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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01/28 10:16:30瀏覽1104｜回應0｜推薦2 | |
| 内亚与东亚之间：西藏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机遇 劉仲敬 内亚－东亚体系在传统上是帝业的基础，但二者的关系绝非对等。内亚输出组织和技术，东亚提供人力和金钱。内亚－东亚帝国在其黄金时代，在政治上都依靠少量内亚组织者和大量东亚进贡者，在军事上都依靠少量内亚贵族武士和大量东亚辅助部队，都不是偶然的。组织和技术如果得不到人力和金钱的支持，就只能保存部落或封建的自由，不可能建立和维持广土众民的帝国，尽管帝国总是自由的腐蚀剂。人力和金钱如果得不到组织和技术的持续输入和更新，就会越来越软弱和落伍，连自卫能力都会丧失殆尽，更不用说维护征服者的遗产了。 西藏文化和宗教对内亚诸民族、诸帝国的特殊意义，恐怕只有罗马教廷对西方世界的影响才能相提并论。蒙古可汗和西藏教宗1578年在青海湖南岸的会谈酷似查理曼和利奥的会见，奠定了近代蒙藏关系的基础。俺答汗尊格鲁派上师为达赖，达赖尊可汗为转轮王。蒙古人扮演了日耳曼蛮族的角色，以其武力保护教会。近代以来，俄罗斯人和满洲人加入了蒙古人的行列。 北京的红色政权坐在内亚帝国的宝座上，处境最为尴尬。中华民族包括西藏的理论依据来自满洲人对内亚和东亚的征服，中华国族统治西藏的理论依据却来自推翻满洲征服者的革命。共产主义者继承内亚体系和东亚体系的实际组织和力量来自国际共产主义，然而只有宗教保护人才能有效统治笃信佛法的藏人。 中国共产党入主东亚大陆，关键因素在于莫斯科保护人扮演了历代内亚征服者的角色。北京背叛莫斯科以后，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靠东亚的资源，逆转了以内亚统治东亚的建国秩序，也就一步一步地丧失了统治内亚的资格和力量。忽必烈以后的蒙古帝国、乾隆以后的满洲帝国走向衰落，根本原因都在于此。 内亚－东亚体系的重心一旦从内亚转向东亚，就会产生两种后果。其一是内亚各邦的分离，汉文史学著作通常称为“四夷背叛”。内亚和东亚分离的结果就是东亚的四分五裂，四夷背叛和群雄割据都是改朝换代的例行公事。其二是新征服者取代旧征服者，通过新一轮入侵建立新的内亚－东亚帝国。共产国际取代满蒙联盟，离不开俄罗斯作为内亚帝国继承人的政治素质。 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帝国继承人，正在徒劳地反抗同样的命运。列宁党的组织力量，由于不得不冒充民族国家和市场经济的缘故，令人恐惧的程度有所降低，令人反感的程度却没有降低。东亚地区的金钱虽然有所增加，却只能买到更多的敌意。列宁党的军事技术丧失了通向西方主流的输入渠道，只能依靠相对落伍的俄罗斯人。内亚和东亚的古老天平，在今天体现为莫斯科和北京的复杂矛盾。 表面上看，莫斯科和北京瓜分了内亚海洋。莫斯科支持北京对西藏的统治，北京支持莫斯科对中亚五国的统治。莫斯科和北京相互构成对方的大后方，挑战西方主流。实际上，内亚因素已经决定两者不可能相互信任或长期合作。莫斯科可以容忍西方的优势，因为西方的优势是全方位的，但不能容忍东亚人仅仅依靠金钱的力量，颠倒自古以来的统治秩序。莫斯科在台湾问题上背叛北京，意味着她下一步就会在西藏问题上增加背叛的力量。毕竟台湾的前途和命运，对俄罗斯影响甚微，但西藏问题并非如此，直接关系到俄罗斯作为内亚帝国的存在。 俄罗斯如果仅仅做一个欧洲国家，国际地位不可能超过波兰。事实上，伊凡四世以前的莫斯科大公国就处在这样的境地。俄罗斯如果仅仅做一个内亚帝国，命运更不会比土耳其或伊朗好。俄罗斯之所以同时遭到东方和西方的忌惮，正是因为她的欧洲邦国／内亚帝国二元性。莫斯科面对西方的时候，凭借内亚的额外资源和安全后方，凌驾于依靠本国和四面受敌的邻邦之上。莫斯科面对东方的时候，凭借欧洲的技术优势和外交身份，凌驾于比自己更外围的邻邦。只要俄罗斯不愿离开列强俱乐部，就不能放弃两种身份当中的任何一种。 俄罗斯和藏传佛教的特殊关系源远流长，构成莫斯科经营内亚的柱石。达赖十三世跟满洲朝廷、英印帝国交涉的时候，都以沙皇为后盾。藏文化区本来就有香巴拉传说，可能起源于克什米尔河谷地区的历史记忆。据说，此地原本是佛法昌盛的人间乐土。外敌入侵，佛法一度中衰，然而善因必生善果，未来的佛教保护人将会在此出现。达赖亲信德尔智就相信，俄罗斯帝国应验了香巴拉预言，列强当中，只有俄罗斯理解亚洲人的心灵。沙皇不仅保护了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佛教信徒，包括德尔智出身的布里亚特蒙古人，而且积极地保护大清帝国境内的佛教徒，不亚于保护奥斯曼帝国境内的基督徒。 苏联解体以后，莫斯科亟欲恢复佛教保护人的传统角色。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卡尔梅克共和国、图瓦共和国和众多佛教徒共和国（以及蒙古）仰望圣城拉萨，不亚于塔什干和旁遮普的穆斯林仰望麦加。尽管佛教徒对世俗权力的看法不同于穆斯林，但俄罗斯各共和国（以及蒙古）仍然不断邀请达赖十四世来访。任何人只要对达赖十四世不敬，就会危及俄罗斯作为欧亚大国的统一和安全。 普京政府在高加索和中东的战争，进一步增加了俄罗斯佛教徒的政治重要性。内亚穆斯林人口迅速增长，俄罗斯东正教徒人口迅速萎缩。北京借助一带一路培植穆斯林代理人的布局，尤其触动了俄罗斯最敏感的神经。内亚佛教徒的友谊对莫斯科而言，是极其宝贵的历史资源，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重要性还将不断增加。北京拒绝区分达赖十四世的宗教活动和流亡藏人的政治诉求，实际上是外交拙劣的证明。满洲朝廷早期处理蒙藏问题，比他们灵活得多。 川普政府消除了莫斯科和西方和解的障碍，普京明显已经决定抓住机会。外交革命迫在眉睫，势必冲击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内亚格局。藏人无论主观意愿如何，早晚必须应对新的格局，如果比其他利益相关者判断更准确，行动更及时，就能巧妙地结合历史资源和外交革命，有效地改善自己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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