇變的多重原因，但仍然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制度僵化、執政能力退化、人們對官員不滿、幹部嚴重脱離群眾……「在他講這番話之前，已經用了6年時間推動改革進程」，沈大偉說。而到2008年，曾慶紅的退休，直接導致了中共政治改革項目，缺乏智囊與高層支持者了。

沈大偉還提到了另一個人，時任國務院總理温家寶。他認為曾慶紅卸任之後，黨內只剩下温家寶一人，數度公開呼籲政治改革。我在發表於端傳媒的《改革派之死》一文中，也重點談到温家寶在2010年的7次公開呼籲政改。而到2012年，他也卸任之後，中共黨內改革派徹底陷入沉寂。

沈大偉在2009年時，一直住在北京，他說不清是那一年的具體哪天，但親眼目睹了中國政治走向的悄然變化。這份變化不如80年代精神清污運動和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那樣顯而易見，沒有正式的文件公布，但在2009年第二季度，氛圍明顯轉向了。儘管2009年秋天的17屆4中全會，仍然在紙面上延續了政治改革的方案，紙面上延續了曾慶紅提出的改革意見，但在現實中，完全背道而馳。

在沈大偉看來，中共最終再次轉向，保守派勢力迅速崛起，除了曾慶紅的卸任，2008-2009年發生的一系列事件，是重要原因，2008年的拉薩，2009年的烏魯木齊，都發生了大規模騷亂。這些事件加劇了中共內部的整體恐慌。沈大偉彼時在北京，親身經歷了這一切緊張的轉向。

當曾慶紅不再能掌控政改進程之後，胡錦濤作為一位弱勢領導人，在黨內與軍隊都沒有足夠權威，「儘管胡錦濤在任內前六年都在推行政改，但他的黨內同僚很可能認為他反對政改。我認為，胡錦濤是一個很容易被權勢人物和利益機構操控的人。」沈大偉說。

沈大偉認為，2009年之後，在胡錦濤的弱勢領導下，四大權勢機構（宣傳系統、國家安全系統、國有企業系統和軍隊系統）強勢結盟，他稱之為「鐵四角」。在政治局常委中，周永康是他們的領袖，並且說服胡錦濤，黨的自由化政策會導致其失去掌控，使黨陷入危機，進而改變曾慶紅路線，回到「硬威權主義道路」上來。而隨着政治收緊，這些權勢機構反而會大獲其利，除了政治，在金錢上同樣如此。比如維穩費用，在2011年高達8350億，首次超過了軍費開支8120億。

習近平的上台，只是延續並加劇了政治收緊。

強硬而保守的習近平，只是「外硬內軟」

2012年，習近平上台時候，民間曾對他寄予厚望——追溯其父親的改革歷程，進而期望習近平能夠大力推動被中斷的政改。但三年之後，人們看到的是不斷的南轅北轍。

「習近平已經被證明是一個反自由化的領袖」，沈大偉說。

從對異議人士和社會活動家的鎮壓，到對互聯網與社交媒體的嚴控；從基督教堂十字架被拆，到在民族政策上更加嚴格；從上百名維權律師被拘留投入監獄，到公共集會被嚴格限制；從大範圍出版物被審查，到外國教材不能進入大學課堂；從媒體與意見領袖被清理，到NGO遭到史無前例的管理壓力……一系列關於國家安全、網絡安全、恐怖主義和非政府組織的規章和法律出台並付諸實施。

「中國今天的鎮壓程度之大，是從1989-1992年以來，從未有過的」，沈大偉說。

在許多觀察家眼中，習近平已經成為從鄧小平以來（有的人甚至認為是從毛澤東以來），最有權勢的領袖。沈大偉形容習近平是一位強硬的領袖，要扭轉共產黨那「失去的八年」。

但目前來看，反腐仍然是習近平任內最大的政績，但這也恰恰是可能的危機所在。反腐運動以來，大量省部級和地方官員被調查和懲處，2013年到2014年期間，有超過180000黨政官員，74名省級官員，和4024名解放軍軍官（包括82名將軍）和68名部長級官員落馬，最高層落馬則包括薄熙來、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郭伯雄……

「儘管這項反腐運動仍然受到公眾歡迎，並且毫無疑問的有利於中國，但這仍然是一項選擇性的反腐運動。許多江派和胡派成員遭到反腐，但沒有一個習近平的太子黨成員受到波及。在他們倆都還活着的情況下，這樣的做法並不明智。」

除了上層政治，這項運動也會讓官僚系統「就地卧倒，啥都不幹」，進而陷入癱瘓，沈大偉也注意到了。而王岐山曾經在2013年說「用治標的方式，為治本贏得時間」，但現在看來，中共最高領導人並沒有要在透明度、媒體監督、司法獨立、減少尋租、降低税收、增加政治競爭等各方面做出努力的跡象。

因此，沈大偉得出結論，這位強硬而保守的領導人，他過分強硬的性格，以及過於自負的政策——實際上反應了極其脆弱的制度。「外硬內軟」，沈大偉還特別使用了一個中文詞彙，「政權的高度壓制，恰恰是它深刻不安的症狀。」

習近平上台之初，對於蘇聯解體的反省其實已經表明了他對於「改革」的態度，在他眼中，蘇聯「竟無一人是男兒」。曾慶紅則在16屆4中全會強調，蘇聯的失敗，根源於政權本身的失敗，因此應該「提高執政能力」。二人的對比，恰恰是沈大偉所論述的，中共黨內對於蘇東劇變的反應，預示着中共的道路選擇。如黎安友（Andrew James Nathan）所言，目下中國確實在「改革」，只是我們誤以為改革，就是自由化改革罷了。

習近平可能遭遇什麼？

在筆者與諸多黨史學者的交流中，他們普遍認為習近平的精神底色與所接受的教育，不足以支撐他擔任如此名目眾多、完全不同的小組長。也因此，「當他做已經寫好的政治報告時照稿念，往往會講到『市場的決定性作用』，『依法治國的核心就是依憲治國』，但一到即席講話，一開口便是紅色的毛時代語言。」

沈大偉也注意到，習近平是鄧小平以後，唯一一位沒有談過「政治改革」的國家領導人，「這很奇怪，但也暴露了一切」。

因此，沈大偉對於這位「外硬內軟」的領袖產生憂慮，他認為，如果在習近平任內會發生自由化轉向，那麼在2017年的19大上，他可能遭遇其他政治局成員結盟，而被強迫進行自由化改革。而如若不然，習近平預計將繼續執政掌權，直到2022年卸任。

屆時，沈大偉認為仍然有兩種可能，其一是他成功執政到2022年，之後再成為幕後教父。

而另一種猜測則更為大膽：政變。「雖然不太可能，但並非完全不可想象，」沈大偉補充。

麥克法夸爾也對中國未來政局的預測：習近平的未來，可能遭遇赫魯曉夫式政變。

沈大偉與麥克法夸爾可能沒有料到的是，中共建政以來，赫魯曉夫與戈爾巴喬夫是中共政治的兩個頭號大敵，中共政治從未出現過赫魯曉夫式政變，在可預期的將來，這種模式也很難出現。

但是中共政治有另一種模式，政治觀察者一般將其視為「七千人大會模式」，即最高領袖退居二線的軟下台模式。據總結，這種模式在中共建政以來一共出現過四次：

1959年廬山會議（政治局擴大會議與八屆八中全會），會議主題本來是如何更好地完成「大躍進」，但彭德懷突然發難，反對「大躍進」，被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整肅。「政變」失敗。

1962年七千人大會，會議主題本來是總結「大躍進」成果，但會上劉少奇說了與報告完全不同的內容，直接反對毛澤東的話，認為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毛澤東被迫做檢討，並且退居二線。「政變」成功。

1970年廬山會議（九屆二中全會），會議主題本來是討論四屆人大籌備問題。但會上陳伯達和林彪突然發難張春橋，要砍掉毛澤東最信任的「左臂」，毛澤東因此說，「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陳伯達會後受到審查，不久之後林彪叛逃。「政變」失敗。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主題本來是討論農業與經濟計劃問題，但會上陳雲突然發難，「彭德懷同志沒有罪」，會議主題迅速轉向，華國鋒的地位迅速動搖，其後就很快被鄧小平取代。「政變」成功。

在中共歷史上，這種模式的成功率是50%。

中共可能的軟威權主義轉向

沈大偉在書中預言了中國政治走向的四種可能：新極權主義道路、硬威權主義道路、軟威權主義道路、半民主道路（新加坡模式）。但在沈大偉眼中，新極權道路和半民主道路，都只存在理論上的可能，也因此，中國政治的未來走向，要麼繼續延續習近平的硬威權主義道路，要麼走向1998-2008年的軟威權主義道路。

按照沈大偉總結的「收放模型」，中共一般放6-8年，收2-3年，但自2009年這一波收緊，已經長達七年，並且在習近平上任之後，「加倍了全國的控制與鎮壓」。

如前文所述，沈大偉認為，如果繼續沿着硬威權主義道路走下去，會加速共產黨的萎縮與衰敗。在經濟上，這一政策的延續，會讓中國經濟發展陷入停滯，進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導致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改革目標無法實現。而惡果已經顯現，精英正在用腳投票。2014年，上海胡潤研究所研究表明，據393個億萬富翁投票，高達64%的比例已經移民，或者正在移民。

「習近平和他的同僚可能認為這對中國，以及維持自身權力來說，是正確的道路。但我相信，這是一個根本的錯誤。」沈大偉說。

但中共仍然有可能回歸軟威權主義道路，「每一次，改革派重新掌權後，他們會打開塵封已久的抽屜，翻出以前的改革計劃，吹掉灰塵，然後自言自語，『現在我們到哪兒了？』」沈大偉說，「在共產黨體系內，有很多的政治改革派和自由傾向的黨員……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俞可平。」但沈大偉並未點名更多例子，不知是否因為俞可平已經徹底離開官場，回歸學院之故。

沈大偉認為，在19大上，現任7位政治局常委中的4位都將卸任，25位政治局委員中的13位將退休。而留在政治局的12位政治局委員中，有9位都有政治改革記錄，他們分別是：李克強、王滬寧、李源潮、汪洋、劉奇葆、孫政才、胡春華……

「這非常可能組成一個權力聯盟。即便習近平不同意開放政改，這個聯盟也足夠強大去硬推改革。如果習近平繼續反對，那麼政治僵局和最後攤牌就很有可能發生。要麼習近平用武力鎮壓，要麼他將失去權力。」

如果政治改革得以推行，那麼現在中國面臨的許多經濟與社會改革瓶頸，將迎刃而解，而如若不然，「現政權會在停滯和衰敗中，越陷越深。包括我在內的許多觀察家，都認為，末日已經開始了」，沈大偉再次斷言，「除非，他們回歸軟威權主義道路。」

這幾乎是沈大偉新書的全部觀點。一切圍繞着他對於中國政局的深刻梳理，當然，這份梳理並非人人信服。比如，喬石在很多人眼裏，並非沈大偉所說的「保守派」，曾慶紅也並未如此的「改革派」。香港《南華早報》對於沈大偉新書的書評最末寫道，2008年在黨內公推直選的李源潮，如今成為近年來，最弱勢的國家副主席。這些都是改革派被大量邊緣化的象徵……沈大偉所預言的改革聯盟，至少目前看來，在19大上幾乎很難實現。但誰也不能否認，沈大偉接近了比大多數中國記者與觀察家更核心的信源，他或許看到了更多暗流洶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